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信德与理性相遇的几个有意义的阶段

36. 按照《宗徒大事录》记载，基督徒的宣讲从最初就碰上了当时的哲学流派。该书提及圣保禄宗徒在雅典「与几个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的哲士争论」（十七18）。注经学分析这篇在阿勒约帕哥的讲词，其中明显地反复提到多半来自斯多噶派的民间信仰。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初期的基督徒，为使外教人能够明了，在他们的讲词中，不能只引证「梅瑟及先知们」；而要利用对天主的自然知识，以及每一个人良心的声音（参罗一19－21；二14－15；宗十四16－17）。因为，这些自然的认识，在外邦宗教内，陷入于偶像崇拜中（参罗一21－23），圣保禄宗徒以为使自己的讲词与哲学家的思想连接起来，较为明智，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神话及秘仪的敬礼，而对神圣的超越性表示尊重。

事实上，古典思想的哲学家们所从事的主要努力之一，即是要清除人们对天主的观念中的神话色彩。如所周知，希腊宗教与绝大部分的宇宙宗教没有分别，是多神教，甚至神化了自然界的事物与现象。人努力想要了解众神的来源，及宇宙的来源，其最早的表达方式即是诗歌；这些神谱直至今日，仍旧是人类寻求（神）的最初证据。但还是哲学的宗师们指出了理智与宗教的关联。他们扩展视野转向普遍的原理，感觉到古代神话的不足，而愿意为他们对神的信仰奠定理性的基础。如此开辟了一条发展之路，离开特殊的古代传统，迎向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此发展寻求达到对所相信者作有意义的批判，而首先受惠的就是神性的观念。迷信被承认为迷信。而宗教，至少有一部分，经过理智分析，得以净化。就是在此基础上，教会的教父们与古代哲学家们进行了丰富的交谈，为认识及宣扬耶稣基督的天主开辟了一条新路。

37. 在追溯基督信仰接近哲学的过程时，必需记得他们对教外文化界所怀的戒慎态度，对待神秘的直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智慧、生活的教育，很容易和上等的、秘传的、只有少数成全者才有的知识相混淆。这种秘传的思辨无疑就是圣保禄希望哥罗森教友提防的：「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统，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二8）。圣保禄的话是多么现实，如果我们正视今日泛滥的各种灵异迷信现象，甚至在缺乏批判意识的信者中亦然。随着圣保禄的脚步，初世纪的其它作家，特别是圣宜仁及戴都良，对这种企图把启示的真理从属于哲学家的解释的文化看法，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38. 所以，基督宗教与哲学的相遇，不是立即的，也不是容易的。哲学的实践，学派的交往，为初期基督徒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机运，不如说是一种困扰。为他们来说，首要的、紧迫的责任是宣扬复活的基督，借着亲身的相遇，引领听者达至心灵的皈依，并要求受洗。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注意加深信德的理解及其动机的课题，其实完全不是。因此，才尔索对基督徒的批评，说他们是「文盲、老粗」[31]，是毫无根据且不实在的。原来这种不关心的态度应有其它的理由。事实上，与福音相遇是给直到那时尚未解决的生命意义的问题提供一个很满意的答复，因而与哲学家交往为他们看来像是遥远的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过时的。

以上所述在今天似乎显得更为清楚明白，只要想想基督信仰在肯定人人有接近真理的权利上所带来的供献。打破了种族、社会地位、性别的藩篱，基督信仰从起初即宣扬所有的人在天主前一律平等。这观念的第一个结果即触及了真理的主题。古人寻求真理的精英主义特色被彻底扬弃：从此，接近真理是叫人达到天主的一种善举，每一个人都有权走这条路。为达到真理有许多途径；但因基督真理有拯救的效果，所以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走，只要它是导向最后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到达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与哲学思想正面相遇的先驱中，应该提到圣犹定，虽则他仍带着谨慎分辨的态度：尽管他在回头以后对希腊哲学仍寄以崇高的敬意，他清楚地强调，在基督信仰中找到了「惟一、稳妥、有益的哲学」[32]。同样，亚历山大的克勉称福音是「真的哲学」[33]，他把哲学等同梅瑟法律，视之为基督信仰的预科教育[34]，为福音铺路[35]。因为「哲学热爱智慧，而智慧存在于心灵和言语的正直中，也存在生活的纯洁中，哲学追求智慧，并尽一切可能以到达智慧。我们称为哲学家者，就是那些爱慕智慧，以智慧为万有的创造者与教育者的人，也就是爱慕对天主子的知识的人」[36]。对这位亚历山大的大师而言，希腊哲学的首要目标不是补充或加强基督的真理，其任务更好说是要保卫信德：「救世主的道理本身是完善的，不需要支持，因为它就是力量与智慧。希腊哲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使真理更强大，而是让攻击真理的诡辩无能为力，解除辜负或打击真理者的武装，它被称为葡萄园的护墙，当之无愧」[37]。

