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谕（若望保禄二世）-三被救赎的人和他的现代世界的情况-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人类救主

三被救赎的人和他的现代世界的情况

１３．基督与每一个人结合当我们藉人类快速和不断增加的经验，深入耶稣基督的奥迹中时，我们更清楚了解，在教会今日应该遵循的一切途径的基础上，根据保禄六世的智慧（注八六），只有一条路：就是经历许多世纪的考验依旧屹立不动的，也是未来的道路。主基督曾特别指出这一条路：就是当祂，如大公会议所说：「因天主子降生成人，在某种程度内，同人人结合在一起」（注八七）。于是教会看到她主要的任务，是使这种结合能实现并不断更新，教会愿意对这唯一的目标服务：使每一个人能找到基督，使基督能与每一个人同走生命的道路，以在降生和救赎奥迹中所包含的有关人和世界的真理的力量，以及从此真理所发射出的爱的力量，面对不断成长的历史过程，尤其在现代许多不同体系，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发展中，耶稣基督是以新的方式临在，虽然外表看来没有祂，而且教会有限的临在并有限地做她制度性的活动，耶稣基督以真理和爱的力量临在，这些力量以独一无二和一劳永逸的圆满在基督内表达出来，虽然祂在世的生命短暂，而祂公开的活动更短。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要道路。祂自己是我们「去父家」（注八八）的道路，也是到每一个人去的道路。在这条从基督到人的道路上，在这条基督与每一个人结合的道路上，任何人不能阻挡教会。这是人的现世福利和永生福利所要求的。因为基督和构成教会生命本身的奥迹，教会不能无动于使人得真正福利的一切，也不能对有损于善的事不予关切。在梵二文献中有多处，曾表达教会非常关怀在各方面「更符合人性尊严的世界」（注八九）的生命，而使此生命「更适合人性」（注九0）。这是基督自己、所有人的善收的关心。以这种关心的名义，一如在大公会议牧职宪章中所说，「教会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一起。牠是人类超越性的标记及监护者」（注九一）。

因此，此处所讨论的是人的全部真理和人的重要性。我们并不研究「抽象的」人，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人。我们是讨论「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包括在救赎的奥迹中，并且基督藉此奥迹永远与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人经由在他母亲胎中的凄孕并自他母亲而诞生来到世界，而托付给教会的，正是救赠的奥迹。牠的关心是对整个的人，并以特殊的方法注意他。教会照顾的客体是一个世无双的实体的人，他保持本有的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注九二）。大公会议在谈模样时，特别指出「唯有人是天主为人的本身而喜爱的受造物」（注九三）。人是天主所「喜爱的」，由祂自永恒「所选」并被召，指定要得到恩宠和光荣的──这是「每一个」人，「最具体的」人，「最真实的」；他是负有完整奥迹的人，他在耶稣基督内分享此奥迹，生活在此星球上的四十亿人中的每一个人，从他在母胎中受孕时起，就成了此奥迹的分享。

１４．教会的一切道路都指向人教会不能放弃人，因为人的「命运」，即他的被选、被召、生与死。得救或丧亡，与基督是密切和不能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是说生活在此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住在造物主给予第一个人，向男人和女人说：「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注九四）的世界上的人。我们是谈每一个人，他的存在和行为，理智和意志，良知和心都是完整而独一的实体。因为他是「位格」，人在他自己的实体中，有他自己的生命历史，更重要的是，有他自己的心灵历史，人为了保持他精神的豁达，和他肉体和今世生存约各种需要，经由连接他和别人的许多关系、接触、现状和社会架构而撰写他个人的历史，从他存在于世的一刻，从他受胎和诞生开始。就是这整个的人，他的存在、他的位格和他的团体性和群体生活的人──在他自己的家庭方面，在他的社会和非常不同的环境方面，在他自己的国家或民族方面（或他的部族或部落方面），以及在整个人类方面──此人是教会在完成她使命的旅途中应该走的第一条路：人是教会第一条主要的路，是基督自己规划的路，是经由降生和救赎的奥迹而不断走的路。

就是这个人，他的整个生命、良知、不断倾向于罪恶并同时不断向往真善美。正义和爱，就是此人，是梵二大公会议在描述他在现代世界时所注意的，常是从环境的外在因素进而到人内在的真理：「在人性内，存在许多互相抵抗的因素。一方面，由于人是受造，经验到自身在多方面的限度。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有无穷的愿望，并被召度更高级的生活。人既为众多欲念所吸引，故必须经常有所选择和有所放弃。甚至由于自身的柔弱无能及向恶成性，往往做出本心不愿做的事，而要做的却没有做到。于是，人在内心感到分裂之苦，而社会上如此众多与巨大的争执，便造端于此」（注九五）。

