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会训导介入哲学事务 
教会训导的分辨是为了服务真理 

49. 教会不推荐一种自己的哲学，也不把某一哲学列为标准，而排除其它哲学 [54]。所以这样保守的理由，是因为当哲学面对神学时，也应该按自己的方法与规矩来进行，不然，即无法保证哲学是向着真理前进，及在理性能控制之下走向这真理。如果不按自己的原则与方法，在理性光照之下进行，哲学将没有多大帮助。在骨子里，哲学享有的自主是基于其本性，即理性天生是向着真理，并且本身即有方法达到真理。一个哲学明知自己这种「结构情况」，不能不尊重「启示真理」的要求与自明性。

不过，历史证明，不少次哲学思想陷入偏差或错误，尤其是现代哲学。教会训导权没有责任，也没权利去填补哲学论说上的这些缺陷。但是当有争议的哲学论题，威胁启示与件的正确领悟；或错误和偏颇的理论散布严重错误的邪说种子，扰乱天主子民信德的纯贞，并广为流传时，教会训导权有义务作出明白和强而有力的反应。

50. 所以，教会的训导在面对那些与教会的道理相左的说法和哲学时，可以并且也应该根据信德，以权威行使其批判性的分辨 [55]。首先，训导权应该指出，什么前题及哲学结论可能与启示真理不兼容，从而在信德的观点下明示哲学该接受的一些要求。此外，在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兴起了各种派别。面临此种多元性，训导当局对这些派别所主张的基本观念是否合于天主圣言及神学思维的要求，有责任陈述自己的判断。

教会有责任指出，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可能出现的不符合信德的事物。实际上，许多哲学内容，比如有关天主、人、人的自由、人的道德行为，教会即直接牵连其内，因为关系到启示的真理，而教会受托卫护它。当我们进行这种分辨时，我们主教们有责任作「真理的证人」，为了正直的理性，也就是正确反映出真道的理性，行使一种谦虚而坚定的服务，这是每一位哲学家所应称许的。

51. 无论如何，这种分辨不应理解为消极的意思－以为教会训导要除掉或减少任何可能的中介。相反的，教会的介入首先是指向激励、促进、鼓舞哲学探讨。再说，哲学家是最先懂得自我批评，有错必改，并超越思维的偏狭圈子。特别应该常存于心，真理只有一个，虽则它的表现形式，带有历史印记，再加上它是被罪恶所伤害与削弱了的人类理智的产品。从此可知，哲学在历史上的任何形态，均不足以号称拥有全部真理、也不足以对人的存在、对世界、对人与天主的关系，作出全盘的解释。

此外，今天的哲学派系、方法、观念及主题都增加了许多，通常极端复杂，根据信德作批判性的分辨，更形紧迫。这种分辨并不容易，因为要认识理智固有的与不可转让的能力，其组织以及历史上的限度，已属不易；至于要分辨某种哲学的主张，在信德的观点下，何者是正确与有益的，何者是错误与危险的，则更是困难重重。无论如何，教会知道「智能和知识的一切宝藏」都蕴藏在基督内（哥二3）；为此她的介入是为刺激哲学的思维，而不是要封闭那通往认识奥迹的道路。

52. 教会训导介入某特定哲学，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只须略举数例即可证明。多世纪以来教会曾经针对拥护灵魂先存论[56]，针对包含在天文学内的各种偶像崇拜与秘传的迷信发表声明[57]，另外别忘了还有针对拉丁派的阿维罗依主义的某些主张，因为与基督信仰互不兼容更有过较系统的声明[58]。

如果教会训导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曾多次发言，实因在此时期不少天主教人士，感觉有责任对现代思想体系，提出自己的哲学加以反驳。对此，教会训导当局理应监督这些哲学，以期自身不发生错误或消极的偏差。如此进行了双重的查验：一方面，是信德主义[59]及彻底的传统主义[60]，因为他们不信任理性的自然能力；另一方面，是惟理主义[61]，和实体主义[62]，因为他们把只凭信德才能认识的，归于自然的理性。这些讨论的明确内容都汇集在《天主子》教义宪章中，这是第一次以一个大公会议，即第一届梵蒂冈会议的名义，隆重地介入理智与信仰的关系。这一文件的教导，坚强而积极地标榜出许多信徒的哲学研究，直至今天仍旧俱有参考价值，为在这一特定范围内，树立一个正确而前后一致的基督宗教思维。

