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圣召的因素 

   我已经广泛地谈了我在修院中的经验，因为无疑地，它在我的司铎培育过程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更完整地看，我清楚地发现，还有许多其它的环境和个人对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正是借着他们，天主让我听到了祂的声音。家庭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在修院接受神职准备之前，在家庭中，父母已经以其生活榜样为我提供了初步的准备。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那位过早失去妻子的父亲。母亲去世时我才九岁，还未开圣体。因此，虽然母亲对我的宗教教育的贡献一定很大，但我对此却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母亲去世不久，哥哥也过世了，家中只剩下我和父亲；他是位极虔诚的教徒，我看到他每天过着简朴的生活。父亲以前是职业军人，母亲去世后，他过着一种经常祈祷的生活。我曾经在半夜醒来，看到父亲正跪着祈祷，就像他常常在教堂中跪着祈祷那样。虽然我们之间从没有谈过司铎的圣召，但就某方面来说，他的表样是我的第一个修院，是一所家庭修院。

索尔韦工厂 

   少年时期之后，博雷克法雷奇(Borek Falecki)碳酸氢盐工厂的采石场和净水厂成了我的修院。它不像是瓦多维采家中那样的备修院。对我生命的那时刻而言，这工厂是一所真正的修院，虽然是隐秘的。我是在一九四○年九月开始当采石工人的，一年后我转到了净水厂，我的最终决定也就是在那几年中日趋成熟的。一九四二年秋天，在索尔韦做工的同时，我以波兰语言及文学的旧生的身分，开始在地下修院学习。当时我并未体认到这段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后来，我当了神父，到罗马学习，比利时公学的同伴们让我认识了有关工人神父、天主教职工青年运动(JOC\AS)的问题，那时我才真正地理解到，与劳动世界的接触对西方教会和神职界来说，是何等重要。幸好我已经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了。实际上，我的经验是“工人修生”的经验，而非“工人神父”的经验。在劳动中，我知道劳动工作意谓着什么。我每天都与从事粗活的人在一起，很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家庭、兴趣、人性价值和尊严。我亲身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善意。他们知道我是学生，也知道一旦环境允许，我将重操学业。他们从未因这个缘故而对我怀有敌意，也从未对我带书上班表示过反感。他们对我说：“你尽管读书，我们会替你放哨！”尤其是值夜班时，他们经常对我说：“你休息吧，我们会提高警觉的。”我与许多工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他们会请我到他们的家中作客。后来，我以神父和主教的身分为他们的儿孙付洗，为他们的婚礼祝福，并主持过他们中许多人的葬礼。这使我看到他们内在那深邃、祥和的宗教情怀以及生命的大智慧！即使在德国的占领结束之后，我仍与以上这些人保持密切的连络，直至我被选为罗马的主教为止。至今，我仍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藉书信保持连系。 

登布尼奇堂区：慈幼会士 

    在此，我还要再回顾一下进修院前的那个时期。我不能不提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人，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堂区，位于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它是奉献于圣达义·葛思佳(Saint Stanislaus Kostka)的。教堂由慈幼会的神父管理。有一天，他们全部被纳粹送进了集中营，被拘禁在达毫(Dachau)，只留下了一位老神父和省区的一位视察员。我确信，在我圣召的培育过程中，慈幼会的神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堂区，有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若望?泰拉诺夫斯基(Jan Tyranowski)。他的职业是职员，却选择了在父亲的裁缝店中工作。他说当裁缝使他易于发展内在生活。他是位内修极深的人。在那困难时期，慈幼会的神父们以极大的勇气更新他们对青年的牧灵工作。神父们委派若望·泰拉诺夫斯基一项任务，要他建构一个所谓的 “活玫瑰经团”，而与年轻人接触。他将此任务付诸实行，但他不让自己局限在组织工作上，他还关注所遇到的青年们的神修培育。就这样，我学会了自我培育的基本方法，后来，这些方法在修道院的教育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和发展。若望?泰拉诺夫斯基以圣十字若望和圣女大德兰的著作为自己神修培育的基础，他也帮助我读这二位圣人的作品，虽然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我这种年纪的人常阅读的。 

圣衣会的神父

     我曾对圣衣会的神修精神怀有浓厚的兴趣。在克拉科夫的拉科夫斯卡街(Rakowicka Street)有一所跣足圣衣会神父(Discalced Carmelite Fathers)的修院。我常去神父们那里，也曾在痛苦之母良神父(Fr. Leonard of Our Lady of Sorrows)的引领下，与神父们一起作避静。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考虑加入圣衣会。但亚当·斯特梵·萨皮阿枢机为我解决了这个疑惑，他简短地对我说：“应该先把你已经开始的事做完”。 