这个人是教会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这条路是教会应走的其他道路的基础──因为人，任何人没有例外，都为基督所救赎，而且基督和人，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是结合在一起，即使人并未感觉：「为众人死而复活的基督，提供人──每一个人──光明和力量、以帮助人满全自己的崇高使命」（注九六）。

既然这个人是教会的路，教会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路，使命和辛劳的路，今日教会应该以不断更新的方法，觉察人的「情形」。这就是说教会应该注意人的能力，这些能力常以一种新的方向显示出来，教会也要意识到人的危险，以及一切似乎阻碍「使人的生活更合乎人性」（注九七），并使生活的每一因素都附合人性真正尊严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教会应当关切阻碍此过程的一切。

１５．现代人所害怕的因此，当我们回想梵二曾如此明晰而有力地描述的图像，我们再一次地要设法因应「时代的讯号」。和不断在变化并向某些方面发展的环境需要。

今天的人似乎受到他所出产的东西的威胁，就是说受他双手的产品和尤其是他理智的工作和意志的趋向的威胁。人的不同活动所给与的一切，很快并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不但使人受到「剥削」──即将人所出产的夺走，而且转而反击人本身，至少一部分因产物的间接的后果转而相反人的本身。它转向或能转而攻击人。这似乎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最辛酸的一章，其幅度非常广而又普遍。因此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怕他所出产的──当然不是全部或大部分，而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含有他的才干和创新的特别部分──能彻底地转而反击他自己；他怕这些东西能成为想不到的自灭的方法和工具，有史以来的一切动乱和灾祸与它相比都相形见绌，这就兴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从起初给人统治大地（注九八）的权力，却转而成了反对人的力量，引起一种可以了解的不安情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以及以不同的方式传给了整个今日的人类家庭，并且以各种形态显示出来的威胁呢？

这种从人所出产的东西而对人所有的威胁，以不同方向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我们似乎不断地发现，对大地和我们生活的星球的开发，需要合理和正当的计划。同时，不仅是工业化的开发大地，那为了军事目标和没有控制的超越真正长程人性计划范围以外的科技发展的开发，常带给人自然的环境一种威胁，剥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且使人脱离大自然。人似乎在他自然的环境中看不出别的意义，只看到那用于直接用途和消费的一面。可是，造物主的意愿是要人以聪敏而高洁的「主人」及「保护人」身份与大自然交往，而不是像一个轻率的「开垦者」和「毁坏者」。

因科技的优越而显示的技艺和当代文化的发展，要求适当的道德和伦理的发展。现在，不幸地这道德的发展常荡乎其后。因此，虽然以上的进步叹为观止，并在其中也不难看出人伟大的真正标记，这些标记在创世纪描述人的受造（注九九）中，是以繁殖的种子启示给我们的，但是此种进步无法不兴起许多的不安。第一个不安的理由是有关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人所主持并促进的这项进步，是否使人在今世的生活的各方面「更合乎人性」呢？是否它使人「更有尊严」呢？无疑的，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可是再进一步的要问什么是最主要的──是否在此进步的景况下，人──以人看──是否真正改善，即他是否在属灵方面更成熟，更意识他人性的尊严，更负责，更对别人开放，特别是对最需要的和最弱小的人开放，并且更愿意给予和帮助别人。

此问题该向基督徒提出，因为耶稣基督会使他们对人的问题普遍地易感。此同一问题也应向所有的人提出，尤其是那些属于积极献身于今日发展和进步的社团的人。当我们观察并参与这些过程、我们不能只让自己陶醉，或单方面的热衷于我们的成就；我们却应该以绝对的诚意，客观和道德的责任感，问我们自己有关人今日和将来情形的主要问题。是否一切至今所完成的和计画在将来达成的科技发展，与人的道德和精神的进步相符合呢？在此背景下，人是否如人般发展或进步，或是他在人性上却退步和退化呢？在人和「人的世界」里──其本身本是道德的善与恶的世界──是否善胜于恶？在人内并在人之间，是否有群体的爱、尊重别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权利的进展？或正相反，是否增加了各种的自私，没有真正的爱国心却有夸张的国家主义，超过自己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功绩而爱统治别人，并且想垄断一切物质的进步，而以生产的科技专门用于统治别人或支持不同的帝国主义？