53. 教会训导的声明与其说是针对哲学的某些主题，不如说是针对理性认识，亦即最后针对哲学为了解信德的需要而发的。梵一综合而郑重地肯定了教宗以常态方式经常提供给教友的教导，明白显示了自然认识天主与启示认识天主，即理性与信德，同时是不可分离，也不可混淆的。梵一是从启示本身所假定的基本准则开始探讨，即自然知识可及于天主的存在，天主是万物的原始及终结等[63]，并以前面引证过的隆重坚持作结束：「知识有两种层次，不但其出发点不同，其对象亦有差别」[64]。所以，一方面反对理性主义，而肯定信德的奥迹与哲学的发现有分别，而信德是超越的和在先的；另一方面，反对信德主义的诱惑，而重申真理的一致性，因此理性知识可以、也应该提供给信德知识积极的贡献：「尽管信德在理智以上，但在信德与理智之间，不能有真正的不合：因为同一的天主启示奥迹，赐人信德之恩，同时也给予人灵性理智的光辉，天主不能否认祂自己，真理也不能反对真理」[65]。

54. 在我们这一世纪，教会训导也曾三番五次地，针对同一主题，促人防备理性主义的诱惑。是在此背景之下，而有了教宗比约十世的介入，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含有现象论、不可知论和内在论[66]。也不应忘记天主教拒绝马克斯哲学及无神的共产主义[67]这件事的重要性。

　　紧接着，教宗比约十二世也发出他的声音，在《人类通谕》中，叫人防备与进化论、存在主义，以及历史主义有关的错误解释。他指出，这些论证不是由神学家所形成及提出的，而是「在基督羊栈之外」[68]起源的；教宗接着说，不只要单纯地摒弃这些偏差，而且须加以审查批判：「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负有护卫本性与超性真理，并使之深入人心的重责大任，不能不知或轻忽这些或多或少偏离正道的议论。而且应善自认识这些理论，因为不认识病症，便不能加以治疗；又因为在错误的说法中有时也有部分的真理，而最后因为尽管错误，能刺激我们的心灵，去研读、去细心探索某些哲学和神学的真理」[69]。
　　
最后，教义圣部为满全其为罗马教宗普世训导权服务的特殊责任[70]，最近曾介入并警告某些解放神学家，他们不经批判，即径自采取了源自马克斯主义的论证与方法论[71]。　　所以，在过去，训导当局曾经在哲学领域内，多次并以多种方式施行分辨。我可敬的前任们所作的一切，构成宝贵的贡献，不该予以抹杀。

55. 环顾当今情况，我们会发现从前的问题以新的姿态重现。而且不再只是一些与少数个人或团体有关的问题，而是广为流传的一些信念，几乎要变成公众的心态。比如：许多新近的哲学研究显示出对理性彻底的不信任，以致我们常可听到「形上学的终结」的说法：认为哲学只能负责简单的任务，即解释事实，研究特定范围的知识或结构。

在神学本身方面，过去的诱惑也重新露面。比如，在某些现代的神学中，又发展出一种理性主义，尤其是把一些哲学的根据取来用作神学研究的标准。一个神学家，若没有哲学素养，而不加批判地，让一些已经进入流行的语言与文化中、但缺少足够的理性根据的说法所左右，就特别会发生这事[72]。