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

    那几年，我的听告解神父和神师是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Fr. Kazimierz Figlewicz)。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瓦多维采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他是瓦多维采堂区的助理司铎，教我们宗教课。多亏他的引导，我愈来愈接近堂区，我当了辅祭，并负责组织辅祭班。当他离开瓦多维采，去到座落在瓦维尔旧皇家城堡(Old Royal Castle of Wawel)的克拉科夫主教座堂后，我仍与他保持连系。我还记得在中学五年级时，他邀请我去克拉科夫参加圣周三下午开始的三日祈祷，那次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业后，我和父亲迁居到克拉科夫，这使我与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了。他那时是主教座堂的副本堂，我常找他办告解；在德国占领期间，我也经常去拜访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到主教座堂去办告解，堂里却空无一人，也许那是我最后一次自由地进入那座大堂，因为随后它就被关闭了。瓦维尔皇家城堡变成纳粹的汉·弗兰克将军(Nazi Governor-General Hans Frank)的总部。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是唯一仍能做弥撒的神父。在德国警察的监视下，他每星期可以两次在关闭的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在那段困难的时期，以下这一切为他更具清晰深远的意义：主教座堂、王室的陵墓、圣斯塔尼斯劳主教和殉道者(St. Stanislaus, Bishop and Martyr)的祭坛。他常常教诲我要热爱这座后来成为我的主教座堂的大殿。直到去世，他一直忠实地守护着这教会和民族的特殊祭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我被祝圣为神父。第二天，在主教座堂的圣良地下陵墓(Crypt of St. Leonard)，我举行了第一台弥撒，当时卡济梅尔兹?菲格利维兹神父就在我身旁指导。这位虔敬的神父已去世好几年了。只有天主能回报他为我所作的一切好事。

玛利亚路线

    谈起我司铎圣召的来源，自然不能忽略“玛利亚路线”。敬礼天主之母的传统，来自我的家庭和瓦多维采堂区。我记得在教堂的侧面有一个小圣堂，这小堂就是献给永恒救援之母的。每天上课前，或下午放学后，总是有许多同学到那里去向童贞圣母祈祷。另外，在瓦多维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圣衣会的修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拉斐尔·卡利诺夫斯基(St. Raphael Kalinowski)时期。城中有很多居民经常到那里去祈求，这一敬礼从加尔默罗圣母圣衣的广为流传，便可见一斑。我也得到一件圣衣，那时我大概十岁，直到今日我仍带着它。人们去圣衣会也是为了办告解。就这样，从童年、少年，直到中学，堂区以及圣母圣衣会慢慢培养了我对圣母的热诚。

    当我在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时，在慈幼会的堂区中我参加了“活玫瑰经团”。在堂区，还有一种对进教之佑圣母的特殊敬礼。当我的司铎圣召正在形成的时期，在若望·泰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下(这我已经在上文提及了)，我对敬礼天主之母的理解方式有了改变。过去，我已确信玛利亚引导我们走向基督，但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懂得基督也引导我们走向玛利亚。曾有一段时期，我对圣母的敬礼有所疑惑，因为我认为，对玛利亚的过度敬礼会危害对基督该有的至高崇敬。圣葛利宁?蒙福(St. Louis 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的一本名为 “敬礼圣母的真谛”(Treatise of True Devotion to the Blessed Virgin)的著作帮助了我，解答了我的疑问。玛利亚真的带领我们更接近基督，因为如果我们按她在基督内的奥迹去生活，那么她必把我们引向基督。虽然圣蒙福的论述可能稍微受到它那辞藻过于华丽的风格的影响，但书中所蕴含的基本神学真理却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是位著名的神学家，他的圣母学思想源于天主三位一体的奥迹以及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真理。    

    于是我明了教会为什么每日三次诵念三钟经，也理解下面这段祷文的关键意义：“上主的天使向玛利亚报喜，她因圣神受孕。我是上主的婢女，请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天主圣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中间。” 这些话多么有力！它们表达出人类历史中最重大事件的最深邃核心。

    下面我解释一下全是妳的(Totus Tuus)的出处。这个词组源自圣蒙福，是信靠天主之母这个句子的缩写。完整的句子是这样：我全是妳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妳，我把妳当作我的一切，请把妳的心给我，玛利亚。
　　
    就这样，得益于圣蒙福，我开始以崭新的观点去发掘虔敬圣母的无穷宝藏。例如，从小我就听人们在本堂的圣堂里唱“童贞玛利亚无原罪始胎的日课经”，但直到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它们在神学和圣经中的丰富内涵。大众化的民歌也是如此，例如波兰的圣诞歌和在四旬期所唱的凸显出与痛苦之母的心灵对话的基督受难哀歌。以上这些神修经验是构成我祈祷与静观的旅程的基本要素，而这祈祷与静观的旅程引领我逐步走向铎职，并继续在我日后生命的所有事件上引导我。从儿时起，尤其是后来成为司铎和主教，我常常到卡尔瓦利亚?则布罗兹多夫斯卡(Kalwaria Zebrzydowska)朝圣。卡尔瓦利亚是克拉科夫总教区重要的圣母朝圣地。我经常独自一人沿小路步行到那里去，在祈祷中，我把教会的各种问题献给上主，特别是在奋力对付共产主义的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回顾过去，我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休戚相关的：今天如同昨天，我们被同一奥迹的强光照射着。

