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教皇国的诞生-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今天的天主教，从中古时代的前期，也就是蛮族入侵后的西欧，艰苦成长的漫漫旅途。更希望今天的教会以及教内同胞，一面回首来时路，一面反思此时此刻，而瞻望未来，对自己的教友生活，或修道奉献的生活，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迈向天国的旅途上，能更信赖天主，向天主作更完全的投诚，也更爱我们的教会，为教会作更多的服务。下面，我们就说说“教皇国”和“加洛林王朝”的出现。

在西元八世纪的中叶，久已混乱的西方政局，先后出现了两股安抚的力量，那就是“加洛林王朝”和“教皇国”。他们的出现，是彼此互助合作的结果，由于这种合作，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观念，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在第五世纪，我们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文化的衰落，第六世纪，虽然有查士丁尼卷土重来，但是，地中海世界的一统，也就是罗马文化的基地，终于因为回教势力的兴起和扩张，而分裂成东西。与东方隔离后的西方，在闭锁的情况下，逐渐开发了一个新境界，领导这新境界的是法兰克人和基督教的领袖份子。这一部分的主题，就以“教皇国”的形成、“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做个简略的说明。

罗马帝国崩溃后，旧的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效用，而日尔曼人“强力占据”的传统，似乎又不能适用于太平之时，因此建立新政治观念也就成了是必须的，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都是教士们或隐修院的修士们，他们的政治观念，自然是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了。也就是经过圣奥斯定在《天主之城》这本书，所构成的政治思想，他们不只是希望政教二者能通力合作，甚至更希望建立一个，以教会为主的“神权乌托邦”，同时，罗马的政治制虽然是已经崩溃了，但是，罗马帝国的阴魂未散，还不断的迷缠着人们的心灵里，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合而为一，正是这个“神权乌托邦”的实现，因此呢，想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就成了这时代知识份子们普遍的愿望。使“基督教共和国”实现的是查理曼。公元八百年，教宗为他加冕的典礼，正是象征这个时代的开始。

要谈“教皇国”的形成与“加洛林王朝”之间相互关系，我们就得先来谈谈“加洛林王朝”的前身，“梅罗文加王朝”的没落。公元481年，法兰克一个部落的国王克洛维创立了“梅罗文加王朝”，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在511年，克洛维去逝时，留下个强大王国，他生前也已皈依了天主教，因此，法兰克王国一向有“教会的长女”的称号。克洛维国王死后，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治理疆土，并且，继续扩张疆土。克洛维的四个儿子中，在世活得最长的是克洛达。他又统一了法兰克全国，但561年，克洛达死后，国土又由他的四个儿子来分别承继，整个儿的“梅罗文加王朝”，就在这种分合的循环状态下，产生周期性的内战。公元561年以后，“梅罗文加王朝”的历史，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内战、阴谋、颠覆、暗杀是夺取政权的捷径，而且，这班国王大都是专治暴君，直到查理曼的祖先丕平担任宫廷执政时，法兰克王国，才慢慢走上法治之途。

从克洛维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和教会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都利用对方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国王的慷慨，主教成为大地主，而修道院的财富也不断的增加，罗马帝国时代教会所享的特权，不但没有取消，反而逐渐的扩展，教会享有司法独立权，教士若犯了法，也唯有教会才有权力处理，教会有它自己的法律和法庭，与国家所设的法律和法庭分庭抗礼。此外，教会为了保护自己土地的完整，免于受横行霸道的军人干扰，教会又从国王那儿获得豁免的特权，任何地方官吏不得进入教会的土地。因此，教会的土地，成了特别行政区，俨然有如国中之国，这对以后封建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事件，由于法兰克国王不能预见它们的重要性，也渐渐的落入教会的手中。举个例子说吧！日尔曼人并没有所谓“控制遗嘱”的规定，不动产的继承和分配，一向都依照惯例来规定，而教会呢，就对遗嘱十分的重视，因为教会的财富大多数是由这种遗产的捐赠而来。为此之故，“梅罗文加王朝”与教会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妥协的方式，所有不动产的转移，应该依照日尔曼的习惯法，但是，也可以借遗嘱而转让，而教会呢，则享有控制遗嘱的权力，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逐渐为教会的权限，由教会法庭来处理。此外照顾贫病、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也由教会经营，总之，过去罗马政府所负责的许多社会工作，如今都成为教会的责任了。

