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
现代对人类生命的威胁
「加音袭击了弟弟埃布尔尔，将他杀死」（创四8）
侵犯生命的暴力根源

7. 「天主并未创造死亡，也不乐意生灵灭亡。祂造了万物，为叫它们生存；…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灭，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肖像；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进入了世界，只有与他结缘的人，纔经历死亡」（智一13～14；二23～24）。

生命的福音从太初就已宣示，在起初，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为让人类过圆满而成全的生活（参阅创二7；智九2～3），但却为死亡的痛苦经验所抵触，因为死亡进入了世界，使人类整个的生存，都笼罩在它毫无意义的阴影下。死亡之所以进入世界，则是因为魔鬼的嫉妒（参阅创三1，4～5）以及原祖父母的罪（参阅创二17，17～19）。而死亡借着埃布尔尔被他哥哥加音杀害，以暴力的方式进入了这世界：「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加音就袭击了弟弟埃布尔尔，将他杀死」（创四8）。

这第一件谋杀案是以富有说服力的文笔记载在《创世纪》中的一页，这段记载有普世性的意义：在人类历史这部书中，每天都以冷酷无情，令人羞愧的次数，一再地重写这一页。

让我们一起重读圣经上的这段记载，虽然这段文字的文体十分古老，也非常地朴拙，但仍可以使我们受教良多。

「埃布尔尔牧羊，加音耕田。有一天，加音把田地的出产作祭品献给天主；同时埃布尔尔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又是首生的羊；上主惠顾了埃布尔尔和他的祭品，却没有惠顾加音和他的祭品；因此加音大怒，垂头丧气。上主对加音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垂头丧气？你若做得好，岂不也可仰起头来？你若做得不好，罪恶就伏在你门前，企图对付你，但你应制服它。』事后加音对他弟弟埃布尔尔说：『我们到田间去！』当他们在田间的时候，加音就袭击了弟弟埃布尔尔，将他杀死。

上主对加音说：『你弟弟埃布尔尔在那里？』他答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上主说：『你作了什么事？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你现在是地上所咒骂的人，地张开口由你手中接收了你弟弟的血，从此你即使耕种，地也不会给你出产；你在地上要成个流离失所的人。』加音对上主说：『我的罪罚太重，无法承担。看你今天将我由这地面上驱逐，我该躲避你的面，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那么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上主对他说：『决不这样，凡杀加音的人，一定要受七倍的罚。』上主遂给加音一个记号，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加音就离开上主的面，住在伊甸东方的诺得地方」（创四2～16）。

8. 加音「大怒」，而且「垂头丧气」，因为「上主惠顾了埃布尔尔和他的祭品」（创四4～5）。圣经上并没有透露上主为什么惠顾埃布尔尔的祭品，而不惠顾加音的祭品。但是此事却很清楚地证明，虽然上主较喜欢埃布尔尔的祭品，但并没有中断与加音的交谈。祂训诫加音，并提醒加音在面对罪恶时，他是自由的：人类绝不是注定要走向罪恶。当然，就像亚当一样，他被罪恶狠毒的势力所诱惑，这罪恶就像一头野兽，伏在他的心门前等候，随时准备扑上前来捕捉猎物。但在面对罪恶时，加音仍是自由的。他能够、也应该克服它：「罪恶企图对付你，但你应制服它」（创四7）。

但嫉妒和发怒占了上风，因此加音枉顾上主的警告，袭击他自己的弟弟，并把他杀死了。正如我们在新编《天主教教理》中读到的：「在埃布尔尔被哥哥加音杀害的这段叙述中，圣经透露了从人类史一开始，原罪的后果，怒气和嫉妒就存在于人心中。人变成了同胞人类的敌人。」一Ｏ

兄弟杀害兄弟。每一件谋杀案都跟这第一件杀害手足的事件一样，是侵犯了「精神上的」血统关系，这关系使人类结合成为一个大家庭一一，在这大家庭内，大家都分享同样的基本的善：同等的人性尊严。而侵犯「血亲骨肉」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例如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出现了对生命的威胁，比方堕胎即是；又如在较广义的家人或亲戚关系中，鼓励或实行安乐死。

每一件侵犯近人的暴力行为，它的根源都是对恶者的「思想」让步，这恶者「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若八44）。正如若望宗徒提醒我们的：「原来你们从起初所听的训令就是：我们应彼此相爱；不可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加音」（若壹三11－12）。在人类历史之初，加音就杀害了自己的兄弟，这是一个悲惨的见证，可见邪恶蔓延的速度是多么惊人：继人类在乐园反抗上主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人对抗人的死亡搏斗。

在这件罪行发生后，上主介入，为被害者报仇。天主问加音有关埃布尔尔的下落，加音在天主面前不但没有悔意和歉意，反而傲慢地逃避这问题：「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创四9）。「我不知道」：加音想以谎言来掩饰他的罪行。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当各种意识型态想把最残酷谋害人的重大罪行合理化并加以掩饰时，总是用谎言。「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加音不愿想到他的弟弟，也拒绝接受每个人都有的对他人的责任。我们不得不想到今天人们的倾向，那就是不愿接受他们对兄弟姊妹的责任。这种倾向的征状，包括对社会上最弱小的成员，例如老年人、体弱者、移民、儿童等，缺乏休戚相关的感情；以及世界上人民与人民之间常可见到的冷漠，即使是关系到人的生存、自由与和平等基本价值，仍（依然故我）无动于衷。

