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与文化

44　　教宗良十三世觉察到，若要使人不可或缺的灵性与现世的活动，获得保证，使其能正常发展，则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国家理论（89）。职是之故，他在[新事]通谕中，有一段提出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来组织社会，这在当时，可谓为教会的教导创下一项新猷（90）。这项三权分立的秩序，反映着对人的社会性，有一种踏实的观点，即是需要一个能保护众人自由约法制。为达此目的，较佳的途径是每项权力，都由其它权力和职责来加以制衡，使各自在适当的范围内运作。这是[法治]的原则，其中最高的权威是法律，而非任何个人为所欲为的意志。

这项观念在近代遭受极权主义的反对。马列形式的极权主义认为有些人，由于其对社会发展之规律有较深的认知，或是由于其属于某一特殊阶级，甚或由于其与集体意识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得以免除错误，因而能一手独揽绝对的权力，供其使用。此外必须一提的是：极权主义乃出于对客观真理之否认。人本是由于顺服超越的真理，而获得完全的自我认同，如今这项真理一经否认而荡然无存，便不再有确实可靠的原则，来保障人和人之间正当合理的关系。如此一来，一个阶级、群体、甚或国家的自我利益，终于难免成为彼此互相敌对的肇因。人若不承认超越的真理，权力即取而代之。于是，每个人便会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为使其自身的旨趣或意见能以得逞，完全忽略别人的权利。如此一来，人受尊重之范围，也仅及于他能被利用来满足他人私利之处。所以现代极权主义，其根源在于否定人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尊严。原来，人是无形天主的有形肖像，以其本性而言，乃是权利的主体。没有任何人，不论其为个人、群体、国家或政府，可以侵犯这些权利。甚至社会中的多数也不得藉反对少数、或藉孤立、压迫、剥削或试图消灭之，来侵犯这些权利（91）。

45　　极权主义文化及其实践，也不免排斥教会。一个宣称能把历史导向完美境地，而又把自己高抬到一切价值之上的政府与政党，无法容忍人们在掌权者的意志之外，还去肯定一项所谓善与恶的客观标准。其中的道理甚为简单：这样的标准可能被用来审断他们的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极权主义会企图摧毁教会，或者起码使教会屈居顺服的地位，使她沦为统治者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项工具（92）。

再者，极权政府倾向于把国家、社会、家庭、宗教团体以及个人本身，一并吸收而纳入其本身。人该听天主的命，胜于听人的命（参宗五：29）。教会在捍卫她自己本身的自由时，也在捍卫那些各有其自主和主权领域的个人、家庭、各种社会组织和国家。

46　　民主政体，由于能够确保公民参与政治选择，向被治理者保证有选举治理者，并使之负责的可能性，且于合宜的时机以和平的方法予以更换，因而获得教会好评（93）。准此，教会不能赞许那些狭窄统治集团的存在，它们篡夺国家大权以遂其私利，或藉以贯彻其意识形态。

真正的民主，惟有在法制的国家，并以正确的人的观念为其基础，才有可能。这要求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使得个人和社会的[主体性]皆能有所进展。就个人而言，其进展是借着教育和培育真实无伪的理想。就社会[主体性]而言，乃是藉共同分担的责任，以及创设一些参与性的结构。

现时存在着一种倾向：人们宣称不可知论与怀疑的相对主义，以为这种哲学与基本态度，与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相对应。他们认为：从民主的观点而言，那些深信自己了解真理、并坚持真理的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人不接受真理乃是取决于多数人的决定，也不接受真埋随着不同的政治风向，会有所变异。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留意，倘若缺乏一项终极真理来指引政治活动，那么思想和信念便容易受到权势的操纵。历史昭示吾人：没有价值观的民主，易于流为极权主义，或是公然为之，或是稍加伪装而已。

有些人，顶着科学或宗教意识形态之名，号称有权将自己认为是真与善的观念，强行加诸于他人身上。在这类人当中所存在的危险：狂热主义和基要主义，教会也没有闭眼不顾。基督徒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基督徒的信仰不至于预存假设，把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锁定在僵硬的格式里。反之，此一信仰承认人的生命是在历史中，历经多元而有欠完美的情况，而得以实现的。再者，教会经常不断地重复肯定人的超越性尊严；教会所用的方法，始终是尊重人的自由的（94）。

