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进修院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终于决定进入处于秘密运作状态的克拉科夫修道院。院长若望?皮沃瓦尔兹克神父(Fr. Jan Piwowarczyk)接纳了我。对此事，我极度守密，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我开始在亚格罗尼卡大学的地下神学院研读，但同时，我仍继续在索尔韦工厂做工。　　在占领期间，大主教一直将修院秘密地安置在他的寓所内，这对教师和修生来讲，时刻会招致德国当局的严厉镇压。我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开始，住在这所不寻常的修院里，与受人敬爱的大主教生活在一起；在那里，我与我的伙伴们一直住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即解放日那天，更确切地说，是那夜。实际上，红军是在那天夜里进入克拉科夫巿郊的。德国军队在撤退时，炸毁了登布尼奇大桥。我仍然记得那可怕的巨响，响声将主教府的所有窗户玻璃震得粉碎。当时我们和总主教正在小圣堂里举行礼仪，第二天，我们赶紧修理这些破损。　　不过，我还要把话题拉回解放日以前的漫长岁月。如前所述，我和其它一些青年住在主教府中。从一开始总主教就介绍一位年轻的神父作我们的神师，他就是斯塔尼斯劳?斯莫伦斯基神父(Fr. Stanislaw Smolenski)。他于罗马得到博士学位，是位有很深内修的人，现在他是克拉科夫的辅理主教，已退休了。斯莫伦斯基神父负责为我们的领受铎品作有系统的准备。我们的院长卡济梅尔兹?克罗萨克神父(Fr. Kazimierz Klosak)，从前曾当过监牧。他在鲁汶(Louvain)完成了学业，并担任我们的哲学教授，他的刻苦和善良让我们钦佩、赞颂不已。他直接对主教负责修院的事务，而我们这些地下修生便直接属他管辖。一九四五年暑假后，来自瓦多维采，战前就已成为修院神师的卡罗尔?科兹洛夫斯基神父(Fr. Karol Kozowski)接替了若望?皮沃瓦尔兹克神父的院长职务，科兹洛夫斯神父几乎为修院奉献了他的一生。　　我的修院培育是这样完成的。前两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在秘密的状态下完成哲学课程。之后的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在亚格罗尼亚大学的课业日益繁重起来，虽然战后的第一学年大学课程仍然很不齐全。到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这一学年，一切便恢复正常了。在神学院我有幸接触到一些卓越的教授，像伦理神学教授瓦迪斯瓦夫?威克神父(Fr. Wadysaw Wicher)，以及为我介绍神学中的科学方法论的信理神学教授依纳爵?洛兹斯基神父(Fr. Ignacy Rozycki)。今天，我由衷地感激我所有的神长、神师和教授们，是他们在修院生活中培育了我。上主，请酬报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第五年开始时，总主教决定送我到罗马完成学业。就这样，我先于我的伙伴们，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领受铎品。那年，我们修生的人数不太多，总共七个人，现在还有三位健在。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这使我们能加深彼此的了解，并建立深厚的友情。从某方面看，由于人少，我们也与那些在秘密学习期间或暂短的大学公开学习阶段中的神长和教授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圣召的最初迹象

    克拉科夫(Cracow)的大主教亚当?斯特梵?萨皮阿枢机(Prince Adam Stefan Sapieha)前来参观瓦多维采(Wadowice)堂区时，我正在上中学。我的宗教课老师爱德华?察赫尔神父(Fr. Edward Zacher)选派我向大主教致欢迎词。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面对这样一位受大家敬仰的人物。在我讲完话之后，主教问我的宗教老师，我高中毕业后想选哪个系。察赫尔神父回答道：“他想学习波兰语言及文学”，主教大概回答了一句：“可惜他没有选神学”。那个时期，虽然我周围有很多人觉得我应当进修道院，但司铎圣召在我的生活中还不成熟。也许有人会猜想，如果一个具有如此明显宗教倾向的青年不进修道院的话，那可能是由于爱情或其它爱好的缘故。实际上，我在学校有许多女同学，在我忙于校园戏剧时，与年轻男女同学接触的机会很多。问题并不在此。那时，我对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和戏剧表演特别偏爱。引我进入戏剧之门的，是我后来的波兰语老师米奇斯瓦夫·考特拉尔兹科(Mieczyslaw Kotlarczyk)，他是一位真正的业余戏剧创作的先驱，对自己的戏剧创作抱有很大的雄心。

修生阶段的假期 

     进修道院后，我找到一种新的度假方式。总主教把我派到克拉科夫附近的拉奇布罗维采堂区(Parish of Raciborowice)，那里的本堂约瑟夫?亚罗兹神父(Fr. Jozef Jamroz)以及堂区助理司铎们，成为我这个地下年轻修生的终生朋友，我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特别记得弗朗西斯?西蒙内克神父(Fr. Franciszek Szymonek)，在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恐怖当局为了威胁克拉科夫教会，竟然将他逮捕、审讯，并处以死刑。所幸，不久后他便获得缓刑。我也记得亚当?比拉神父(Fr. Adam Biela)，他是我在瓦多维采念中学时的学长。借着这些年轻司铎的帮助，我才能熟识这整个堂区的基督徒生活。不久之后，在拉奇布罗维采堂区的边兹采村庄(Village of Bienczyce)附近，有一个名叫诺瓦?胡达(Nowa Huta)的大社区兴起。在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年战后，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假日。我经常流连于拉奇布罗维采的古老教堂中，这座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若望?德鲁考兹(Jan Dlugosz)的时代。我也常在墓园中徘徊沈思，久久不去。我将课堂上所用的书籍：附有注释的圣多玛斯的一系列著作，带到了拉奇布罗维采。可以说，那时我正从一个伟大的神学传统的﹁核心﹂研读神学。同时，我开始写一篇有关圣十字若望的论文。以后，当大学重新开放时，我在克拉科夫大学教授依纳爵?洛兹斯基神父的指导下，继续写这论文。最后，在加里古?拉格朗热神父(Fr. Garrigou Lagrange)的指导下，天神大学(Angelicum)完成这作品。 

亚当·斯特梵·萨皮阿枢机 

     在走向神职的整个培育过程中，卓越的首都总主教，即后来的亚当?斯特梵?萨皮阿枢机，对我们的影响极大，我心中对他充满敬爱及感激之情。在修院重新开放前的那段过渡时期，我们就住在他的寓所内，每天都见到他；因此，我对我们的影响力渐渐加增。这位克拉科夫的首都总主教在战后立即被授以枢机高位，虽然那时他已老迈。所有的人都把这项任命，看作是对这位在德国占领期间，成功地为祖国争光，并明确地彰显自身尊严的伟大人物，所立的功勋的一项应得的承认。我记得，当总主教领受了枢机帽从罗马回来时，是三月的某一天，正值四旬期。学生们将他的汽车抬起，走了好长一段路，直到巿场广场上的圣母升天大殿前。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那股被这项任命所激起的宗教和爱国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