“梅罗文加王朝”对教会虽然一直是恩惠有加，但是，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却加以控制和干涉，惟独国王所同意的人选，才能被选。此外教务会议，也受到政府的牵制，惟有国王所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是合法的，会议的议决事项，也须经过国王的批准才可以生效。如此一来，法兰克的教会在人事与立法两方面全受到了政府的控制。这种政权干涉教权的情况，自然产生严重的后果。教会成了王朝的一部份，主教也和其他的官员无所差别。“梅罗文加王朝”逐渐衰退，虽然因素很复杂，而其中一项就是教会领导人物素质的降低。

从“梅罗文加王朝”不断的内战中，出现了一些强大而具有影响力的大家族。公元613年，推翻皇后卜隆希尔的，就是梅次城的主教阿奴弗和兰顿·丕平所领导的，由贵族们所组成的联合阵线。从此以后，法兰克王国的政权落入贵族和“宫庭执政”的手中。所谓“宫庭执政”在起初，不过只是替国王经管宫庭和地产的家臣或管家，由于政治的紊乱，他们又控制着国王的经济，管家就逐渐成了“宫庭执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公元687年，兰顿·丕平的孙子海利斯多·丕平击败了其他的“宫庭执政”，成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实权统治者。公元714年，海利斯多·丕平死后，“宫庭执政”之位就由他的私生子“铁锤查理”所继承，而这时的国王只不过个傀儡，朝廷大权在“铁锤查理”手中。而回教世界的势力，已经伸展到西班牙，又逐渐向北发展，这股来自南部回教势力的威胁，影响了查理和罗马教宗，以及当地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削弱回教势力的压力，查理就和义大利北部的伦巴人缔结了盟约，好能共同夹击回教军队，这个盟约同时也直接威胁到教宗的安全。从伦巴人入侵义大利半岛以来，拜占庭方面已是鞭长莫及，对教宗和义大利人民已没有能力加以保护了。法兰克是义大利北方的新兴国家，教宗和义大利人民，都寄以殷切的希望，查理和伦巴人之间盟约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好在，这个政策只是暂时性的，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响，因为到了他的儿子丕平的时代，法兰克王国和教宗之间缔结了新的盟约，一致对付伦巴人，终于使伦巴人的王国消灭了。

“铁锤查理”的另一个政策，就对以后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影响深远。查理为了能有更多的土地来雇用战士，他没收了高卢教会的土地产权，因而引起了教士们的反感，为了对付回教势力，又不得不广展军力，在军费上的庞大开支已非法兰克的政府所能负担，也只有以土地来补偿日益增加的开支。土地的占有和军事上的服役，从此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使得欧洲的政治更进一步的走上了封建制度。公元741年，“铁锤查理”去逝，其子“矮子丕平”是一位精明恭勤的统治者，在和教会的关系方面，他一反乃父的作风，首先，他让教会保持土地的所有权，虽然骑兵仍然享有土地，这一点，使得日后的教会卷入封建制度，主教成了封建领主。其次呢，他和当代著名的主教鲍尼法斯通力合作，推行教会的革新，以及在东方的传教工作。“矮子丕平”使得教会成为一个协助推展政治势力有力的工具。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教宗结盟，共同一致对付伦巴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和“教皇国”的形成，就是基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关系。

丕平取代“梅罗文加王朝”，历史年鉴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公元749年，伏姆斯的主教蒲卡特偕同派驻宫廷的神父傅拉特，受命咨询教宗匝加利亚：“法兰克王有名无实，这事是否合理？”教宗匝加利亚回复说：“有实权者，也应有国王的名号，比起有名无实的更为合理，并且为了避免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扰乱，用我宗座的特权，立丕平为王。”在获得教宗的答复之后，丕平立即取代梅罗文加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王，“加洛林王朝”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本历史年鉴，还有以下这段记载：

公元750年，按照法兰克人的惯列，丕平被选为国王，由已故的鲍尼法斯总主教傅油祝圣，在苏阿桑城被法兰克人拥立为王，声称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削发入了隐修院。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教关系上，有者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的历史书，一再的强调丕平是由法兰克人的推选、拥立等字句，但是，实际上丕平替代“梅罗文加王朝”，是出于罗马教宗的一句话而定，受到教宗的敕封。在以后，当政府冲突时，罗马教宗往往就会宣称辞，废立帝王的权柄所依据的，就是公元749年丕平的篡位，替代“梅罗文加王朝”，以及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这两件事。

