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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周年 |
第三章 一九八九年 |
第叁章 一九八九年 22 前此所言世界局势,已在[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中有过详尽的论述,基于此,才能了解近年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以及其中的意义,它们既令人感到意外而又给人带来希望。不错,这些事件于一九八九年在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内达到颠峰状态,不过,它们却是在一个更辽阔的地区,酝酿已久的事。八十年代期间,拉丁美洲和亚、非两洲有些独裁和压迫人民的政权相继跨台。此外则是一些过渡情况,朝向一些更具参与性与合乎公道的政治架构,其间虽不无困难,但却颇有所获。教会在其中所做的一项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贡献,便是她在保卫、促进人权方面的投入。有些情况深受意识形态之影响,以致于对于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觉醒,竟被两极分化的倾向所模糊。在此情形下,教会明晰而有力地肯定每个人--不论其个人的信念为何--皆身怀上主的肖像,因而值得尊重。是项主张多时获得大多数人们的认同,并且由此导致人们着手探寻那些能更尊重人的尊严的抗争方式,以及政治解决方案。 从这项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民主的新形式,并给摇摇欲坠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带来一线转变的希望。原来,这类架构不仅为一连串给人带来痛苦的不公道和怨恨所拖累,而且也为伤痕累累的经济和严重的社会冲突所累赘。许多牧人,整个基督徒团体,个别的信众以及其他善心人士,往往在这麽困难的环境中,作出英豪的见证,我偕同整个教会为此感谢天主,同时,我祈求他支持每个人的努力,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其实,这不仅是各国的国民,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所应肩负的责任。问题在于指出:人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是能够以对话和团结的精神,而非以战争来毁灭敌人的方式,去获得解决。 23 压迫人的政权所以跨台,原因很多,其中有些特别值得一提。变革之所以产生,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此点殆无疑问。吾人所不能忘记的是:宣称由工人来治理(果然是工人专政)的一些体系,其危机始于波兰因团结之名而起的骚动。原是以替工人说话为名而起的主义,竟为成群结队的工人所唾弃。就是这些工人们,重拾,或就一意义而言,重新发现了教会社会教理的内涵与原则。他们这麽做是基于对工作和被压榨的一项脚踏实地的经验。 这类[集团]或帝国的跨台,几乎都以和平抗争的方式来促成,其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真理和正义。这点也值得强调一番。正当马克思主义鼓吹只有激化社会冲突一途,方能以暴力对抗的方式,使该冲突获得解决之际,导致马克思主义崩溃的抗争行动,却百折不挠地坚持要 尽各种谈判、对话与为真理作证的途径,来诉之对方的良心,以唤醒其对人类共通的人性尊严之意识。 乍看起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并为雅尔达协定所裁定的欧洲秩序,难免不为另一次战争所推翻。事实不然,由于人们之投身于非暴力的行动而避免了这场战争。这些人们始终拒绝使用武力,同时一次又一次、且又成功地找到有效的方法为真理作证。这样便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因为暴力的使用,始终需以欺骗为其找到藉口,即无论如何虚伪不实,也要装做为了维护一项权利或者应付一项由他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模样(54)。于此我再度感谢天主,因为他曾在人们困苦的磨难中,使人心坚持不舍。我也祈求这个事例,也能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环境里,普及开来。愿人们学得不用暴力而为正义奋战,无论是在国家内部或国际的纷争里,都能把阶级斗争摒之于门外。 24 形成上述危机的第二个因素,乃是经济体系之缺乏效率。这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数方面的人权受到侵犯的结果:私人的积极主动权、财产拥有权以及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权。此外,还应附以文化和国家的幅度:我们不可能单从经济的观点去了解人,也不可能单从阶级分子的角度去给人下定义。若要对人做比较完整的理解,就要把人置诸于其文化领域,透过其语言、历史以及他对生命基本事件,诸如生命的诞生、爱情、工作和死亡所采取的立场而去加以了解。