9. 但天主不能任由罪行不受惩罚：被杀害者的血洒在地面上，这血就从这地面上要求天主主持正义（参阅创卅七26；依廿六21；则廿四7－8）。教会也就是根据这段经文，而有了「向上主申冤的罪」这些说法，其中第一个罪就是蓄意谋杀一二。对犹太人来说，跟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血」是生命的所在。确实，「血是生命」（申十二23），而生命，尤其是人类的生命，只属于天主。由于这个缘故，凡是侵犯人类生命的人，从某方面来说，都是侵犯天主本身。

加音被天主诅咒，也被大地诅咒，大地不给他果实（参阅创四11～12）。他受到了惩罚：他要住在旷野和沙漠里。致人于死的暴力深深地改变人生存的环境。大地本是「伊甸乐园」（创二15），一个富饶的地方，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和谐，与天主也十分友好，到后来却变成了「诺得地方」（创四16），一个「贫苦」，孤单且与天主分离的地方。加音要「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创四14）：前途飘渺和生活不定要永远跟随着他。

然而即使在惩罚时仍然慈悲的天主，「给加音一个记号，以免遇见他的人击杀他」（创四15）。天主给了他一个特别的记号，不让他招致别人的痛恨，反而保护他，不让那些想杀死他的人如愿，即使那些人是为了要替埃布尔尔的死报仇也不行。纵然是一个杀人者，也不失去他人格的尊严，天主亲自誓言为此担保。这也正是仁慈又公义的天主所表现出来的吊诡的奥秘。正如圣安博罗削所写：

「手足相残、罪恶之极，罪恶一旦发生，就应立刻施予天主仁慈的法律。执行公义的人如果对罪犯即刻施以惩罚，就决不可能遵守耐心和中庸之道，而会让被告直接接受处罚…因为加音从人性的温柔变得像野蛮的野兽，并为亲人所弃绝，故天主把加音赶离走，让他远离家园，流亡他乡。天主宁愿感化罪人，而不愿把罪人处死，因此他不希望杀人者被另一个杀人行为所处罚。」一三

「你作了什么事？」（创四 10）
生命价值的衰落

10. 上主对加音说：「你作了什么事？ 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创四10）。世世代代以来，人类所流的血的呼声，仍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声调和新方式不停地在喊冤。

上主的问题：「你作了什么事？」是加音无法逃避的，上主也向今天的人提出这问题，使他们明白，不断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记录的违反生命行为的程度及严重性；使他们了解是什么引起和助长这些侵犯行为；同时也让他们严肃地思考，这些攻击对个人及民族的生存会产生什么后果。

对生命的威胁，有些是来自大自然本身，其中有些原是可以补救的，但却因为人们的冷漠和粗心而变得更严重，这是该受责备的。其它对生命的威胁则是暴力、仇恨和利益冲突而造成的结果，因为这些会使人藉杀人、战争、屠杀和灭种的手段来攻击他人。

我们又怎能不想到对数百万人类的生命所施加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对那些由于人与人之间及不同社会阶级之间资源分配不公，而被迫过贫穷、营养不良、饥饿日子的儿童？还有那不但在战争中才有，也在可耻的军火贸易中的暴力，产生了许多武装冲突，使我们的世界沾满了血迹？还有因为任意破坏世界的生态平衡而使得死亡蔓延；或因为不法贩毒，或提倡某些不但是道德上所不能接受，也使得生命可能发生严重危险的性行为？威胁生命的种类，不论是有形无形的，无法一一列举，因为如今威胁生命的形式实在是太多了！

11.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另一种对生命的威胁，会影响生命最初的以及最后的阶段，而且与其过去的威胁相比，它还有着新的特色，并且造成极为严重的问题。不但一般人似乎不再把这种威胁视为「罪行」，而且更吊诡的视其为「权利」，要求政府承认其合法，并可享受健保人员的免费服务。此种行为所侵犯的是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而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人类生命。更严重的是，这种侵犯经常是在家庭的中心、并在家人的共谋下进行。而按家庭的本质来说，家庭本应该是「生命的神圣殿堂」。

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有许多因素必须列入考虑。从这行为的背景来说，严重的文化危机使人们对知识和伦理的根本产生了怀疑，也因而使人们愈来愈难清楚地了解「人是什么」以及「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的意义。此外还有各种有关生存及人际关系等的难题，由于社会的复杂，个人、夫妇和家庭问题，通常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而使得前述的问题更加困难。严重的贫穷、为了谋生而遇到的挫折及焦虑、令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或暴力的存在，尤其是不利于妇女的暴力，这种种都使得在维护生命和促进生命的选择上困难重重，有时甚至需要非比寻常的英勇精神才行。

这一切都可以解释－至少可部分解释，生命的价值在今天是如何地受到了损害。某些违反生命最初阶段或最后阶段的罪行，虽然关系到具体的个人（person）生存权利，人们仍会用无关痛痒的医学名词来掩饰此事实，想藉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人的良知仍旧指出，生命具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价值。

12. 事实上，泛滥成风的道德不确定性，虽然多少可以用今天社会问题的繁杂和严重来解释，而这些社会问题有时会减轻个人主观的责任；但同样的，我们也面对一个更大的现实，这现实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的结构。而这现实的特色，则是出现了一种否定与他人「休戚相关」的文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以真正的「死亡的文化」的形式出现。死亡文化受到强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潮流积极的助长，所鼓励的是一种过度重视效率的社会观。

