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异端的传播-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下面要介绍的神秘运动，也算是一种教会革新运动。神秘运动开始时发起于一般民间和低级教士，他们正因为看到教会领导阶级的无能与腐化，所以主张回复到教会初期的那种纯朴生活，又为了反对宗教生活逐渐严重的形式和机械化，他们强调人内在心灵的精神生活，宗教的本质原本就是在建立人和天主之间的个人关系，制度和外在的仪式固然是有助于人内在精神的发展，但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神秘运动的宗旨是要促进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最后目的。在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之前，人必须改革自己的生活，先要合乎教会的原来精神，个人的生活改善之后，还应该推己及人，影响到周围的近人，最后达到整个社会的改善，所以，这时代的神秘运动不讲求教会的典章制度，宗教礼仪，也不讲求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分析和注解，而完全只讲求简朴而平实的个人生活。正因为如此，这种立意很好的神秘运动，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获得教会当局谅解，往往将他们列入有异端的嫌疑。神秘运动最早发源于日尔曼的来茵河流域，然后再流传到尼德兰，也就是现在的荷兰境内，称为新的虔诚，拜我国印刷术的传入欧洲，神秘家善为利用，以文字来广传他们的思想。有的还兴办学校，教育青年学子，他们更进入城市或乡间传道，使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民间。这些神秘家中，固然有不少知名之士，但绝大多数是沉默的一群。站在个人的生活岗位上，沉默地做一个虔诚的好基督徒。下面就介绍一下在日尔曼和尼德兰的神秘家的活动情形。

在日尔曼，宣传神秘运动最热心的是艾卡托和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名叫陶勒，另外一个是苏梭。艾卡托是道明会会士，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的影响，因此有人批评他的思想带有泛神论。他为了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而被科隆的主教以异端罪告到当地的教会法庭，最后交给亚威农的教廷直接处理，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他死后两年，宣判他作品中的一部分为异端。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说，艾卡托并不是一位明知故犯有意的异端者，他的整个神学体系也都合乎教会的传统信仰，可是，他太过份地强调人和天主之间的神秘关系，在用辞上似乎犯有泛神论的嫌疑。艾卡托不只是用拉丁文写作，他还是一位动人的宣道家，借着宣道，他唤醒了许多热心人士，尤其是基层教士和修女，度一种虔诚的灵修生活。他们以天主之友为名，组成小团体，互相劝勉，努力修德立功，艾卡托的弟子陶德，继承衣钵，强调实际和灵修之道，尽量避免神学上的抽像推论。他不辞辛劳，四出宣讲，用简单明了的话，说明做人的大道理。艾卡托的另外一个弟子苏梭擅长写作，他以文字来传播神秘运动的思想，最有名的书是真理小册和永恒智慧小册，他用富有诗意的辞句来描写和永恒的智慧天主相结合的甜蜜，在陶德和苏梭之后，日尔曼的神秘运动也就后继无人，开始衰落了，反而是在尼德兰，却大放异彩。在尼德兰的神秘运动，因而有组织，而且创设学校，教育下一代，所以也就流传得比较广，影响呢也就比较持久。

所谓的新虔诚，是指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用平安的简单的神修方法，表达灵修的美满生活，为了使各位能了解新虔诚究竟是什么，翻开一本名叫《遵主圣范》，又叫《师主篇》的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观点就是在强调灵修生活，而忽略神学的理论，认为圣事和礼仪只是方法，是要帮助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因而低估了教会存在的价值，当然与教会的传统有些格格不入了。我们都知道，从神学的立场来说，天主自己创立了教会，借以辅导人类完成灵修，所以教会的存在自然也就有它必然性的价值，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教会内部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并不足以抵消教会继续存在的价值，而神秘运动虽然和传统信仰没有直接抵触。但是，这种运动对教会的消极态度，对教会本身而言，则是一种严种的威胁，也就无怪乎教会当局对之有所顾忌了。而且，同时代的许多异端派别，论及它们的起源，也都是以改革教会，提倡灵修生活为目的，但是都因为过份强调个人灵修的价值，陷入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终于导致对教会某些信仰的否定，甚至还否定了教会本身存在的必要性。

神秘主义和异端，由于一念之差，而走向不同的方向，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理智和情感应该相辅而行，只强调任何一面，都会导致不良结果，而异端派就是过份强调感情的发展，终于在理智方面发生信仰上的错误。接下来谈谈十四、十五世纪异端派传播的情形。在还没有谈异端派传播的情形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当时的异端含有那些性质。我们知道，异端对教会的干扰，并不是从十四世纪才有，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产生过异端，只不过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和初期教会的异端，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当然是受到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

