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额我略十一世去逝之后，在罗马的16位枢机立刻开始集会，商讨选举新教宗。枢机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四位义大利人、五位法王派、和七位里摩辛派，这一派的枢机们虽然也是法国人，却不受法王派的信任，当时还有一些枢机仍然留在亚威农。此外还有一股强大的，能影响教宗选举的外来因素，那就是罗马城的群众们。当枢机们开始选举教宗时，罗马的群众都聚集在伯多禄大教堂外面的广场游行，大声急呼说：“我们要一位罗马人，否则我们就采取行动！”就在这种气氛下，枢机们匆匆忙忙的选出吴尔班六世担任教宗，新教宗虽然不是罗马人，却是个义大利人，也不属于枢机团，因此，吴尔班六世是一位折衷的人选。

教宗吴尔班六世当选时，年龄已是六十岁了。他是一位法学家，因此对教会的革新极为热心，但是他所用的方式却过份的残酷和独断。他为了改革教会而操之过急，反而把枢机团和周围的人都得罪了。圣女凯瑟琳曾经一再的劝告吴尔班六世要待人以礼，以便能收揽人心，但他鲁莽而又固执，不听从圣女凯瑟琳的劝告。他还公开宣布将要擢升一大批义大利籍的枢机，目的是使法国籍的枢机从此可以闭口无言，他还尽量的苛待那些仍然留在亚威农的枢机们，而疏忽那些新枢机；他又与那布勒斯的王后们发生了冲突，枢机们个个都非常的懊悔选举了他，他们以夏天的炎热为接口，都悄悄的离开了罗马。在秘密计划下，13位枢机来到亚那尼。1378年的八月，他们从亚那尼发出一项声明，宣布在四个以前的选举是受到强迫、失去自由，所以宣布教宗吴尔班六世当选无效，连那不勒斯的王后和法国查理五世都预先许诺，要支援枢机们。他们在凯达诺伯爵的保护下转到丰迪，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之下选出罗伯枢机为教宗，取名为克勒孟七世，于是形成了西方教会历史上长达39年之久的大分裂悲剧。

就人而言，罗伯确实是一位适当的人选，他是一位有魄力、有才华而又深得人心的领导人物，但是就当时的环境而言，罗伯是义大利人所痛恨疾首的。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法国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曾率领佣兵改打义大利，所遗留下的创伤，依旧还深深的印在义大利人的心灵上，称他是“罗伯·西塞那的屠夫”。而且就选举的程序来说，克勒孟七世是一位非法的教宗，因为在乌尔班六世被选出的四个月以后，一部份的枢机因为对新教宗的不满，才借口说：“在罗马群众威胁下的选举无效。”这显然是事后的遁辞，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吴尔班六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就被称为“罗马系统”，以正统自居，而克勒孟七世和他的继承人，则被称为“亚威农系统”，也被称为“假教宗”。

大分裂大大地破坏了教会的统一性，下面就说说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情形。教宗吴尔班六世及他的继承人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正统的“罗马系统”，而在法王支持以及法国军队保护下被选出的克勒孟七世及他的继承人，则称为“亚威农系统”的假教宗。克勒孟以武力夺取罗马的动作失败后，他只好率领法国籍的枢机们去亚威农，开始了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这场分裂悲剧所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巴比伦流亡时期。

