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这样一个问题，教宗利奥三世与查理曼大帝所建立的西方帝国，加速了拜占庭教会与罗马之间的最后分离。但若以希腊东方教会的离去，为教宗们与欧洲新兴国族联盟的代价，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分裂的因素，早已在暗中滋长着，造成东西政治的分裂，最后形成东西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不妨回朔到君士坦丁去逝的那一年开始，来探讨拜占庭东方教会离开西方教会的原因。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逝，欧洲在政治统治上，其实就已形成分裂，东西两边教友的命运也不停地向不同的方向演变了。当西方帝国零星沦陷于蛮族手中的时候，东方帝国却正在奋力抵抗入侵的蛮族，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但能在东方保持不堕，而且还独创一格，形成了独特的“拜占庭文化”，熔希腊罗马及亚洲文化于一炉。君士坦丁堡因为地势险峻，又有坚固堡垒的拱卫，竟能延续一千年之久，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所攻陷，东罗马帝国才正式灭亡。西方帝国的皇帝从476年被废以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便成了全帝国的唯一元首，而且，仍旧保持着君临世界的奢望。国势虽然衰弱，但往日光荣的威望，仍然震惊了周围的外族，所以仍然有人怀着恢复统一罗马帝国的迷梦，那就是在527年之间，在君土坦丁堡称帝的查士丁尼大帝。但他的企图，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多大的效果。在公元第七世纪，一个惊人的冲击震撼了基督宗教的世界，那就是回教的势力发动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争，使得东罗马帝国首当其冲，蒙受到灭亡的威胁，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西班牙等信仰耶稣基督的地区，都先后沦入回教徒的手中。好在一致的信仰，仍然维系着东西双方。东方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然而另一方面，使东西双方走上分裂的许多误会因素却是与日俱增，当时的情形，已非昔日可比，当政令统一，罗马的和平还有保障的时候，人民能在帝国全境内自由来往，宗教与文化完全是一致的，这时候的传教土，已经不能像在圣保禄宗徒那样，从亚细亚到西班牙，在地中海周边的地带上自由的畅行无阻了。生于叙利亚的依来内，却能够到高卢的里昂去当主教，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当回教徒占领了南方沿海一带及地中海上的岛屿后，东西双方的交通，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语言的不同，也是造成日后分裂的因素之一。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受过教育的罗马公民都能读、能写、能说拉丁语文或希腊语文，借着这两种语文，能在帝国的各城市内自由来往。蛮族入侵后，能通这两种语文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在思想上，东西双方的神学家们也已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了，因此，彼此的冲突也就日趋尖锐化。保持古文化最好的东方人，对他们所称的“西方蛮族”，相当的轻视，此外，就是查理曼大帝所造成的东西帝国在政治上的对立。双方的皇帝们对宗教的作风不同，也更加深了双方的冲突。思想精细的希腊人，对于神学方面的问题，常有特殊浓厚的兴趣，因此几乎所有被判定为异端邪说的神学问题，都产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对神学问题的争执，激动起来，不下于对当时流行的赛车的爱好。自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皇帝们又都自以为，既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应是教会的领袖，因此，教义上的争执，也都想插一脚，多加干涉不可，然而想要解决关于信仰的微妙问题，就只有主教们和大教宗所独享的主权，也只有主教和教宗才是教会的真正领袖，和传统的权威保护者，那么样的冲突自然是难免的了。

另一个因素呢，在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以帝国首都的地位而引为自豪，对罗马教宗的至高无上权，只不过是硬着头皮接受而已，貌合而神已离。他们认为教宗的显赫地位，是由帝国首都的罗马而来，并不因为他是伯多禄的继位者，于是东方教会便和教宗之间，屡次发生冲突，甚至还有过多次的决裂，不久又重行和解。但是，在历史上终于经过了第九世纪和第11世纪时，两位宗主教的抗拒教宗，演变成1054年正式与罗马分裂。下面，就从查士丁尼大帝时的东方教会说起，对中古时代东方教会的情形也有清楚的了解。