另一方面，也有重陷「信德主义」的危险，就是不承认理性认识及哲学论述对了解信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相信天主的可能性上能有的帮助。今日流行的一种倾向信德主义的说法就是「圣经主义」，倾向于认为阅读及解释圣经乃是真理的惟一准则。这样把天主的话只与圣经等同，而把教会在梵二明确强调的道理，完全置之度外。启示宪章提醒我们，天主的话在圣经内，也在传承内[73]，《启示宪章》强调：「圣传及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并托给教会保管，全体子民依附着它，在宗徒的道理内，常常与自己的牧人团结一致」[74]。因此，教会不是只凭圣经。事实上，「信德的最高准绳」[75]来自圣神所定立的圣传、圣经及教会训导的一致性，在相互关系下这三者都不能单独立足[76]。

此外，不应低估另一危险，即企图只靠一种方法从圣经中取得真理，忽略了须用更宽广的注释，同整个教会，共同达到经文的圆满意义。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应该时常切记，各种不同的注经学方法，都有其哲学观念的根据：应该加以分辨评价，然后才应用于解释圣经。
　　
另有一些潜在的信德主义的形式，展现在不大看重思考神学，并轻视古典哲学。事实上，对信德的理解及目前教义的格式所用的文辞都是来自这一古典哲学。可敬的已故教宗比约十二世提醒人不要疏忽哲学传统，也不要舍弃传统的字汇[77]。

56. 归根结底，有一种对普遍的、绝对的说法的不信任，特别是某些人，他们主张真理是人同意的结果，而不是理智与客观实体的一致。在一个专业分科精细的世界，难以认出哲学在传统上所寻求的，生命的最后和圆满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理智靠信德之光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这最后的意义，我不能不鼓励哲学家们，不论是基督徒与否，要信任人理性的能力，不要把哲学工作的目标定得太低。熟读我们即将结束的这一千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应遵循的道路：切勿失掉寻获最后真理的热情，和钻研的活力，同时要有发现新途径的胆识。信德激励理性，走出孤立，甘心为一切的真善美冒险犯难。如此信德将成为理性的辩护人，信服理性，又能说服人。

教会关心哲学 

57. 无论如何，教会训导不只提出哲学理论的错误与偏差。教会以同样的关怀，重申真正革新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指出实际应遵循的道路。教宗良十三世的《永恒之父》通谕，为教会的生命完成了真正历史性的一步。这通谕直到今日，仍是宗座完全针对哲学而发的惟一文献。这位伟大的教宗重拾梵一对信德与理性关系的课题而加以发挥，证明哲学思想怎样为信仰与神学提供基本的协助[78]。距今一世纪有余，通谕中许多卓越的洞视，仍未失去其实际及教育的意义；其中首要者，是关于肯定圣多玛斯哲学无可比拟的价值。对教宗良十三而言，重新强调天使博士的思想是再度运用哲学以满全信德需求的一条最好的正路。他写道：正当圣多玛斯「把信德和理智予以恰当的区分时，他用彼此的友谊把二者联合起来：使二者各自保有自己的权利，也保持自己的尊严」[79]。

58. 大家知道，教宗这一呼吁产生了多么美好的后果。使得研读圣多玛斯思想以及其它士林学者的思想得到了新的鼓励。历史的研读蓬勃发展，因而重又发现了中世纪思想的丰富宝藏，这些在当时仍鲜为人知，如今隐然形成了新多玛斯学派。借着历史的方法论，对圣多玛斯著作的认识获得极大的进展，许多学者在当时的哲学及神学问题的讨论中，大胆地引进了圣多玛斯的传统。我们这一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们，就是这批多玛斯哲学复兴的产物，他们的思维及研究使梵二大公会议受惠良多。这样教会在二十世纪始能掌握一批活力充沛的、由天使博士学校培育出来的思想家。

59. 然而，多玛斯学派及新多玛斯学派的革新，并不是那些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文化在哲学思想上复兴的惟一现象。在此以前，与教宗良十三号召的同时，已经有不少天主教哲学家，采取了最近的思想潮流，按照特有的方法，产生了具有巨大影响力及长远价值的著作。有人作出高超的伟大综合，比之理想主义的大作毫不逊色；另外，有人为认识论打下基础，在对道德良心的新了解下，重新讨论信德。还有人由内在的分析，而开启导向超越的道路；最后，有人尝试把信德的要求与现象方法论的视野联合起来。总之，从各方面继续不断产生哲学思维的方式，使结合信仰与理性的基督思想大传统，生生不息。