在说明“教皇国”的建立以前，必须简略的说明一下，罗马教宗各种权力的演变，尤其是政治权力。教会创立的初期，各个教区，除了直接隶属于创立该教会的宗徒控制管理外，彼此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更没有所谓最高中央组织的存在。为了信仰和教义的统一，以及教会纲纪的维持，一个更高权威的成立，也就迫不及待了。第三世纪的时候，罗马省内各主教集会以解决共同的问题。这种集会后来逐渐成了惯例，第四世纪末省会主教，因为主持这项集会，也就逐渐被视为全省主教之首，称为省会主教或总主教，同时，罗马是帝国的京都，罗马城的主教，自然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再加上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政治背景，罗马主教，也就被公认为整个教会的统治者，相当于罗马的皇帝，那就是我们所称的“教皇”或“教宗”。在“教皇国”形成的背景因素中，首先谈到的是教会的组织形成的经过，罗马的主教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所面对的政治现况，而逐渐有了“教皇”或“教宗”的称呼，下面从这里继续。

罗马教宗逐渐被公认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那就是说，他拥有“首席权”。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可以从神学和历史两方面来解释和说明。在神学上，“首席权”的根据是圣经上，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的那句名言：“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磐石”的希腊文发音就是“伯多禄”。西满这位宗徒，也就从此改名为“伯多禄”，受耶稣亲自指定为宗徒之长，领导耶稣所创立的教会，伯多禄既然身为罗马的主教，他的继承人，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它的神学根据，就是玛窦福音16章的17到19节的这一段话。

从历史的演变来说，罗马教宗“首席权”的确认，就不是这么的简单和清楚了。罗马主教演变为教宗、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是逐渐发展的，当然也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另外呢，“首席权”和过去历上的“首席权”有着蛮大的距离。在中古时代教宗“首席权”，不仅是指信仰和道德上的“训诲权”，尤其指的是教会的行政上的“统治权”，而且，还包括有俗务上的“政治权”。“训诲权”、“统治权”、“政治权”这三种权力的演变，无论是在时间上或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教宗“首席权”中表现得最早的是“训诲权”，而且是最普遍的被接受。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异端问题的处理。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像亚略派、聂斯托里派、一性论等，也都发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京都，亚历山大里亚大城是教会的学术中心，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是初期教会的发源地，这四座初期教会的重镇，在教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或因环境的重要，或因出自宗徒自己所亲自创立，因而他们的主教，被尊称为“宗主教”，带有一方之宗的色彩，都是位高望重，为信友们所景仰。但是，每一次异端发生之后，争论的双方最后都转向罗马，要求罗马的主教出面解决，凡是与罗马保持着共融的，就是“正统”或“正宗”的标记，凡是拒绝罗马的仲裁或决议的，立刻就停止这种共融，或则称它是“开除教籍”，这些派别的就被宣告是异端。我们就以公元451年的“迦尔西敦会议”为例子，来说明教宗的“训诲权”。先是呢，倡导“一性论”的欧底该斯，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依恃皇帝的权威，控制在厄弗所所召开的会议，压迫反对派，罗马教宗圣利奥一世，一面斥责这个会议，形容它是“盗寇会议”，一面另外派遣代表召开“迦尔西敦会议”，当大会宣读教宗的亲笔信函后，参与会议的主教们一致宣称说：“这是教会的信仰，这也是宗徒所宣讲的信仰，正宗派也有与此相同的信仰，坚持不同看法的，应该受征罚，借教宗利奥的口，伯多禄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至于“统治权”呢，那就发展得比较的慢了。在教会初期的教难时代，地方教会大多各自为政，采取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以后，教会的地方性仍然继续存在，罗马很少能实施它管理的力量。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京城以后，该城主教的声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了，几乎要与罗马的主教分庭抗礼之势，以期能取代东方教会的领导地位。而西方呢，自从蛮族入侵以后，政治混乱，交通阻塞，各地方教会与罗马的联系更形困难，等到各蛮族纷纷建立王闰以后，各地的主教受限于当地的国王，也就多疏于和罗马联络，加上省会主教图谋增强自己的权力，地方与罗马之间的隔膜，也就更是有增无减了。这种情形，在整个中古时代都继续的存在着，这也正说明了，罗马教宗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是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从公元756年，教皇国正式成立，到公元1870年义大利统一，罗马教宗也兼任一国之主，“教皇”这个称呼，也正可以说是名实相符呢！但是，早在“教皇国”成立以前，罗马教宗已经拥有了“政治权”。公元756年的事件，仅仅只不过是使已经既成的事实呢，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而已罢了！正当蛮族入侵时，罗马教会已经拥有广大的土地，遍布于阿尔卑斯山的南北，这些土地都是历代的教友捐献给罗马教会或圣伯多禄的。为此之故，有所谓“圣伯多禄的财产”的名称。同时帝国的衰败，已经没有能力应付蛮族，罗马教宗为了保护教会的财产、维护地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与入侵的蛮族去交涉，而变乱之后，地方的重建与秩序的恢复，都期待于罗马的主教。公元451年，匈奴王阿提拉之围困罗马，455年，从北非入侵的汪达尔人洗劫罗马，都是人民请求教宗出面与强敌周旋，第六世纪的后期，伦巴人进入义大利，君士坦丁堡的主子鞭长莫及，对之无能为力，驻守在拉温那的皇帝的代表，更是啊，自身都难保，而这时候负起保护罗马，抗拒伦巴人的责任，就是罗马教宗，无形之中，罗马教宗成了罗马和义大利的实质领袖，他在处理俗务上的权力，也大大的增强了，最后，终于导致了“教皇国”的出现。

