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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社会事务关怀 |
「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的本地响应 －张春申 |
| 「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的本地响应 张春申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现任教宗颁布了「社会事务关凄」（以下简称「社关」通谕），这是他至今发表的第七封通谕。此通谕纪念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颁布的「民族发展」通谕二十周年；但是另一方面也与他自己另一封称为「工作」通谕的内容互相补充。工作是社会问题的关键，至于发展，是民族问题的关键。 「社关」通谕纪念「民族发展」通论，表示教会的社会思想是在唯一的生活传承中，绵延而下，基于同一福音讯息。不过在二十年的世事演变中，教会常有推陈出新的思想。事实上，「社关」通谕清楚表示，二十年之后的世界现况显出更为恶劣，教宗为此列举一连串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通谕除了消极现象之外，也指出现代世界的积极因素。 恭读这封篇幅极长的通谕之后，我们不拟去作整个的介绍；刘总宗蒙席在《教友生活周刊》，自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起，连续数周，已经发表了通谕的简介。我们根据台湾经验，只想自通谕中提出一个观念，作为反省的出发点；那便是团结关怀（Solidarity）。对此，我们分为三段来阐述：一、通谕指陈的团结关怀；二、教宗若望保禄与团结关怀；三、台湾教会与团结关怀。 一、通论指陈的团结关怀 在「社关」通论的第五部份：现代问题的神学反省」中，教宗提出了团结关怀的观念。 「民族发展」通谕颁布之后的二十年中，人类的发展显出的消极多于积极成就，「社关」通谕对此现象自经济与政治两面分析了种种阻碍，最后觉得必须进入伦理层面，揭露出经济和政治上负责决定者的罪恶，以不因此造成的罪恶结构。 经济和政治两面的分析是根据现象，观察结果，发现阻碍发展的来源，直接是牵涉不上「罪恶」和「罪恶结构」的；普通只会谈到「个人主义」、「短视」、「错误的政治打算」，或「草率的经济政策」。但教宗认为这些名词无不含有伦理因素，因此神学应当对此发言。原来这些名词所指的个人或团体身上，可以发现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惟利是图的意愿和对持力的欲望，以能控制他人。从伦理观念而论，这便是「罪恶」，也是「罪恶结构」的来源，因为二个重要因素「绝对化」了利润和权力，相反按照天主肖像所创造的人。由此可见，民族发展问题也是伦理问题。二十年来，发展受到阻碍，根据神学分析来看，乃是出于罪恶，罪恶产生了罪恶结构。 于是教宗在「社关」通谕中，为了民族发展提出悔改之道，俾能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ance）意识提高，因而造就现代世界人类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宗教上彼此不可或缺的关联。一旦这种人类的相互依存被肯定，则会出现「团结关怀」的美德。有关团结关怀，教宗认为：「它并不是对周遭或远处受苦人的空洞同情或表面怜悯，而是坚定的、持久的决心:为公共福祉努力工作，就是为每一个人与所有人的福祉工作，因为我们每人都对全体人类负有真正的责任。这种决心植根于一种坚定的信念，深信人的全面发展已被追求利润及醉心权力所碍。这种唯利是图和追求权力的心态及『罪恶结构』祇能以完全相反的心态来克服──当然还要依赖天主恩宠的协助，就是为他人的福祉而消耗自己的心态，常准备着为他人『丧失自己』，而不去剥削他人，为『他人服务』，而不为自己的利益去压迫他人（参阅：玛十40～42；二十25；谷十42～45；路二二25～27）」（通谕38）。 神学分析指出发展的阻碍是罪恶和罪恶的结构，克除阻碍的伦理德行须是相互依存和团结关怀。通谕也深信伦理德行会影响经济、社会、政治而推动民族发展。基于团结关怀，富人将意识到对穷人负有责任而与他们分享；穷人将不会采取纯粹消极与破坏态度，将为大众福祉做好他所应做的。也基于团结关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应该摆脱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野心的霸权，而建立以民族平等为基础，并尊重各民族不同特性的国际体制。经济贫弱的国家在国际团体的协助下，把他们的人性及文化产业作为对公共福祉的贡献。 团结关怀是教会、「人性的专家」为民族发展所提供的观念。它与若望宗教的「爱」有着许多共同点，反映出天主圣三的亲密生活，称之为「共融」（Communion）。 二、教宗若望保禄与团结关怀 团结关怀与教宗的波兰经验似乎具有密切关系，我们立刻想起的是团结工联，这是波兰劳工组织。它与波兰共党政府不断地对立而又试着以交谈来解决问题。团结关怀是富有推动力的名词。最近一次教宗访问祖国时，他自己戏剧性地控制这个名字从他口中呼出，直到高潮时间来到时，他一声：团结关怀，波兰群众如痴如狂地联合在一起。 在「工作」通谕中第8号中，这个名词再三出现，呼吁工人团结和共同行动，同时又声明绝不可封闭、不与别人交谈和合作。在同一通谕中，教宗说：「因同一职业而团结起来的人，为了确保工人权利而活的合理努力，应该常常注意到本国一般经济情况的限度。工会的要求不能变成一种团体的或阶级的『自私』……。为了确保一个体的权利而进行的社会行动，应该顾全大体」（20）。 「社关」通谕中，团结关怀这名词，已经提升到伦理层面，作为粉碎民族发展之阻碍的道德力量。 其实，教宗若望保禄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连续二年元旦的和平书讯中，都把团结关怀的观念向世人提供出来。八七年的书讯中，再以重述八六年书讯中所说的：「我们委身于新的团结关怀，人类家庭的团结关怀……新的相互关系，所有人类的社会性之团结关怀。」（2） 三、台湾教会与团结关怀 三十多年来，台湾在强人领导下，无论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维持谋求自身之安全与反共复国之期望。在戒严令的阴影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政治上的安定、教育上的普及、文化上的保卫传统。但是消极因素面也有不少，笼统地说，即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不振。这一切毋庸多赘。而二年多以来，也即解严之后。在民主化自由化的声浪中，明显地产生社会脱序现象。简单说来，它便是「社关」通谕中指出的阻碍民族发展的二个重要因素：唯利是图的意愿和权力控制的欲望。今日台湾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纷乱现象，在神学分析下，无不与这二个因素有关；虽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尚能各做分析，但是在触及自由抉择的伦理层面上，我们不但能够指出罪恶，甚至看到正在形成之新的罪恶结构，因此更加看出教宗「社关」通谕的时代性。 台湾天主教面对解严之后的环境，曾在福传大会的宣言中说:「在热烈反应与普遍支持中，台湾两年以来的民主化、自由化与现代化成了福传大会的时代讯号。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向外传福音的时机：它要求教会更清楚地发表福音性的立场；它指出教友在现代世界中的新责任；它更加推动天主的启示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融合与会通」（12）。 依我们看来，「社关」通谕，尤其其中标榜的团结关怀，正是福传大会之后，台湾教会的福音性立场，与教友在今日台湾的新责任。按照通谕的灵感，教会作为超越政党、超越市场的团体，必须呼吁政治竞争，彼此尊重，一起为人民福祉着想；市场谋利，给人一条生路，共同建设社会团体。否则，脱序的台湾社会不知将何去何从。 「社关」通谕颁布将近两年后的今日，对它作此间应，显得非常简单而不配，只希望响应的微弱响声，传人教会耳中，再次研讨这封通谕，我们相信它会为台湾教会指出一个时代性的、前瞻性的传福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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