在每一文化的核心处,我们可以看出人对天主,这项最伟大的奥 ,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是人们面临个人存在的意义这项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一旦这个问题被取销,国家的文化和伦理生活必受腐化。因此之故,维护工作的奋斗,自然而然地便与为文化和国家权利所从事的奋斗,环环相扣。 然而各项新的发展,其真正的原因,在于由无神主义所造成的心灵上的空虚。数代年轻人因而失去人生的方向。在许多情形下,这也导致他们无法压抑地要去寻觅个人的认同、探究生命的意义,去重新找到本国文化的宗教根源,以及重新发现基督本人,对于人人内心追求美善、真理和生命的渴望而言,乃是一项适切的存在性答覆。那些在困难环境中、身受迫害却对天主保持忠诚的人们,他们的见证也给上述从事追寻的人们,带来一番鼓舞。马克思主义断言,要从人心中拔除人对上主的需要,其结果则已指明:若要成功地这样做,势必会把人心搞得鸡犬不宁,动 不安。 25 一九八九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是一个例子,显示协商的意愿和福音的精神,即使面临罔顾道德原则的对手,仍可取得成功。这些事件,对于那些企图藉政治现实主义之名,而将法律与伦理摒于政治领域之外的人们而言,不啻是一种警告。无疑地,导致一九八九年各种变动的奋斗,其中不可或缺的质素是:明确、节制、受苦与牺牲。就相当的意义而言,这种奋斗出于祷告,若非有对掌管人心的天主-历史的主人-所怀的无比信赖,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当人把自己为真理与自由而承担的痛苦,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结合起来的时候,人得以造就和平的奇迹,同时能够明辨出一条往往介乎于儒弱和暴力之间的道路,前者向罪恶低头,而后者则流于与罪恶相搏的幻想,实则使之变本加厉。 事虽如此,吾人仍不可遗忘个人使用其自由的方式,受到无数的限制。这些限制无疑地会影响到自由,使其行使或多或少显得更为困难;但它们却不能主宰或毁灭自由。人本然是为自由而生,此乃天性;罔顾此一天性,不仅自道德的观点而言是错谬的,即从实际的观点而言,也是不可能办到的。若是一个社会其组成的方式是如此,以致于任意裁减乃至打压合法行使自由的 围,结果会使社会生活变得日益解体。以致于日形衰败。 再者,本为自由而受造的人,身上带有原罪的创伤。人经常受原罪牵引,而趋向罪恶,因而需要救赎。此不仅是基督宗教启示教义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因其有助于我们对人类现实的了解,在阐释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人趋向善,但也能作恶。他能超越摆在眼前的利益,但仍为其所系。一个社会愈能顾及这项事实,而不把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全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反之,却寻求方法使之和谐并立、开花结果,则社会秩序也将益为稳定。事实上,一旦自我利益受到强暴的压制,代之而起的,便是使人不胜其荷的官僚控制体系,创造性和积极自动的源泉,亦随之干涸。当人们自以为拥有一项秘密,藉此得以建构一个能使罪恶绝迹的完美社会组织时,他们也自以为能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和欺诈,以达目的。如此一来,政治遂一跃而为[世俗的宗教],在于人间建立天堂的幻想下运作。政治性的社会有其自身的律法和自主性(55),其中无一能与天主的国相混淆。福音中莠子参杂在麦子中生长的比喻(参玛十叁:24,30;36-43),对此有所教导:把天国的子民和撒旦的子民隔开,那完全是天主的事;并且这项审判,将在时间终结时进行。因此,若有人预设审判提前于此时此地实施,那麽他便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而有违天主的耐性。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举而取得了天国全面的胜利。虽然如此,基督徒的生活仍不免于和诱惑与恶势力相搏。要一直等到历史的终点,主才会在荣耀之中再度来临,施行最后审判(参:玛廿五:31),建立新天新地(参伯后叁:13;默廿一:1)。几时时间尚存,善恶之间的斗争势必延续下去,甚至在人心内也是如此。 圣经有关天国前景的教导,对于现世社会生活,不无其因果关连。现世生活,顾名思义,属于时间的领域,既不完美、也非永恒,是项意味十足。反之,天主的国,临在于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它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光明,而圣宠的能力,则渗透那个秩序并赋与生命。如此一来,人才更能察觉到一个配得上人的社会,该有些什麽条件,偏差之处,便会获得修正,而为善之勇气,也会因而增强。基督徒,尤其是普通信友,与所有善心人士结合在一起,被上主所召唤去完成这项使命:使人类的现实情况为福音所浸透(56)。 