由于“圣伯多禄的财产”缘故，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土地就是政治权力的资本，这就成了“教皇国”的特质基础。教宗以实力与蛮族周旋，他独当一面，或以武力抗拒蛮族，或以外交缔结和约，竭力处理俗务。前面，我就已指出，无形之中，教宗就成了罗马和义大利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这是“教皇国”的事实基础。然而，在名义上，拜占庭的皇帝还是义大利的统治者，罗马教宗还是用在东方的皇帝的名号来计算年代，这种名实不符的关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公元727年，教宗额我略二世就致书给在东方的皇帝利奥三世，向他清楚的表达了脱离拜占庭，谋求独立的趋势。从此以后，拜占廷对西方，在名义上的领导也渐渐消失，东西方在政治上也从此决裂。但是啊！义大利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决。拜占庭的势力既然已经退出了义大利，势必要有另一个政治力量来取代，可是，谁能承担这份领导义大利的责任呢？这就是罗马教宗所面临的问题了。公元八世纪的“伦巴王国”中，出现了几位强有力的国王，他们都要有席卷义大利的雄心，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成功的话，教会不单在土地和经济上会蒙受严重的损失，而在执行教宗的任务上，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罗马教宗，既然已经脱离了拜占庭皇帝的统治，当然也就无意屈服于伦巴族的国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可抵御伦巴人长期不断的侵略，又可维护教宗的“政治权”和“教权”的独立。说得更清楚些，那就是罗马教宗需要一个新的盟友。

公元739年，伦巴人攻陷了波隆那一年之后，教宗额我略三世致书给当时还是法兰克王国的宫廷执政“铁锤查理”，要求他协助自己共同抗拒伦巴人，而这时的查理正和伦巴人结有盟约，一致去抗拒从高卢南方北上的回教势力，就拒绝了教宗的请求，于是伦巴人就变本加厉。公元751年，占据了义大利的北部要塞拉温那，拜占庭驻守在义大利的总督，也就此消失，拉温那的陷入伦巴人之手，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教宗领土的安危。公元753年，伦巴人扬言要直接攻打罗马城，当时“铁锤查理”早已去逝，教宗史提夫二世才刚继位不久，就向“矮子丕平”求救，而“矮子丕平”也才因罗马教会的支持，废了“梅罗文加王朝”君主，篡立为王，所以对教宗史提夫二世的要求不便拒绝。这一年的冬天，教宗亲自去法兰克，次年的元月，与丕平第一次见面，说明来意，愿意缔结和平的盟约，同时处理“圣伯多禄的财产”和罗马共和国的问题。754年的复活节，丕平召集全国会议，决定派遣大军协助教宗。以收复教会失去的土地，几个月以后，教宗再度亲自祝圣丕平为法兰克王，四年前，丕平已经由法兰克的主教鲍尼法斯祝圣为王，现在，则是教宗再次举行这项仪式，也就更强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