那个时候的情势，可以用“迷离惝恍”四个字来形容，甚至连圣人们也有的倒向对立教宗的那一边。圣女凯瑟琳则是拥护吴尔班六世，她还致函给枢机们，表达了她内心极大的悲愤，同时，也给予执拗的吴尔班坦率的警告。吴尔班六世刚开始时，曾经得到日耳曼皇帝查理六世的承认，但查理六世不久就去世，他的继承者温斯拉仍然继续支持吴尔班。此外，那不勒斯王国的义大利、英国、匈牙利，以及斯堪地那维亚等地也都拥护吴尔班。而西班牙、法国、西西里、那不勒斯萨伏、苏格兰、葡萄牙，以及一部分的日耳曼地区，则是效忠于亚威农的教宗，由于服从的方式各有不同，各个教区和修会也常呈现出分裂的状态。当然啦，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混淆在其间。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演变下去，就成了教会的大毒瘤。执拗的吴尔班六世不但不努力挽救这个分裂的局势，反而疯狂地攻打那不勒斯王国。他把王后开除教籍，号召十字军攻打那不勒斯王国，为了要推翻王后，他请出了王后的堂兄查理与之对抗。等查理征服了那不勒斯之后，教宗吴尔班又和查理之间有了冲突，继而把查理也开除了教籍，后来连支持他的枢机们也起而反对他。吴尔班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其中的几位枢机判处了死刑。1389年，吴尔班死于罗马，没有多少人为他惋惜。继承他职位的是鲍尼法斯九世，新教宗随即与那不勒斯议和，鲍尼法斯九世因此而获得了全义大利的承认。五年后鲍尼法斯去世，依诺森七世继位，两年后去逝，罗马系统选出额我略十二世。而在亚威农方面，继承克勒孟的是本笃十三世。

罗马系统和亚威农系统同时争夺伯多禄宗徒之长的职权，双方各有自己的教廷、自己的枢机团，也各有一套行政机构，更各有派遣到各地的代表。某地有主教遗缺时，双方也都企图委任自己的人选，因此往往又造成了地方上的双包案。他们各有各的收税员，往往在同一地区征收赋税，造成百姓双倍的负担。缌而言之，两个相互对峙的教会各不相让，教会的分裂带动了社会的分裂。教会大分裂的最大悲剧在于，一般人民不能分辨真假和是非，因此个人的良心常常蒙罩着一层阴云。我们设身处地来体会当时人的心情，救灵魂和死后升天堂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要达成救灵魂、升天堂的方法，就是接受教会的领导，可是，究竟那一个系统才是真正在领导教会呢？说的更具体一点，如果罗马的教宗不是真教宗，那么他所任命的主教当然就不是真主教，至于主教所祝圣的神父，当然也不是合法的真神父了。再往下推，这些神父所举行的圣事当然也就无效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教友们也就不免产生怀疑的心，进而否认教会的需要，这也难怪英国的威克利夫创导异端和邪说，会获得许多人共鸣了。罗马和亚威农的教宗都认为自己是正统，所以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对方，其中包括了精神上的以及物质方面的方法。开始时，双方各自公布诏令，将对方开除教籍，双方也各组十字军，企图用武力来消灭对方。双方还利用大批的宣传者，用文章和宣导的方式，揭发对方的罪恶，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学教授参与笔战。这些笔战最初都以攻击对方为主，久而久之，更具思考、更富理论的建议就出现了，终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大公会议运动”。

借会议来解决教会问题，这原本就是教会一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各位一定还没有忘记，宗徒大事录中记载了宗徒时代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公会议，当时讨论外邦人是否应该行割损礼的问题，伯多禄以宗徒之长的身份主持了会议。公元第四世纪召开过尼西亚公会议。除了教会整体性的会议，还有地方性由各地主教所召集的教务会议，目的是解决地方性的问题。而大公会议必须由罗马教教宗宣布召开，由他亲自或委派代表主持，或至少会议中所产生的议决，应由教宗亲自批准后予以公布。如果没有教宗的同意，任何大公会议，一律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不能产生法律上的约束能力。大公会议的目的是在解决整个教会的问题，而现在教会已经分裂为二，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吗？如何能够使分裂的教会再度重新合一，是当时基督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亚威农时代以后的教会，有许许多多急待改革的地方，可是只要教会的领导权还在分裂的情况下，任何的革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要召开的大公会议，必须先解决分裂问题，而且啊，按照当时的情势，也只有大公会议才能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教会史上所说的“大公会议运动”，希望借一连串的会议，先来解决教会的分裂，然后再去从事教会方面的各种改革。