初期教会时代，各种信条都还没有清晰的解释，更没有官方的定义，像是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关系，玛丽亚究竟是天主之母或仅仅只是耶稣基督人性之母，这些教义都还含糊不清，都还没有经过明文解释。教会内的学者一方面为了解释这些信条，另一方面也为了答覆教外学者的质疑，因而有了神学。在解释讨论的过程中，有些学者的言论在大公会议集思广益的严格审查下，被教会当局认为不合乎教会的传统，因而被判定为异端。各位都一定还记得，我从前曾提到过的，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时的亚略异端，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时的聂斯多略异端，总而言之，教会初期的异端，都是有关教义、信条方面的争论，都是纯粹学术性的神学方面的争论，和具体的教友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些异端也曾经造成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但是这都是间接的结果，与异端的本质没有直接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就不一样了，他们始于对教会具体问题的批评，终于演变成对教会甘一条教义，或是教会内某种制度的否定，甚至是对教会本身的存在，都在被否认的范围内。所谓的教会具体问题，就是指教会内部的腐化，尤其是一般教士生活的腐败和俗化。自从教会在中古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封建化以后，高级教士几乎都成了封建领主，拥有封建头衔，大批大批的采邑，他们不仅卷入与教会毫不相干的政治漩涡中，对教会本身的事务，对教友的照顾冷漠不关心，而且由于财增加，道德生活跟着也就降低。从十一世纪以来，历代的教宗都以革除教会陋习和革新教士生活，做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成效都不大。到了十四世纪，教会更遭到空前的危机，先是教宗流亡到亚威农长达七十年之久，随后又有教会的大分裂，两位、甚至三位教宗互相争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

教士生活的腐化，教会遭到空前的危机，有识之士均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有各种改革方案出现，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宗徒时代初期教会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这一派人认为，上自教宗主教，下至基层的神父，既然自称为宗徒的继承人，执行着他们传下来的职权，那么他们也应该过着宗徒时代宗徒贫穷简朴的生活。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将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职权，紧紧相连，两者不能分开，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也不应该享有使徒的职权，反过来说，度使徒般生活的人，当然也应享有使徒的职权。他们认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无权执行使徒的职权，因此他们所举行的圣事和弥撒，都没有神效，教友就没有服从这种教士的义务。反之，凡是过着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论他是不是教士，都能执行使徒的职权，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继承人，更进一步下结论说：“教会的圣统”应该被否定，因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专职的教士。当然，下一个结论就是：教会的整个意义和使命也就都被这一派的异端给一笔勾销了。

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派和神秘运动，都以改革教会为目的，前者走入了极端，最后是否定教会存在的价值，后者在教会的范围内从事改革，从个人开始，推己及人，而以整个教会的圣化为目标。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极大影响，许多都市人民和乡村居民的暴动，各国政府反教会的法律也相继制定并获得议会通过，都可以说是受到异端派的煽动，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反教士情绪”激烈增加，更是这些异端制造出来的后果。十四、十五世纪的异端之所以能够盛行，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外，还得力于过去许多异端思想之潜伏民间，为异端铺了路。比方说，早在十二世纪后半期，我曾讲到过的华陀派或里昂穷人的出现。华陀派最初也不过是标榜回到初期教会的简朴生活，并不算是异端派，而在教会当局禁止他们公开讲道时，他们才开始逐渐走向极端，而成为异端。他们有激烈的反教士情绪，攻击教士的腐败生活、拒绝领受教士所主持的圣事，而把所有过着使徒式简朴生活的俗人，都看成是教士，都有教士的职权，他们诚朴简单的生活，引起都市中下阶级人民的共鸣，所以虽然受到教会当局的惩罚，但是思想的余毒继续潜伏在民间，一旦时机到来，这种潜在的势力就立刻突显出来。

华陀派、乔亚金派的思想受到教会官方的宣判，被列入异端，但是仍然在民间继续流传，时隐时现。十四世纪的教会，先是“巴比伦流亡”，接着是“大分裂”，给了这些异端思想重新出现的大好时机。十四世纪的前半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济会精神派，早在修会创立的初期，“贫穷生活”的尺度问题，已经在修会内部起了激烈的争执，会祖圣方济强调的是绝对的贫穷生活，不仅是修士个人不可能有财产，即使是修会本身也不能拥有现世的财物。但是随着会士人数激烈增加，绝对的贫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会士中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有限度的贫穷，也就是说，修会应该有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派则主张维持圣方济的原始精神，度绝对贫穷的生活，以行乞为生，我们就称他们是方济会精神派。