查士丁尼大帝，他从公元527年登位到575年去逝的这段时间，东方帝国还算繁荣，他本来是有诚意辅助教会的，可惜，他也跟大多数的拜占庭皇帝一样，想要控制教会，结果还是弊多于利。“查士丁尼”大帝在位差不多50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惊人的活动，而且还是躬亲领导。他在豪华的宫殿中，度的却是简朴的生活，饮食淡泊，每天只睡三或四个小时，他最大的嗜好，是由几位主教和修士陪着他，在宫殿图书馆里消磨一段夜间的时光，他决心向一个目标迈进，一是要恢复罗马帝国领土的完整和光荣。二是要尽力与异教，就是犹太教及异端人，展开不眠不休的奋斗，以重建信仰的一致。在收复失地的目标下，他首先攻打北非，因为汪达尔人在那里迫害教会、杀害教友、焚烧教堂、放逐当地的主教，而代之以亚略派的党徒。很快的汪达尔王国被消灭。其次是亚略派党徒在北非的统治完全消灭，从此，开始百年之内，北非在拜占庭的统治之下，颇为繁荣，教会的发展直达撒哈拉，可惜百年之后，阿拉伯人入侵北非，这项传教工作又陷于停顿。

东方的拜占庭教会与西方罗马的教会之间，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与彼此间的误解，使双方越走越远，终于演变成十一世纪东方的拜占庭教会，终于远离了罗马教会，为了探究各方面的背景因素，我们往前追溯到查士丁尼时代的情形，查士丁尼在位时的两大目标，是要恢复罗马帝国的完整，和尽力与异教展开不眠不休的奋斗，重建信仰的一致。上一节已经将查士丁尼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的第一部份介绍过，也就是他率领军队向北非前进，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因此，使得教会的传教事业得以在北非重新展开，更传播到撒哈拉。可惜的是一百年以后，回教阿拉伯人又再度入侵北非，教会在北非的进展又再告停。

查士丁尼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之后，又率军进入义大利，消灭了东哥德王国，不过这场战争，可谓赢得不易。战争前后维持大约20年，留下了一片瓦砾，义大利也因而被拜占庭统治了一个世纪，由派驻在拉温那的总督负责镇守。到了568年，信奉亚略派的伦巴人入侵义大利，总督出走，教宗在义大利负起了政治和教会事务的责任。 而在西班牙的原住民，不堪亚略派的西哥德人的迫害，向查士丁尼求救，于是他派遣军队收复了西班牙的南部，经过多年的武力征伐，查士丁尼把地中海周边的失地又划归拜占庭的版图，不过终其一生，并没有能够将帝国完全统一，同时他的伟大事业，在他死后，也就涣教了。

查士丁尼在恢复信仰的一致这一方面，虽然作了努力，但是，却造成不幸的后果，怎么会是这样的？作了努力，反倒造成不幸的后果呢？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东方皇帝对宗教的控制要较西方为甚，他们不仅控制了教会内部的行政，甚至还以政治的力量控制教会的信条，也就是神学上的信理，帝国所支持的为正宗，否则就是异端。查士丁尼本人更以神学家自居，由他决定什么是信条，强迫教徒接受，从此拜占庭的皇帝不仅是一国的元首，同时，他也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却落得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拜占庭的教会陷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而政教合一的制度，也成了拜占庭牢不可破的传统。

第四世纪末，有组织的罗马传统宗教，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宗教都已逐渐的消失，但是，民间的外教习俗仍然相当盛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我分四点来说明：第一，他禁止外教学术的传播。比如，雅典的大学推行“新柏拉图主义”，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雅典大学，遣散了学者们，其中一位名叫达马修斯的学者率领学生们逃亡到波斯，还把柏拉图的《对话录》翻译成波斯文；第二，查士丁尼宣布犹太教是异端，被视为禁止信仰的异端，又逼迫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的尼罗河地区的外教者，一律归化为正宗基督教，凡是公开举行外教的祭祀礼仪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埃及、北非好些著名的神庙，也先后被封闭；第三，他派遣修士到外教地区去传教，而传教士中有正宗的，也有异端派的，所以，查士丁尼所推广的基督信仰，正宗的和异端的可以说是兼而有之。最后，谈到的是，他如何对付异端，这时候，帝国盛行“一性论”的异端，只承认耶稣基督的天主性，而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支持“一性论”的是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原本是接受罗马方面，反“一性论”的主张，在536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声明“一性论”是异端，但是，到553年召开第二次“君土坦丁堡会议”，他又推翻前案，因而与罗马教宗之间发生了龃龉。因为，如果有人敢反对他的裁决，无论他的地位多么高，他也视之为叛逆，像这样的蛮横，自然不能不和教宗之间起冲突，他的狂妄真是骇人听闻。一人自负是护卫信仰的奉教皇帝，竟还罢黜教宗圣西而来，还将他放逐，甚至使他贫困地死于放逐之地。他对教宗维日助及其他几位拒绝姑息他的教宗，也同样施以无礼的待遇，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宗教政策和他残暴的作风，不但没有照他所想的，使异端返回教会的怀抱，在信仰上达到一致，反而在宗教的争执上，埋下了更恶毒的种子，因而使得教会在“查士丁尼”死后，比在他即位之初更加的紊乱。他胆大妄为的结果，反而使西方与东方无法同心同德，而更依附罗马教宗，西方对教宗的向心力更为提高，把教宗当作是信仰上唯一的安全领导者，从此以后，东西的怨恨更加尖锐化。