但是，提倡以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的，立刻就面临到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到底该由谁来召开会议呢？罗马和亚威农双方都自认为是正统，双方也都坚持任何会议都该由他们来召开和主持。实际上，罗马和亚威农两方的其中之一应该是正统，可是，要认定究竟谁是正统，这正是有待大公会议来解决的问题。大公会议必须由教宗来召开，而两位教宗谁真谁假，又必须由大公会议来决定，为了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并解决这种恶性循环，因而出现了一种所谓“大公会议”的学说。“大公会议说”的主张重点是这样的：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一切，它是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有权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它可以承认一方而拒绝另外一方，也可以罢免双方而另外重新另选一位新教宗。我们可以把这项学说的内容归纳成以下三点：第一，它否认了教宗的权力来自天主的神学说法。第二，它否认了教宗全权的说法。第三，它以代议制度替代了教宗的独断专制。如果真的是依照这项学说，那么整个教会的传统势必会全部遭到推翻。现在，说明一下所谓“大公会议说”的背景。

“大公会议说”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却不是一种新的理论，从俗世的政权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在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代议政治的观念呼声相当地嚣张，比方说1295年英国的模范国会和1302年法国的全国三级会议，都是这一派学说的具体表现。而欧洲其他区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果俗世的政府可以容许人民参政，那么，基督徒又为什么不能参与教会的行政工作呢？教会原本在创立的初期就已经有大公会议的组织，那么，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经由这种代表全体信友的会议，在会议中共同解决问题。既然教会的“头”已经丧失了领导全教会的能力，那么就只有由教会的肢体来执行任务了。所以，从政治观念的发展而言，“大公会议说”这个观点是很合乎当代的政治潮流，而对教会传统而言，它本身还真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呢！

然而，教会的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已经不断受到挑战，“大公会议说”正好可以说是这些条件的结晶品。中古初期，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俗世的政权就一再地干涉教会的内政；甚至企图全面控制教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教会也不断地在侵占俗世政权的各种权力，尤其是罗马教廷，一直就以基督教共和国的领袖自居，想要建立它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整个中古时期，政治和宗教的冲突都导源于这个领导权的争夺。教会本身的分裂，正好给俗世政权带来了很好的机会。而“大公会议说”又给了俗世政权一个很合乎情理的法律根据。因为“大公会议说”主张统治教会的权力，应该是操控在全体教友的手里，其次，根据中古时代所谓的重要份子的法律观念，控制这个全体会议的，理所当然应该是帝王公侯。如此一来，过去无法成功直接控制教会的帝王公侯，如今就可以借由控制大公会议来达到控制教会的目的了。俗世政权在自己的疆土权力范围内竭力反对代议制，但在在教会权力方面，却反而竭尽所能地支持代议制度。“大公会议说”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正是受到这班俗世政权的支持。其实早在西方教会大分裂之前，就已经有好几位学者，主张以俗世政权控制的会议制度来统治管理教会了。像是英国的威廉奥冈、义大利的马西里奥，还有法国的约翰杨登，他们三个全都是日耳曼皇帝巴代利亚的路易在反抗亚威农教宗时期的幕客。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大公会议说的前驱者，今天，我只介绍威廉奥冈的看法。威廉奥冈原本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因为涉入精神派方济会对贫穷的争执，而被认为是在宣传异端，所以就被召到亚威农教廷做自我辩护。1328年，威廉奥冈认为不能在亚威农获得公正审判，于是投奔到日耳曼皇帝路易的麾下，要求政治庇护。而路易这时候也正好和教宗若望22世之间发生了纠纷，威廉奥冈到来，正好给路易增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威廉奥冈就以哲学家的立场，攻击教宗的全权，认为太大的权力势必导致暴政，如果教宗成了暴君，就像若望22世一样，教友就有反抗的权力，为了不使教宗沦为暴君，威廉奥冈提议，以大公会议来限制教宗的权力，而整个教会联合起来的智慧，是限制教宗权力的最大力量，教宗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大公会议却是整个的教会，所以大公会议的权力也应该高于教宗之上。