公元755年，丕平的大军攻入义大利，伦巴王战败投降，并且答应归还所有从教会占据的土地，丕平班师回国后，伦巴王不但食言，还挥军直捣罗马，丕平也就再度率军南下，攻下伦巴的城镇，下令收集所有降服了的城镇的钥匙，派专使送到罗马圣伯多禄安葬的坟前，象征性的将征服的土地赠献给罗马教宗，这个事件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教皇国”正式诞生。丕平将所收复的土地归还教会，而且，还立下凭据，这就是所谓的“丕平的赠献”。从教宗史提夫二世的传记，得知当时丕平所赠献城镇的名单，大概说来，北起波河流域，沿亚得里亚海向南，横越义大利中部，直到罗马城与地中海，形状有如哑铃。后来，查理曼大帝在774年讨代伦巴第，又重新承认“丕平的赠献”，而且，还增加一些新的土地，从此开始，罗马的教宗，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且，还是名符其实的政治统治者，也因此，罗马教宗一方面被卷入义大利的政治漩涡，从事各种不合宗教领袖职位的活动。另一方面，他的职位也成为许多野心者的角逐控制的对象。“教皇国”的存在，就教会立场来说，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公元768年，丕平病逝于圣达尼斯修道院，法兰克王国的疆土就由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和卡罗曼分别继承。一直到卡罗曼死后，查理曼也就顺势接管卡罗曼的辖区。根据爱因哈特所撰写的《查理曼传》的记述，说查理曼身材魁伟高大，鼻子很长，脸颊红润，是一位擅长于骑术的马上英雄，喜欢打猎和游泳，饮食有节制，最恨有人喝醉酒，也是一位有魄力、有干劲、不怕辛劳的工作者，内政、外交事必躬亲，从小接受严格的武士训练，却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在他登基以后，就从各地方聘请学者入宫，主持官廷学校，教育自己和贵族们的子弟。查理曼一生南征北讨，建立了一个号称第五世纪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大帝国，查理曼对西欧五个政治不同的区域，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尽相同，首要之务是统治半日尔曼、半罗马的法兰克；然后，派兵驻守王国的南部，遏阻回教徒的前进；他还压制伦巴人保护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签订条约，以维持双方的和平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谈查理曼如何对待伦巴人。查理曼的母亲主张和伦巴人联盟，虽然也主张和罗马教宗维持良好的关系，他尊奉母亲之命娶了伦巴王的公主为妻，但这场政治婚姻维持不到一年，就把她遗弃了。查理曼的弟弟卡罗曼去逝后，查理曼将他的王国占为己有，更把弟妇及孩子遣送回义大利，伦巴王的两个女儿，一个遭到遗弃，另一个又受到欺凌，当然心中不满。隔年新教宗哈德良一世登基，他是一位对伦巴人有着极端反感的教宗，当伦巴王要求哈德良一世为卡罗曼的两个儿子祝圣加冕为法兰克王时，哈德良教宗严辞加以拒绝，于是呢，伦巴王就率军占领了托斯卡尼，并准备围困罗马城。哈德良教宗乃求救于查理曼。查理曼原想以和平方式解决教宗与伦巴王之间的纠纷。因为那时候，他正准备讨伐萨逊人，无法兼顾义大利的战争，但是，由于伦巴王竭力支持他弟弟卡罗曼的孤儿，对自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决定亲自率领军队援助教宗哈德良，个人的恩怨以及外交的因素，促成了查理曼的这次远征。费时九个月才攻下了伦巴人的京城巴维亚。在巴维亚陷落之前，查理曼已提前离开军队，前往罗马，教宗哈德良以大礼迎接他，查理曼重新承认他父亲丕平向教会所作的赠献之外，他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土地。当他的军队攻下了巴维亚，查理曼就把伦巴王全家充军，并且宣布自任伦巴王，与法兰克分别治理。伦巴王虽然降服了，但是，中南部的伦巴人的诸侯，并没有全部的归顺，既使是已降服的地区，也时有反叛，查理曼因此曾数次南下义大利。查理曼一世当中最长的对外战争，以及对欧洲文化最有影响的，是对付萨克逊人。从“铁锤查理”的时代，法兰克人就有并吞萨克逊的企图，“矮子丕平”曾前后十次出兵访伐，都没有成功。查理曼继位时，萨克逊还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非基督徒，而又十分不友善的地区。从772年开始，经过32年之久，查理曼亲征了18次之多，才把萨克逊人征服，使得法兰克的领土向东挺进到了易北河。查理曼时代的萨克逊，指的是今天的丹麦之南，于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