39. 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可发现基督徒思想家对哲学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早期的例子中，奥利振显然是很突出的一个。为反驳来自哲学家才尔索的攻击，奥利振就用柏拉图的哲学与之交战。他引用不少柏拉图哲学的材料，建立了基督徒神学的雏形。事实上，神学一词，及神学是对天主作理性推论的观念，都与其希腊源头有关。比如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神学」这个名字指的就是哲学论说中最尊贵的部分，及真正的顶峰。而在基督启示的光照下，凡与神有关的一般道理都呈现了全新的意义，成为信者从事的反省功夫，用以表达有关天主的真道。这新的基督徒思想靠着哲学来发展，但是它的走向却又与哲学有所不同。历史证明，柏拉图的思想一旦进到神学里，就起了很深的变化，特别是有关灵魂的不死不灭、人的神性化，及恶的来源等观念。

40. 在这柏拉图思想及新柏拉图思想的基督化工程中，应该特别提到卡巴多细亚的几位教父（指圣西略，尼斯的圣额我略和纳祥的圣额我略），号称阿勒约帕吉的德宜，尤其是圣奥思定。这位西方的大圣师，曾接触过不同的哲学派别，但都使他失望。当他遇到基督信仰的真理时，他得到力量使他完成彻底的归化，这是他以前所交往的哲学家都作不到的。他自己叙述其动机：「从那一刻起，我宁愿接受天主教的道理，我认为接受教会的话去相信没有证明的事情，（或是有证明，但大众似乎不能理解，或是非理性所能证明者），只是少量，而且错误的危险也微不足道。不像摩尼派的教导，轻率地以获得很多知识哄骗人轻信，随后叫人相信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根本无法证明」[38]。虽然圣奥思定很尊重柏拉图派的人，但仍责备他们，说他们知道要达到的目的，但对达到目的的路径：即降生的圣言[39]，却茫然无知。这位依波的主教成功地作出了第一次哲学及神学思想的大综合，把希腊和拉丁思想派别都汇集在一处。他集知识的大成，以圣经思想为基础，并借着深度的推理思维加以证实与支持。圣奥思定所完成的综合，历经世代，仍旧是西方世界曾经有过的哲学与神学思想的最高形式。由于他个人奇特的经历，及惊人的圣德生活的支持，他也能在著作中引进许多题材，借着经验，开启了未来一些哲学派别的发展。

41. 所以，东方与西方的教父们与哲学派别取得联系的方式各有不同。这并不意味他们把所传的信息等同于他们所援引的派系。戴都良的问题：「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处？最高学府与教会有什么共同处？」[40]明白指出初期基督徒思想家一面对信仰与哲学的关系，即有了批判性的意识，综合地看出其积极的观点，也看出其缺陷。他们不是天真的思想家。正因为他们深深生活着信德的内涵，才能达到思维的最高形式。所以，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把信德的真理移殖到哲学的范畴，未免太不公道，太简化了。他们作的更多。实际上，他们把伟大的古代哲学家，所暗示或正在萌芽的思想，完全显露出来了[41]。如上所说，他们曾经证明，当理智解脱了外在的桎梏，便能从偶像的死胡同中走出，而以更适当的方式向超越开放。因此，经过净化与调整，理智可以提升至更高层次的思维，而给予存有、超越及绝对的观念一个稳固的基础。

教父们所完成的新颖事物正在于此。他们完全接纳了向绝对开放的理智，在理性中放进来自启示的财富。这种相遇超越文化的层次，因为一种文化可能屈从于另一种的文化的魅力；这是在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是受造物与其造物主的相遇。理性超越其本性不自觉所倾向的目标，而在降生的圣言身上达到至善与至真。面对不同的哲学，教父们没有一丝恐惧，同样明认哲学与启示之间所显出的共同点与分别。承认有共同点毫不损及他们承认其分别。

