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本书时很偶然的，事前根本没有一点计划。

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了。那时我在葡属帝汶岛传教，被主教派到依美拉县的一个山顶堂区服务，不到半年时光就粗通了土话，可以听告解及讲简单的道理，同时还考到了驾驶执照，因之心内非常高兴，工作起来也很卖劲。我与主任神父虽有从属之分，但合作无间，从来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可是，主教休假前骤然擢升他做教务总监兼代理主教。我虽为他高兴，却为我担心，因为新到的堂区主任神父是个有名不易相处的人。世间的事，往往你越担心，反而越糟糕，到不如一切顺其自然更好。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颇勉强，然后恶性循环，彼此影响，不到一年就“貌合神离了”。

主任神父一切都把握在手。我到学校去教要理，不准，因为已派有教师及传道先生，何况同孩子混在一起有失神父的尊严，给成年望教人讲要理，他自己保留；骑马到山里探望教友，也不行，因为我应在家随时等候赴临终；到乡下公所向教外人群中发展没有我的份；更不准，因为曾有神父因之堕落。结果，我的工作除了给病人送圣体，赴临终及主持教会殡葬礼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到了这步田地，只有请示主教了，在我想主教一定会调动我到别的堂区服务。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很烦恼地一再叮嘱我要利用大好时光，多祈祷，默想，及深究教会的学问。我虽然服从了，不过心里很不舒服，也就从那天起，我同主教及老神父们“保持了距离”，啧有烦言，并且尽量不相往来。此后有好大一段时间我曾经闹了情绪，消沉，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有天，翻阅我手抄的雷鸣远神父自述的“一滴血”，才恍然大悟。雷神父的伟大处在于他时时处处服从，上司不准讲道见人，他就闭门写信，祈祷及默想，传教方法多得很，反正闲不住，不死就要传教。我很惭愧，就在这种特殊环境及复杂心情下，我顺手从书架上拿到了这本牧灵指南，看下目录，是我在修院从未学过的东西；读了第一章，并不太难，当天就把它翻译出来，这样心情平静下来，慢慢学习，揣摩及翻译，大约经过一年左右，初稿始定，然后把好些诘屈惊讶，意义不明的地方，向其他高明铎兄请教，并在大家都同意的意义下（可能大家都错了也说不定），重加翻译。这样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加以誊清。这就是我翻译这本书的经过。

 我之不厌其详地对此翻译经过加以叙述，是有所指的。照目前来说，处於同我相仿的环境中的年青神父不会没有，也许有不少（但望不要太多）我至诚地希望他们不要蹈我的覆辙，闹情绪，消沉，并向外发展，仍是把自己的大好精力用在其他有益的文化传教工作上面。可是，我也殷切地乞求我们尊之为“前辈”的老神父们，当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虽不交棒，但至少别把持一切，相反地，从旁督促年轻神父们好好为主工作。

本书的出版曾得到方济会士雷永鸣神父的鼓励。因为他给我说：“神父！想想看，只要有一位站在传教岗位上的兄弟姐妹能从中取得好处，那也就够了”对于他的这种鼓励，我非常感激。就在他这种鼓励下，我毫不犹豫地寄出我的稿件。

还有两位神父我要在这了致以特别的谢意，即刘师乃仁神父，他曾抽暇把我的初稿阅了一遍，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并提示了许多的宝贵意见；以及我的患难之交冯宝鲁神父，他曾花了几月时间，从头到尾细加审阅，甚而不厌其烦地同原文对照，还挥了大笔加以润色。不过，遗憾的是在他未能看到出版之前，已荣归主怀。

最后，我要声明，教父著作，文字简赅艰涩，意义深奥婉转，谈起来不易，翻译起来更难，对於国学及拉丁文无何造诣的我，居然敢从事这种工作，确有不自量之谦，不过，“予岂欲为哉，予不得已也”。因之，我诚恳地希望诸位在主园圃内的同工神父，不吝赐教，而我亦必虚心接受。如能抛砖引玉，则更为我合什祷祝的了。

                                                                                         马千里

一九六八年主显节于马来西亚威省大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