这些都是教会必须问自己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是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亿万人民，大致明白提出的问题。发展和进步的主题，每一个人都谈，并以现代各种语言出现在报纸的专栏和其他的出版物上。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题目不但包含定和确实性，也含有问题和惶死不安的要点。后者并不比前者不重要。这些与人类知识的辩证性相符，更与人对人，对人性、对人在世界的未来的关切的基本需要相符。受到末世信仰的启发，教会把对人，对人性，对人在世界的未来，以及对整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的关切，视为她使命的主要的不可分的因素。她在耶稣基督内找到这种关怀的原则。福音可以证实。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愿意，藉她与基督的关系，并且附合最重要的时代讯号以衡量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况，来继续发展此种关怀。

１６．是进步还是威胁？因此，假如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这接近天主降生二千年的时代，本身显示是伟大进步的时代，也显示出是为人有多种威胁的时代。教会应该向所有善意的人指出这种威胁，并且要常与他们会谈商讨。的确，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形，看来距离道德的客观要求，正义以及人类群体爱的条件，还很遥远。我们在此仅讨论，造物主在给予人大地，叫人「治理大地」（注一００）时，给人的第一个讯息。这第一个讯息，由主基督在救赎的奥迹中，予以确认。这点在梵二谈到人的「称王」的美丽章节中表达出来，就是人被召分担基督自己的「王道职」（注一0一）。人的「称王」和造物主为人尽此职而给予的对有形世界「统治」的主要意义，在于道德比科技优先，人超过事物，精神重于物质。

这就是今天在进步的任何阶段所应该仔细注意的。进步的每一阶段都应该，可以这样说，从这一观点来作x光透视。有问题的是人的发展，并不但是增加人能运用的东西；而是，如当代一位哲学家所说和大公会议所指出的，不在乎人「所有更多」而是「人之所是更多」（注一0二）、的确，已有一种实在可觉察到的危险，就是当人对世物的统治正有极大的进展时。他却失去他统治的主要命脉，并以各种方法让他的人性附属于世界之下，而他自己在各方面受人摆布──即使这种摆布有时不直接感受到──例如社区生活的整个组织，生产制度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压力等。人不能放弃他自己，或属于他的在可见世界的地位；他不能成为事物的奴隶，经济制度的奴隶，生产的奴隶，他自己的产品的奴隶。纯物质主义的文明概括地置人于此种奴役，虽然有时正违反了它倡导人的意向和前提。现在对人的关切，的确在它的根子上就有这一问题。问题不在于给予「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种抽象的答覆。而是整个生活和文明的动力问题。这是有关日常生活各种创新的意义，以及许多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和其他许多计画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形，远离了道德秩序的要求，公义的条件尤其是群体的爱，是因为这种情况已由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比较所证实，对这一切多次在教宗们、大公会议和世界主教会议的声明中有所反应（注一0三）。人今日的情况的确不是一式的，而是有种种的不同。这些区别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也带来强烈的道德后果，每一个人都知道消费者文明的图像，就是为人和整个社会的必需品的过份剩余──尤其是非常富裕的已开发社会──，而其他社会，至少其中大部分──却忍受饥饿，每天有许多人死于饥馑和营养不良。一方面某些人妄用自由──特别是不受道德控制的消费态度──同时又约束别人的自由，就是使那些缺乏物资的人陷于更糟的贫困和短缺。

这种大家所熟悉的对比，和这个世纪的教宗，尤其近代的若望二十三世与保禄六世（注一0四），在他们的训谕中所指出的差异，大大地描述了圣经中豪富和穷人拉匝禄的比喻（注一0五）。这种现象的普遍，以致引出了在不同的政治压力之下，维持世界经济的财政、货币、生产和商业等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证实它们无法矫正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公道的社会环境，或面对现代迫切的挑战和道德的要求。由于将入屈服于由人所制造的紧张中，快速地浪费物资和能源并危害地理环境，这些架构不断地扩张穷困的区域，蔓延痛苦、挫折和苦闷（注一0六）。

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幅任何人都无法漠不关心的惨局。人一方面设法争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付出伤害的代价的也常是人。更悲惨的是在周围有特权的社会阶级和富裕的国家，它们聚积过多的物资，而它们的滥用财富往往成了多种恶的原因。此外，还有通货膨胀的狂热和失业的灾害──这些也是在世界情势中所发现的道德失调的症状，而这一切正呼吁推出符合人真正的尊严的勇敢而创造性的革新（注一0七）。