无疑的，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对拜占庭帝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几个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法律、政治、教会、外交各方面，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他的影响，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复兴罗马帝国，而这个伟大的理想则是完全的失败，他用兵西方的结果，仅仅只收复了北非，义大利和部份的西班牙，而他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过20年的战争，除了人力、物力和直接损失之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城镇和荒芜的田园，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不得不增加东方人民的赋税。西方收复之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得不靠东方人民的支持，这么一来，西方反而成了东方严重的负担。东方人民的经济负担既然加重，对政府的怨言自然也就增多了。实际上，东方各省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对于帝国以希腊罗马的文化为中心，本来就不是心悦诚服。第六世纪时的埃及人、叙利亚人、往往感觉到帝国的各项政策，都牺牲了他们，以追求希腊人的利益，查士丁尼的兵士，又太多来自这两个地区，如此更增加了他们的离心力。而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东方边防的削弱。帝国军队大部分调往西方，东方边疆各省，遂不断受到外患的压迫，尤其是来自波斯的威胁。公元540年到545年间，每年必进犯叙利亚。安提阿城一度被焚为废墟，查土丁尼只好采取退缩之势，每次签的和约，拜占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查士丁尼的西方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波斯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徒使阿拉伯人坐收渔翁之利。查士丁尼死后的百年之间，拜占庭已是东南西三面受敌，而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也逐渐南侵，帝国疆土缩小再缩小，只剩下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的一小部份，如果查士丁尼能贯注精力于东方，而不求古罗马帝国的收复，拜占庭的历史就需重写了。

查士丁尼虽然对圣教会的行政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在世界历史上却能名垂不朽，特别是由于他在立法上的成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公元528年，查士丁尼邀集名法律学家们组织了十人委员会，将过去所有的法令作通盘的整理，取消过时的，协调矛盾的，剔除重复的，并且，加以分门别类，使全部的法律合乎逻辑的系统。在529年公布，以后又几经修改，534年所公布的是为定本，共12卷，四千六百五十二条。这部《查士丁尼法典》，是西方法律的基础，并且带有教会的精神，对教会法典及近代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不少的影响。

查士丁尼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因为对罗马法的贡献，而且也因为他是拜占庭艺术的先导。在这方面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史称世界奇观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所谓“胜利暴动”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各大建筑，给了查士丁尼一个重建的机会，举凡皇宫、元老院、公共浴池、水沟、道路等等，都重新修筑得焕然一新。原本君士坦丁大帝曾经建造一座圣索菲亚教堂。“索菲亚”的意思是天主的智慧，不幸在公元532年毁于大火，于是查士丁尼计划在遗址上再重建一座，超越世界一切建筑的庄严大殿。他动员了一万名工人，从各处搜集最珍贵的材料，甚至还把异教庙宇的石柱拆下来利用，费时五年，当查士丁尼在完成后，第一次踏进这座圣殿时，不禁激动的喊道：“撒罗满，我胜过你啦！”过了14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仍在君士坦丁堡城中雄视一切，唤起世人的惊奇称赞。教堂全长250英尺，宽225英尺，大教堂的中央，有伟大庄严的圆顶，距离地179英尺，圆顶的直径107英尺，从四周的窗户透进来的太阳光，仿佛是在天空的一顶金冠，地面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镶嵌艺术的图案，两行珍贵的玉柱，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壁画或金底的镶嵌画的杰作，处处给人以富利堂皇的印象。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回教徒占领，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教堂内所有镶嵌的绘画的基督宗教的图案，全部涂上了石膏金漆，四个角又增建四座回教式的尖塔。1934年，土耳其政府把这座圣堂改为“拜占庭艺术博物馆”，并且刮掉了石膏金漆，恢复了它原来的真面目，镶嵌的美丽图案得以重见天日。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同时期时，所建造的其他圣堂，都有圆形的穹窿，这并不是拜占廷帝国的建筑所独有的型式，直到十一世纪，西方也曾采用，但是，在东方，这种型式，却只限于教会的建筑，俄罗斯的一切圣堂都受了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影响，如今，莫斯科著名的红场上，所耸立的东正教教堂，

