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面向今日的【新事物】

12　　有关[新事]的庆祝，如果缺了将该通谕引用于今日世界的景况这一环，则将显得残缺不全。之所以值得如此一做，是因为通谕对于时局的描绘，以及对其所作的诊断，具有惊人的正确性。这点可由通谕颁布以来，事态的发展获得明证。

尤以一九八九年末，与一九九O年初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令人对以上情况有所肯定。这些事件及接踵而来的急剧转变，仅能从事发前的种种情况去加以解释。在相当的 围内，这些情况不啻是教宗良十叁世的预测，及其数任继承者所留意到的日形加剧的种种迹象，具体化为事实，或在制度上的现形。教宗良十叁世预见[社会主义]所提倡的社会秩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层面所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其时社会主义也还不过是一种社会哲学，尚谈不上什麽全面组织起来的运动。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社会主义]尚未发展成为日后所见，强而有力并拥有庞大资源的国家之际，在教宗针对各种[工人阶级问题]解决方案而提出批判时，[社会主义]竟然首当其冲，这点未免令人感到讶异。然而教宗却正确判断出，当时这种针对[工人阶级问题]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既简洁而又彻底，对芸芸众生颇具吸引力，而其危险性也就在于此。当吾人念及晚近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层，处于何等可怕的不公义的情况时，这点更为明显。

在此有两件事必须加以强调：第一、通谕对工人阶层：包括男女儿童所虚的实况，连同其严酷的一面，具有相当透彻的了解。第二、有的方法，表面上看来是将贫富地位颠倒过来，而实际上是有害于其所欲扶助的对象，对于这套解决之道所能带来的灾祸，通谕也同样清晰洞彻。这正是所谓治疾之方，其害尤大于其所患。良十叁世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其时社会主义的本色，此可谓击中间题之要害。

他的言词值得我们重新细读：[社会主义者鼓励穷人去嫉妒富人，同时奋力取缔私有财产，以此来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工人贫困之弊病。他们力主个人之所有当归公有……然而此等主张显然难以令人折服，于争执之消弭，无补于事。犹有进者，一旦付诸实施，工人本身将首先沦为受害者。其不公之处，尤为彰显：他们抢夺合法的物主，扭曲国家的种种功能，进而引起社会团体的一片混乱（39）。]由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就是日后所称的[真实社会主义。]就其所造成的祸害，再没有比上文有更好的描述了。

13　　接着，参照[工作]和[社会事务关怀]两通谕的内容，我们反省到尚有一点需加陈明：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从本质上而言，是人类学的。原来社会主义以个人仅是个元素、社会有机体内的一个分子而已，因而认为个体的利益完全隶属于社、经机制的运作。同样，社会主义主张，个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而不必顾及他的自由抉择，及其面临善恶时所应肩负的责任，(其实，这责任是独特的、又是非他莫属的)。如此一来，人便沦为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把人当做自主自发的伦理抉择的主体这种观念，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社会秩序还是出自那作为主体的人所做的决定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译者按)。关于人的观念既出了毛病，接踵而至的，便是对私人财产的反对，且用以界定自由行使 围的法律，也受到扭曲。当一个人被剥夺其所能称之为[己有]的东西，并且连同藉着自发的行动而赚钱糊口的机会也被夺去时，他自然便要依存于社会机器、和操纵这机器的人。这种局面，使得他更无从体认人之为人的尊严，而建造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社团，其进展也就大受挫折了。

相形之下，从基督徒对人的观点，必然产生一张正确的社会图像。根据【新事】通谕，以及教会整套社会教理，人的社会本性，并不能在国家内获得十足约满全，而是实现于以家庭为首的各类中介团体，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团体。这些团体，源自人性本身，并各有其自主性，而且恒常地以公共福利为其依归。此即本人所谓社会的[主体性]，[真实的社会主义]将它连同个体的主体性一笔勾销（40）。

这种表现在人性，以及社会[主体性]两方面的错误观念，设若我们对其根源加以探究，答案首先必在于无神主义。人是在回应上主内在于事物本身约召唤时，才领悟出自己那超现世的尊严。人人必需做出这样的回应，人性的颠峰即由此而构成，绝非任何社会机制或集体的主体所能取代的。人一旦否认天主，便从其立足之基础游离出来。跟着而来的，就是社会秩序的重组，便会毫不考虑到人的尊严与责任。

这儿我们所论及的无神主义，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息息相连。后者以机械的观点来看待人与社会的现实。所以举凡有关人之真实伟大的卓越见识、人之相对于此世现实的超越性、人心内向往完美与无力达成此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尤为重要的一点-由此矛盾而产生的救赎需要，凡此种种都一概受到否定。

