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威农流亡”和“大分裂”已经足够使许多信仰不够坚定的人，对教会的使命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再加上领导者领导无方；教会的各阶层生活上的腐化，更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因此改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异端邪说的祸害也随之而起。总而言之呢，14和15世纪，教会真可以说是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夹攻，几乎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难怪有不少学者把14和15，这两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当作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呢！

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死于1303年10月11日，11天后选出本笃十一世。他是一个完全和鲍尼法斯八世不同的人物。他善良、温柔，但却又富有毅力和自尊。他就职以后，首先采取“和解政策”，赦免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因为对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无礼而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也取消鲍尼法斯八世所公布的“反法国”诏令。本笃十一世希望用这种友善的态度，来改善法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至于在罗马方面“本笃十一世”仍然坚持，开除高隆那家族的两位枢机的教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笃十一世暂时居住在贝鲁齐亚。他想要消除高隆那家族的势力之后，才再回罗马，可惜壮志未酬，他在1304年的七月七日去逝，在位不过只有八个多月而已。本笃十一世的安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法国菲力普的野心是想控制罗马教廷，而控制教廷的最好方式是拥立一位“亲法国”的教宗，因而经过了差不多长达一年的周旋，也就是从1304年的7月18日到第二年的6月5日，菲力普终于获得他所希望的人选，法国波尔多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叫克助孟五世。当然，罗马教廷也就进入了法王的掌握之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认为，教会从此以后也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克勒孟五世并没有出席选举教宗的会议，也没有去义大利，他只是召集枢机们去到法国的里昂，在那里举行了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然而那时候，罗马教廷还没有迁往法国，宗座的财产仍然保留在义大利的亚西西。虽然教宗克勒孟五世很想到罗马去，但却始终都住在法国的各大城市，到了1309年，才在亚威农定居下来。在法王菲力普四世的压力下，他的处境相当艰难困苦，为了解除，法王和宗座之间关系上的阻碍，教宗克勒孟五世，于是废除了《唯一至圣》的敕令，向法王表示教宗并没有意愿，要与他相互竞争现世的权益，而号称“美男子”的菲力普对教宗的这种让步，并不分感到兴趣。法王却要求召集一次公开的审判会，由审判会来宣布鲍尼法斯八世是一位不合法的教宗。当然，克勒孟五世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菲力普四世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求教宗摧毁圣殿武士会，这真是一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要求。拿这件事来说明，法王菲力普四世控制在亚威农的教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圣殿武士会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巴勒斯坦，到这时候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对保护圣地和保护到圣地去朝圣的人，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在1191年，巴勒斯坦的亚克城陷入回教徒之手后，他们的存在逐渐的失去了原来的宗旨。自从圣殿武士会成立以来，受到帝王公侯的支持，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多，欧洲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会院，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一个密布的交通网，圣殿武士会逐渐开始了一项新兴的工作，从事汇款、贷款等类似现代银行的业务，欧洲的帝王公侯，甚至教宗、主教也都成了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人，法王菲力普四世就是债务人之一。整个法国一年的收入，都不足以偿还他欠圣殿武士会的债款。他之所以要摧毁圣殿武士会，一则是想要赖帐，第二是想要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境内的大批财产。

然而，“圣殿武士会”本身也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他们的财富固然引起不少人的妒嫉，而债权人更不会得到债务人的欢心。他们在贷款上所用的种种不公道的方法，不禁叫人怀疑，他们和犹太人究竟有什么不同？此外，他们为了业务上的方便，又与回教徒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而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修会团体存在的原来目的了。他们在态度上的仿慢与不合作，　在过去就曾经引起过，法王“:路易九世”和日尔曼的“腓特烈二世”的严厉批评与攻击；再就是，他们有些带有神密色彩的礼节，使得当代的人，怀疑他们是一种变相的秘密组织，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