圣修士雅伯

    有时我自问，圣修士雅伯对我的圣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名字叫亚当·赫梅洛夫斯基(Adam Chmielowski)，并不是神父，但所有波兰人都知道他是谁。在我热衷于戏剧和艺术的那个时期，这位因参加一八六四年的 “一月起义” 而失去一条腿的勇士，深深地启发了我。雅伯修士曾是一名画家，在慕尼黑学过画。他遗留下的艺术作品显示出他出众的艺术才华。后来，他放弃了艺术的道路，因为他理解到天主召叫他去做更重要的事。当他获悉，位于克拉考夫斯卡大街(Krakowka St.)，被称为﹁取暖所﹂的公用宿舍是克拉科夫贫苦人聚集的地方之后，便决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是做一个施舍者，从上面发送礼物，而是献出自身为穷人服务。　
　
    这启发人心的自我牺牲榜样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在雅伯修士身边聚集了许多人，两个致力于为穷人服务的修会于是诞生。这一切都是在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

    雅伯修士于一九一六年圣诞节去世，未见到波兰独立的日子。虽然修士已去世，但他的志业将随着亚西西的圣方济及圣十字若望的足迹继续下去，成为波兰代代相传的彻底福音理想主义的表达。在波兰的神修历史中，圣修士雅伯占有特殊的地位。对我来说，他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最终选择了司铎圣召，而远离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过程中，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特别的精神和榜样。在教宗任内，我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将这位克拉科夫身穿灰色长袍的卑微修士，列入圣品。首先，在一九八三年波兰之行期间，我在布罗涅?克拉考夫斯基(Blonie Krakowskie)将他封为真福；之后，又在值得纪念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罗马将他列入圣品。许多波兰作家以他们的文学作品颂扬雅伯修士永垂不朽的形象。在众多的艺术作品、小说、剧本中，值得一提的是康斯坦蒂?米哈尔斯基神父(Fr. Konstanty Michalski)为这位圣人所写的专论。当我在克拉科夫的圣弗洛里亚诺教堂(St. Florian’s Church)担任助理司铎时，我也为他写了一部戏剧，剧名是 "我们天主的修士"。我就以这种方式偿还我对他感恩之情的债。

战争的经验

    如前所述，我司铎圣召的最终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占领期间。这只是巧合，或者在我内与外在所发展的历史事件之间有一更深的关连？这问题很难回答。当然，在天主的计划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只能说，战争的悲剧对我的逐步选择圣召的过程是有影响的，它帮助我从新的角度领悟圣召的价值和重要性。面对恶势力的蔓延和战争的暴行，我对神职的意义和它在世界上的任务，认识得更加清晰了。

    战争的爆发使我远离了学业和大学。在那期间我失去了父亲，他是我身边最后的一位近亲。客观而言，所有这一切使得我愈来愈远离原先的计划；就某方面而言，我的人性有如被人从它所成长的土地上连根拔起。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消极的过程，实际上，一道前所未有的光开始照亮我的良心：上主愿意我成为一名司铎。有一天，我非常清晰地体会到这召唤，就如一内在的光，它带来另一种召唤的喜悦和确信，这瞭悟使我的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平安。

    这一切发生时，在克拉科夫我的四周、在波兰、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满布着恐怖事件。我所直接体验到的，只不过是我的同胞从一九三九年以来所体验到的的一小部分而已。我特别想到瓦多维采那些与我一起毕业的同龄人以及我亲密的朋友们，其中有些是犹太人。他们中有少数人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服兵役。好像第一个死于战场的是班上最年青的一位。之后，我笼统地得知其它人的大致消息，他们或死于不同的前线，或死在集中营里，或在图布鲁格(Tobruk)和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战役中阵亡，或被遣送到苏联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我先是慢慢地知道这些消息，然后，一九四八年我们一班在瓦多维采的毕业十年的聚会上，我才较完整地得知这些事情。在那残酷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了。每天我都有可能被人从家中、从采石场、从工厂中逮捕，并送进集中营。有时我自问：为什么这么多同龄人都失去了生命，而我却没有呢？现在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在那势不可挡的战争邪恶之中，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指向圣召所构成的善。我不能忘记在那困难时期人们对我的善意，无论是我的家人、同事或相识的友人，他们都是天主在我的道路上所安排的。