从这个观点来看目前的情况，从某个意义来说，这可以说是一场以强对弱的战争：一个更需要人接纳、爱与关怀的生命，却被视为一无用处，或无法承受的重负，而遭人以各种方式舍弃。一个人因为有病、残障，或简单地说，只因为这人的存在，会连累那些较幸运者的幸福或生活方式时，就容易被视为应该反对或应被消灭的敌人。就这样，一种反对生命的阴谋开始猖獗。这种阴谋不但牵连到个人的人际、家庭或群体关系，同时更有过之，甚至波及到国际层次，破坏和扭曲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13. 为了有助于推广堕胎，有人已经投下了巨额的花费，而且还要继续投资费用，来制造药物，使人不必求助于医护人员，即可自行杀死子宫内的胎儿。在这方面，科学研究本身似乎心无旁鹜，只专注于开发某些产品，使人能愈来愈简单又有效地抑制生命，同时又可使堕胎不受任何管制，也不必负任何社会责任。

经常有人主张，如果避孕措施既安全又方便，就是防止堕胎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天主教会被指为实际上是在推广堕胎，因为教会仍一味固执地倡导，人工避孕在道德上是违法的。但我们仔细地探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抗议是没有根据的。或许有许多人使用避孕措施，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以后实行堕胎的诱惑。但是「避孕的心态」中有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例如若是不想有孕却怀孕了，则避孕其实更增强了堕胎的诱惑，因此这是与「负责任的亲职」、尊重婚姻行为中完整的真理，有很大的差异。确实，在排斥教会有关避孕训导的地方，正是赞成堕胎文化最强烈的地方。当然，从道德的观点来看，避孕和堕胎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恶。前者有违性行为的完整的真理，即性行为是婚姻之爱的特有表达；而后者则是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前者违反婚姻中的贞洁，后者违反正义，而且直接违反了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诫命。

但尽管避孕和堕胎二者的性质及在道德上的严重性不尽相同，却往往有密切的关联，有如同一棵树上的果子。不错，在许多情况中，避孕、甚至堕胎，都是受到艰难的现实生活的压力才实行的，不过这压力绝不能使我们因此就不努力去彻底遵守天主的法律。而在许多其它的例子中，实行避孕和堕胎，根本原因还是享乐主义的心态作祟，不愿接受性生活带来的责任，也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观，视生育为追求个人成就的阻碍。因此在性行为下可能产生的生命，变成了不计代价必须躲避的敌人，若避孕失败，堕胎也因此成了唯一可实行的对策。

人们对于实施避孕和堕胎的心态，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且这关联也愈来愈明显。一些化学产品、避孕器、疫苗等「避孕措施」，那么随便地到处分发，但其实际上的作用就是在新生命发育最初期的一种堕胎措施，这些行为，实在令人忧心，更可证明避孕和堕胎的关联心态。

14. 各种不同的人工生殖技术，看似在为生命服务，往往也确实怀着这样的心意，实际上却是敞开大门，让违反生命的新威胁得以长驱直入。这些技术将生殖与人类完整的婚姻行为一四分开，因此是不道德的，除此之外，这些技术的失败率也很高，不但受精的失败率高，在接下来的胚胎发育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的危险通常也很高。更有甚者，所制造的胚胎数往往多过在子宫内着床所需要的胚胎数，而所谓的「多余的胚胎」就会遭毁损，或假科学或医学进步之名，用于研究之途，事实上此举却使人类生命沦为「生物材料」，任人随意处置。

产前检查，如果是为了查明胎儿或许需要做那些治疗，则在道德上没有异议，但是产前检查却往往成了建议和实行堕胎的机会，这叫做优生保健。舆论根据一种错误的心态，将其合理化，为使它符合「治疗手术」的要求。这种心态是只在某些条件下才接受生命，而只要这生命有任何缺陷或疾病，就可以拒绝这生命。

根据同样的逻辑，那些生来即有严重缺陷或疾病的婴儿，甚至连「喂食」这项最基本的照顾都得不到。而目前基于与堕胎权合理化的同样主张，某些主张建议连杀婴的行为都应合理化，这现象更令人心惊。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落后的野蛮时代，那是我们曾经希望永远抛在身后的。

15. 同样严重的威胁，也逼近了罹患绝症及垂死的病人。在一个使人们更难面对和接受痛苦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人们面对空前强烈的诱惑，想要以连根拔除的方式解决病痛带来的问题，那就是加速死亡的来临，使它在人们认为最适当的时刻发生。

通常这样的决定是由许多不同的考虑促成的，这些考虑都集中在同一种可怕的结果上。在病人来说，由于长期剧烈的病痛所带来的痛苦、不适，甚至绝望的感觉，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一个人已够脆弱的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平衡，以至于在病人来说，尽管有日益进步的医学和社会的帮助，病人还是有可能觉得承受不了自己身体的脆弱；另一方面，那些接近病人的人，则会被一种人们可以了解的同情心所感动，即使这种同情心用错了地方。在一个无法在痛苦中看到任何意义或价值，只把痛苦视为邪恶的缩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除去的文化潮流中，情况就更恶化了。这种情形在缺少宗教观的社会中尤然，因为宗教观可以让人们对痛苦的奥秘有积极正面的了解。