早在1305年时，法王“菲力普四世”就已经开始采取攻击“圣殿武士”的措施。在诺加来特有计划的策划下，依序进行，先是一连串的宣传，揭发“圣殿武士会”的种种罪行，甚至不惜以诬告、或许多莫须有的罪，说他们在入会的当初，会士们必须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吐唾沫，用以表示对耶稣的侮辱；说他们崇拜偶像，有异端之嫌；说他们有同性恋的恶行；还说他们在业务上，有各种欺诈和不义的行为。除了这最后一项，有事实的根据之外，其他的罪行都是诬告和莫须有的事。可是，在大部份欧洲的王公贵族都欠“圣殿武士会”的债的时候，这些出人意料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诬告，都会有人相信。1307年，法王“菲力普四世”下令，逮捕所有的“圣殿武士会”的会士。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在下令逮捕的前一天，正是“菲力普”的弟媳出殡的日子，“圣殿武士会”的总会长还和当时的权贵们，参加了殡葬弥撒的大礼节呢！没有料到第二天竟成了阶下囚。“诺卡来特”的手下以各种严酷的刑罚，强迫武士们承认所列出来的各种罪行，一位武士曾经这么说过：“在那种严酷的刑罚下，要我承认我曾经谋杀天主，我也会招认！”对于这件惨无人道的悲剧，当时的教宗“克勒孟五世”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教会历史的进程随着时光的流逝走进了文艺复兴时代，教会却因为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逝，而走进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中，教廷因为义大利境内的战乱和续争而一时无法解决，同时又受到法国政治的影响，竟在法国境内的亚威农长期的住了下来，教宗也因而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私人教士了。法王菲力普四世为了要从圣殿武士会的手中抵赖所欠下的债，同时更想没收圣殿武士会的财产。1307年，竟然狠毒的下手逮捕并囚禁了，全法国境内的两千多名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甚至还包括了该会的总会长，也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阶下囚。由于圣殿武士会的财产具有教会慈善事业的标记，法王菲力普需要教宗的合作，才能达到他欲取欲求的野心。为了威胁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竟然以严酷的刑罚，不择手段地强迫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告解，专指定会士们告那些莫须有的、被诬告的罪，迫使教宗相信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犯下了那些滔天大罪。那么，教宗克勒孟五世是如何来应付法王菲力普，这种惨无人道的要胁、以及对圣殿武士会的这种迫害呢？可是这位教宗是经由法王菲力普的同意而选出的。懦弱的教宗，竟像惊弓之鸟一样，生怕得罪法王而重蹈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覆辙。教宗克勒孟五世，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抗议，承认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审查会士个人，申明圣殿武士会的问题应该是由教廷来处理，并且宣布要在1310年召开“维恩会议”，来讨论圣殿武士会的命运。可是，在会议还没有召开以前，更多的会士被捕、被迫害而死于非命。教宗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大会。法王菲力普四世所发动的这股反圣殿武士会的风潮，更从法国蔓延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塞普鲁斯等地，不过除了法国之外，各地的法庭在缜密的调查之后，都声明圣殿武士会无罪。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维恩会议”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教长们，根据所提供的证件，都不承认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所犯的罪行。但是法王菲力普四世亲自参加“维恩会议”，在法王强大的压力下，教宗克勒孟五世不得已宣布解散“圣殿武士会”，理由是这个修会有异端之嫌，如此一来，在亚威农的教宗完全向法王屈服。“维恩会议”的决定，给了法王菲力普四世在法律上的根据，去没收圣殿武士会所拥有的广大财产。菲力普一方面立刻声明对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一律取消；同时又下令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所有的不动产。在原则上“维恩会议”规定圣殿武士会的不动产，应该是归属教廷，而教廷把这些财产赠送给了医院武士会，可是菲力普却命令医院武士会应该缴交一笔可观的赎金，才能从法国政府的手中，赎回这批不动产。至于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圣殿武士会的财产，也同样的遭到了各国政付的没收。每一位会士的个人命运只是这样，有的只好还俗，有的转入了其他的修会，更有少数倔强的，则是抵抗到底，坚持自己没有罪。而他们的总会长夏克摩雷，在被逮捕后的第七年也被判用火烧死。不久以后，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四世和诺卡来特先后去逝，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的死，是他们应得报应。相传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法王路易十六的头颅在断头台上砍下后，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呼：“夏克摩雷啊！你的仇已经报了！”圣殿武士会被解散摧毁的事件，揭露了亚威农教宗的无能，教宗克勒孟五世不但没有能力为正义挺身而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完全向恶势力投降。从此以后，亚威农的教宗们失去了他的普遍性，而给人留下了“法王的傀儡”这个不良的印象。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教宗克勒孟五世在这个事件中，又重演了一次“比拉多”的角色，实在是有亏善牧的职守。