然则自由只有在人接纳真理时，才能完全发展。在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里，自由丧失其基础，而人也跟着暴露于或明或暗的操纵利用，与情欲暴力中。基督徒按其蒙召去传福音的本质，拥护自由，并为其服务，经常把他所认识的真理，介绍给别人（参若八：31－32）。他固然嘱目于生活经验里，以及个人或国家文化中，所遇见的片断真理，然而在与别人交谈时，他总不放过机会，去表达由信仰和正确运用理智而得来的了解（95）。

47　　共产极权主义衰微，以及其它极权、和以[国家安全]为名的许多国家，一一倒台之后，今日我们已可见到，民主的理想，在不无反对的迹象下，取得了优势的地位。同时对于人权热烈的注意与关怀，也历历在目。然而，正因如此，人们在改革其系统的过程中，必须明显地承认上述那些权利，这样才能给民主打下真正而稳固的根基（96）。论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权利，必得一提的是生命的权利，以及构成这项完整权利的部分，其中包括：婴儿在母胎内，从受孕之始，即享有的发育之权;生活于团结的家庭、以及有利于孩童人格成长的伦理环境之权;在寻求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发展个人的才智与自由之权;参与善用大地物质资源的工作之权，并赖此工作维持个人与家庭生计之权;以及自由建立家庭、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善用天赋的男女性别，共养儿育女的权利。就某种意义而言，此等权利之根源乃是宗教自由，且可统摄于宗教自由之中。此处所谓宗教自由，是指人有权生活于其信仰的真理内，并有权按人之为人的超越性尊严，去生活（97）。

事实上，有些国家，即使其政府的形式是民主的，上述这些权利也非始终获得完全约尊重。此处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堕胎的丑闻，而且也涉及民主体制本身，其所遭遇的危机的面面观。总的来说，民主社会有时似乎失去了造福公益的决策能力。有时对社会上一些诉求的审核，其所根据的准则，并非公义和道德，而是这些诉求推动者所拥有的选票和财力。日久天长，这类不上轨道的政治行为，造成人们失去信心、政治冷感。跟着，一般大众由于感到信心被人滥用，幻想破灭，其政治参与和公民精神，遂每况愈下。结果使得有关方面，越来越难于把某些特殊的利益，置于一个井然有序的公益框架内，予以衡量考虑。所谓公益，并非所有特殊利益的总和，而是基于一项均衡的价值体系，去给各个特殊利益加以评价，并将其整合为一体。归根结底，这样的做法不免要求对人的尊严与权利，要有一项正确的认识（98）。

教会尊重民主秩序的合法自主性，并不自以为应该对不同的机构或宪政方案，表达其偏向。对于政治秩序而言，其确切的贡献，在于她对人性尊严的见解，这项尊严，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身上，表露无遗（99）。

48　　上述一般性的观察，也适用于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活动，尤其是一项市场经济活动，无法在制度、司法、和政治的真空状态中运行。反之，它假定了一些条件：对于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确实保障，稳定的币制以及有效率的公共服务。所以，国家的首要任务，仍在于给这些安全条件提供保证，使得那些从事工作和生产的人，能享受其劳动的成果，并因此而感受到鼓励，愿意诚实而有效地去工作。至于社会秩序不妥，加以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以及通过不妥财源致富、从事非法与纯粹投机活动以成暴发户，两者风气日益炽盛，这便形成了发展和经济秩序的主要障碍之一。

国家的另一任务，在于监视和督导经济方面，人权的行使状况。不过，这方面首要的责任，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及各种社团和协会。若是要求国家以直接的方式，去保障所有的国民皆有工作权，那么便要把全面经济生活，置诸其手而加以控制，并且也要给个人自动自发的活动，加上限制。不过，这并不意味，国家在保障工作权方面，就没有资格过问了，一如那些反对在经济领域中，有任何规章的人所主张的一般。反之，国家有责任去维护、支持商业活动，而其所用的方法便是：创造条件，使能保障就业机会;以及刺激那些尚付之阙如的活动，并在其面临危机时，给予扶持。

再者，如发生特殊垄断情况，以致于造成发展受阻或迟延，这时国家便有权从事干预。除了督导发展和使之和谐进展两项任务之外，在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当一个社会部门或商业体系呈现疲弱的状态、或在刚起步往前的阶段，而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这时国家也能行使取代的功能。由于事关公益，理由迫切，这种补助性的干预，有其必要。不过，应尽早收场，以免社会或商业体系永远失去其一部分功能，同时也避免国家过份扩张其干预的领域，而有害于经济和公民的自由。