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广义的守望相助的原则，应启发使有效找出适当的机构和方略。无论是在商业方面，得让健全约竞争法律来领导，或是在较广的和较直接的财富的分配和控制方面，要使经济在开发中的民族不但能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也能逐步而有效地进展。

经济生活架构不得不改变的艰难道路，非有思想、意愿和内心的真正皈依则不易迈进。这一任务必须由个人以及自由而又休戚相关的民族毅然的投身。时常把自由和寻求个人或团体利益的本能相混，或与战斗和权势的本能相混，不关它们是以什么思想色彩来作掩护的。显然的这些本能存在而且在活动，可是除非消除这些本能冲动，并让决定人民真正文化的、人内心的力量来管理和统治，否则真正合乎人性的经济无法实现。这些是表达人的真正自由，并在经济领域能确保自由力量的真正来源。经济的发展要在各方面适切的发挥作用，必须不断地根据每一个人和民族的普遍而整体的发展来作计划并去实行，一如前任教宗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有力地指出过。不然，「经济进步」的项目，成了孤立的超级项目，把整个人的存在隶属于片面的需求下，窒息人，瓦解社会，而最后把社会卷入本身的紧张和极端之中。

可以接受这项工作。这可以从某些事实和结果来证明，虽然很难仔细地在此提出。不过，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此巨大的领域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接受并加深人应该接受的道义的责任感。再一次的，常要注意的是人。

这种责任为我们基督徒特别清楚，当我们记起──而我们应当牢记在心──圣玛窦福音所叙述的基督有关最后审判的话（注一0八）。

这幅末世的情景应该常「应用」在人的历史上；应当成为人性行为的「标准」，成为每一个人和众人扪心自问的主要蓝图：「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我赤身露体，你给了我穿的．．．．．．在狱中而你来看我」（注一0九）。这些话成了更有力的警告，当我们看到刚独立的国家，得到的不是面包和文化的援助，而是──有时很多的──新式武器和毁灭的工具，不再是用作维护合法权益和主权完整的武力冲突和战争，而是作为盲目的爱国，帝国主义和不同的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地球上贫困和饥饿的区域，要能在短时期内成为丰饶，除非把用于战争和毁灭的武器的大量投资，用在生活所需的粮食的投资上。

这种看法可能部分流于「抽象」。它也能给予双「方」彼此控告的机会，而忘记本身的过错。它也能引起对教会的新的控告。不过，教会除了精神的、语言的和爱的武器以外、没有可用的武器，她不能放弃宣讲「真道．．．．．．无论顺境逆境」（注一一0）。因此，教会不停地呼吁双方，并以天主的名义和人的名义，要求他们：不要杀人！不要准备毁灭和消减人类！请你们看看忍受饥饿和贫穷的你们的兄弟姊妹们！你们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１７．人权：「文字」还是「精神」这个世纪曾是一个为人类多灾难的世纪，不但是物质的，更是道德的，尤其是道德的灾害，固然不易在这方面一个时代或一个世纪与另一时代相比，因为它也因变化中的历史标准而定。不过，虽不作这种比较，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一个世纪，曾是人们为自己造成了许多不公道和痛苦的一个世纪。这种过程是否已断然受到了约束？不过我们无法不以对过去尊敬和对未来抱深切的希望，提出为联合国催生的伟大努力，他们促成确定并建立人的客观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要求各会员国严格遵行。这项承诺已为今日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它也将成为一种保证，使人权在全世界成为谋人类福利的基本原则。

教会不必重申此问题与她在现代世界的使命是何等地相连。确实，它是社会和国际的和平的甚础，犹如若望二十三世，梵二和保禄六世在有关文献中所宣称的。本来，和平在于尊重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平是正义的杰作──而战争来自对这些权利的侵害，随着战争带来更严重的对人权的侵害。假如在和平的时期人权遭受侵犯，那更是痛心；自进步的观点来看，它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反对人的现象，而此事实无法与自称为「人道」的任何计划相配合。何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计画，能放弃这种以人为本的说法呢？我们深信今日世界的任何计划，即使计划的形成是根据互相矛盾的世界观，都以人为优先。

假如，虽然有这些前提，人权还是以各种方式而受到侵害，假如，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集中营、暴力、酷刑、恐怖活动和各种歧视，这一定是其他前提的结果，它们逐渐损坏并时常几几乎消灭这些现代计画和体制的人道前提的效果。为此这些计画，必须根据客观而不可侵犯的人权观点，不断地作修正。