两派一直争论不休，一二七九年，教宗尼各老第三颁布诏书，规定所有教友捐赠给方济会的动产不动产，所有权属于教宗，会士则只有使用权。对激烈的方济会精神派而言，其中有部分偏激者拒绝接受教廷的命令，一面攻击教会的腐败，用以标榜自己绝对贫穷的立场，这一派的势力在义大利、法国的南部最为壮大，热心支持他们的是城镇中的中下级百姓，他们反教士的情绪已经相当高昂，精神派的作为更为他们火上加油，两者合流，力量就很可观了。到了十四世纪初，教廷只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将拒绝接受教廷折衷办法的极端份子开除教籍，以后他们只有转入地下、分散各地继续传播他们的思想。

威克利夫生于英国约克郡，就职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位能吸引青年学生的老师，在他手中握有两张王牌，他的势力很快地就突出于大学范围之外，而打进了政治圈里。他的第一张王牌是攻击教会内部的弊病和教士生活的腐败。第二张王牌是英国的排外情绪，亚威农的教宗在法国政府荫蔽下，往往有偏袒法国的嫌疑，而教廷的某些财政措施更引起英国人的不平。英国国会在过去已经好几次通过反罗马教廷的法令，教宗吴尔班五世和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更给了他反对的接口。

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给威克利夫带来了参与英国政治的机会，因为参与了政治，威克利夫也就成为英国王廷反对教会的发言人。他著书立说，不仅批评教会的弊病和腐败，而且还更进一步攻击教会的职权和教义中的某些信条，他身为一位著名的牛津学者，言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真是不可言喻。1370年，威克利夫参与了英国派往法兰德斯的布鲁日，和教廷的代表协调教宗额我略十一世的金钱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英国教会的事务。他的任务是宣传做英国反教士政策的代言人，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返回牛津以后就开始著书立说，攻击教会和教士，1381年的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贵族教士，就是受到威克利夫言论的影响。威克利夫的著作出版以后，教会当局立刻对他采取行动，1377年下令逮捕威克利夫，对威克利夫而言，反倒是一个大好机会，一跃而成为国家的英雄，反教士运动的象征了。1378年，西方教会大分裂，他的言论更走极端，他还授徒传道，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弟子海莱福特和普尔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其他的弟子到穷乡僻境，宣传威克利夫的思想。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却有一个非正式的团契，称为罗拉特派，参加这个团契的，大都是乡村绅士及低级教士，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英国的下议院一再地通过反教会财产的法令。

不过在官方，政府是反罗拉特派的。1399年，亨利四世即位后，就对罗拉特派采取严厉的手腕，因为在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支持前王查理二世，两年后的一四零一年，国会通过了焚烧异端派的法令，一四一五年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再度惩罚威克利夫的作品中四十八条的异端。1424年，威克利夫的尸体当众被焚毁，正式被列为异端份子。

威克利夫的思想在英国本土暂时未能发挥公开的作用，但是却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树立了强大的势力，和波希米亚的民族意识结合以后，竟然导致了近百年的宗教战争，领导者是普拉克大学的教授约翰胡斯。为什么威克利夫的思想竟会在波希米亚传扬开来呢？原来，在波希米亚王室的公主安妮嫁给英王查理二世以后，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日渐频繁，许多青年都到英国的牛津求学，因而受到了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学成归国以后，威克利夫的思想也就随着流传到了波希米亚，很快地就在当地散布开来。波希米亚的教会也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教会，同样的弊端和腐败的情形。过去曾有不少有心人士要求改革，在亚威农的教宗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设法阻止，除了这宗教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因为，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是在政府里，重要的职位都操在日尔曼人手里，对波希米亚的捷克斯拉夫民族而言，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日尔曼人，因此，教会的改革和捷克的民族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推翻教会就是推翻日尔曼人的统治，就在这种气氛中，出现了约翰胡斯。

他生于1369年，或1370年，早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也由于他母亲刻苦牺牲，他才能接受大学教育，不久就成为普拉克大学的教授。他的学问、口才、道德修养惊动了整个教育界。1401年晋升为神父，一四零二接掌普拉克大学的教堂，同时又是索菲亚皇后的神师神父，胡斯可以说是当时捷克最著名的宣道家。每当他讲道时，圣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思考都来自华陀派，及其他改革家。当然，影响他最深的是威克利夫。胡斯的异端完全和威克利夫的相同，只有一点，他拒绝接受威克利夫有关圣体圣事的看法。1415年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并且将他交付给俗世政权。最后他被焚烧而死。但是，胡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胡斯的死，激发了一片强烈的波希米亚民族运动，他被公认为罗马教会和日尔曼皇帝压迫波希米亚的牺牲品，因而爆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同时，胡斯派本身也发生了分裂，所以到1431年的巴塞耳会议才采取和解政策。由于彼此立场不同，从此，直到宗教革命前夕，波希米亚的内部存在着三个对立的教派，互不相让。宗教革命以后，激进派、温和派与新教合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