让我们来谈一谈“教宗权威的形成”。从第五世纪中叶的教宗利奥一世，到第六世纪末的大额我略一世，共有教宗十八位，大多数是庸碌之徒，没有特别的表现。罗马首先受到蛮族军阀的专政，继而被东哥德王所控制，最后是查士丁尼的征服，这些，都没有给罗马教宗带来伸张政治权力的机会，直到伦巴人的入侵义大利，才使教宗在行政权力上有了抬头的可能，逐渐的树立权威。

教宗的权威进展虽然缓慢，但却不停地在增强，这是任何人为的制度内所未曾有的。伯多禄和他的继位者的权威，正如埋在地里的一粒种子，起初无声无息好像死了，但过不久长出了幼芽，逐渐长大，分枝繁盛，竟而成了能够抵抗风暴的树。教外民族归化，亚略异端的消灭，都助长了教宗的影响力。拜占庭皇帝们的信仰经常摇摆不定，不但曾多次袒护异端，甚至还对教宗施加压力，这么一来，反倒使是西方的教宗的异端了，何况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在被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侵夺权力以前，早已光茫四射，及至成了教宗的驻驿之地以后，拥有宗徒之长伯多禄以及圣保禄宗徒的遗骸，获得了更肯定的威望，遂逐渐成为教会最高神权的中心。下面就年代先后从18位教宗当中选出较有贡献、享有声望的几位教宗的事迹，向您一一的作介绍，从他们的事迹，您不难看出教宗权威的进展。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在公元440到460年担任教宗的圣利奥一世教宗。他的伟大人格，是第五世纪中最显著的，前面提到过，他挺身迎拒匈奴王阿提拉的大无畏精神，这不过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已把他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公益，不只是罗马城和义大利的利益，而是整个教会的利益。教宗圣利奥一世，具有高度的智慧，他的治绩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他的思想言谈作风，都有领袖的气派，他最注意的，就是使圣伯多禄座位四周的教友保持合一，他对争取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位者的权力，和保持从宗徒们所接受并传授的信仰，不遗余力，他的权威，特别在争辩基督耶稣的降生奥迹时，更发挥了效能，那也是当时震撼了东方教会的一场最激烈的争辩。公元451年在加塞道尼亚所召集的大公会，所幸，赖他得以正式确定了降生奥迹的信条，圣利奥一世教宗，事先曾给群士坦丁堡的主教寄去一封亲笔信函，将圣教会的这端道理，作了清楚明确阐述，等到这封教宗的亲笔信函，在大公会议上宣读公布后，全体与会的六百多位主教一致的公认：“这是宗们传下来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一致信仰，是伯多禄在借着利奥的口发言了。”可见，出席大公会议的主教，都承认教宗是以“伯多禄的继承者”的名义为正道的最高监护人。圣利奥一世教宗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有许多讲解圣经的言论，以及相关道理的信札留传到现在，为他获得了教会圣师的尊衔。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在490到496年担任教宗的杰来西一世。他在一封《致皇帝亚纳斯大西乌斯一世》的书信中，指出了一条政治和宗教关系的路线，通称为“杰来西说”或是称之为“双权说”，它和“神权至上说”、“政权至上说”同为中古政教关系的三大学说。教宗杰来西清楚划分出，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义务的权限范围。“神权”在引导人修德成圣，是属于精神的、灵界的。“政权”则是在维持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追求现世幸福，是属于物质的、外界的。教会与国家各在自己的范围内，是独立的、绝对的，不应受外力的干涉。杰来西主张“政教分权，各有所守，互相合作，以达到人类现世和来生的全协调。”杰来西的“政教分权说”，在理论上固然是无可争论，但是在具体的实务上，都产生了许多纠纷，因为在中古的政教情形下，何者属灵界，何者属外界，无法清楚的划分，政教双方虽然都尊重杰来西的说法，但是，各自立场有异，观点不同，冲突也就难免了，有关政教冲突的情形，以后再说。

伦巴人入侵义大利后，拜占庭的皇帝鞭长莫及，而驻驿在拉温那的皇帝的代表更是朝不保夕，自顾不暇。因此，罗马教宗就实际的负起了保卫罗马、抗拒伦巴人的责任了，也无形中成了罗马和义大利的政治领袖。正当这时，教会又出了一位不平凡的教宗，他是额我略一世，后人也称他为“伟大的额我略”。他在590年到599年期间，担任教宗的职务，在599年，他和伦巴人缔结了一项为时30年的长期和约，为义大利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后来，伦巴人再度发动战争，罗马教宗深深知道拜占庭之不可恃，乃决定采取新政策。第八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干涉义大利的政治，以及“教皇国”的诞生，就是这个新政策的后果。总之，伦巴人的侵略，固然给义大利带来极大的社会混乱，但是呢，也促成了罗马教宗与拜占庭之间的臣属关系，而成为义大利的一个政治力量。圣额我略一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教宗，他不仅对罗马教宗政权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对教会内部组织的健全和文化的传扬，也有不可抹灭的贡献。有很多的历史学家称他是“中古的始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额我略出身罗马贵族家庭，从先人那儿承继了统治的天才，他曾在罗马政府中担任过要职时，就已发挥了他的才华，担任罗马总督时，政绩可观，后来跟随了天主的召叫，进入隐修院修道，愿意以祈祷、读书终其一生，他把在罗马的一所家宅变作了隐修院，另外，还用他的财产先后建立了六座隐修院。不久，就被教宗柏拉济乌斯任命为罗马教区总辅祭，管理教会财务。伦巴人入侵时，也曾代表教宗柏拉济乌斯出使君士坦丁堡，要求东方的军事援助，他的使命并没有达成，因为皇帝毛利斯正忙于和波斯周旋，无兼顾西方。额我略出使君士坦丁堡期间，使他对政府的组织有了深切的认识，所以，后来能够从事教会行政的改革。他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促使他日后采取脱离拜占庭而独立的政策。公元590年，额我略被推选为教宗。身为教宗，面临义大利当时的情形，一方面要领导义大利抗拒伦巴人，一方面要改组罗马政府。在名义上，罗马承认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权，实际上，则已是完全独立的城邦，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教皇国”，可以说是肇端于这时候。额我略教宗既然毅然决然挑起了，帝国首长无能为力所拒绝接受的重担，教宗和伦巴人交涉签定和终休战30年，他从蛮族中赎回了战俘，负责供应食粮，保卫百姓，还鼓励百姓们振作起来，重新建立家园。在罗马城以外，教会在义大利已经拥有广大的土地，或来自捐献、或来自遗产的捐赠，构成了所谓的“伯多禄的遗产”。随着土地而来的巨款的收入，就成为维持教会慈善事业的经费。这位当初抛弃世俗而退居隐修院，并且，终身对隐修院怀着思乡病的教宗，虽然健康情形不佳，却未能减低来自他内心的那股活力。每个主日讲道、也不停地以天主的仆人发出信函、进谏的人、还不遣余力从事著述的工作。他着有《劝言》和《牧灵》手册，也被称为是西方四大教父之一，同时还敢于批评、改革教会和当时神职界的许多流弊、还重新整理教会的礼议，把古代的礼仪歌曲搜集整理，使之成为天主教专用的格调，一直沿用到今天。他还在596年派40位修士到英国去传教，在他生命的末刻辗转于病榻上，仍然关怀者教会的大小事情，他听说有一位主教正感受了风寒，他连忙把一件大毛氅派人送去！他在公元604年去逝，后世尊称他为“伟大的教宗”实在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