下面讨论这个时期的几个代表人物，第一位是义大利学者马西里奥，在他的著作中，马西里奥不仅否认了教宗的全权，而且更进一步认为教会应该完全隶属于国家政权之下，成为政府里的一个部门，教士也一如其他的人民一样，不应该享受任何特权。他还说，以教会本身的组织而言，一切的权力是来自全体教友，而教宗、各级教士和行政人员的职权，是来自教友的授权，换句话说，他们的职权直接来自教友，而不是来自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力应该是属于代表整个教会的大公会议，如此一来，教宗和主教就仅有执行任务和惩罚罪犯的责任而已。威廉奥冈、马西里奥以及杨度等学者的言论，并没有在提倡之初就受到普遍注意，因为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日耳曼巴伐利亚路易王的私人辩护者而已。但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出现之后，他们的言论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注意。当时的教会已经没有真正的领导人，那么，肢体就该起来活动了，连原本不承认大公会议权力高于教宗权力的人士，这时候也都认为，在当情形下，实在是有必要借着大公会议来解决所面临的分裂问题。维也纳的亨利兰根斯坦写下了《教会合一与革新建议书》，内容就解释说大分裂是天主用来说明，权力应该属于全体的教友，建议书中并且还说明，大公会议有权罢免教宗。另外，还有孔拉德说大公会议不仅高于教宗，而其本身也不过是由教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最高权力是在全体教友。在这一波大公会议学说论战中，最热烈的是巴黎大学，其中有的是为论战而论战，或是为个人的名利，或是为政治关系。其中还有人很不负责任地喊说“教宗的数目或多或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有两位、三位、十位或十二位呢？甚至为什么不能每一个国家有一位教宗呢？”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学者，为了教会的利益，根据学理，推动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他们在研究教会的性质以后，认为当教宗无法执行任务时，必须另外找一个足以替代的机构，这个机构应该是大公会议，不论有没有经过教宗同意，大公会议正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支持这个论点。他们主张，如果教宗拒绝召开大公会议，那么皇帝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在这种气氛之下，公元1409年的三月，十四位来自罗马、十位来自亚威农的总共二十四位枢机，以及三百多位教会显要，在比萨召开会议。参加的还有西欧各政权的代表、神学家和教会法典的专家。与会成员以大公会议的身份，从三月到八月，努力地要寻找出解决分裂的途径。他们曾经要求罗马和亚威农的两位教宗自动辞职，但是两方面都不同意，于是呢，比萨会议只好宣布罢免这两位教宗，另外选出米兰的枢机当教宗，取名为亚历山大五世。亚历山大五世在位不到一年，比萨会议又选出若望二十三世，而罗马的额我略十二世和亚威农的本笃十三世，都认为比萨会议不具合法性，因此都拒绝接受，他们也都各有不少俗世政权的支持，所以也都能够继续维持各自的势力。因此呢，比萨会议不仅没有解决原来二分天下的问题，反而更增加了一个所谓比萨系统的教宗，把局势搞得更加地混乱而不可收拾。

比萨会议失败，这说明了在民主的气氛中，领导人物还是不可少的。教宗既然不能起来领导教会，那么只有让俗世的政府来越俎代庖了。早在1398年，法国的查理六世就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会议中通过决议，不再支持本笃十三，1407年又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法国教会应该走国家路线，就是所谓的法国教会。在这同时，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也有类似的措施。这种情况，指出了一个更大的危机，长久的分裂已经迫使各国走向地方教会，对教会的统一普遍感到失望。比萨会议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至少已经指出，为了挽救教会分裂的局势，只有合作才是合理而且有效的途径。

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领导大家合作的人，他就是日耳曼皇帝西祺门。西祺门本身已经尝过政治分裂的祸患，因此，当他在日耳曼境内获得完全的胜利之后，他深信统一教会应该是他的职责，他就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决定召开另一次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除了谋取教会的统一之外，还有其他的两个问题也有待会议解决，一是教会内部的革新，一是在波希米亚境内胡斯的异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西门祺宣布在现今瑞士国境内的康士坦斯召开大公会议。您知道西门祺为什么选择康士坦斯这个小城来召开大公会议吗？原因是这样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康士坦斯属于日耳曼皇帝的势力范围，西门祺选择康士坦斯用意是要避免义大利和法国的干涉而操纵整个大会。果然，法国对开会地点深表不满。不过嘛，最后还是接受了，并且派了三位著名的枢机与会。然而，实际上，法国的势力还是控制了整个的大公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