查理曼借用教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工作，来驯服萨克逊人，他除了开疆拓土的目的之外，传扬基督的福音也是查理曼的目的。早在丕平的时代，圣鲍尼法斯就已经开始在萨克逊人中间传教，圣鲍尼法斯的弟子斯图慕于公元744年，正值我国唐玄宗在位的时候，创立富达修道院，训练传教士长达30年之久。依照斯图慕的建议，查理曼把萨克逊地区划分成若干个传教区，好能更有效的推进传教工作。斯图慕去逝后，威列海继承了这份传教工作，他的足迹直达易北河下游，而所到之处呢，不是建立修道院呢，就是开设学校，从事归化萨克人的工作。为了维持永久的和平，以及推进文化交流。查理曼鼓励法兰克人殖民于新征服的土地，建立城堡。在第八世纪的尾声，西方最具有威望的统治者，很显然的是查理曼。除了英格兰以外，他统治着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已经有35多年，西方没有皇帝，但是罗马帝国的英魂未散，人们都还在憧憬着它的复活，同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拜占庭早已不是罗马帝国了。罗马教会，不断的使人回想起过去的罗马帝国。在罗马，教宗统治着一个精神的帝国，它的官方拉丁语文和政治制度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教会是基督教世界所以一统的力量，可是，中古的很多思想家深信，依照天主的计划，还需要一个俗世的权力，一个足以维持基督教。

世界治安的政治权力，这也正好是第五世纪末，杰来西教宗所希望的，教权和政权的合作。查理曼宫廷的学者，对“罗马帝国”这个观念当然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著名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当中，宫廷的学者们相当熟悉古代罗马帝国的伟大，他们也深信查理曼是恢复这伟大帝国的理想人物，所以有学者一再的认为查理曼的事业是帝王之业，而在宫廷的“文会”里，查理曼的文名又是达味，这就更含有深达的意义。而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已经掌握着基督教世界俗务方面的大权，而在公元第八世纪一般人的心目中，如果不同时也有“罗马皇帝”的名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查理曼应为“罗马皇帝”，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啊！“800年事件”是第八世纪末年，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不过查理曼加冕称帝的环境却有点特别，不尽合乎查理曼的理想，现在我就把其中的原委呢，下面给简单的说一说。

公元795年，也正是唐朝代宗在位的时候，教宗哈德良去逝，利奥三世继位后，就立刻致书给查理曼，并且，还寄赠给他圣伯多禄陵墓的钥匙，以表示自己对法兰克王的忠诚，查理曼的答复，有如长官训诫自己的部属一个样儿，劝他要好好恪守教会的法律，服从古代教父的规诫，以圣善的生活来领导教会。由于哈德良教宗的亲族和罗马贵族的跋扈，利奥亦不能不低声下气，接受法兰克王查理曼的训诫。因为新成立的“教皇国”，甚至教廷本身和利奥自己的安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公元796到799年之间，梵蒂冈的教廷，新整修的勤见大厅嵌镶的壁画，就代表了教宗利奥政教关系的观念。正中间的拱壁，描述耶稣基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下面写着“往训万民”，左右两边较小的拱壁则画了12宗徒奉命往训万民。在正中间的拱壁和左右两边的拱壁之间，一边是君士坦丁大帝和教宗西尔乌斯德跪伏在耶稣的脚下，另一边就是利奥和查理曼跪伏在圣伯多禄的脚下，查理曼从圣伯多禄的手中，接受一面蓝色的底，绣着红玫瑰的旗帜，而利奥则接受一条肩带，无疑的，这壁画的含义是政教合作来维护一个基督教帝国，但很明显的，在当时，查理曼是比较有力量的一方，而利奥只有屈居下风了。