正是这类圣堂的代表。拜占庭的技师也擅长雕刻木材和象牙、制造宝石和珐琅的作品，同时还有绘制手抄本的微细字画，在这一类的艺术上，他们实在是中古西方工艺的老师。

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非常崇尚理论，因此对神学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在前面，我也曾跟各位提到这一点。加上对宗教的狂热，以及神学上不同的看法，往往引起党派对立，甚至导致了社会的不安，野心的政客，往往利用宗教上的纠纷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拜占庭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由宗教纠纷而导致政变，胜利者以武力压制对方，失败者也伺机而动，采取报复的行动。

至于东西方教会的分歧，基本上在于两大重要的神学问题，一个是“一意论”，另一个就是敬礼圣像的问题。第七世纪时，发生了“一意论”的神学争辩，虽然发源于拜占庭，但这不是东西相对峙的开端。

“一意论”是对“一性论”的一种妥协趋势，这一派的神学家主张：基督具有人性与天主性，但是呢，却只有一个意志。若是按照“一意论”的说法，基督的大部份人性与他的天主性相渗合，或是为祂的天主性所吸收。因此，“一性论”者可以满意；另一方面，“一意论”者认为正统派教友不相信，在基督内有两个彼此冲突的意志，因此，这种妥协的“一意论”，似乎也应该为正统派所乐于接受。有些对神学了解不多的人，会以为这样的主张，只是毫厘之差而已，却不知道，这一个有关基督的人性与祂的天主性相契合的教义之间的差别，立刻动摇了信仰的基础，差之毫厘能产生全然谬误的理论。因此，这一派新的主张，引起了希腊神学家激烈的反对，尤其是日后担任耶路撒冷的宗主教索福洛尼，以及一位叫马克西木斯。马克西木斯是第七世纪拜占庭了不起的神学家，他热心赞赏罗马主教的“首席权”与不能错误的道理。公元610到638年之间，主张“一意论”的有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赛奇和海拉克利皇帝。赛奇向教宗何诺里一世请示，教宗回给他一封措辞平常的信，说明不愿意承认，任何与教义不符合的理论，也不能赞同“一意论”的主张。

海拉克利皇帝在638年颁发了一道谕令，宣布“一意论”成为信条，但是，这一道谕令受到了严重的反对，特别是受到何诺里教宗的继承人的反对，继位的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就把这道谕令废止了，重新拟定了一道新的谕令，禁止讨论有关在耶稣基督内，究竟是一个意志还是两个意志的问题。可惜，风波既然已经产生，教会在训导方面的权威，就不能对这事置之不问。教宗玛尔定一世在一次罗马召开的会议上，阐明，在耶稣基督内具有天主性、人性两个意志的教义，把否认这信条的人都开除教籍，因此，皇帝就把教宗玛尔定一世放逐到黑海上的车松岛，教宗就死在这岛上，圣教会一直就以殉道者的身份来尊敬他。

接下来，要为各位说明的是公元680年，在君土坦丁堡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和以后拜占庭东方教会离开西方教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次的大公会议中，又重新引用“加采东会议”的程序。“加采东会议”，曾经采用教宗利奥的教义规范，并且，还加以保存，这次会议以教宗阿加多的教义规范为准，谴责了已经去逝了的“一意论”的神学家，其中还包括了赛奇和教宗何诺里一世。罗马教廷谴责教宗何诺里，乍看之下，令人惊异，不是吗？马克西木斯证明何诺里并没有给人错误的教训，此外，在这项对何诺里的谴责书里，是否隐藏着，对“教宗不能错误”的道理间接的否认呢？这以后教宗登基宣誓的时候所用的经文，证明了教廷将何诺里与相信异端者并列，难道他们承认，教宗在有关信道的教义上，有错误的可能性吗？