42. 在士林神学里，借着圣安塞牡（Anselmus）解释信德之理解（intellectus fidei）的推动，使得哲学培育的理性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显著。对这位坎特布里总主教来说，信德的优先并不反对理性的研究。事实上，理性并不是用为评断信德的内容；它没有这能力，因为它不适宜作此评断。它的任务更好说是找到一个意义，发现一些理由，使每一个人能理解信德的内容。圣安塞牡强调一个事实，就是理性应该去寻找它所爱的：越爱便越想认识。为真理而生活的人就是走向一种认识的方式－越来越热爱它所认识的，虽则他承认还没有按他所渴望的付出一切：「我被造是为了看到你；我还没有作到我原来被创造的目的」[42]。因而，对真理的期盼推动理智，不断走向更深处；的确，理性似乎喜不自胜地发现，它常能超越它所达到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理性可发现它的道路将走向何处：「实际上，我想无论谁在研究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能够借着推理到达事实的最高确定，便应该可以知足，虽其理智仍无法穿透它存在的形式…。但有什么东西比那在万有之上者更不可理解，更难以言喻？因而，如果我们至此所讨论的，对至高存在已确定建立在正确的推理上－虽则理智不能穿透，不能以言语形容，绝不能因此动摇其确定的基础。其实，如果前面的推理，已经合理的予以理解（合理地理解那不能理解的存在），来自天上的智慧知道祂所作的事…而对此，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几乎全不知道；谁还能解释祂是怎么知道的，怎么说的？」[43]。　　

哲学知识和信德知识基本的协和，又一次得到证实：信德要求理性帮助了解客体；而理智研究到了顶点，承认不能没有信德的临在。

圣多玛斯的思想万古常新

43. 在这长远的路程上，圣多玛斯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不只为了他主张的内容，也因为他所着手的与当时阿拉伯和希伯来思想的交谈。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思想家们重新发现了古代哲学的宝藏，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圣多玛斯贡献良多，把理智与信仰的和协放在首要地位。理智和信仰的光都来自天主，这是他的主张；因此二者不能冲突[44]。

更彻底地，圣多玛斯以为大自然，原为哲学本有的对象，可以帮助人了解天主的启示。因而信德不害怕理性，而是寻求理性、信任理性。就如信德扩充本性，并带往成全[45]，同样信德增进理性，并使之成全。理性藉信德的光照，就脱去软弱，脱去因罪过的不服从而带来的限制，找到必要的力量，提升到认识一体三位的天主。他虽强力地指出信德的超自然特性，天使博士没有忘记信德的合理性所有的价值；而且，他能进入深处，确切说明这一合理性的意义。事实上，信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思想的操练」；人的理性在赞同信德的内容时，并不因此被消灭或贬抑；在任何情形下，信德的内容都是借着自由而有根据的选择而达到的[46]。　　

为此缘故，圣多玛斯被教会推荐为正确参与神学工作者的思想导师与模范。在这背景下，我乐意引证我的前任天主之仆保禄六世，在天使博士逝世七百周年上所写的：「无疑地，圣多玛斯曾拥有对真理极大的胆识，面对新问题的精神自由，他的理性正直不让基督信仰被世俗哲学所污染，而也不先天拒绝世俗哲学。因此，他在基督徒思想史上，成为哲学和普遍文化走上新路线的先锋。他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或核心，是用他先知性的天才直观，在世界的俗化与福音的彻底性之间提出了和解、为理性与信德提供新的相遇，因而避开否认世界及其价值的不自然倾向，同时保持超性界最高和不可改变的要求」[47]。

44. 在圣多玛斯伟大的洞视中，尚有关于圣神在促使人的知识成熟为真智能时所担任的角色。在他的《神学大全》一开始[48]，就显示出智能的首要地位，那是圣神的恩赐，能引领人认识天主的境界。他的神学让人了解智慧的特质，就在于把信德与天主的知识紧密连结。智慧天生地认识信德；以信德为前提、根据信德的真理作成正直的评断：「智慧列入圣神七恩中，与四枢德中之智德是有分别的。事实上，智德是由人的努力所获，而智慧，如同雅各布所说，是『由上而来』的。同样，智慧跟信德是有分别的。信德是全盘接受天主的真理，而智慧之恩是按照天主的真理来评断」[49]。　　

不过，承认智能的首要地位，并未使天使博士忘记另两种智能的补充形式：哲学的智慧，根据理智能力在其本性的范围内，研究实际的事理；神学的智慧，根据启示研究信德的内容，达于天主的奥迹。　　

圣多玛斯深信「任何真的，无论何人说出，都是出自圣神」[50]，他爱真理，大公无私。真理无论显示在何处，他都到处寻找，他把真理的普遍性显示无遗。教会的训导权在他身上看到了，也欣赏了对真理的热情；他的思想，就因为常存于普遍的、客观的、超越的远景中，达到了「人类理性几乎无法想象的顶点」[51]。他因而被称为「真理的使徒」[52]，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研究真理，毫无保留，他会按他的实在论达到客观境地。他的哲学不是「表象」，而是「存有」的哲学。