近年来，这种干预的范围大为扩张，以至于造成一种所谓[福利国家]的新型国体。．在某些国家，其成因在于当政者想针对不合人性的贫穷与匮乏，进行补救，使能更妥善地去应付众多的需求。不过，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所出现的过份与滥用的情况，会给福利国家，招来相当严苛的指责，被讥之为[社会援助国家]。此等国家内的缺陷和毛病，乃是由于对国家本有的任务，缺乏一种适切的了解所致。此处，人们应再对[辅助原则]，表示尊重：上级团体不应干涉下级团体的内在生活，使其功能遭受剥夺;反之，应始终把公益置于眼前，于需要时给予支持，并协助下级团体，便其活动配合社会其它门类的活动（100）。

由于诉诸直接的干预，而剥夺了社会所要负的责任，社会援助国家导致人性动力的流失，而公共机构却增加得离谱。官僚式的思想方式，充斥这些机构，惶论为民服务的胸怀，附带而来的，则是大量增加的开销。事实上，人们的需要，看来只有那些最接近他们，而又能充作其[邻人]的人，才最了解，并且最能予以满足。再者，我们还该补充一下：有些需求，并非单纯的物质方面的响应所能满足，而要能洞悉人性更深层的需要，才能予以应对。想想难民、移民、老人、病患，以及一切需要援助的人，譬如滥用药品毒物者，念及他们所处的境地，我们不难明白：除了供应必要的照料之外，只有那些能抱着真正手足之情，去扶持他人的人，才能有效地去帮助所有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49　　教会忠于由她的创始者基督所领受的使命，始终处身于有需要的人当中，并采取积极的行动。给他们提供物质方面的援助时，不仅不会令他们感到羞辱，或使他们仅仅成为接受帮助的对象，反而借着提高其人性的尊严，而使他们脱离危险的境地。在此我们必须指出：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积极实践爱德的事工：事实上，在多方面都有令人满意的长进。对此我们衷心感谢上主。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义务工作。这是教会所喜爱和提倡的事工，并敦促每一个人与之合作，支持并鼓励其所从事的各种事业。

为能克服今天所盛行的个人主义心态，需要大家对团结和慈善事业，从事具体的献身行动。并由家庭首先做起，夫妻两人彼此扶持，老幼不同代的人互相照顾。在此意义之下，家庭也可被称为是工作和团结的团体。不过，却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一个家庭决志要全然按其召唤去生活时，却发现国家没有给与必要的支持，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当务之急在于：不仅要提倡家庭政策，而且，也要提倡那些以家庭为其主要对象之社会政策。这些政策要能帮助家庭，给它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维持家计的有效方法，使其能扶养儿童，照顾长者，如此上了年纪的人，方不致于与家庭有所隔阂，而且也能加强不同代别之间的关系（101）。

家庭以外，尚有其它中间团体，发挥着基层的功能，给特殊的团结网络，赋以生机。此等团体发展成为由人组成的真正团体，社会的结构因而得以强化，使社会，避免流于我们今日不幸常见的，既无姓名，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群众。人本生活于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中，社会也因而变得更有[人情味]。可是今天的人，置身于国家和市场两极之间，常常喘不过气来。有时看来，他只像是以一个物品生产者及消费者的身份而存在，或像是国家行政作业的一个对象而已。人们忘了一件事实：社会中的生命，不以市场，也不以国家为其最终目的，此因生命本身有其独特的价值，国家与市场都必需为其服务。无论怎样，人始终是一个追求真理，并奋力按此真理而生活的存在，他借着与以往及未来世代的对话，来加深自己对真理的了解（102）。

50　　如此公开地追寻真理，代代更新，一国的文化，逐渐取得其个性。的确，代代相传的价值遗产，总是受到年青一代的挑战。所谓挑战，不必一定意味先天地予以毁灭或否定，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去考验这些价值，并通过这项存在性的验证，使其变得更真实、更中肯、更亲切。而在过程中，能将传统内确实有效的因素，与虚假、错误的部分，或是与那些过时、而又早该淘汰的形式，分辨出来。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适时地记起：福音的传播，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里，也扮演一项角色，即是在文化迈向真理的进展中，给予支持;并且协助文化获得净化并充实其内涵（103）。然而，当一个文化变得内向而企图利用以下的手段，来把过时的生活方式，永恒地延续下去时，终将沦于贫瘠不育而趋向腐朽－这个手段就是：排除对于有关人的真理的辩论和意见交流。