26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主要是发生于东欧和中欧的国家。然而其重要性,却遍及全世界因其正负两面的后果,都与全人类大家庭有关。这些后果,就其性质而言,并非机械式或宿命论的,而是人的自由与天主的仁慈计划,彼此合作的一些大好良机,原来天主是在历史中行动的。 这些后果中的第一项是:在一些国家中教会与工运有了接触碰头的机会。此项后果是由于基督徒,针对普遍可见的不公道情况,而做出的一种明显的道德反应而造成。约有百年之久,部分工运由马克思主义执其牛耳。此中人们深信,为了有效地与迫害从事斗争,工人阶级必须采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唯物观。 马克思主义既面临危机,工人天生的良知重新浮现,表达于其对公道和对工作尊严加以承认的要求,这与教会的社会教理互相吻合(57)。工运乃是一项更为广泛的运动之一环。后者系由工人及其他善心人士组成,以谋求人的解放,及对人权的确认为其宗旨。这项运动今日己流传至许多国家,不仅不反对天主教会,而且与之相期许。 世界上存在着迫害和不公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原是利用这种情况应运而兴,并藉此而壮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没有消除世上的压迫和不公。对于今日那些寻求新而真正的解放之道的人而言,无论就理论或实践方面,教会不仅提供了一套社会教理,和较具一般性的,有关人在基督内获得救赎的教导,而且也在那些与受苦及边缘化现象相对抗的奋斗中,投入本身的力量并给与实质上的支援。 不久之前,许多基督徒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寻觅一条能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相调和的道路。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渴望: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而又不自绝于历史的途径。 经历了这些有如昙花一现的 试之后,目前的环境,正促使人们去重新肯定一门真正讨论人的整体解放的神学,有其积极的意义(58)。由此观之,可以证实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对于正在寻找其发展途径的第叁世界国家而言,有其重要性,一如它们之于中欧和东欧诸国。 27 第二项后果则关乎欧洲人民本身。在共产主义当家或其前之年代,曾造成了许多不公的情况:个人的、社会的、区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积累了不少仇恨与恶感。昔日的奋斗,其灵感得自于人们有意识地拼命想去为真理作证。如今独裁政权一一崩溃之后,倘若这种为真理作证的热忱有所减退,人们的道德承诺有所放松,那麽上述情绪便有可能再度爆发,引起严重的冲突,造成巨大的伤亡,此乃一项真实的危险。希望仇恨和暴力不致在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为正义而奋斗者的心申,跃居上风。也希望人人都在和平和宽恕的精神方面,有所成长。 目前所需的,是一些具体的步骤,用以建立或巩固国际组织的结构,俾能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时,通过适当的仲裁而加以干预,而进一步使得每一个国家都能一面维护自身的权利,同时又能在顾及他国权利的情形下,达成协议与和平解决方案。这点就欧洲诸国而言,由于共同文化及悠久历史的紧密连系,尤为重要。长期以来,不仅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受到扭曲,而且经济生活上最起码的操守,诸如真诚不欺,信任可靠以及勤劳工作,也遭毁谤。人们由于经历长期的匮乏以致精疲力竭,一无所有。他们不但要求政府在物质利益方面,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而且也要能恰当地满足他们合法的愿望。事虽如此,仍旧需有耐心来进行物质和伦理方面的重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之倾覆,对地球之分割为各自封闭、而又彼此嫉妒竞争的不同世界,自有其重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各民族互相依存的现实,同时也凸显了这项事实:人类工作的本性,是为团结人民而非令其分裂。事实上,和平与繁荣乃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产。倘若为了获得这两者,而去损害其他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不论那是侵犯人家的权利,或是把人拒之于幸福的源泉之外,我们便不可能适当而长久地享2有这项财富。 28 就某一意义而言,对于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说,真正的战后时期,方才开始。直到目前其所采行的经济体系是集体式的。现在要进行一项彻底的经济重整,其中所包含的问题与牺牲,可比之于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事复原重建时,所面临的情况。