14　　社会主义所选取的行动手段-阶级斗争，也是源自无神主义。这个手段遭受[新事]通谕的谴责。冲突能有各种方式，当然教宗无意谴责所有性质的冲突。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利害冲突，在所难免，这点教会心知肚明。同时她也很了解，面临这些冲突，基督徒经常必须诚实、而具有决断性地采取一种立场。尤有进者，[工作]通谕清楚肯定[为社会正义而奋斗]此一类型的冲突，具有积极的效用（41）。[四十年]通谕早已说过：[若是阶级斗争能够消除敌意，停止互相仇恨，便能逐步转化成一场基于对公义的渴求，而就双方的歧异之处所做的坦诚讨论（42）。]

不过，阶级斗争遭受谴责的地方，乃是其中所含的理念:斗争既不受伦理或法制的规 ，也不顾他人和自己的尊严，使得合理的妥协，没有达成的可能;再者它所追求的，远非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取而代之的党派利益，同时为达目的，不惜摧毁一切障碍。总而言之，问题是在把当时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施之于国际关系上的[总体战]主张，转用到一国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上来。是故各国之间，取得适当利益均衡的探讨，也因这项主张的缘故，而为另一种企图所取代：以摧毁对方还手的能力，而使自已的一方占尽上风，强加于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使用谎言、对付民众的恐怖手段，以及极具摧毁性的武器(这些武器正是在那些年代开始设计的)。因此军事主义以及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阶级斗争其根源是相同的。此根源就是无神主义以及对人的轻蔑，两者都诉之武力原则，且把它奉之于理性与法律之上。

15　　【新事】通谕反对把生产工具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认为如此一来，公民难免沦为整部国家机器的[齿轮]。通谕也大力抨击那种把经济部门，完全摒除在一国的行动与关注 围之外的国家观念。诚然，经济生活确有其合法的自主 围，在此 围内，国家不应介入。不过，给经济事务制定一项法律的架构，以便其运作乃是国家的职责。如此，自由经济的先决条件才能获得保障，这种先决条件假定，当事各方皆能基于某种平等的地位，以免一方过分强大而使对方只有屈从一途（43）。

在这方面，[新事]通谕为公正的改革指出了一条途径。据此，出于人之自由活动的工作，其尊严方得以恢复。这样的改革，意味着国家和社会都将负起责任，尤其是能保护工人免于失业之恶梦。在历史上，这有两种殊途同归的做法：其一是藉经济政策来维持均衡的成长和全面的就业;其二是藉失业保险及再行训练的计划，以确保能顺利地将工人从垂危的部门，转移到扩展中的部门去。

再者，国家和社会都必须确保工资有一合理的水准，使工人得以维持生计，并赡养家庭，并且还能留下一部分做为储蓄之用。为能如此，需要不断致力于改善工人的训练和能力，使其技巧更熟练，产量更为提高：同时也需要有细心周到的管制，和适当的立法措施，以杜绝各式各样可耻的剥削，尤其是那类对移民、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以及最易受到伤害的工人的剥削。这方面，工会在议定最低工资与工作环境，扮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

最后，也得保证合乎人道的工作时数，合理的工馀时间，乃至在工场有权按自己的人格行事，而不致有辱自已良心或人格尊严。此处应该再次提到工会的角色。它不仅限于合同之谈判，而且也充作工人在其受雇用之处得以表达自己的[地方]。工会的服务有助于真正工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帮助工人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去参与其工作地点的生活（44）。

国家应以直接及间接的方式作出贡献，以利上述目标之达成。就间接的方式，且按[辅助原理]而言，是藉着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得经济活动得以自由运作，从而创造无数就业的机会，并广开财源。至于直接的方式，且按[团结原则]而言，就是要保护最弱小的人，对那些有关工作环境的决定者之自主权，要加以一定的限制，还有确保每当工人失业时，给予所需之最起码的援助（45）。

【新事】通谕及教会与此相关的社会教导，在十九、廿两个世纪间的年代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可证诸于社会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意外赔偿等方面所引进的无数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是在更加尊重工人权利的架构中进行的（46）。

16　　以上这些改革，部分是由国家来执行的，不过在为其完成而奋斗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运原出于道德良心，对不公和有害的情况的一种反应，由此而展开蔓延广泛的改革活动，与暧昧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却接近工人日常之所需。在这种脉络里，工运常与基督徒携手，共同去改善工人的情况。日后这个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所左右。后者受到[新事]通谕的抨击。