信德与理智分家的悲剧

45. 当第一批大学诞生时，神学逐渐要直接面对其它形式的研究与科学知识。圣大雅伯及圣多玛斯，虽仍坚持神学与哲学之间本质上的连系，却是首先承认哲学与科学所必要的自主性，为能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顺利进行。不过，从中世纪末叶开始，这两种学问之间合法的区分逐渐变型，而成了不幸的分离。随着几个思想家过份的理性主义，态度日趋极端，而造成了哲学与信德内容的分离，并绝对的独立。这样分离的许多后果中，也兴起了日益强烈的对理性本身的不信任。有些人带着怀疑论及不可知论的心态，开始明言普遍的不信任，或为了给信德保留更大的空间，或尽可能不与理性拉上关系。

总之，教父们及中世纪的思想所孕育及实践的深度一致性，产生最高形式的思维知识，如今却被一些为拥护理性知识之故而与信仰分家，企图取代信仰的体系所摧毁了。

46. 这些极端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且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西方历史中。毫无夸张地可以肯定，大部分的现代哲学家自行发展，逐渐地远离了基督的启示，甚至到明显反对的地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项进展到达了顶点。一些唯心主义的代表曾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变信德及其内容，甚至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的奥迹，使之成为理性可以了解的辨证结构。与此思想相对的，有各种无神的人本主义，用哲学建构，把信仰看作是异化，且有害于完整理性的发展。他们不怕以新宗教的名义标榜自己，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占据地盘，策划行动，终于成了极权主义体系，残害人类。

在科学研究范围内，愈来愈强调一种实证论的心态，不仅远离了基督宗教对世界的观点，尤其又抛弃了形上学及伦理的观点。结果有的科学家不顾一切道德的考虑，冒着危险不再重视人及完整的生命。更有甚者，有的科学家了然于科技进步的潜能，不但屈从于商场逻辑，也屈从于一种类似神力的诱惑，蓄意操纵自然，甚至人自身。

最后，理性主义危机的结果，就形成了虚无主义。虚无哲学对我们现代人施展了很大的吸引力。它的追随者声称研究自成目的，不希望、也不可能达到真理的目标。按虚无主义的解释，生活只不过是感觉或经验昙花一现之事的机会。虚无主义根植于那种广泛流传的心态，它宣称不应该再作任何决定性的承诺，因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47. 另一方面，不应忘记，在现代的文化中，哲学本身的角色已经改变。哲学从智慧及普遍学问的地位，逐渐沦为许多学问中的一个；而且，在某种观点下，已落到全然边缘的角色了。另一些理论学科愈见突出地成功，哲学一科愈明显地被边缘化。这些理论学科不但不指向瞻仰真理、追寻最后终向及生命的意义，它们成为「工具化之理性」，偏于－实际或者可能－转向为功利、为享乐、为追逐权力而服务。
　　
在我第一道通谕中，我就强调把这条道路绝对化的危险性，我曾写道：「今天的人似乎受到他出产的东西的威胁，就是说受他双手的产品，尤其是他理智的工作和意志的趋向的威胁。人的不同活动所产生的一切，很快地并以料想不到的方式，不但使人受到『剥削』－即将人所出产的夺走，而且转而反击人本身，至少一部分，因着产物的间接效应反扑人身。这已经或者能够是作法自毙。这似乎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最辛酸的一章，其幅度非常广阔而又普遍。因此人一直生活在日益加深的恐惧中。他怕他所出产的－当然不是全部或大部分，而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含有他的才干和创新的特别部分－能彻底转而反击他自己」[53]。
　　
随着文化的这种变迁，有些哲学家舍弃了寻求真理本身，转而只采取一种目标，即只为获得主观的确定，或实际的效用。这样的结果，使理性的尊严黯然失色，不再以认识真理和寻求绝对者为职责。

48. 所以，哲学史上最后这一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信仰与哲学理性的逐步分家。不过，若注意观察一下，在那些助长理性远离信仰的哲学思维中，仍旧显露出若干思想的宝贵胚芽，如果以正直的理性与心灵去培养发展，可以绽露出真理的道路。这些思想的胚芽可以在，例如，深入地分析领会与经验、想象与潜意识、个人与群体、自由与价值、时间与历史中发现。死亡的这个主题也能是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严肃召唤，使他们深自反省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可是，这并不意指对目前这种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无须慎加检讨，因为无论是理性或信仰，失去对方之后都变得贫乏与弱不禁风。理性少了启示的帮助，不在正道上走，要冒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信德没有理性的支持，只强调感觉与经验，恐怕也会有失去普遍命题的危险。设想信仰面对微弱的理性会更强而有力，那是一种错觉；相反的，信仰会陷于萎缩为神话与迷信的重大危险中。同样，一个缺少成熟的信仰的理性，无从受到鼓励，也不会去关注存有的鲜活性及彻底性。

为这个缘故，我强烈并恳切地呼吁－我相信并非不合时宜－让信仰与哲学恢复深度的合一，使二者能保持各自的独立，又能合乎各自的本质。应该以理性的胆量，响应信仰的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