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成立，其出发点不但是由于上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验，也是为制定基础，从唯一基本的观点即人的福利──是说在团体中的人──不断地修正计画、体制和政权，人的福利既然是公益的基本因素，让是一切计画、体制和政权的主要准则，否则，人的生活，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要被迫忍受各种痛苦，并与之而发展不同形式的、统治、独裁、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切也是各国和平相处的一种威胁。历史的经验一直证实，人权的侵害常与国家权利的受侵犯相平行的，因着有组织的关系，人是与国家结合一起如一个大家庭。

在此世纪的前五十年，当有几个独裁的国家正在发展而因此引发可怕的战争时，教会已经清楚指出她对这些政权的立场，这些政权表面上是为更大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而工作，可是历史证明所谓的利益不过是为了某一个政党，而政党与国家却混为一体（注一一一）。事实上，这些政权限制国民的权益，否认他们本世纪中叶在国际机构所已承认的不可侵犯的人权。教会一方面分享在这项努力中善意的人，和真正爱公义与和平的人的快乐，也深知「文字」叫人死，而只有「精神给人生命」（注一一二），她应该不断地与善意的人一齐追问，是否人权宣言和接受其「文字」等于是在各地实现其「精神」。不是没有理由我们怕，因为时常我们距离实现尚远，而同时社会和大众生活的精神，痛苦地与宣布过的人权的「文字」相背。这种为不同的社会有严重后果的情事，将加重对社会和人类历史建立人权者的特别责任。

国家依政治性团体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组成国家的社会和人民，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和主宰，这种意义无法实现，假如本来应该整个社会或人民确实参与实施权力的，而却由某一集团横加权力于社会的其他所有成员身上。在目前的时代，因人民对社会意识的增加，以及国民对参加团体的政治生活的渴望，这种国家的意义是重要的；同时也得注意每一个民族的实际情形和政府的必要权力（注一一三）。因此，从人本身的进步和人性的整体发展看，这一些都是首要的问题。

教会一直指出努力公益的责任，以及如此做才能为每一个国家培养出好的国民。此外，她常指出权力的基本义务是关心社会的公益；这也是权力所以有基本权利的理由。为此，因这些客观伦理秩序的前提，政权必需以尊重人的客观而不可侵犯的权利为基础。国家政权所服务的公益，唯有当所有国民确保他们的权利时，才完全达成。达不到这一点，将产生社会的瓦解，国民起而反对政权，或发生压迫、威胁、暴力和恐怖行动，这些例子都是这一世纪独裁政权所制造的。因此，人权的原则深深影响社会正义方面并且成为政治团体生活中是否实施社会正义的准绳。

在这些权利中，合理地应该包含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权利。梵二大公会议以为特别需要对此问题做一项相当长的宣言。此文件名为「人性尊严」（注一一四），在此宣言中不但表达了此问题的神学观念，也提出了从自然律观点所引申的观念，就是说从「纯人」的立场。根据人自己的经验他的理智和人性尊严的意识所给予的前提所获的观念。的确，个人和团体的信仰自由的剥夺，不仅是痛苦的经验，也更是对人性尊严的本身的攻击，不关他所信的宗教或那个人和团体所持有的世界观。信仰自由的剥夺和侵犯，与人性尊严和人客观的权利相抵触。上述大公会议的文献非常清楚地指出，什么是信仰自由的剥夺或侵犯。这无疑牠是澈底侵犯人内心的和真正人性的权益。即使不信，无宗教和无神论的现象，以人性现象说，不过是与宗教和信仰的相对现象。因此，即使从「纯人性」观点说，很难接受只有无神主义才有参与公开和社会生活的国民权利的立场，而当信徒们，却原则性地，勉强被容忍，或受第二等国民的待遇，或更有甚者──已发生过──完全被剥夺了国民的权利。

虽然是简略地，我们也必需讨论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今日世界中人的复杂情形，而且因为它证实这种情况如何地过于加重了许多不同的偏见和不公平。我们之所以不仔细讨论这本来属于我们特殊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和那些受歧视和因天主之名而忍受迫害的人，都受基督十字架救赎力量的信仰所指引。可是，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以全世界信友的名义，向各级负有社会和大众生活组织的人呼吁，认真地要求他们尊重宗教的权利和教会行动的权利。我们不求什么特权，而只要求尊重基本的权利。行施这项权利，是在任何一种政权，任何一个社会、体制或环境中，人真正进步的主要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