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的需要；它的来源出自天主 人的社会，如要它能有秩序，有丰硕的效果，就必需有拥有合法权威的人来维护社会法制，并尽力谋求全民的公共利益。而他们的一切权力乃得自天主，一如圣保禄所说：「无一权力不来自天主」。圣金口若望曾将此名言加以申述说：「你又要说甚么？是否一切治人者都由天主设置？不，保禄将回答你说：这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所要说的，不是持有权力的个人，而是论权威的本身。合法权威的存在──不拘其为发号施令或服从命令──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出乎天主上智的措施」。因为天主造人，既造而为合群性的，则无一社会「能够存在，除非有一人作为首领，出而有效地推动督导，引人趋赴共同的目的；人的一切团体，都需要有统治的权力：此权力一如社会的本身，乃出乎天性，亦即出自造物主、天主」。

然而，权力并非漫无法律制裁的；反之，它的有权发命，都应合乎正直的理由，它的命令的拘束力乃出自伦理秩序，而此伦理秩序则以天主为始源，亦以天主为目的。职是之故，前任教宗庇护第十二世曾以下列数语训示说：「动物界的绝对秩序，及人的终向──具有自由意志，为义务的神圣权利的主体，为人类社会之始、之终的人所显示的终向──都视国家为一需要存在、且应具有权力的团体；舍此权力，则团体便不能存在，亦不能生活……按照理智的推论而尤以按照信德的指示，万物间普遍而绝对的秩序，不能不出源于天主，有位格的造物主；故政府权威之得以存在，乃因其分享天主的权威」。

权力，如果祇建立于威胁之上，或祇以惩罚作恐吓，以赏报为诱饵，则绝对不能有效地推动公共利益；即偶尔做到，亦绝对不合乎秉有自主、具有理智的人的尊严。权威乃是一种伦理力量，为此治人者首先应唤起人民的良心，就是说应使他们负起为致力全民公共利益的人人应有之责。然而，人人在天赋的尊严上，既都一律平等，则无人能在他人内心深处加以行事的约束力量：而这点惟有天主始能做到，盖惟有天主能洞察人心的稳秘，而判断人心稳密的决定。

故人类的一切权威，祇有在与天主的权威相结合并分享天主的权威时，才能约束他人的良心。

如能遵守此一原则，则国民的尊严乃可保全，因人之服从政府权威，并非服从人，乃是尊重万物的创造者上智的天主，是祂令人按其制定的秩序，遵行人间相互的关系，吾人并不因对天主致以应有的尊敬，而受屈辱，反之，吾人正因此而得提升，而成高贵，因为「奉事天主，就是为王」。

国家的权力，既如上述，乃由于伦理秩序的需求，并出自天主，故治理国事者，如订制法律，颁发命令，有违伦理秩序或天主意旨，则其法律或命令，绝无约束国民良心之力。因为此时，人应服从天主，而不应服从人，并且，在此情况中，法律本身已失去其存在价值，而沦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如圣多玛斯所说：「人间的法律，如要它有法律的本质，则其订制必需合乎理性，从而显而易见的必由永律演绎而出。如果它悖乎理性，则人就称之为不公道的法律，它亦因之失去法律的本质，而成为暴力的工具」。

然而亦绝不因权力来自天主，而以为人已无权选择治理国家的人员，或无权制定国家的体制，或无权订制有关行使权力的条律和界限。因此，我们所陈述的道理，适合于任何形式的真正的民主政体。

政府存在的理由乃为实现公共利益 任何个人，任何中间性的团体，都应在各自范畴内努力谋求公共的利益。因此他们应在不损及公共利益的条件下谋求自己的福利，并且该按照政府依正义法则、在其权力范围所订制的法令，而为着同一目标，供献其人力物力。拥有政府权力者其所命行使之事，不独事情本身应为善，且应切实为有关公益或至少是导向于善之事。

然而，政府官员的职务既纯为公共利益而设，则他们为公益而订制法规时，自应恪遵公益的真实性质，并配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公共利益的基本性质 每一民族所具的固有特征，应视为该民族公益的因素；然而这些特征并非公益的全部。因为所谓公益，它既深深结合于人的天赋本性，倘如要在它的基本性质上作一学理的定义，或根据历史作一全面的叙述，则舍去「人」的观念，便不可得：因为公益是属于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再者，既称谓公益，则在其本质上必需所有国民都能分享，纵然，按照各人的职业、功绩、身分而有各种不同的分享方式。因此政府官员应致力为全民的利益而服务，不得偏私于个人或社会的某一阶级；一如教宗良第十三世所说：「政府既为全民的公共利益而设，则绝对不许祇谋一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但是，正义和公平有时需要治理国事者特别关心弱者，因为他们大都缺乏保障自己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能力。

此处我们认为应忠告吾子女者，公共利益应及于人的整体，即包括肉体和心灵的需要。因此政府为谋公益应有适当的政策，俾能尊重各种事物的价值等级，谋使国民获有肉体和心灵合度的利益。

这些原则与我们在「慈母与导师」通谕内所申述者完全相合：公共利益应及于社会的各阶层，使人得以更完善更顺利地达到成全的境界。

人，是以肉体和不死的灵魂所组成，则在此暂时的生命过程中，不能获得一切需要的满足，亦不能获致完备的福乐。故为求致公共利益的一切方法和措施，不惟不可有害于人的永生，且应对它有积极的帮助。

