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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世纪

异端的传播


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教士精神的腐化,这些现象当然引起教会内许多有识之士不满,因而主张从事积极改革,大公会议运动的主要目的,固然解决了教会内部分裂的问题,但是革除陋习和提高教士素质,也是大公会议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即使是各种异端派的产生和传扬,最初动机也是要改革教会。
下面要介绍的神秘运动,也算是一种教会革新运动。神秘运动开始时发起于一般民间和低级教士,他们正因为看到教会领导阶级的无能与腐化,所以主张回复到教会初期的那种纯朴生活,又为了反对宗教生活逐渐严重的形式和机械化,他们强调人内在心灵的精神生活,宗教的本质原本就是在建立人和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制度和外在的仪式固然是有助于人内在精神的发展,但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神秘运动的宗旨是要促进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最后目的。在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前,人必须改革自己的生活,先要合乎教会的原来精神,个人的生活改善之后,还应该推己及人,影响到周围的近人,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改善,所以,这时代的神秘运动不讲求教会的典章制度,宗教礼仪,也不讲求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分析和注解,而完全只讲求简朴而平实的个人生活。正因为如此,这种立意很好的神秘运动,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获得教会当局谅解,往往将他们列入有异端的嫌疑。神秘运动最早发源于日尔曼的来茵河流域,然后再流传到尼德兰,也就是现在的荷兰境内,称为新的虔诚,拜我国印刷术的传入欧洲,神秘家善为利用,以文字来广传他们的思想。有的还兴办学校,教育青年学子,他们更进入城市或乡间传道,使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民间。这些神秘家中,固然有不少知名之士,但绝大多数是沉默的一群。站在个人的生活岗位上,沉默地做一个虔诚的好基督徒。下面就介绍一下在日尔曼和尼德兰的神秘家的活动情形。
在日尔曼,宣传神秘运动最热心的是艾卡托和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名叫陶勒,另外一个是苏梭。艾卡托是道明会会士,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的影响,因此有人批评他的思想带有泛神论。他为了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而被科隆的主教以异端罪告到当地的教会法庭,最后交给亚威农的教廷直接处理,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他死后两年,宣判他作品中的一部分为异端。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说,艾卡托并不是一位明知故犯有意的异端者,他的整个神学体系也都合乎教会的传统信仰,可是,他太过份地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神秘关系,在用辞上似乎犯有泛神论的嫌疑。艾卡托不只是用拉丁文写作,他还是一位动人的宣道家,借着宣道,他唤醒了许多热心人士,尤其是基层教士和修女,度一种虔诚的灵修生活。他们以天主之友为名,组成小团体,互相劝勉,努力修德立功,艾卡托的弟子陶德,继承衣钵,强调实际和灵修之道,尽量避免神学上的抽像推论。他不辞辛劳,四出宣讲,用简单明了的话,说明做人的大道理。艾卡托的另外一个弟子苏梭擅长写作,他以文字来传播神秘运动的思想,最有名的书是真理小册和永恒智慧小册,他用富有诗意的辞句来描写和永恒的智慧天主相结合的甜蜜,在陶德和苏梭之后,日尔曼的神秘运动也就后继无人,开始衰落了,反而是在尼德兰,却大放异彩。在尼德兰的神秘运动,因而有组织,而且创设学校,教育下一代,所以也就流传得比较广,影响呢也就比较持久。
所谓的新虔诚,是指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用平安的简单的神修方法,表达灵修的美满生活,为了使各位能了解新虔诚究竟是什么,翻开一本名叫《遵主圣范》,又叫《师主篇》的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观点就是在强调灵修生活,而忽略神学的理论,认为圣事和礼仪只是方法,是要帮助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因而低估了教会存在的价值,当然与教会的传统有些格格不入了。我们都知道,从神学的立场来说,天主自己创立了教会,借以辅导人类完成灵修,所以教会的存在自然也就有它必然性的价值,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教会内部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并不足以抵消教会继续存在的价值,而神秘运动虽然和传统信仰没有直接抵触。但是,这种运动对教会的消极态度,对教会本身而言,则是一种严种的威胁,也就无怪乎教会当局对之有所顾忌了。而且,同时代的许多异端派别,论及它们的起源,也都是以改革教会,提倡灵修生活为目的,但是都因为过份强调个人灵修的价值,陷入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终于导致对教会某些信仰的否定,甚至还否定了教会本身存在的必要性。
神秘主义和异端,由于一念之差,而走向不同的方向,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理智和情感应该相辅而行,只强调任何一面,都会导致不良结果,而异端派就是过份强调感情的发展,终于在理智方面发生信仰上的错误。接下来谈谈十四、十五世纪异端派传播的情形。在还没有谈异端派传播的情形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当时的异端含有那些性质。我们知道,异端对教会的干扰,并不是从十四世纪才有,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产生过异端,只不过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和初期教会的异端,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当然是受到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