现代文化中，还普遍存在着一种自比为创造者（Promethean）的态度，使得人们认为他们能控制生死，手操决定生死之大权。但实际上，他们在死亡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或希望，反而被死亡所征服、击碎。这可悲的情况表现于安乐死的发展，不论是以伪装或偷偷摸摸的方式，或是公开实行，或甚至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除了以「不忍看到病人受苦」这种受误导的同情心为实施安乐死的理由外，人有时还以功利主义为动机，将安乐死的实施合理化，认为这样可避免只付出代价，没有回报，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建议除去畸形的婴儿、重度残障者、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以及末期病人等。此外，我们对其他更狡猾，却同样严重和实在的安乐死方式，也不能保持沉默。例如为了增加可供移植器官的取得，而不尊重对死亡认定的客观及充分标准。

16. 还有另一个经常威胁及侵犯生命的现象，就是人口问题。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这种问题。在富裕的已开发国家，出生率降低或骤跌的情形令人不安。而另一方面，较贫穷国家的人口成长率通常都很高，在经济及社会都是低度开发的情况下，很难维持这么多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极度未开发的地区。面对较贫穷国家人口过多的现象，并未在国际层面上，采取全面性的救助，诸如真正的家庭和社会政策，文化发展计划，以及生产和公平地分配资源等，反而继续制定反对婴儿出生的政策。

在有些情形下，出生率之所以会急遽下降，避孕、结扎和堕胎当然是部份原因。因此在「人口爆炸」的地方，自然不难受到引诱，要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反对生命。

古代埃及的法老王，看到以色列的子孙数目增多，深感苦恼，因此对他们施加各种迫害，并下令凡是希伯来女人所生的男孩都要被杀死（参阅出一7～22）。今天世界上的强权，这样做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也因目前的人口成长而深感苦恼，担心那些为数最多也最贫穷的人民，会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幸福与平安造成威胁。因此，他们不愿本着尊重个人及家庭的尊严、也尊重每一个人不可侵犯的生存权，来面对和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反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推动和强行实施大规模的节育计划。即使是他们本已准备提供的经济支持，也不公平地要求对方以接受反对生育的政策为交换条件。

17. 如果我们不但想到侵犯生命的行为蔓延得多么广，也想到这行为空前高的比例，以及得到社会大众一致广泛而有力的支持，同时得到法律界普遍的认可，更得到健保人员中某些部门的支持，那么，今天的人类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真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

正如我在丹佛举行的第八届世界青年日中所强调的：「对生命的威胁并未随着时间而减弱。反而大大地增强。这些威胁不只是来自外在，来自大自然的力量或来自杀害『埃布尔尔』的『加音』；不是的，那是来自科学和制度上有计划的威胁。廿世纪会成为一个大规模危害生命的时代，一连串无止尽的战争以及不断夺走无辜生命的时代。假先知和假教师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成就」一五。我们所面对的，除了各种不同的反对生命的主观意向外－其中有些还以团结为名而颇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我们还面对着一种客观的「反对生命的阴谋」，甚至连国际性的组织都参与此阴谋，鼓励并在实际上实行推广避孕、结扎和堕胎等的行动。不容否认的是，媒体也卷进这场阴谋中，且从旁推波助澜，将依赖避孕、结扎、堕胎，甚至安乐死的文化，当做进步的标记和自由的胜利；却把那些无条件地维护生命的主张，视为自由与进步的大敌。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创四9）
受曲解的自由观

18. 为了解前面所描述的全貌，不仅必须从它的特点－「死亡」的现象、也要从决定此现象的各种原因来了解。上主的问题：「你作了什么事？」（创四9），几乎可看做对加音的一项邀请，请他超越「杀人」行为的有形层面，好认清引起这行为的所有重大动机，以及这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反对生命的种种决定，有时是出于深刻的苦难、孤独、经济毫无改善的希望、沮丧以及对未来的焦虑等所造成的困难，甚至是悲惨的情况下做成的。这些境遇能减轻当事人个人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过失，减轻的程度有时很大，尽管这个选择本身其实是罪恶的。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些属于个人的情况，但在今天，这问题却远不止于此，它已经成了一个存在于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而且在这层面上，显示出更邪恶和更令人困扰的一面：广大民众倾向于把前述的反对生命的罪行，解释为合法的个人自由，应视为真正的权利而受到承认和保障。

就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到了一个会带来悲惨后果的转折点。这个历史过程，过去曾带领人们发现「人权」的观念－这是天赋给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较之任何宪法和国家法律都优先的权利，今天却画上了令人想不到的矛盾的标志。正是在这个严正地宣告人权不可侵犯以及公开肯定生命价值的时代，生命本身的权利却受否定，遭践踏，尤其是在生命最为意义深长的时刻：诞生之时和死亡之时。

一方面，各种人权宣言以及受到这些宣言的启发而产生的各种创举，显示出在世界各地，人们的道德观都愈来愈注意到，并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没有任何种族、国籍、宗教、政治立场或社会阶级之分。