我们翻阅罗马教廷所保存的当案，可以见到教宗们言语谨慎，总也不称教宗何诺里是异端份子，因此，何诺里的被谴责，正如教宗利奥二世，在682年致书给西班牙主教的信函中所说的：“在异端初起时，他没有立刻加以抑止，他的疏忽助长了异端的滋长和漫延，因此，他没有能克尽宗徒之长的职责。”可以这么说，他的被责，是因为他煽动了谬论。罗马教宗在“一意论”争辩时期以后，始终保持了他在信条上不错误的地位，经过了一千两百年以后，“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讨论“教宗不能错误”的教义时，反对者重提何诺里的旧事，根据史实的鉴定，反议案都被摈除了。

接任皇帝的查士丁尼二世于692年，也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公议会，依照教会法的规定。 这次会议是553年和680年二次大公会议的一个补充。因为它们都以讨论教义方面方问题为主。大会重复宣布“加彩东会议”的第28条，那就是拜占庭的宗主教，具有东方教会的管辖权。“加彩东会议”的议决，曾遭到当时教宗的拒绝，而这次教宗仍然不予批准，拒绝签字，一位皇帝的代表，想要强迫教宗签字而被遣送回乡。在当时并没有产生裂教，但是该惋惜的是，大家都如此习以为常，认为罗马与君士坦丁间的教会问题，可以不了了之，而公开的违抗命令也不再受到指责。

从第七世纪起，东方教会逐渐与西方分道扬镳，他们对截至第六世纪，所传给他们的信条和各种敬礼，以及宗教的情感，都坚持保守之义，虽然神学上的争辩，多次使他们分歧而与教宗有冲突，但是，最使他们动摇的，莫过于对“敬礼圣像的争执”，以至造成东方教会与罗马之间的分裂，长达百年之久。

我们都知道，“梅瑟”因为犹太人对敬拜偶像的倾向很强，所以禁止他们绘画或雕刻用来表示天主的图像。但是初期教会时，教友们隐居在罗马城下面的地窟中开始，对于绘画或雕刻足以代表吾主耶稣、童贞圣母、以及殉道圣人们的图像，从来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们认为借着圣像，可以培养并增加自己的热心。这种对圣像的敬礼，在东方特别的盛行，不但在圣堂和修道院内，即使是私人的宅院中，也到处都有，这种敬礼本身虽然不违法，但是，未免有些过甚而近于浮滥迷信，对教义知识不足的教友，逐渐对焚香点蜡所敬礼的圣像，和它所代表的圣人分辨不清了。

公元717年，一位草莽将军取得了政权，在君土坦丁堡登基为帝，取名为利奥三世，他在保卫君土坦丁堡，抵抗回教徒时，曾经奋勇作战得过光荣的胜利，他当然对神学一无所知。但是，他和前任的皇帝一样，认为自己有权处理信仰上的问题，一如其他政治的问题一样。在726年，发出上谕，命令各教堂清除一切天使与圣人的圣像，四年以后，又下令禁止用圣母和耶稣的圣像，不计其数的圣像均被捣毁破坏，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难免带有自卑感。知识份子对庶民信仰的焦虑，某种宗教生活上的审美需要，与不甘流于庸俗的苦衷，也许他在蔑视一切圣像的回教徒面前，感到苦闷吧！因为希腊人不甘心在信仰上，不如阿拉伯人。