公元799年四月，一次宗教大游行的时候，利奥突然遭到仇党的攻击，几乎造成生命的危险，所幸得到两位法兰克视察使的及时救援，才得免于难，不久就在法兰克人保护之下，利奥逃到法兰克和查理曼会见于巴达朋，获得查理曼的盛大欢迎，而利奥的仇敌也跟踪而来，在查理曼面前探告利奥的各种罪状，像是利奥的生活腐败，也曾做过伪誓的罪。对于这种控告，以及利奥所遭的侮辱，查理曼不能不采取行动，到了秋天，在查理曼派了军队护送下，利奥还回罗马。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八百年的秋天，查理曼启程去义大利。记载这件历史事件的著作中，称扬查理曼是达味王、罗马的保护者、圣伯多禄所派遣为救援教宗的使者。11月末，查理曼进了罗马城，12月初，召开会议，处理教宗利奥三世和仇党之间的纠纷，并且调解利奥被仇党所告发的罪名。依照惯例呢，罗马教宗是不能接受任何人间权力的审判的，所以12月23日，利奥亲自出席会议，在查理曼及与会者面前，公开宣誓声明自己无罪，两天后，利奥就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关于查理曼的加冕，当时的文献有好几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只选其中的两种，分别为各位作个简单的介绍，其中之一，是这么说的：“公元八百年，圣诞节，参加会议的人又集合在圣伯禄大教堂，可敬的教宗亲手给查理曼加冕，全体罗马信徒，见他何等的爱护罗马教会和它的代表，乃异口同声，有如出自天主和天国钥匙的保护者圣伯多禄的意旨，一齐高呼说：‘由天主加冕的奥古斯都查理曼，伟大而永赐和平的皇帝，胜利、万岁、万万岁！。’信徒们如此的高呼了三次，然后又高唱圣人祷文，查理曼被众人拥立为皇帝，以后，教宗以圣油祝圣了查理曼为王，完成了在历史上，在教会礼仪上的加冕典礼。”而另外一种记载，则是出于查理曼宫廷中的学者爱因哈特的手笔，他说：“为了敉平罗马教会最近发生的混乱，他来到罗马，住了整个冬天，在此期间，他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尊位。虽然，最初遭到他竭力的反对，因为他曾经声明，如果，早知是教宗的意思，虽然那天是圣诞瞻礼，他也决不会进入教堂。”从上面文献记载，很显然的，是罗马教宗的安排，主动的为他加冕，那么何以爱因哈特说，对“八百年事件”，“查理曼”感到不愉快呢？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时候，君士坦丁堡的皇位正由一位名叫爱玲的妇人所窃夺。据说，查理曼和爱玲之间，曾经谈到过婚嫁，如果，一旦婚姻成功“查理曼”就可以以夫君的身份，名正言顺的统一东西两地。而教宗利奥的行动不仅粉碎了这个计划，而且也引发了拜占庭的抗议，东西双方也因此相持了十多年之久，到公元812年时，才获得东方的谅解，彼此以兄弟相称。原则上，是东西罗马帝国再度出现。第二个原因是查理曼对教宗利奥本人之策动“八百年事件”有所不满，查理曼在处理教宗仇党攻击和告发的事件之后，立刻从被告的手中接受皇冠，是不会甘心的。“八百年事件”，导致西方产生了一个新政治制度，查理曼是由天主傅油的，所以是天降英雄，是替天行道，他的任务是“爱护罗马教会及其代表”。他的帝国是基督教的帝国，查理曼又有了“奥古斯都”的头衔，正如渥大维建立了罗马帝国，现在查理曼又复兴了久已灭亡的罗马帝国，但查理曼的帝国并不是外教的罗马帝国，而是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查理曼不是渥大维而是君士坦丁，因为这个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所以呢，就有基督教共和国之称，在理论上，“杰来西说”似乎已经实现，教会与帝国可以通力合作，来完成“天主之城”的理想。