但遗憾的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崇高的声明，却在实际上遭到排斥，实在可悲。也正因为这种排斥发生在一个以肯定和保障人权为首要目标，且以此自豪的社会，因此更为可悲可叹，更是令人感到困惑甚至可耻。一方面再三肯定尊重生命的原则，另一方面，侵犯生命的行为却又不断增多，且普遍地得到合法化，此二者如何能并行不悖呢？我们又怎能让这些宣言，与拒绝接纳那些弱小和贫穷者、或年长者、或刚刚受孕的生命，互相协调一致呢？这些侵犯直接违反了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整个人权文化的直接威胁。这威胁终会危及民主共存的真正意义：我们的都市不再是「共同生活」的社会，却有渐渐成为人们受到摈弃、排斥、压迫和被迫离乡背井的社会之虞。如果我们放眼更广大的国际社会，又怎能不认为，要是我们不揭开富有国家自私自利的假面具，因为他们摈除较贫穷国家的发展机会；或端赖他们一意孤行的反对生育的禁令，来决定贫穷国家是否能有发展的机会，也就是在「发展」与「人」之间造成对立，那么，那些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对个人及民族的权利所做的肯定，不过是徒具美丽辞藻的空言罢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质疑，那些在国际压力及各种条件限制下，经常被各国实行的经济模式，会引起并加剧不正义和暴力的情况，而使世界上各国人民的生命都受到贬抑和践踏？

19.此种荒缪的矛盾现象，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全面性的文化和道德的评估找到答案。我们先从一种将主体（subjectivity）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加以曲解的心态开始。这种心态认为，只有具有完全自主能力的人，或至少有初步自主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不需要依赖他人的人，才算是有权利的主体（subject of rights）。但这种态度又怎能与称扬人类为「不可受利用的存有」相符合呢？人权的理论，正是以肯定人类与其它动物或东西不同，不可受他人的支配为依据的。此外另一种心态也必须在此一提。这种心态把人的尊严与明确、口头地，或至少是可以察觉的沟通能力相提并论。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未出生的胎儿或垂死的人等弱势者，或看似只能完全任他人摆布并完全依赖他人，或只能透过深刻的感情接触来沟通的人，世界显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权力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和行动的标准。而这恰恰违反了一个法治国家在历史中一直想要肯定的精神，即以「理性的力量」（force of reason），「权力的原理」（reasons of force） 来取代。

在另一个层面上，一方面郑重地肯定人权，却在实行时否定人权而造成悲剧，这矛盾的根源在于一种自由的观念，鼓吹绝对的「独立的个体」，而没有休戚相关、接纳他人并为人服务的观念。虽然夺走尚未出生的或已走向生命尽头者的生命，有时确实是出于一种被误解的利他主义及同情心，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死亡文化从整体来看，已将「完全的个人主义」自由观表露无遗，到头来变成「强者」的自由与「弱者」的自由对立，而后者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

这个观念可以用来解释加音对上主的问题：「你弟弟埃布尔尔在那里？」而他回答：「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创四9）。是的，每个人都是「看守他弟弟的人」，因为上主把我们托付给彼此。也就是由于这种托付，天主给了每个人自由，这自由本身有一种基本关系的幅度。这是造物主所赐的厚礼，让人自由使用，并借着付出自我、接纳他人，达到自己的满全；但如果把个人主义的幅度绝对化，就失去了原来的含意，也背离了自由的真义和尊严。

此外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层面必须强调：如果不再承认和尊重自由与真理之间基本的关连，自由就会抹煞和破坏自由本身，而且成为导致他人毁灭的因素。一个人若是由于渴望脱离一切形式的传统与权威的束缚，以致把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基础，亦即最明显的客观且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都排斥在「自由」之外，那么到最后，这人在自己做选择时，就不再能以有关善与恶的真理，做为唯一且不容置疑的参考依据；只能凭他主观而无常的见解，实际上则是以他的自私自利和一时的冲动，做为选择的依据了。

20. 这样的自由观会使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严重的扭曲。如果人们把「提升自我」了解为绝对的自主，那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到互相排斥的地步。把每个人都当做敌人，必须自卫。社会因此变成了一大堆的「个体」，一个挨着一个，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每个人都只想独立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事实上是要让自己的利益得势。然而，在面对其它人类似的利益时，如果希望社会上的每个人都保证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就必须找出某种妥协。于是公众价值观以及大家接受的绝对真理，都因而丧失，社会生活因此甘冒危险，建立在完全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流沙上。到了这个地步，事事都可商量，每件事都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包括基本权利中的第一项，生存权在内。

在政治和政府的层次上，情形也是一样：在议会的表决下，或由于一部份人－即使那是多数的意愿，人类固有且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受到了质疑或否定。这就是相对主义无异议地当道所产生的恶果：「权利」不再成为权利，因为它不再坚定地建立在每一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上，却屈服于较强一方的意愿下。这样，违反了本身原则的民主就会走向极权主义的形式。国家不再是大家「共同的家」，人人在基本的平等原则下生活在一起；却会变成一个专横暴虐的国家，擅自据有处置最弱小、最无自卫能力成员的权利，从尚未出生的婴孩到老年人都包括在内，他们假藉的是公共利益之名，其实那只不过是一部份人的利益罢了。表面上似乎严格地尊重法律，至少当准许堕胎和安乐死的法律，是按照一般人认为的民主程序投票而得到的结果时是如此。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可悲而拙劣地权充合法而已；民主理想的根基已遭到了背叛，因为只有在承认和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时，才是真正的民主。「当准许杀害最弱小、最无辜者时，又如何奢言每一个人的尊严？当假藉正义之名，实际所行的却是最不合正义的歧视：认为有些人应受到维护，其它人的此一尊严却遭到了否定时，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一六当这情形发生时，人类的真诚共存将会崩溃，国家本身也将瓦解，而这样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主张堕胎、杀婴、安乐死的权利，及在法律上承认这权利，就是赋予人类自由一种受曲解的邪恶含义：即人有绝对的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并可反对他人。这是真自由的死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若八34）。