初期教会时代,各种信条都还没有清晰的解释,更没有官方的定义,像是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关系,玛丽亚究竟是天主之母或仅仅只是耶稣基督人性之母,这些教义都还含糊不清,都还没有经过明文解释。教会内的学者一方面为了解释这些信条,另一方面也为了答覆教外学者的质疑,因而有了神学。在解释讨论的过程中,有些学者的言论在大公会议集思广益的严格审查下,被教会当局认为不合乎教会的传统,因而被判定为异端。各位都一定还记得,我从前曾提到过的,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时的亚略异端,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时的聂斯多略异端,总而言之,教会初期的异端,都是有关教义、信条方面的争论,都是纯粹学术性的神学方面的争论,和具体的教友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异端也曾经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但是这都是间接的结果,与异端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就不一样了,他们始于对教会具体问题的批评,终于演变成对教会甘一条教义,或是教会内某种制度的否定,甚至是对教会本身的存在,都在被否认的范围内。所谓的教会具体问题,就是指教会内部的腐化,尤其是一般教士生活的腐败和俗化。自从教会在中古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封建化以后,高级教士几乎都成了封建领主,拥有封建头衔,大批大批的采邑,他们不仅卷入与教会毫不相干的政治漩涡中,对教会本身的事务,对教友的照顾冷漠不关心,而且由于财增加,道德生活跟着也就降低。从十一世纪以来,历代的教宗都以革除教会陋习和革新教士生活,做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成效都不大。到了十四世纪,教会更遭到空前的危机,先是教宗流亡到亚威农长达七十年之久,随后又有教会的大分裂,两位、甚至三位教宗互相争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
    教士生活的腐化,教会遭到空前的危机,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宗徒时代初期教会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这一派人认为,上自教宗主教,下至基层的神父,既然自称为宗徒的继承人,执行着他们传下来的职权,那么他们也应该过着宗徒时代宗徒贫穷简朴的生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将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职权,紧紧相连,两者不能分开,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也不应该享有使徒的职权,反过来说,度使徒般生活的人,当然也应享有使徒的职权。他们认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无权执行使徒的职权,因此他们所举行的圣事和弥撒,都没有神效,教友就没有服从这种教士的义务。反之,凡是过着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论他是不是教士,都能执行使徒的职权,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继承人,更进一步下结论说:“教会的圣统”应该被否定,因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专职的教士。当然,下一个结论就是:教会的整个意义和使命也就都被这一派的异端给一笔勾销了。
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和神秘运动,都以改革教会为目的,前者走入了极端,最后是否定教会存在的价值,后者在教会的范围内从事改革,从个人开始,推己及人,而以整个教会的圣化为目标。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极大影响,许多都市人民和乡村居民的暴动,各国政府反教会的法律也相继制定并获得议会通过,都可以说是受到异端派的煽动,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反教士情绪”激烈增加,更是这些异端制造出来的后果。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之所以能够盛行,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外,还得力于过去许多异端思想之潜伏民间,为异端铺了路。比方说,早在十二世纪后半期,我曾讲到过的华陀派或里昂穷人的出现。华陀派最初也不过是标榜回到初期教会的简朴生活,并不算是异端派,而在教会当局禁止他们公开讲道时,他们才开始逐渐走向极端,而成为异端。他们有激烈的反教士情绪,攻击教士的腐败生活、拒绝领受教士所主持的圣事,而把所有过着使徒式简朴生活的俗人,都看成是教士,都有教士的职权,他们诚朴简单的生活,引起都市中下阶级人民的共鸣,所以虽然受到教会当局的惩罚,但是思想的余毒继续潜伏在民间,一旦时机到来,这种潜在的势力就立刻突显出来。
这时期异端的另一个源流,是乔亚金有关未来世界的预言。他的说法和解释相当偏激,影响也更为严重。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像在罗杰培根的著作中,就能看到乔亚金思想的痕迹,还有,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将乔亚金列在天堂上,乔亚金受人推崇也由此可知了。
华陀派、乔亚金派的思想受到教会官方的宣判,被列入异端,但是仍然在民间继续流传,时隐时现。十四世纪的教会,先是“巴比伦流亡”,接着是“大分裂”,给了这些异端思想重新出现的大好时机。十四世纪的前半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济会精神派,早在修会创立的初期,“贫穷生活”的尺度问题,已经在修会内部起了激烈的争执,会祖圣方济强调的是绝对的贫穷生活,不仅是修士个人不可能有财产,即使是修会本身也不能拥有现世的财物。但是随着会士人数激烈增加,绝对的贫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会士中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有限度的贫穷,也就是说,修会应该有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派则主张维持圣方济的原始精神,度绝对贫穷的生活,以行乞为生,我们就称他们是方济会精神派。
两派一直争论不休,一二七九年,教宗尼各老第三颁布诏书,规定所有教友捐赠给方济会的动产不动产,所有权属于教宗,会士则只有使用权。对激烈的方济会精神派而言,其中有部分偏激者拒绝接受教廷的命令,一面攻击教会的腐败,用以标榜自己绝对贫穷的立场,这一派的势力在义大利、法国的南部最为壮大,热心支持他们的是城镇中的中下级百姓,他们反教士的情绪已经相当高昂,精神派的作为更为他们火上加油,两者合流,力量就很可观了。到了十四世纪初,教廷只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将拒绝接受教廷折衷办法的极端份子开除教籍,以后他们只有转入地下、分散各地继续传播他们的思想。