政府对于个人权利及个人义务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公共利益既特着重于保障人的权利和义务，则当政者的主要任务一面应是使人的权利获得承认、尊重、协调、保护和发展，另一面使每个国民能更方便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保障每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并设法使每个人都能易于善尽己责，此乃每一政府的主要责任」。

因此，设若政府不承认甚或侵害人民的权利，则不独它本身已有失责职，而它所颁的法令亦失去一切效力。

权利与义务的协调及其有效保障 政府的主要责任乃为适度协调人民在社会相处间的各种权利，使人在运用自己的权利时，不致违害他人的权利，或祇想享受权利而阻碍他人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此外并使每人的权利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如受到侵害，则应使它恢复原来的完整性。

政府增进个人权利的责任 政府应尽力设法造成一种环境，使每一人都能易于保障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对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事措施不当，则人民间的不平等，尤其在我们这一时代，势必广泛、加深，以致人的基本权利及其相对的义务都将失去凭依。

因此当改者（校按：应为当政者）应殚精竭虑，促进经济及社会的进步，并使主要的公共事业能配合国家的生产机构而发展，例如人民公路保养、交通工具货物交流、饮水、住宅、公共卫生、教育、协助宗教生活、促进康乐活动。此外又需设法举办保险措施，使在遇有任何灾害，或在家庭负担加重时，不致缺乏为度一相称生活之所需。政府尚应努力促使有工作能力者能获得相称自己能功（校按：应为能力）的工作；按正义公平的法则给予相称的工资，并使劳工在生产机构中，体味到自己工作的责任感；此外又当设立各种中间性团体，俾使国民的社会生活日益丰盛而舒适；最后并使全体国民都能获得合乎本身程度的学术教育。

在政府干预行为的二种方式中应有平衡 全民的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在协调，保障人民权利及增进人民权利之间，具有明确的平衡，勿使少数人或社团获得特权，而在国内造成特殊阶级；但亦不得因强调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而产生无理的障碍，以致削减人民的权利或使他们无法行使权利。「然而有一原则，必须常常记住：即国家对经济问题的措施，不论如何广泛，且深入团体各部分，但对于个人在行动上的自由权，不独不应加以束缚，且应予以提高，使每人的主要权利，都能一律得到有效的保障」。

政府应向着这个平衡的目标多方努力，务使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阶层，不独能安享权利，且能易于履行义务。

政府的组织及其作用 国家究以何种政体最为适宜，或按何种组织形式更能善为行使其立法、行政、司法的职权，这是一件不可能笼统决定的事。

因为事实上为决定一国的政体及其行使职权的方式，必须顾及每一民族的特殊情况及其时代背景：盖二者因时因地而变化。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能基于三种权力的分界，以适应政府权力的三种主要任务，乃为最符合人性要求者；因为在此政体之下，不独政府的职权，即普通人民与政府公职人员间的关系亦都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人民对于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亦由是而可获得保障。

然而，为使这种法治体制能产生实益，政府应以适当的行动及方法善尽自己的责职，按照国家实际的情况以解决所遇的一切困难。为达到此目标，立法机构，不论实际情况不断的演变，总不得忽略伦理秩序、宪制法则，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构则需要熟知所订法律，审慎权衡情况，使凡事都能普遍按法执行；司法机构于判断时，则应公正无私，不受任何一方的威迫利诱。国家的真正秩序，不独需要中间性社团，并且需要每个国民，都能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上──不论是有关私人间，或人民与政府官员间之事上──获得法律有效的保护。

法制与良心 无疑的，国家的法制若与良心取得和谐，并配合当地政治意识的程度，乃是一个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因素。

然而在我们这一时代，社会生活如此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且又机动活跃，法律条文虽具极智卓见，往往亦显不足适应事实之需要。益有进者，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个人或中间性社团与政府间的关系，或一国内各级机关彼此间的关系，往往都能产生错综艰难的问题，以致不能在法律条例内找到明确的予以规定。在此种情形之下，政府如要保持法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如为社会生活的主要事务而服务，而同时又要合乎当前的生活习惯和法律解决种种新的问题，则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职务的性质及其界限，并应心地正直、廉洁无私、判断明确、意志坚强、敏捷而客观地审断具体事理，坚决而勇毅地采取必要行动。

国民参与政治 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乃为出源于人性尊严的权利之一，但参与的方式则应配合其国家的当前形势。

人民既可参与政治，则他们自有很广泛的服务园地。以参政者与人民接触及交换意见的机会加多，则他们对于为公共利益能做的事，也认识得更清楚。其次，参政者既按时新旧交替，则能防止政府衰老，而使社会常能新陈代谢活力充沛。

时代之征象 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都有以下几个倾向：第一、将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以明确而清晰的条文，制成一种人权宪章，并将它纳入国家的宪法，作为宪法的一部。

第二、在宪法内制成法律条文，规定执政官员产生的方式、相互间的关系、各职权的界限，以及行使职权时应守的方式。

第三、制定权利和义务的条文，明白规定人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并详细规定政府主要的职责，乃为承认、尊重、协调、保护并促进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另有一种理论，主张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宪法的约束力、政府的权威等，出源于个人或社会团体的意志，一如其最初而惟一的渊源；此乃一种不能证明的理论。

然而我们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却亦证明了这一现象：即现代人民已逐渐感觉他们自身的尊严，因而乐于参与国家的政治，并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更有进者，他们并要求政府须经宪法制定的程序，始能获得合法权力，政府的权力亦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始得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