皇帝的谕令公布后，引起整个希腊教会的激烈反应，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各隐修院中的隐修士，流血殉道的事件，不断发生。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因此触怒了皇帝而被革了职。希腊教会反对皇帝的谕令，同时也反对“国君兼教会的首长”，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们，都发表文章阐释“敬礼圣像”的问题。像圣师达玛森、以及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亚、耶路撒冷三城的宗主教、教宗额我略二世和额我略三世也一致反对，还惩罚了破坏圣像的人，这些都不能劝阻皇帝的行径，而且，皇帝还采取报复手段，迫使伊利贡、西西里、和南义大利的主教脱离教宗的统辖权，要他们去服从君士坦丁堡新任命的宗主教的权威，没收宗座在这些教区的财产。这场冲突于是演变成为教宗与皇帝之间的争执，而不是希腊与拉丁两教会之间的风波。许多希腊的隐修士，逃到罗马投奔教宗，而罗马呢，从这时候开始，希腊隐修士们所建立的修道院不断出现，有如雨后的春笋般。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对付维护“敬礼圣像”者的迫害，更为变本加厉，拘捕、放逐、杀戮的事件日益增多，竟在754年下令召开“主教会议”，贬抑圣像的敬礼，但是，却不被全教会承认。君士坦丁五世去逝后，传给利奥四世，利奥四世去逝后，改由他的妻子依来纳摄政，她也重申禁止使用圣像的谕令。公元787年，塔拉西的宗主教和教宗哈德良一世的代表，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会议中，清楚的解释了敬礼圣像的真正意义，说明：并非敬礼圣像的本身，而是敬礼圣像所代表的神人。并且，对“敬礼”和“崇拜”两个神学名词也详细的加以分析，说明“敬礼”，是对圣人圣女，而“崇拜”则是只表示对天主才有的朝拜钦崇，所以，规定教友可以敬礼圣像。

“敬礼圣像”的争执，不幸到第九世纪又死灰复燃，皇帝利奥五世在754年又再次召开虚有其名的公会议，把反对他的宗主教尼采福加以革职，教难又起，希腊神学家们群起驳斥皇帝以维护教义，其中还包括了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院长德道，他也被皇帝放逐。一直到公元843年，摄政的女皇德道拉结束了这一连串的纷争，重建和平，恢复圣像的敬礼，并且宣布，希腊教会在封斋期的第一个主日为“东正教”的大节日，来纪念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件令人难忘的事件。

在圣像问题争论期间，几位教宗和大部份希腊教会联合应付困难，使得罗马和希腊，在教务上有了比较强的连击，但是，这次圣像之争的后遗症却很大，东方的主教大部份都是袒护皇帝、畏于皇帝的权威，而反对圣像敬礼的。教宗既然卫护教会传统的习惯，声明“敬礼圣像”为合法，因此，这些东方教会的主教们，始终有着芥蒂而耿耿于怀，反对罗马的情绪也日益加深，这种对立的形势延长了一个世纪久。在圣像之争时，教宗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破裂，不得不寻求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盟，不料圣像之争平息不久，罗马与希腊教会分裂的悲剧随即来到，虽然分离的远因，已经由来已久，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但其中也有个人因素，但也并不是势在分至的，在拜占庭教会历史中，也找不出与罗马关系日益恶化的记载，而直接造成这场历史大悲剧的人物是佛西乌斯。他是希腊教会中杰出的人物，教文学的泰斗，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和弥格尔塞鲁来两人揭竿对抗罗马时，引起了东方主教们极大的同情，终于演变成，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不幸的历史悲剧。

公元第八、第九世纪，东西双方教会为了神学上的问题，诸如“一意论”以及“敬礼圣像”等问题，发生争执，最终这些问题最后解决的途径，但是这些问题缺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下面是要说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佛西乌斯和以后一世纪的弥格塞鲁来宗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下面介绍两位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所导致的影响和后果。