但是，在具体事实上，究竟何者有优先领导权呢？因为查理曼是从罗马教宗的手中接受皇冠，倡导“教权至上论”的，自然的结论是说，政权来自教权，教宗既可以任命皇帝，当然也能罢免皇帝。但是，支持“政权至上论”的，则是认为查理曼在八百年前，已经是西方唯一强有力的统治者，加冕不过是事实的象征而已。的确，查理曼的一生，都表现出他是基督教共和国的真正领导者，在他的身上君士坦丁的“政教合权制”又暂告复活。查理曼所实行的“政教合权制”比君士坦丁或拜占庭的“政教合权制”更为的彻底。因为它实际上将“国家”和“教会”两者合而为一，又将“政治”和“宗教”两者混为一谈。前面我们提到过，查理曼回答教宗写给他的书函里边儿，他曾毫无保留的说明自己的使命：“我的职责是保护教会，对外抗拒异教的攻击，对内则推进公教信仰，使得每一位百姓都能恪守尊行教规和诫命。”查理曼对这些使命，真可谓夙夜匪懈，克始克终，从他所想的是为自己的国家开疆拓土，但也为削减来自回教徒和其他异教徒的势力，维护教会的权利，以及推展基督的福音，使更多地区的人皈依教会。而在内政方面，查理曼推动基督的信仰更是不遣余力，实际上可以这么说“以教治国”，一切施政均依照教会的原则，以能达到“天主之城”的理想和目标。他尽量的任用神职人员来担任非神职的工作，宫廷和外交，甚至是战场上，神职人员和贵族们总是并肩而立。负责视察各地的“二人小组”组成的视察使，其中的一人，必定是主教，或是修道院的院长，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督导地方官员，传达国王的命令和解决人民的纠纷，而且也是视察地方教会，推展宗教生活。宫廷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不只是国家大事，而且，还讨论各类的宗教问题，甚至是主教和院长的任免大权，也全操在查理曼手中，视察使有向国王报告的责任，重要的诉讼案件，必须由国王裁决，从他所颁的法律或命令，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内部的一切，大如神职人员的教育。小如诵经祈祷的方式，都不能逃过他的注意。”我们称查理曼的政府是“神权政府”确实也不为过。他所颁的每一诏令，第一句话必然是：“希望教会和我们的人民周知....什么什么事。”在他来看呢，教徒和皇帝的臣民是不能分开的。

下面的内容来看看查理曼时的教会生活，当时教会的行政和前几世纪大致相同，不过堂区和神职人员都比以前更多了，主教区也增加不少，主教每年必得巡视自己的教区，这时候几种祭祀的礼节，已经有了一些改变，最初几个世纪，“圣体”只在大礼弥撒中祝圣和分送。普通弥撒或是诵念的弥撒，由第七世纪才开始举行，到了查理曼的时代方才普遍举行。在这样的弥撒一如在大礼弥撒中，教友一直都是兼领“圣体”、“圣血”，但是领圣体的方式，从此是由神父分送在教友们的舌头上面，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教友只能伸出舌头，口领“圣体”了。婚姻的立法也逐渐改善，关于婚姻方面的阻碍，查理曼时代和今天，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这时候教会的重大改变是，拉丁教会内的礼仪的划一。七件圣事的主要礼仪，当然各处都一样，但是，施行圣事时的象征性礼节，各地的差别就很大了。先是丕平，然后是查理曼，决心使礼仪统一起来，他们请求罗马把拉丁礼仪本送到帝国的京都，以便分发到各处，传播罗马的拉丁礼仪。法兰克境内，很快的便采用了拉丁礼仪，西班牙则要到第十一世纪，方才开始采用。他们也从罗马请来歌咏团，因此，“额我略调”的圣咏圣歌传遍了法国和德国。

查理曼有感于罗马的高度文化，便决意推广教育，提高人民教育的水平，奖励学术研究，这种风气直到他去逝后好多年，都没有衰退，因此，唤起了文学和艺术的复兴，这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加洛林王朝的复兴时期”。查理曼还从国外聘请了许多文人学士，特别从大不列颠请来的人数比较多，因为文化在大不列颠比在法国保存得更为良好，最著名的是阿尔琴修士，他成了查理曼言听计从的顾问和知己好友。他在帝国的首都爱斯，建立了一座学院，当代的许多知名之士都来就学，其中不少人都被祝圣为主教，负起了管理教区的使命。查理曼也精心增加圣经和古典的手才本，为此呢，设立了许多学校，以便学习书法和以多彩多姿的画法，来装饰手抄本的技术，现在的西方，很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内，仍然保存完好供人欣赏。查理曼还命令一切主教座堂和隐修院，都要为儿童开设学校，教给儿童写作、唱歌、算术和文法。“加洛林王朝”在各方面，都是继蛮族入侵后的五个世纪中最辉煌的时期，可惜，这种光明只照耀了半个世纪，查理曼去逝，他的事业便瓦解，西欧又堕入暗夜，竟延长了两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