「我该躲避你的面」（创四14）
失去了对天主及对人的感觉

21. 我们在找寻「生命的文化」与「死亡的文化」之间冲突的至深根源时，不能将自己限制在前面提到的受曲解的自由观中，必须进入现代人所经验的悲剧中心：失去了对天主和对人的感觉，这是典型的由世俗主义主导的一种社会和文化潮流，它借着那无所不在的触角，有时也使基督徒团体受到这种考验。那些任自己受这风气影响的人，很容易陷入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里：当一个人失去了对天主的感觉时，也可能失去对人的感觉，即对其尊严和生命的感觉；而彻底的违反道德律，特别是在尊重人的生命及尊严这样重大的事上，又会使人们愈来愈看不清天主活生生的及救恩的临在。

从埃布尔尔被他哥哥杀害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有深刻的了解。在天主诅咒了加音以后，加音对上主说：「我的罪罚太重，无法承担。看，你今天将我由这地面上驱逐，我该躲避你的面，在地上成了个流离失所的人；那么凡遇见我的，必要杀我」（创四13～14）。加音深信他的罪过不会得到上主的饶恕，他必须「躲避祂的面」，这是他逃不掉的命运。如果加音还能承认他的罪过太重，那是因为他感觉到天主的临在，也意识到自己在天主公正的审判前。确实，人只有在上主面前，才能承认自己的罪，也完全认清罪的严重性。达味就有过这种经验，当他「作了天主视为恶的事」，又受到先知纳堂的斥责后，他叹道：「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惟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作了你视为恶的事」（咏五一5～6）。

22. 因此，当人们失去了对天主的意识后，对人的意识也受到威胁和破坏，正如梵二大公会议简洁的表达：「受造物而无造物主，势必等于虚无…人一旦忘掉天主，受造物便晦暗无光」一七。人不再能视自己为「神秘地不同于」其它万物之灵地上的受造物；他仅仅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另一个生物罢了，顶多是个制作相当精良的有机体。他困在肉体的本性这狭小的天地里，将自己贬低为「一件东西」，而不再能了解他身而为「人」的「超性」特质。他也不再把生命视为天主赐予的美妙礼物，是天主交托给他负责的「神圣的」事物，应该细心照顾和「尊敬」。生命本身变得仅仅是一个「对象」，是他独有的财产，完全受他的控制和操纵。

因此，对于出生或死亡时的生命，人不再有能力提出有关他自己存在最真实意义的问题；也不能将真正的自由融入他自己生命中的这些重要时刻。他只关心如何「做」，并忙着利用一切技术来控制和主宰生与死。生与死不再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最重要的体验，而仅仅是一件人所「拥有」或「抛弃」的东西而已。

此外，一旦与天主有关的一切都不在了，就难怪其它一切的意义都会深深地受到扭曲。大自然本来是「万物之母」（mater），而今则沦为「物质」（matter），受到各种的操纵。这似乎就是当今文化中流行的某些科技思想，即否定我们必须承认创造的真理，尊重天主对生命的计划。而当人们忧虑这种「没有法律的自由」所产生的后果，以致使某些人采取「没有自由的法律」这种相反的立场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例如那些认为以任何方式干预大自然都是违法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大自然「神化」了。这样也是误解了大自然对造物主计划的依赖。（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人们与天主明智的计划脱节，而导致没有规范的自由，或使人们「害怕」自己的自由时，这种脱节就是现代人困惑的最深根源。）

人们生活中「彷佛没有天主的存在」时，就不但看不见天主的奥秘，也看不见这世界的奥秘以及人类自己存在的奥秘了。

23. 人们失去了对天主及对人的意识时，必然会导向一种实用的物质主义，这物质主义则会孕育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宗徒的话永远正确：「他们既不肯认真地认识天主，天主也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去行不正当的事」（罗一28）。人之所「是」的价值观已被人之所「有」的价值观所取代。唯一重要的目标是追求一己的物质享受。对所谓的「生活质量」的诠释，则唯以经济效率、无节制的消费主义、肉体的美和享受为要，而无视于生命存在更深远的幅度，即人际关系、精神和宗教的幅度。

因此，痛苦本是人类生存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负，也是个人得以成长的因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痛苦就被「删掉」了，被视为无用而遭摈弃，甚至把「受苦」当做恶魔，时时都要想尽办法躲开。当痛苦无法逃避，未来的某些幸福也似乎不在眼前时，生命就好似失去了一切意义，人们也就受到更强烈的试探，要求有中止生命的权利。