教宗克勒孟五世登基的初期，原本有意要返回罗马的，但是正巧有几件紧急的事情，使得他暂时留在法国。一方面，他愿意彻底的解决教廷和法王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呢，他愿意当和事佬，想出面调停英国和法国之间，多年以来的长期战争，他希望能有一项永久性的条约，来维持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此外，他还有意要组织十字军，希望能再从回教徒的手里夺回圣地。或许这一个意愿，才是他暂时居留在法国的真正原因。要想重新组织十字军，如果得不到英、法两国的支持，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教宗克勒孟五世向法王菲力普四世，作了两项让步。一是，新的教宗加冕大典，要在里昂举行，而里昂这个地方，正是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直接控制的城市；第二项让步是教宗升任了九位新的枢机，竟然全都是法国人。而圣殿武士会的事件，也使得他无法离开法国，而这时候的罗马，也是一片混乱的情形，内战经常发生，也无法保证教宗的安全。克勒孟察觉到法王菲力普对教廷的压力，所以，他就暂时定居在法王领土以外的亚威农。亚威农是属于普房斯侯爵的封地，教宗就栖身于亚威农城的一所道明会的会院。教宗克勒孟五世虽然一再的声明要返回罗马，但是却又不采取任何的具体行动，1314年，克勒孟去逝，正好是圣殿武士会总会长夏兢摩雷被烧死后一个月。

克勒孟去逝之后，宗座的职竟然虚悬了两年多，诗人但丁曾经一再的呼吁，希望枢机们能推选出一位义大利籍的教宗，好使教廷能够迅速的重返罗马。1316年，选出的竟是亚威农的主教，取名为若望二十二世。他只不过是一位缓冲的人选，因为若望二十二世，已经72岁了，身体也很虚弱，大家都不希望他有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作为。枢机们就可以方便行事，而不会受到任何太大的限制。但是，在若望二十二世衰老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一个钢铁般强硬的心灵。亚威农教廷的外形和制度，就在他长达18年的任期内，尊下了基础。他首先下令，把主教府立刻改为教宗的宫殿，又把教廷的各个部门都迁到亚威农，亚威农也从此变成了教会的中心，至于什么时候要返回罗马，若望二十二世和他的教廷，已经是不作任何的打算了。

亚威农是今天法国弗格鲁斯省的省会，位于隆河的东岸，距离里昂有一百四十多英里。在军事上，是一个容易防守的城市。为了增加教廷的土地，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又花钱买进附近的花园和房舍。若望二十二世可以说是十四世纪最为重要的教宗，他擅长法律和行政，而且肯在高龄之下，仍不辞辛劳。在政台方面，他比克勒孟五世要稳健坚定；他比鲍尼法斯八世聪明而且幸运。要是他能具有更深远的见识，对宗教以及教宗的职责能更成熟的话，他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伟大教宗之一。可惜，他曾经依仗自己对神学的了解，固执地维护自己的私见，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见地狭窄，因而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错误。以他和日尔曼的关系，来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日尔曼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去逝后，发生了一场王位继承竞争。巴伐利亚的路易公爵和奥地利的腓德烈公爵互相争夺王位，双方面都请教宗出面仲裁，若望二十二世都接受了申请，但是并没有做出决定。1322年，路易击败了腓德烈，被全日尔曼拥立为王时，教宗仍无意承认路易；不但如此，若望二十二世根据一连串已经作废的权利，在王位虚悬的时候，任命了一位王家助理，来总理义大利的行政。若望二十二世所任命的王家助理，又正好是路易公爵的仇敌，日尔曼新王路易深深觉得自己遭受到很无理的攻击，便也任命一位治理义大利的王家助理。若望二十二世便用教会惯用的，开除教籍的惩戒来威胁路易，路易因而宣布召开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二世认为他公然犯错，就在1324年将路易开除教籍。而当时在路易的宫廷内，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若望二十二世和宗座的人，他们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否定了罗马教宗“首席权”的全部道理。而路易本人却置身事外，想要与教宗谋和。但是1324年，一批日尔曼的王侯们，抗议教宗开除日尔曼王路易的教籍，还宣布若望二十二世是一个异端份子。若望二十二世这时候就不再置若罔闻，他向全日尔曼发出禁令。路易跑到罗马，接受了教宗的敌人高劳那家族西亚拉的加冕，而且还拥立了一位对立的教宗。当路易回到北方后，这位教宗便匆匆赶到亚威农，去请求若望二十二世的原谅。若望二十二世去逝的时候，把日尔曼留在一个相当黯淡的情况里。虽然从表面上看，若望二十二世似乎没有殆忽宗座的职守，但是他也遭到后人的谴责，因为在一切的冲突中，他以教宗的身份，应该比世俗统治者还要更知道守经达变、钩深致远、兼顾到法律和后果方面的完善才是。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教会行政上，作了很大的贡献，从亚威农的文献纪录来看，远比过去在罗马时为多。从这时候开始，教廷开始有了中央行政机构的特性，这种情形一直保持下来，而且还越来越分明。若望二十二世特别注重教廷的经济问题。宗座的经济基础是靠税收，那就是教皇国的收入和教宗属下的各个诸侯们的贡品、税收、还包括了颁发给各地总主教的佩带、一般特权、宽免权、以及他的各种宽免敕令所征收的规费。其实在亚威农以前，这些规费就已经存在，为了充实教会的经费，所作的募捐在以前也已经有了。不过在亚威农的教宗们，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把这种制度加以扩充和改善。从若望二十二世开始，从某一位神职人员的去逝或退职，一直到他的继承者上任以前，该地应有的经济来源，应该归缴到教廷，归宗座来管理；甚至在神职人员上任以后，第一年内的收入，也应该归属宗座，称之为“初年收益”；此外，如果有人愿意为某一项神职预先缴付定金，宗座甚至可以为他保留这项职位。