60. 梵二也对哲学提供很丰富而具有成效的道理。我不能忘怀，尤其在本通谕的脉络里，梵二的《现代牧职宪章》中有一整章，提供了实质的圣经人类学撮要，可作为哲学的灵感之源。整章文字讨论按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及人超越其它万物的理由，因此彰显人的理性有超越的能力[80]。《现代牧职宪章》也论及无神主义问题及其哲学观点的错误，特别是关于人格的尊严及其自由[81]。当然这一章最高峰的描述富含哲学深意，我在第一道通谕《人类的救主》中曾加以采用，而成了我的教导经常参考的地方：「诚然，除非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人的奥迹是无从解释的。第一个人：亚当，是未来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的预像。新的亚当基督，在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为人及其崇高使命」[82]。

大公会议也关心司铎的候选人应专心研读哲学；这一项要求可以延伸到整体的基督徒教育上。梵二文件说：「哲学课程之讲授，首先应领导修生，根据万古常新的哲学真理，对人、对宇宙，和对天主，获得一个有根据而又和谐的认识，同时亦应注意当代的哲学潮流」[83]。这些指导在许多其它的教会训导中一再地重提，并加以发挥，其目的是为保障一个稳固的哲学培育，特别是为那些准备读神学的人。我自己也好几次强调这个哲学培育对他们的重要性；因为有一天，他们必须在牧灵生活中面对今日世界的现况，了解某些行为的原因，为能以适当的方式响应[84]。

61. 如果教会在过去曾经几次必须介入此问题，重申天使博士洞察力的价值，坚持要求学习其思想，是因为教会训导并没有经常获得所期望的安心顺服。在紧随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天主教学府不但对士林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研读，都不太重视，因而有些退步。我不胜讶异和遗憾地发现不少神学家也同样对哲学的研究漠不关心。这种疏远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当代哲学对理智的不信任，而大量地放弃对人生终向的形上研究，以集中其注意力于支枝末节的问题，而且多次是纯形式化的。此外，又加上了错懂「人文科学」的含意。梵二曾多次申言，加深认识人类奥迹的科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价值[85]。但是，邀请神学家了解这些学科，并正确地予以应用，不应该解释为暗中批准他们把哲学边际化，或用其它东西来取代哲学在牧灵培养和信德准备上的工作。最后，也不可忘记信仰本位化的兴趣。尤其在年轻教会的生命里，让人发现除了高度的思想以外，还流露出多种民间智慧；这构成文化与传统的真实祖产。不过，这些传统习惯的研究，应该与哲学同步进行。是哲学让民间智慧现出它的积极效用，而建立宣讲福音的必要连系[86]。

62. 我愿强力呼吁，哲学的研读在培育司铎候选人及研读神学的课程计划中是最基本的，而且是不可或缺。在研读神学课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研读哲学，并非出自偶然。这一选择，是由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所批准[87]，根据中世纪闲熟的经验，明白显示出哲学与神学彼此互为建设的重要性。这项课程的安排间接影响、鼓舞、促进了现代哲学的发展。苏亚来斯（Suarez）的形上学辩论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证，甚至在德国路得派大学也占了一席之位。反之，忽视这一措施，造成了培育司铎及神哲研究上的重大缺失。对现代思想及文化漠视的结果，或者导致各种形式的交谈的窒碍难行，或者对任何哲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接受。我热切期望，这些困难都能藉由哲学及神学的精明培育，予以克服，而此种培育在教会内永不缺席。

63. 根据所述理由，我迫切认为应以此通谕重申教会大力关心哲学；尤其是神学工作与哲学寻求真理之间的密切联合。由此引出教会训导的责任，应该分辨并提倡与信仰相协和的哲学思想。我的任务是提出几个我认为必要的原则与基准，期能恢复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和协与有效率的关系。根据这些原则与基准可以清楚地明辨，究竟神学与现代世界所提供的各样的哲学派系及主张之间，是否应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