在同样的文化潮流下，身体不再被看做一个具有位格的实体，一个与他人、与天主及与这世界关系的标记和场所。而将身体贬为纯物质：只不过是一堆器官、功能和能量的组合，仅仅让人以享乐和效率为标准来使用而已。因此性生活也变得与人格无关而且被利用：从身为爱的标记、场所和语言－这爱原是在身而为「人」的一切丰富内涵中奉献自我，接受另一个人－愈来愈成为逞能的场合和工具，以及自私的个人欲望和本能的满足了。人类的「性」原有的含意也因此遭到扭曲和篡改，夫妻行为中固有的「性」的两种意义：结合和生育，也被人为的方式分开，如此，人们背叛了结合的真义，而其繁殖性也由夫妇任意决定。生育于是变成性生活中必须躲避的「敌人」：如果生育受到夫妇的欢迎，那只是因为它表达出夫妇愿意，甚或「不计任何代价」有个孩子的心愿，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完全接纳对方，因此也接纳孩子所代表的丰富的生命。

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唯物论的前景中，人际间的关系已丧失殆尽。首先受害的是妇女、儿童、生病或受苦的人以及年长者。以尊重、无私、服务为标准的人格尊严，已被效率、功能和用处所取代。对其他人的看法，不以其「所是」为准，却以其「所有、所做和所生产」为准。这就是强者凌驾于弱者之上。

24. 人对天主及对人的意识的丧失，以及生命因此而承受的各种致命的后果，都发生在道德良心的最深处。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独特的个人良心独自面对天主。一八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也是社会的「道德良心」的问题。从某方面来看，社会也该负责任，不但因为它容忍或助长了违反生命的行为，也因为它鼓励「死亡文化」，产生且巩固了实际反对生命的「罪的结构」。个人及社会的道德良心，由于受到媒体无孔不入的影响，今天也遭到极为严重的危险：与基本的生命权有关的善与恶产生了混淆。而且可悲的是，今天的社会，在很多地方看起来都像保禄在致罗马人书中所描述的。是由「以不义抑制了真理」（一18）的人所组成：他们否定天主，认为可以不需要天主而建立世上的城市，「他们所思所想的，成了荒谬绝伦的」，以致「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一21）；「他们自负为智者，反而成为愚蠢」（一22），去作应该处死的事，「他们不仅自己作这些事，而且还赞同作这些事的人」（一32）。当良心－人类心灵的明灯（参阅玛六22～23），「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依五20）时，已经走上了最令人忧心的堕落及最黑暗而看不见道德之路。

然而这一切外在的环境和所下的功夫，都压抑不住天主响彻在每一个人良心内的声音：一个对人类生命充满爱、接纳及服务的新旅程，永远是从良心最隐密的圣所中展开。

「你已接近了洒出的血」（参阅希十二22，24）
希望的标记及献身的邀请

25. 「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创四10）。向生命的来源及卫护者天主喊冤的，不只是第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埃布尔尔的血，凡是在埃布尔尔之后被杀害的人类的血，也都在向天主喊冤。正如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的，以无辜的埃布尔尔为预像的基督的血，也以完全独特的方式在向天主喊冤：「你们已接近了熙雍山和永生天主的城…接近了新约的中保，以及他所洒的血：这比埃布尔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希十二22，24）。

这是使人净化的血。它的标记和预像就是旧约牺牲的血，天主借着这血表示祂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人类共享，净化和圣化他们（参阅出廿四8；肋十七11）。现在这一切都在基督身上成就、实现了：祂的血就是那洒出的血，使人得到救赎、净化和救恩；那是新约中保的血，「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玛廿六28）。这是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肋膀流出的血（参阅若十九34），比埃布尔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确实，它表达和要求一种更彻底的「正义」，但它更是在恳求怜悯一九，它在天父面前为弟兄代祷（参阅希七25），它是最完美的救赎之源，也是新生命的恩赐。

基督的血，一方面显示天父伟大的爱，同时也表明人类在天主眼中多么珍贵，生命是多么无价。宗徒伯多禄提醒我们：「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伯前一18～19）。正是借着默想基督的宝血－这是基督无私的爱的标记（参阅若十三1），信友才能认清和重视每一个人神圣的尊严，也才能怀着充满感谢且惊奇不止的心情高呼：「人类在造物主眼中该是多么地珍贵，如果他能『赚得如此伟大的救主』（复活前夕守夜礼的复活宣报），如果天主『竟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人类『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参阅若三16）。二Ｏ

尤有甚者，基督的血启示给人类：人类自身的伟大，以及其使命，都在于真诚地付出自我。正因为基督的血是做为生命的礼物而倾流，因此不再是死亡的标记，也不再是与兄弟断然分离的标记，而是一种共融的工具，使所有人得到丰富的生命。任何人领受圣体圣事，喝了这血，并住在耶稣内（参阅若六56），就进入了祂的爱的活力及所赐予的生命中，为能将爱的使命发挥到极致（参阅创一27；二18～24）。爱本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使命。

每个人都从基督的血汲取力量以献身于推动生命。这血正是最有力的希望的根源，事实上基督的血是保证按天主的旨意，生命终会得胜的基础。天主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宝座那里，发出巨大的声音说：「以后再也没有死亡」（默廿一4）。圣保禄也向我们保证，现在战胜罪过的胜利，就是最后会战胜死亡的标记与期待，「那时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死亡！你的胜利在那里？死亡！你的刺在那里？』」（格前十五54～55）。

26. 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中并不乏指向这种胜利的标记，虽然它们明显地沾上了「死亡的文化」的印记。如果我们只谴责对生命的威胁，却没有同时指出，在人类目前的情况中，也有正面的标记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只是给了大家一个片面的景象，只会令人感到灰心而已。