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所特别重视的经济政策。其实就是要如何来增加教廷的财源、增加教廷财务经济的收入。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各国政府国国库的收入，是靠人民纳税的收入，教廷也有如政府一样，想要增加税收，那就得从制度上来制定法规，因此出现了像“初年收益”的规章。下面从更深一层从各个角度来对教宗“若望22世”的经济政策作一些说明。首先从比较消极晦暗的这一方面，来评断教廷的经济征策，这么一来，也就为16世纪所谓的宗教改革等问题的原因，预先为教会发出警讯。

在亚威农时期所增加的经济来源、或是已经改善后的筹募教廷经费的办法，固然为教廷的经费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物质事务这一冬面，而没有牵涉到，灵魂方面的拯救事故的时候，那么，为某一些捐款加上一个名义，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是，如果这些事和拯救灵魂的问题相关连的时候，情形也就十分的不同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许多的历史书籍，提到亚威农教廷的“经济技巧”，或则是“财物运转”的本领。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情况的一个非常肤浅的看法。教廷也和其他行政中心机构一样，也需要有它经的济基础。那个时候的教皇国几乎没有收入可言，再说，让义大利来单独的负担起，整个教会的经济责任，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所谓的“亚威农的经济技巧”，便是去向各地的地方教会征税。这种征税的对象不是信友，而是主教和其他持用教会财物的人，并且间接的推延到诸侯身上。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最受人批评的是他们的财政措施。亚威农教廷的大兴土木、庞大的教廷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义大利的教皇国里战争的平定、传教事业的推动，以及十字军的运动等等，这一切也都逼使历任的教宗，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在财政制度上大费心机。教廷财政组织之庞大和严密，是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不能及的。他们敛财的方法真是五花八门，就像是修改旧有的制度、或是创立新的征税方法。财政部因而成了亚威农教廷最最繁忙的部门。委任权的运用，虽然并不是从亚威农的教宗们开始的，但是，在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时候，它的范围逐渐扩大，教会内所有的大小职位的任命，几乎都操纵在教宗的手里，甚至还把同一个职位，同时委任任两个或好几个不同的人；更有甚者，是把还健在的主教们的职位，预先由某人预定下来。当然，“亚威农时期”的教宗们所分施的各种职位，都牵涉到金钱问题。从下面三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委任权”的运用，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后果的严重。在名叫列日的教区内，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位的18年中，委任的职位共有496件，本笃十二世在位的八年中，在法国各地所委任的职位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新主教58人中，只有九个是由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也就是称“伽农”的所推选出来。其后果是，加深了地方教会对教廷的离心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捐税，例如，某位主教去逝后，连他的私人财产也都归并，属于罗马教廷。十一税、以及前面所说的“初年收益”，名目之多，还真是不胜枚举！教廷把整个欧洲，画分成好多收税员在辖区内奔走、征收赋税，所收到的金钱，就由银行解送到亚威农。总而言之，这些金钱活动，虽然不是始于亚威农的教宗们，但是却引起一般人的反感，而且还远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发现所缴纳的金钱，似乎都被用在教廷人员的享受上，至于用在传教或其他慈善事业上的金钱，则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另外呢，英、法　两国之间的交战，教廷似乎有以金钱支援法国的嫌疑，引起英国的不满和怀疑。