“敬礼圣像”的争执结束才刚过了四年，东方与教宗的冲突，不幸又再掀起。从公元847年，作君土坦丁堡的宗主教依纳爵·道德，他虽然很不平凡，不过个性未免太刚烈，因此当公元858年，在拜占庭宫廷助理国务的巴氏，因为品行恶劣，被依纳爵·道德开除教籍，巴氏为了报复，将依纳爵·道德革职，而且，还遭到放逐的命运。巴氏并且还指定由佛西乌斯为依纳爵·道德的继承人。佛西乌斯曾经担任政府的要职，不但出身显贵，而且学问渊博，不过当时的佛西乌斯还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友而已，尚未得到罗马的许可，对这一点，皇帝认为无关重要，于是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赋给他全部的“神品”，而且在858年的圣诞节祝圣为主教之后，就出任宗主教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提升为宗主教是不合法的，何况一位完全没有“神品”的普通教友，这样的一步升天，也与教会的惯例不合，更何况依纳爵·道德宗主教的被逐是否合法，也被质疑，依纳爵·道德就向教宗尼各老一世请愿，教宗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声明依纳爵宗主教的被逐不合法，同时也宣布佛西乌斯被立为非法，开除了佛西乌斯的教籍，佛西乌斯不但不服从教宗，反而于867年在君士坦丁堡擅自召开主教会议，散布攻击拉丁教会的文件，指责西方擅行改革，尤其是对“信经”的修改，宣称教宗是异端份子，要罢免教宗，开除教宗的教籍，这真是千古未有奇闻！他甚至还要求法兰克王路易二世执行他的这项决策，他并非真正希望西方的国王背弃教宗，而是想表示他不承认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双方紧张的情势已经达到了高潮，不料几个星期后，支持佛西乌斯的皇帝被人杀害，凶手又自立为皇帝，他就是巴西略一世。他把前任皇帝弥额尔三世的一切措施完全推翻，将佛西乌斯予以免职，恢复了依纳爵·道德的宗主教的职位，并且与罗马教宗言归于好，并于869年到87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谴责佛西乌斯，承认依纳爵·道德的合法职权，教宗还把才皈依基督的布尔加人归入拜占庭宗主教的管辖之下。依纳爵·道德宗主教去逝以后，皇帝巴西略一世竟然任命佛西乌斯再度出任宗主教之职，这次呢，教宗若望八世接到了巴西略一世和佛西乌斯善意的报告之后，在897年承认了他的合法职权，取消了869年时对他的弹劾。佛西乌斯也在879年召开的会议当中宣誓服从教宗，他也获得了大会代表隆重的接纳，教宗若望八世也承认了879年会议的一切议决案，到了886年，佛西乌斯被皇帝利奥六世所摈弃，去职后不久就去逝了。

乍看起来，佛西乌斯的事件，并没有使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本质上改观，然而，人民已经习惯了这个教会合一问题上，所敞开的创伤，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人们总不以此为分裂的象征。但从佛西乌斯以后，即使是“非形式上”的，至少是“实质上”的分裂的局面，已经是定论。拜占庭对教会的概念已经不同了，他们以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雅和耶路撒冷五大宗主教区，为教会的主要份子，这样，教会的原来制度根本被否决，直到那时候为止，拜占庭的神学家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伯多禄继承者”的首席权，当代的神学家则日渐趋向以“教宗为西方的宗主教”的信念，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其他的三个宗主教区的存在，已经是虚有其名了。同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所管辖的地区极其的狭小，而罗马宗主教则掌管整个其他的基督教的领域，其实呢，这个新的概念，在佛西乌斯以前早就已经流传甚广，佛西乌斯可以说是东西教会分裂，精神上的导演，他所添加于危局的唯一的因素，是对罗马和拉丁事物的一种憎厌蔑视的态度和情绪，使得以后所有合一的努力，都不能凑效，教会历史学家海尔根脱枢机在19世纪发表过有关佛西乌斯的著作，这本著作影响了今天历史很深。海尔根脱详细讲述，从反感到憎恨的历史过程，认为它渊源于帝国首都东迁的时候，从另一方面看，在佛西乌斯以前，希腊教会的丰富的神学、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嫉恨罗马的痕迹，当然有些人与教宗发生过冲突，他们常不满罗马的措施，但是，他们绐终服从教宗，奉教宗签定的教义为圭臬。在佛西乌斯的时候大势回转，他以一位博学的教友把希腊民族的虚荣心，导入宗教领域内，他们从此以后不愿意再依持教宗，“敬礼圣像”的争执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也不再提“伯多禄借教宗利奥向我们说话”这句“加彩东大公会议”的名言了，他们与罗马教宗的关系，祇是在共同磋商而已。