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标记往往很难看见，更难认出，或许也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得到大众媒体足够的注意吧。然而，透过个人、团体、各种运动和组织的努力，在国际、各国及地方上的基督徒团体和民间社团中，涌现了许多帮助和支持弱小无助者的自发行动，而且有增无减。

仍有许多非常有责任感的已婚夫妇，随时愿接纳子女，视之为「婚姻极其卓越的成果」二一。此外也有不少家庭，在日日为生命服务之外，更愿意接纳被遗弃的儿童、在困境中的男女孩和青少年、残障者、孤单的年长者。许多由个人和团体赞助的支持生命的中心或类似机构，本着令人敬佩的牺牲奉献的精神，为那些遭遇困境，想要走上堕胎一途的母亲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在许多地方也有愈来愈多的志工团体，准备为没有家的人提供家庭的温暖。这些人或是处于非常悲惨的情况中，或是需要在受支持的环境下帮助他们克服有害的习惯，并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

多亏研究人员及执业医师的奉献与努力，医学界才能不断发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研究出许多治疗未出生的胎儿、受病痛之苦者以及患急性病或末期疾病的病人的方法，都是过去不曾想到的，现在却给这些人带来了很大的希望。许多不同的机构和组织都动员起来，尽力把最进步的药物带到最贫穷，也最受流行病侵扰的国家去，让这些国家能够受益。同样，许多国家和国际上的医师协会也组织起来，让受到天灾、流行病或战争之害的人民，能很快得到救援。虽然国际间要实现公正的医药资源分配，犹为时过早，但我们又怎能不从目前已采取的行动中，看到人民与人民间休戚相关之感日渐增加，对人类及道德的重视，以及更为尊重生命等值得赞扬的迹象呢？

27. 有鉴于准许堕胎的法律，有鉴于将安乐死合法化的企图，而且在某些地方也立法成功，世界上许多地方于是出现了一些运动和自发的行动，以提高维护生命的社会意识。这些运动本着他们的原则，行动坚决，但不诉诸暴力，使更多人更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并唤起更坚定的决心，投身于维护生命的行动。

此外，在各家庭、医院、育幼院、安老院和其它维护生命的中心或团体中，每天都有无数有爱心的人表现出接纳、牺牲和无私的关怀，我们又怎能不提呢？在「善心的撒玛黎雅人」（参阅路十29～37）耶稣的榜样带领下，并在耶稣力量的支持下，教会在仁爱工作上一直不落人后：这么多的教会儿女，尤其是男女会士，以传统方法或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已经、并且继续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天主，出于对近人的爱，慷慨地付出他们自己，特别是为那些弱小和穷困的人。这些行为加强了「爱与生命的文明」的基础，没有这些行为，个人和社会的存在就失去了属人的真实的特质。即使这些行为没有人注意，也一直不为大部份的人所知，但信仰却向我们保证，「在暗中看见」的天父（玛六6），不但会报答这些行为，而且现在就已经使这些行为，为所有人的好处产生了丰硕的永久果实。

在这些希望的标记中，我们也应该提到散布在各个层次中的一种舆论，即愈来愈反对将战争当做解决人民之间冲突的工具，同时愈来愈以寻找有效但「非暴力」的方法，来消除武装侵略为努力的方向。根据同样的观点，也有证据显示愈来愈多的舆论反对死刑，即使社会视此刑罚为一种「合法自卫」。其实现代社会已经能有效抑制犯罪，让罪犯无法再造成伤害，而不必断然拒绝给他们自新的机会。

另一个令人欣慰的标记就是人们愈来愈关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特别是在较进步的社会中，人们不再为求生存花太多心思，却更用心于追求生活条件的全面改善。更有意义的是对影响生命的课题有了觉醒而做的伦理反省。生命伦理学的出现，和日益普遍的发展，促使有信仰者及无信仰者之间，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之间，在伦理问题上有更多的反省和交谈，其中包括与人类生命有关的重要课题。

28. 这些黑暗与光明交织的情况，应该能使我们大家充分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善与恶、死亡与生命、「死亡的文化」与「生命的文化」之间巨大而激烈的冲突。我们发现自己不但「面对」这冲突，还必须「置身其中」：我们都牵连在内，我们也都参与其中，我们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必须选择无条件地支持生命。

梅瑟的邀请也清彻而响亮地对我们响起：「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申卅15，19）。对我们这些日复一日地受召在「生命的文化」和「死亡的文化」间做选择的人，这项邀请是非常适当的。但是申命记的召叫则更深入，因为它敦促我们所做的选择，完全是宗教性，也是道德性的。那是关乎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基本的方向，并忠实而一贯地实践上主的法律。「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祂的道路，谨守祂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因此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应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祂的话，完全依赖祂；因为这样你纔能生活，纔能久存」（申卅16，19～20）。

无条件地选择生命，如果是出自对基督的信仰，也因为对基督的信仰而形成，获得滋养，那么这选择会达到最完整的宗教和道德境界。为帮助我们积极地面对与我们有关的生与死的冲突，什么也比不上对天主子的信仰来得更有帮助，天主子降生成人，居住在人类中间，「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十10）。那是信仰复活的主，祂已征服了死亡；是信仰基督的血，这血「比埃布尔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希十二24）。

因此，在这信仰的光照下，也借着信仰的力量，在面对当前情势的挑战时，教会愈发注意到上主赐予她的恩宠和责任：宣扬、赞美和服事生命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