历史书籍经常的夸大了亚威农教廷税收的总数。像《佛罗伦斯编年史》的作者维拉尼，他以为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有两千五百万存在财库里，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经常被人所引用。现在我们知道的正确数字，只不过是七十五万而已。义大利文艺复兴的著名学者佩脱拉克，曾经以最最黑暗而严峻的文字，来渲染亚威农教廷的贪财，而他的文字可以说是大大的影响了后世对这件事的判断。但是，佩脱拉克自己也是一个营营图利不遣余力的人，他在亚威农所获得的财物不能满足他的奢望，这是他为什么如此尖酸刻薄的原因。

教宗若望22世的继承人是本笃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在公元1334年就任，他是一位虔诚而严肃的西笃会会士。他本来很乐于结束，教廷和日尔曼的巴伐利亚王路易的争执，但是法国国王以及那不勒斯的国王都知道，如何的阻挠本笃十二世的行动。因为他们唯恐教宗和日尔曼和好以后，会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独立，并且会重建罗马的教廷。其实教宗本笃十二世倒并不想回罗马，因为他开始在亚威农建造俯临全城的巍峨宫殿，它是后期哥德式的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本笃十二世和日尔曼之间的争执仍然继续着。1338年，有选举权的日尔曼王公，在莱茵河的兰斯，公布了一项法律，从此以后，日尔曼国王的选举与教宗无关，于是教宗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特权之一了。1342年，本笃十二世去逝，被选出的下一任教宗是克勒孟六世。1348年，他为教廷在亚威农买下了整座城，以及附近的土地。亚威农城原先是属于那不勒斯王，前几任的教宗，都曾经在亚威农客居，而克勒孟六世，买下了亚威农城以后，更是不断的大兴土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不仅是教廷大兴土木，甚至于每一位枢机也都用心的建造自己的庭园，这似乎意味着要在亚威农永久性的居留了。亚威农既然成了教宗的驻在地，各种角色的人物，也就从四面八方涌到亚威农，以追逐名利和权位的目的。除了教廷本身庞大的职员组织之外，在教宗私人的府邸就有四百多个仆役，有的是贵族侍从、有的当卫兵、当听差、有的当内侍、当猎人；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列任教宗的亲戚朋友、律师、医生和各式各样技艺人才，也都涌到这块新土地来淘金。亚威农既然因着教宗的常驻，而成为西方文物的中心，同时在卫道之士的眼里，也成为罪恶的渊薮、各种弊端的来源。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位人文学者佩脱拉克，他的一生几乎和这个时代同时。而且他还曾经在亚威农住过很长的时间，对亚威农曾经做过很严厉而又苛薄的批评。佩脱拉克称亚威农是“巴比仑”，所以“巴比伦流亡”，也就成了亚威农时代的另外一个称呼。

教宗克勒孟六世在和日尔曼王之间的冲突上，采取了比较强硬的作风，他也把巴伐利亚的路易开除教籍，并且，下命有选举权的王侯们重新选举新的国王。因为路易在日尔曼失去支持者，不得人心，而原本在不久之前，才拒绝教宗有权参与日尔曼王选举事务的王侯们，竟也同意了教宗的命令，改选亨利七世的孙子，也就是卢森保的查理·波希米亚王当日尔曼的皇帝。幸好在巴伐利亚和卢森保发生战争之前，路易去逝了，查理也就被全日尔曼所接受，一场可悲的纠纷，就这样自然的平息了。但是，日尔曼的教会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它曾在教宗的禁令下度过20年，连教廷本身，也受到很深的伤害。所以，想要叫日尔曼人去相信，法国籍的教宗曾经公正的对待日尔曼人，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1352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去逝，选出新教宗依诺森六世，这时候有权选举教宗的枢机们，规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同议案”。什么是同议案呢？那就是所有的枢机，必须宣誓，如果他们中有人被选为教宗时，他就必须把他精神上的和辖治方面的权威加以明确的限制。如果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同议案应该是无效的。因为教宗本来就应该享有完整的权威，不能限制他自己，但是这种同议案，说明了有权选教宗的枢机，对未来当选的教宗的人，加给了精神上的压力，这至少可以说明枢机权力的逐渐扩张，把教宗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这也是亚威农时期的教廷，另一个不幸的现象。