此外，上述那些改革，也当部分归功于社会赖之而组成的开放性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藉着建立起有效的团结工具而组成，从而得以维系一种更尊重个人价值的经济成长。此处我们应当记得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有无数显着的贡献，其申有：生产、消费、借贷合作社之建立，一般教育及专业训练之提倡，从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参与工作场所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实验。

是故当我人回顾过去，就有充分的理由感谢天主。因为[新事]通谕在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并且确实在实践上有着慷慨的回应。不过，我们仍旧必须承认，通谕的先知性讯息并未全为时人所接受。正因如此，严重的悲剧才不免发生。

17　　若把【新事】通谕放置于教宗良的全套训导中去了解（47），便不难看出此点：通谕主要地是针对一项错误在社、经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而这项错误所涉及的，却更为广泛深远。如前所述，此一错误在其对于人的自由的了解里，把自由与对真理的顺服两相隔离，并由此导致自由脱离了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这麽一来，自由的精髓便成了毫无约束的自爱，以至于蔑视天主和邻人的地步。这种自爱使人一味认可自身的利益和旨趣，有如脱 之马，拒绝受任何公义要求的限制（48）。

正是这项错误产生了极端的后果：欧洲和全球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为一系列的战争所蹂躏，造成悲剧。其中有的出于军事主义和过份夸张的国家主义以及相关的各类型极权主义;有的出于阶级斗争;至于其他则出自内战或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这些残酷的战争本应可避免，若非因为国际间或一国之内所产生的愤恨，日积月累而成了一项可怕的重担。一些大国在战争中全力以赴，毫不犹疑地做出侵犯最为神圣的人权之事，有计划地去消灭整个民族及社会群体。在这里，我们特别想起犹太民族，他们所遭受到恐怖命运，竟成了一种记号，象征着当人与天主作对时，他能如何误入歧途。

不过，仇恨和不公，只有在获得认可，并且由以之为本的意识形态将其组织起来，而非按照关于人的真理来相因应的时候，它们才能支配整个国家，受其驱使而行动（49）。[新事]通谕反对为仇恨所染的意识形态，并说明了愤怨和暴力如何能被正义所征服。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他形式的不公道，正燃起新的仇恨，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正在出现一些吹捧暴力的新生意识形态，当此之际，但愿人们对那些恐怖事件的回忆，能给每人-尤其是各国的领袖们-提供行动的指南。

18　　欧洲大陆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确是枪声已息。不过吾人应当牢记：单纯军事方面的胜利，永远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意味着消除战争的多种原因，以及人民和人民之间真诚的和好，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观乎全球和欧洲，多年来所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非战的状态，而非真实的和平。欧陆半壁河山陷入共产独裁政权的控制下，而另半壁则被组织起来，以防卫其所造成的威胁。许多人民被困锁在令人窒息的帝国疆界之内，他们对历史的回忆及其历经数世纪之久的文化根源，皆为帝国加以致力摧残，因而丧失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欧洲历经这种暴戾性的分裂，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远离家园，或遭递解出境的命运。

武器方面的疯狂竞赛不仅吞噬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且也勾销了对尚待发展国家的援助。科技方面的进步原应被用于造福人类，却被转用为战争的工具-用来从事生产更为厉害的武器。与此同时，一种与真正的哲学相悖逆的意识形态，也被用来为新的战争做学理上的辩护。尤有甚者，这并非一种单纯的备战状态，或对战争的一种预期，而是真真实实的在全球各地所打的仗，以致血流遍地。权力集团也好，帝国也好，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存在于第叁世界国家间的争论与不和，竟被有系统的扩大渲染，而加以利用，以便为对手造成更大的麻烦。教会各种文件以及晚近所出的[社会事务关怀]通谕，皆对权力集团及帝国有所抨击（50）。

极端份子集团，为谋求争端的解决而诉之于军火，对于他们而言，政治和军事的支援，可谓垂手可得，因而获有作战的装备，并且训练有素。反之，那些尊重各方合法权益，而试图寻得和平与合乎人道的解决方案者，则受到孤立，且往往沦为反对者手下的牺牲品。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和平局面，可谓岌岌可危，这实在是以下各种现象之首要原因之一：见诸于第叁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化，以及这些国家里，引起种族之间互相残杀的冲突，恐怖主义的蔓延，还有政治、军事冲突的手段，日益显得野蛮。犹有进者，原子战争足以令全人类毁灭殆尽，整个世界皆因此威胁而受到压迫。人们利用科学以达军事目的，遂把这项具有决定胜负的工具，置于为意识形态所强化的仇恨之手中。然而，如果战争可给人带来的结局，竟是一场人类的集体自杀，连同输者或赢者都一扫而光，那麽我们我必须对造成这种局面的逻辑本身予以排斥，按此思想逻辑，凡是人为消灭敌人所下的功夫、彼此的冲突对抗、乃至战争本身，都有利于进步与历史的挺进（51）。一旦明了何以需要对它加以排斥之后，所谓[总体战]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大成问题了。

