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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的使徒

四、他们树立了天主的教会


 12.可是我特别愿意强调,斯拉夫人使徒启禄和默道所采用的方法的特色是和平的方法,以此方法他们建立了教会,他们看教会是一个、圣的、普世性的,并依此观点去做。

即使斯拉夫教友比其他人都更把二圣看作是「斯拉夫心肠」的人,但是他们二人还是希腊文化的人并受拜占庭的熏陶。换言之,他们完全属于天主教东方的民间的和教会的传统。

在他们那个时代,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已开始出现某些分歧,以此作为分离的藉口,虽然同一个基督宗教世界的双方的悲惨分裂尚很遥远。斯拉夫人的福音传布者和导师启程到大摩拉维亚,他们深受东方天主教会丰富的传统和宗教经验的影响,这些传统和经验尤其是在神学教学和圣礼仪的举行方面更为显。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的所有教会中,早就用希腊语举行圣礼。不过东方有几个国家教会的传统,如乔治亚和叙利亚,在礼仪中应用他们人民的语言,这是君士坦丁上级文化界所共知的。公斯当定哲学士也知道这些,由于他的研究和他与这些教会的教友们的多次接触,无论是在城里或是在牠的旅程中。

二圣弟兄都意识到这些传统的古老和正当,因而他们不怕在礼仪中用斯拉夫文,把它作为将天主的真理带给说此语言者的有效工具。他们这样做并无任何优越感或是权势,而是为爱正义,以及对正在发展中的人民的使徒热忱。

西方天主教会,在这些新民族移民后,曾将新来的民族与已存在而说拉丁语的入民合并起来,并且为了使他们合一,要大家应用罗马教会传来的拉丁语、礼仪和文化。这样所达成的划一,相对地给予年青而迅速发展的社会,一种力量和凝合力,有助于他们之间的团结以及在欧洲更有力的肯定。可以了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意见的不同往往被视为是对尚不完整的团结是一种威胁。我人也可以了解想消除这些不同点,甚至想用压力予以消除的诱惑也很强。

 13.在这一点上二圣弟兄所作是不寻常而出奇的,他们在如此复杂而又不安定的情况下工作,没有把无可否认的希腊语文和拜占庭文化的卓越,或他们所成长的并且较比亲切的进步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习惯,硬加在他们宣讲的人民身上。由于他们要在基督内结合新信友的理想,他们把拜占庭礼仪富裕而又精细的经文,采用斯拉夫文,并将精细周到的希腊罗马法,适应新民族的理念和习俗。根据此种和协的计划,启禄和默道并未忽略他们的使命责任。他们指出了传统特权和大公会议条文所制定的教会权益。虽然他们是东方帝国的臣民,以信徒说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的属下,他们感到有义务将他们的传教工作,同罗马教宗作报告。他们也把他们所宣告的和教授的教义,他们以斯拉夫语所写的礼仪书籍,以及他们向这些人民宣布福音的方法,呈教宗审查为能得到他的批准。

他们既然奉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命令执行任务,他们多少也设法与教会合一有形的中心─罗马宗座的交往,以肯定他们的使命(21)。如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含普世性的至一、至圣、至公并从宗徒传下的教会。这在他们整个的做法上可以明白地看出。可以说耶稣大司祭的祈祷─使众人合而为一(22)─是他们传教工作的座右铭,这符合圣咏作者所说:「万国啊!请赞美上主,万民哪!请歌颂上主。」(23)为我们今天来说,他们的使徒工作也有大公主义的号召:邀请以和好的方式,重振启禄与默道以后严重损害了的合一,最先是东方与西方教会的合一。

来自撤洛尼加的二位圣人弟兄的深信,每一个地方教会要用它本身的资源来丰富天主教会的「圆满」,是与福音的思想完全符合,就是个别的基督教会的不同的生活条件,绝不可作为在表白唯一信仰和实践爱德中,不和谐、意见不合和分裂的理由。

  14.我们知道,根据梵二大公会议的训诲,「『大公运动』是指适应教会各种需要与时代的要求,为推动基督徒的合一而发起和组织的各种活动与措施」。(24)这样看来,把圣启禄和圣默道看作大公主义的真正先驱,并不为过。因为他们曾愿意,在属于同一个教会的个别团体之间,有效地消除或减少实在的或仅是外表的任何分裂。不幸在教会历史过程中所发生而可惜尚存的分裂,「不但明显的违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并且使向万民传报福音的神圣专业遭受损害」。(25)

这二位圣人,尤其是默道由于他的主教职,对保持教会之间信仰的和爱的合一所显示的热诚,曾经有也一直会有极大的功劳。就是对君士坦丁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以及斯拉夫土地上所建立的教会之间的合一所作的努力。当我们注意到他们的任务是在公元八六三至八八五年之间达成的时候,他们的功绩更是伟大。因为那几年正是东方与西方教会之间出现并开始发生愈来愈严重的致命不和及剧烈的争论。这种分裂由于刚刚正式接受基督宗教的保加利亚,依属于何处的问题而更趋严重。

在此暴风时期,又因当时附近基督徒人民间的武装冲突,两位来自撤洛尼加的圣人,对完全合一的教会的正确教义和传统,保持坚决而警惕的忠诚,尤其是对「天主的训诲」和「教会的训诲」(26),根据古代大公会议的条文,教会的架构以及组织就是建立在上述的训诲上。这种忠诚使他们能达成伟大的传教任务,并与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及他们在斯拉夫民族中所建立的新教会,保持完全的属灵的和法定的合一。

 15.尤其是默道,他宁可面对误解、冲突甚至中伤和身受迫害,却不愿丧失他忠于教会的榜样,并为了忠于他基督徒的和主教的责任,以及他面对与启廉被遣作传教士的拜占庭教会的义务。同时,他对罗马教会的义务;因为他是在「圣伯铎的地区」担任总主教职(27);另外他对在斯拉夫人的地方成长的教会的义务:他将此土地视为自己的本土,并在教会及政府前成功地保护它─深信其合法权益─特别维护古斯拉夫语的礼仪,以及在各国的教会所本有的基本的教会权利。

他像哲学士公斯当定一样,对反对牠的思想或牧灵创举以及怀疑他们合法与否的人常交谈。这样他为任何时代设法消除歧见的人常是导师,一方面尊重教会多采多姿的圆满,同时依照其创始人耶稣基督的意愿,教会常该是至一的、至圣的、至公而由宗徒传下的。此任务完全反映在第二届君士坦丁大公会议一五0位教长的信经中,那是所有基督徒不爱的信仰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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