教宗依诺森六世他必须忙于罗马城的事务。原来那时候的罗马，正呈显出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高劳那和奥西尼这两个大家族之间的怨仇有增未减，最后引起了罗马民众的公愤。曾经担任罗马公证人的哥纳，以民众审判官的身份，取得了罗马城的统治权。1354年，当他又大权在握的时候，教宗依诺森六世承认了他，哥纳不久就在一次新的群众暴动中丧生。教宗依诺森六世派遣西班牙籍的枢机艾基阿波诺为教廷代表，到义大利去重建秩序。艾基迪阿波诺既公正又有魄力，他把教皇国大加整顿，使它成为中古时期的一个大公国，使得教宗迁回罗马的障碍或羁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亚威农的人，也清楚的知道，教宗是迟早该回罗马去的。在一般教友的心目中，亚威农的教宗们，最大的罪恶并不在于教廷的各种陋习和财政，而是在于他们已经乐不思蜀，放弃了罗马。从历史上来看，罗马一直就是教宗的驻在地，而且从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京城，迁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更成为所有基督宗教的京城。而亚威农的教宗们，久久不图返回京城罗马，实在是太违背教会的传统。虽然亚威农也是教会的领土，有它独立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地理上或文化上来说，更好说亚威农在实际上是法国的一部份，而教廷的政策也不该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法国人希望教廷永远驻在亚威农之外，其他的一般教友，可以说从瑞典到西西里、从波兰到英国，都不断的提出呼声，希望教廷提早结束它的“巴比伦流亡”的时日，回到罗马的怀抱。佩脱拉克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亚威农，统治者是加里肋亚贫穷渔夫的继承人，奇怪的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来源。”1373年，他又说：“有福的罗马殉道者的热血所奠祭的城市，世界的京城，正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着，她最显要的市民。”教宗依诺森六世的继承人，是德高望重的教宗吴尔班五世，他受到各方面的催促，以及日尔曼皇帝查理四世也劝吴尔班五世回罗马，吴尔班决定至少作一次罗马之行。

在一些近代的教会历史家们的眼中，教宗流居“亚威农时期”，是一段不幸的时期，而近代的史学家常常用流亡、放逐、巴比仑的俘虏这些名词来形容这段时间，这些名词仍然经常在历史作品中看得到。不过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应该是那些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史学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用流亡、俘虏，这样词汇来形容“亚威农时期”的教廷，显然是不合历史的事实，因为“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比在罗马更安全也更尊荣。在亚威农没有高隆那和奥西尼两大家族的纷争；也没有贵尔夫和吉白林之争；没有街市的骚动和民众的法庭。实际上，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也就是在教宗额我略七世以后的教宗们，是有理由在罗马以外寻找更好的避难所，有些教宗在他们的任期内从来就没有能够进入罗马城。我们无可否认，亚威农还真的非常适合教宗的驻留。长久以来，罗马已经不是基督信仰领域的中心了。自从十字军溃败，想要摧毁南方和东南方回教徒势力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了，基督徒地域的重心又向西北部转移，总而言之，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那时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是法国。以法国为封建领主的有英国、法朗德、阿拉贡、卡斯提尔等地，而这些地方距离亚威农比距离罗马还来得近，也与正在兴盛起来的波希米亚，和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北义大利相距也不远，从欧洲各地到亚威农的人也不必翻山越岭。如果只从行政管理而言，亚威农的条件实在比罗马还要好。亚威农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墓地，也没有殉道烈士们的墓地，当然也没有上千年的传统。教宗是教会的元首，只因他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罗马第一任主教的继承人，他是罗马的主教，也是整个教会的首长。亚威农时代的七位教宗全都是法国人，不过我们不能拿教宗的国籍来做为抱怨的理由。因为，谁又能证明法国人士就不适合当教宗？真正的问题，并不出在教宗本人的国籍，而是出在那使教廷形成为国家性质的组织，或是至少在表面上，染上了同一个民族气份的环境啊！而真正的教廷应该是超越国籍之上，不应该有义大利式的外表，当然也不该是法国式的。但是，当教宗本人与几乎所有的枢机，以及在教廷内工作的神职界，和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法国人时，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被法国所包围。而当时的法国又是欧洲唯一强大的力量，这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形成了教廷显得有如一个国家性的组织了，因而教宗的一切言行，都被有心人只从这一个观点来评断。所以我们说，这种狭隘的观点是不够理性、也不够客观的了。总之，要说亚威农的教宗们不善于统治管理教会，那是不对的，而事实上这时期的教宗都大大地提高了教廷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