东西教会的正式破裂，终于在佛西乌斯去世后150年左右发生，这次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弥额尔·塞鲁来的野心，他决心要作东方的教宗，因此，处心积虑的要故意造成不可挽救的分裂。公元1053年，他突然向罗马挑战，把在君土坦丁堡的“拉丁礼”圣堂和修院全数封闭，并且大事渲染，痛责拉丁教会，同时致函罗马，极尽诋毁所能诋毁的事情。他指责罗马教宗否认圣经、擅自修改了基督和宗徒们的道理，那么，究竟构成他指控的罪名是些什么？像是罗马教会在弥撒中用的是无酵饼、星期六守大斋、封斋期内不唱阿肋路亚啦！诸如此类的罪名，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和基本信条并不相干的，只是一些无关重要的外表礼规而已，可是，拜占庭方面对于这些却特别的重视。教宗利奥九世愿意避免破裂，为了解决这些争执的问题，派了一个以亨拜枢机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的慇勤招待，可惜享拜枢机性情过于急躁，缺乏外交的圆滑手腕，不是一位适当的人选，弥额尔·塞鲁来被使节团傲慢的态度所激怒，鼓动民众反对拉丁教会的人员，不准他们进入圣堂举行弥撒，亨拜枢机面对这种敌视的态度，他就和他的同伴在公元1054年7月14号，唱着大日课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对弥额尔·塞鲁来的固执表示抗议以后，将开除教籍的敕书放在祭台上，然后走出圣堂，并且还将鞋子上的尘土跺下，还大声喊说：“愿天主鉴临、评判我辈！”弥额尔·塞鲁来不肯低头，把开除教籍的敕书当众焚毁，还为了要争取东方教会领袖们的同情，把亨拜枢机的措施尽力予以曲解，以激怒他们，然后他居然以基督真教会唯一的代表自居，东方的一切教会都随他而去，分裂的局势就这样形成了，而这时希腊教会的传教士们，正向异教的俄罗斯宣传福音，因此，俄罗斯也在无意中被拖入裂教的集团。

对于东西教会的分裂，当时在西方对这事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因为对西方而言，人们以为拜占庭与罗马之间的纠葛已习以为常，谁能相信这事件，造成东西教会的决裂竟是如此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伤痛一直延续到今天。教会所受到的打击，和受到回教徒的打击一样。佛西乌斯时代或十一世纪时，当分裂的局面在形式上，已经成为定论时，这个创痛似乎较为轻微，因为拜占庭帝国已经逐渐衰弱，尤其在十一世纪时，它的心脏地带小亚细亚，陷入塞耳柱土耳其人的手里，皇帝仅仅能够局守着人口稀少的巴尔干半岛和君士坦丁堡。离去的希腊教会的教友，比起欧洲，正不断增加的隶属于教宗的教友，在数量上成了少数，西方教会，受东边界限的限制始终无法突破，阻隔了它向欧洲东北部和亚洲北部的发展。回教势力的崛起和希腊教会的离去，使教会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全神贯注在中欧和西欧，从教会的普世性而言，这真是件遗憾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几个世纪的局守禁锢，使得教会的内部改革整顿而能强大茁壮起来。教宗独撑一面，在教务上，虽然仍不免有争执磨擦的事，但是在亚略派异端的风波以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类似纷扰，就已经不再发生了。而拜占庭方面呢，独立以后的损失，要比罗马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更大，西方教会虽然没有了拜占庭，它依旧发展成为普世性的教会，萌芽结实，协调如一。东西教会分裂后，难道就不曾努力谋求和好过？以前双方也有过破裂，但是，每一次破裂后不久，都重归于好了，而这次却造成了，九个世纪不曾和好的分裂局面。罗马公教会并不是忍心置之不顾，曾经为合一修好作过多次的尝试。公元1274年在里昂举行的大公会议中，双方的代表都曾在合一的宣言上签了字，但并未能持久，到了公元1438年“佛罗伦萨会议”时，也曾表现过接近，但是也没有下文。东方教会，他们自称“东正教”或“希腊正教”，自从与罗马分裂以后，由君土坦丁堡的宗主教独掌东正教，在历史过程中，东方建立了各国独立的教会，各自为政，不相隶属，使得宗主教的权力逐渐的削弱了。东正教和罗马公教，有同样的信条也有七件圣事，也敬礼圣人圣女，在道理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分歧，外在形式的礼仪方面稍有不同。主要的对立，还是在东方拒绝接受，教宗对全教会的首席地位。实际上使得双方分离的，还是双方的不谅解、不信任、各有成见，这些都是过去历史的累积，希望按照基督的圣意重建统一的教友们，应当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立，达成彼此间的谅解尊重和友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1961年召开“梵二大公会议”，就申明双方的合一是会议的目的之一，正是大家放下偏见，给一切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建立者和领袖的教会，记取历史的教训，准备合一的途径。毕竟，这是若望福音第17章，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中的祈祷：“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