昔日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目前困难的情形下,应当由其他各国联合起来共同给予支持,这样做是对的。显然,那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己应当肩负起主要的责任。不过也应给予他们合理的机会,才能达到目标,倘若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便不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再者,各个从前是共产党的国家,目前的情况显得困难而匮乏,这是历史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往往沦为行动的对象而非行动的主体。因而他们发现目前所处的情况,实非出于自由的选择或是自己所造成的某些错误,而是历史的悲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以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他们的事件,使得他们无从踏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 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援助,实属一种公义上的债务。欧洲各国,原是那部历史的一部分,且对该历史的形成,负有责任。不过,这也符合欧洲整体的利益与福祉。这是因为如果往日所造成的各种冲突,竟由于经济失序、精神不满和自暴自弃而变得更为激化的话,欧洲将不得安享太平。 不过,上述这种需要,不当导致为帮助和扶持第叁世界国家而做的努力,有所削弱,这些国家往往为更严重的贫困状况所折磨(59)。此中所需要的,是一项特殊的努力,藉以动员全球并不匮乏的资源,来从事经济建设和共同的发展。同时,要重新订定价值体系, 清价值优先秩序,并据此而做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决策。若把由于东西冲突对峙而建构起来的庞然军事机器,予以解除武装,便能提供巨大的资源以为所用。尤有进者,如果能建立起一套可靠的程序,以之代替战争来解决冲突,并因此而能把裁军和武器管制的原则推广,再加上第叁世界国家间,如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打击军火交易的话,则这些资源将更为丰富(60)。此外,比一切都更要紧的,是要摒弃把穷人-不论其为个人或一群人民-当做一项负担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把穷人当做一群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企图享用别人生产的成果。事实上,穷人所要求的,不过是分享享用物品的权利,以及善用其工作能力的权利,这样才能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更合乎正义而又繁荣的世界。穷人得以抬头是整个人类在伦理、文化甚至经济上成长的一个大好良机。 29 最后,对于发展不能只从经济,而应以全副人性的观点去加以了解(61)。换言之,问题不只在于把所有人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国家所享有的水准,而在于经由携手耕耘,共同缔造一个更适于人的生活,同时也在于提升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创造力,以及他因应个人的天赋,去回应上主召唤的能力。发展的颠峰是人寻找、认识天主,并依此知识而生活的权利和责任(62)。在极权和威权政府所形成的政权下,权力主宰理性的原则被推行到极点。人被迫去接受那强加于他的现实观念,而非出于理性和自由选择。这个原则必需加以推翻,而人类良心的权利必需受到全面的承认。人的良心只受自然真理和启示真理两者的约束。对于此等权利的承认,实为每一个享有真正自由的政治秩序的首要基础(63)。重新肯定后面此一原则是一件重要的事,之所以如此,有下列若干原因: 一、因为旧形式的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尚未完全消声匿迹,事实上,反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要求所有各国重新努力合作与团结; 二、因为在已开发国家中,有时过于提倡纯粹功利的价值,投合人们即时满足的倾向与胃口,使得人们难以认可、并尊重人生在世的真正价值体系; 叁、因为在有些国家出现了新形式的宗教基要派。此派人士秘密甚或公然地拒绝让信奉非大多数人所奉之信仰的国民,享有完整的宗教和公民权利。并且还阻止他们参与文化的过程,限制教会宣讲福音的权利,也限制听众接受宣讲以及皈依基督的权利。需知认识真理并依此真理而生活,乃是人天生而基本的权利。设若这项权利不受尊重,则焉有真正的进步可言?这项权利的行使及其发展,包括发现、并自由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权利。原来他才是人真正的好处(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