19　　二次大战结束之时，这样的发展在人们的良心内也不过是初步萌芽。当时为人所留意的是半个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均为共产极权主义所荐卷。大战本来是为重建自由，以及恢复各国的权利的，结果却未能达成这些目标，就某一方式而言，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受苦最多的人来讲，事实明明相反上述目标。可以说战后的情况，唤起了人们不同的反应。

战争带来破坏，随着战事结束，我们见到有些国家，在某些方面，从事积极的努力，以建立一个为社会正义所启迪的民主社会，而清除共产主义之革命潜能。这个潜能以饱受压榨和剥削的广大群众为其表征。一般而论，这项 试，其努力的重点在于保存自由市场机制，并藉稳定的币制，以及和谐的社会关系来确保健康和稳定的经济成长，进一步使人们在此条件下，能以工作来给自己和家庭，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同时，在这些 试中，人们也避免以市场机制来做社会生活惟一的基准，而把市场机制置于能维护[物质资源具有共同目标]这项原则的公共管制之下。由此观之，诸如众多的就业机会、稳固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职业训练、加入工会以及有效地从事工会行动的自由、给予失业者的辅助、以及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凡此种种，其用意不外于保证工作的尊严，使它免于沦为一种纯粹的[商品]。

其时尚有其他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运动。这些力量与运动的支持者，以建立[国家安全]体系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以系统的方式来控制整个社会，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无从进行渗透活动。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力，并把更多的权力赋与国家，希图藉此保护人民免于共产主义之祸害。不过，这样做却冒有极严重的危险：即摧残个人的价值与自由，而人们原是为了捍卫这两者，才必需去反对共产主义的。

另外一种反应，则以富足或消费社会中之所见为代表。这种反应具有实用的性质，它与共产主义同样排除精神的价值：同时却企图在纯粹物质主义的层面上去击败马克思主义。其作法是向人们展示一个由自由市场来运作的社会，是如何地比共产主义更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事实上，这种社会模式，一方面确实让人看出：共产主义对于建造一个合乎人道与更为美好的社会，一无所用，就此而论，共产主义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它否认人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并否定伦理、法律、文化和宗教的自由，就此而论，这项社会模式也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同之处：就是把人完全贬抑到经济的领域，而只以物质上的需要为满足。

20　　在同一时期，[脱离殖民主义]的过程广为开展，许多国家从而取得、或者重获独立以及命运自决的自由。这些国家一旦正式重获主权，却往往发现自己在走向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条途径上，方在起步的阶段。就事实而论，经济上具有决定性的部门，仍然操在外国大型公司的手中。这些公司无意将其资源投入工厂所在国的长程发展。至于政治生活本身，则为外国势力新控制，而本国境内却还有若干部落族群，尚待融合为一个真实的国家团体。再者，这些国家也缺乏一批够资格的专业人才，而能以公正和诚实不欺的方式来治理国事，至于能以有效和负责的态度来管理国家经济的合乎资格的人才，也付之阙如。

情况既是如此，许多人不免因而想到马克思主义，可能提供一条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捷径。各种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变体于是应运而生。举凡国家复原约合理要求、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军事主义、古老的民间传统(这项传统有时也与基督徒的社会道理相和谐)以及马列思想和观念-这些都被搀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里，而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各异其趣。

21　　最后，我们也不该忘记，二次大战以后，由于人们对战争的恐怖，有所反应，使得有关人权的意识，更为活泼。人权在许多国际文献（52）中获得确认。甚至可说在制定一项新的[国家权利]时，亦复如此。在这方面，宗座经常有其贡献。这种演变以联合国组织为其焦点，不仅在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有所发展，在国家权利意识方面亦然。同时对存在于世界各不同地理区域间的严重失衡状态，人们也较清楚地了解到有需要采取补救行动。就某种意义而言，由于这些失衡现象，社会问题的重心，已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国际间了（53）。

上述过程虽令人满意，但就整体平衡而言，各种援助发展的政策，却不常令人满意。此点不应为吾人所忽略。况且，联合国尚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取代战争的方法，做为解决国际冲突之道，这似乎是国际社会尚待解决的一项最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