51　　人类所有的活动，莫非在文化内进行，且与文化交感、互动。为能适当地形成一种文化，全人的参与是必要的。在其中，人发挥其创造力、才智以及运用他对世界和人的知识。犹有进者，他也在其中展示自我控制、牺牲个人、与他人团结的能力，以及随时随地准备好去促进公益的精神。准此，居先而首要的工程，乃是在人心内完成的。人投入参与建造其未来的方式，端赖他对自己和其前程的了解。教会对真实文化所作出的独特而具决定性之贡献，即在于此一层面。教会提倡人类行为中，有益于真正和平文化的各面，这种作法与某些模式背道而驰。在这类模式中，个人消失在群众里，他的自由和积极进取心，为人所忽略，而他的伟大，则在战争和冲突的技俩中，才能显示出来。教会以宣讲两项真理，来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其一、是关于世界之创造的真理：天主将世界交在人手中，让人能够借着工作，使之收益良多，并变得更为美好。其二、关于救赎的真理：天主子藉此拯救人类，并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使他们彼此负责。圣经继续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我们积极地投入，为邻人着想，同时要求我们分担对全人类的责任。

这项责任并不限于自己的家庭、国家或政府，而是逐步推而广之，及于全人类，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自已当成是自外于人类大家庭的存在，或漠视此家庭中另一份子的命运。没有人能说，他对其兄弟姐妹的福利，毫无责任（参创四：9；路十：29－37；玛廿五：31－46)。今日的时代，由于传讯方法日新月异，把人们相处的距离，大为缩小，因而在别人有需要之时，予以相当的注意和迫切的关怀，也比昔日较为容易，这点在战争之外，寻求解决国际冲突的途径方面，显得格外重要。时下，连中、小型的国家也能获得威力极其可怖的毁灭性武器。我们不难看出，由于这点，加上全世界人类日形紧密的关连，两者使得要限制冲突的后果，成了一件非常困难，或实际上办不到的事。

52　　教宗本笃十五世及其继承者，清楚明了这项危险（104）。我自己也在最近波斯湾战争惨剧中，再次高声疾呼：[永不再有战争！]是的，永不再有战争。战争摧残了无辜者的性命，教唆人如何去杀害别人，使参与杀戮者的生命，遭受剧变，战后，留下一大堆仇恨和愤怨，如此使得人们更难于为引起战端的问题，找出一项公正的解决之道。昔日一国之内，彼此复仇，冤冤相报的制度，今日已为法治所取代，同样，在国际团体中，也急需类似如此地向前迈进一步。再者，我们必须切记，战争的根源，通常在于真实而严重的不满：遭受不公道的待遇，合法的心愿遭遇挫折，穷困，濒临绝境的大批群众受人剥削、却又看不出有什么和平的方法，可供其改善命运等等。

为此之故，和平的代名词是发展（105）。正如避免战争是集体的责任，同样，促进发展亦然。再者，一如在个别的社会内，去组织一项健全而稳固的经济，来导引市场的功能，使之以公共福利为其归向，这样做是正确而又可能的，同样，在国际的层面上，何尝不须有类似的干预。若要能如此，人们必须十分努力，以加强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并增进良心的敏感度。这是我们所冀望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能助长人们对穷人的人性潜能，所怀有的信心，并因而助长人们对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能力，所有的信心：其一是经由工作，而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之能力;其二是对经济的繁荣，作出正面贡献的能力。可是要完成此事，应为穷者－勿论其为个人或国家提供实际可行的机会。要造成这样的条件，需由整个世界的人，协同一致，努力共谋发展。其间涉及较为先进的经济体，所应作的努力：牺牲其所享有的收入水平和由权力而来的地位（106）

上述种种，可能也意味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需作重大的改变，以期限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世上每一个人和所有的民族，都能分得足够资源。此外，应当充分的利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新资源。原来这些新资源是处于今日国际团体边缘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和工作的结晶。这样，才能使国际大家庭，在整体人性力面，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