类似方济会精神派的还有所谓小兄弟,和自由精神兄弟等,虽然没有正规的组织,但却有相同的偏激思想,他们都自认,已经得到基督的真传,认定“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份子”,十三一一年的维恩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
前面所谈到的各种异端,一般来说,都是在民间盛行着,没有一个出色像样的领导人物,要到十四世纪后半期,才算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领导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克利夫,伏尔泰曾经评论过他“华陀派所窃窃私语的,他则公开宣扬,而他的言论和一个世纪以后新教所说的几乎相同”。
威克利夫生于英国约克郡,就职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位能吸引青年学生的老师,在他手中握有两张王牌,他的势力很快地就突出于大学范围之外,而打进了政治圈里。他的第一张王牌是攻击教会内部的弊病和教士生活的腐败。第二张王牌是英国的排外情绪,亚威农的教宗在法国政府荫蔽下,往往有偏袒法国的嫌疑,而教廷的某些财政措施更引起英国人的不平。英国国会在过去已经好几次通过反罗马教廷的法令,教宗吴尔班五世和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更给了他反对的接口。
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给威克利夫带来了参与英国政治的机会,因为参与了政治,威克利夫也就成为英国王廷反对教会的发言人。他著书立说,不仅批评教会的弊病和腐败,而且还更进一步攻击教会的职权和教义中的某些信条,他身为一位著名的牛津学者,言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真是不可言喻。1370年,威克利夫参与了英国派往法兰德斯的布鲁日,和教廷的代表协调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英国教会的事务。他的任务是宣传做英国反教士政策的代言人,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返回牛津以后就开始著书立说,攻击教会和教士,1381年的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贵族教士,就是受到威克利夫言论的影响。威克利夫的著作出版以后,教会当局立刻对他采取行动,1377年下令逮捕威克利夫,对威克利夫而言,反倒是一个大好机会,一跃而成为国家的英雄,反教士运动的象征了。1378年,西方教会大分裂,他的言论更走极端,他还授徒传道,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弟子海莱福特和普尔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其他的弟子到穷乡僻境,宣传威克利夫的思想。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却有一个非正式的团契,称为罗拉特派,参加这个团契的,大都是乡村绅士及低级教士,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英国的下议院一再地通过反教会财产的法令。
不过在官方,政府是反罗拉特派的。1399年,亨利四世即位后,就对罗拉特派采取严厉的手腕,因为在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支持前王查理二世,两年后的一四零一年,国会通过了焚烧异端派的法令,一四一五年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再度惩罚威克利夫的作品中四十八条的异端。1424年,威克利夫的尸体当众被焚毁,正式被列为异端份子。
威克利夫的思想在英国本土暂时未能发挥公开的作用,但是却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树立了强大的势力,和波希米亚的民族意识结合以后,竟然导致了近百年的宗教战争,领导者是普拉克大学的教授约翰胡斯。为什么威克利夫的思想竟会在波希米亚传扬开来呢?原来,在波希米亚王室的公主安妮嫁给英王查理二世以后,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日渐频繁,许多青年都到英国的牛津求学,因而受到了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学成归国以后,威克利夫的思想也就随着流传到了波希米亚,很快地就在当地散布开来。波希米亚的教会也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教会,同样的弊端和腐败的情形。过去曾有不少有心人士要求改革,在亚威农的教宗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设法阻止,除了这宗教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因为,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是在政府里,重要的职位都操在日尔曼人手里,对波希米亚的捷克斯拉夫民族而言,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日尔曼人,因此,教会的改革和捷克的民族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推翻教会就是推翻日尔曼人的统治,就在这种气氛中,出现了约翰胡斯。
他生于1369年,或1370年,早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也由于他母亲刻苦牺牲,他才能接受大学教育,不久就成为普拉克大学的教授。他的学问、口才、道德修养惊动了整个教育界。1401年晋升为神父,一四零二接掌普拉克大学的教堂,同时又是索菲亚皇后的神师神父,胡斯可以说是当时捷克最著名的宣道家。每当他讲道时,圣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思考都来自华陀派,及其他改革家。当然,影响他最深的是威克利夫。胡斯的异端完全和威克利夫的相同,只有一点,他拒绝接受威克利夫有关圣体圣事的看法。1415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并且将他交付给俗世政权。最后他被焚烧而死。但是,胡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胡斯的死,激发了一片强烈的波希米亚民族运动,他被公认为罗马教会和日尔曼皇帝压迫波希米亚的牺牲品,因而爆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同时,胡斯派本身也发生了分裂,所以到1431年的巴塞耳会议才采取和解政策。由于彼此立场不同,从此,直到宗教革命前夕,波希米亚的内部存在着三个对立的教派,互不相让。宗教革命以后,激进派、温和派与新教合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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