波兰司铎的牺牲

    这里要说的，是我圣召独特而重要的另一面。在波兰被苏联和德国东西分治的时期，有许多波兰神职人员被逮捕并送进了集中营。单在达豪(Dachau)就有约三千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当时还有一些其它的集中营，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战后第一位列圣品的司铎圣玛西米利亚诺·玛利·柯尔贝(St. Maximilian Maria Kolbe) - 涅波卡拉诺(Niepokalanow)的方济会士 - 就是在那里为基督献身的。在达豪被监禁的还有弗沃茨瓦维克(Wloclawek)的主教米哈乌?科扎尔(Michal Kozal)，我怀着喜乐的心情于一九八七年在华沙)Warsaw)将他列入真福品。战后，一些曾在集中营中受监禁的司铎被晋升为主教。至今，卡济梅尔兹·迈丹斯基总主教、亚当·科兹洛夫斯基总主教(Archbishops Kazimierz Majdanski and Adam Kozlowiechi)，以及依纳爵?热兹主教(Bishop Ignacy Jez)仍然在世，他们是达豪死亡集中营的最后三位主教证人，他们很清楚那经验在许多司铎的生命中意谓着什么。为使画面完整，也应该加上当时在集中营之中遭受同样命运的德国司铎。我有幸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列入真福品：先是慕尼黑的鲁伯特?迈耶神父(Fr. Rupert Mayer)；然后，在最近的德国牧灵访问期间，又将柏林主教座堂的本堂伯恩哈特?利西滕伯格蒙席(Monsignor Bernhard Lichtenberg)和明斯特(Munster)教区的卡尔?莱斯纳神父(Fr. Karl Leisner)列为真福。最后这位神父是于一九四四年在集中营内领受铎品的，晋铎后他只举行了一次弥撒圣祭。

    我们应该特别纪念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和苏联其它地区殉道的司铎们。在众多被关押的人中，我记起塔德乌什?费奥多罗维奇神父(Fr. Tadeusz Fedorowicz)，他在波兰很著名，是一位让我受惠良多的神修导师。费奥多罗维奇神父，这位雷奥总教区(Archdiocese of Lwow)的年轻司铎，自愿向总主教请求去陪伴一队被流放到东方的波兰人；特瓦多夫斯基总主教(Archbishop Twardowski)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就这样在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特别是哈萨克的同胞中展开了他的司铎职务。最近，他在一本有趣的书中描述了这些悲剧性的事件。当然，我在这里所提及的有关集中营的事，只不过代表我们这个世纪的一部分悲剧性的 "末日启示" (Apocalypse)而已。我所以提出此事，为的是要强调，我的铎职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由无数我同时代人的伟大牺牲所促成的。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我免受这些最艰苦的经验，但这更加重了我对那些知名或更多不知名人士的负债感。正是这些不分国籍和语言的人，以他们在历史大祭台上的牺牲，促成了我司铎圣召的实现。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他们将我引上了这条道路，他们藉自己的牺牲，为我彰显出基督铎职的最深刻及最基本真谛。

在战争的残酷中所体验到的美善

    前面我曾说过，在战争的困难岁月中，我从人们那里接受了很多的善意照顾。在占领期间我认识了许多家庭，其中我特别记得一家。我和犹利乌斯?基德林斯基(Juliusz Kydrynski)先在采石场一起工作，后来又一起在索尔韦的工厂工作。我们都被分派在学生工人组，小组中还包括了沃依切赫?茹克罗夫斯基(WojciechZukrowski)、沃依切丝的弟弟安东尼(Antoni Zukrowski)，以及维斯瓦夫?卡奇玛其科(Wieslaw Kaczmarczyk)。战争开始前，我和犹利乌斯?基德林斯基一起学习第一年的波兰语文及文学。战争使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了。我认识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寡妇，我与他的弟弟妹妹也很熟。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当我失去父亲时，犹利乌斯?基德林斯一家给我许多关怀和照顾。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下班回家后，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当时，犹利乌斯?基德林斯基一家人对我的情谊，是我极大的安慰。之后，友谊扩展至其它的家庭，特别是住在克雄奇亚约瑟法街(Ksiecia Jozefa St.)的斯考斯基(Szkochi)一家人。得力于住在他家的亚德维加?莱瓦耶太太(Mrs. Jadwiga Lewaj)的帮助，我开始学习法文。斯考斯基先生的大女儿名叫索菲亚?波兹尼亚克(Zofia Pozniak)；她的丈夫被关在集中营，她曾邀请我们参加在她家举行的音乐会。就这样，那由诗歌和音乐所散发出的美丽光辉照亮了黑暗的战争时期及被占领阶段。以上这些都是我决定进入修院之前所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