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您提的救恩史的问题，这关系着救赎的深层意义。

我们先略看一下笛卡尔以后的欧洲思想史。为什么在这里我把笛卡尔放在前面呢？原因是，他不只是在欧洲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哲学上也开创了一个“人学”的新方向，他的“我思故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标语。

最近几个世纪的全部理性主义——无论是安格鲁撒撒克逊形式或欧洲大陆的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及十九、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可以说，都是笛卡尔见解的延续与发展。这位第一位哲学的沉思（Meditationesdepromaphilosophia）的作者，用他那本体的论证，使我们远离了存在哲学，也远离了圣多玛斯的传统路线。这种路线引领人到达天主，他是“自我存有”（esistenzaautonoma）。笛卡尔因为把主观的认知绝对化，而导致了（绝对者的纯粹认知，也就是纯粹的思想。一个这样的绝对者不是独立的存有，在某种形态上只是个独立的思想，与人的思想相符才有意义。重要的不是这思想的客观真实性，而是它在人的意识中呈现了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就来到现代内在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门槛。笛卡尔开启了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新形态的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样与笛氏一起，人就背离了形而上学，研究趋向并集中到哲学的认识论上去。康德就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

虽然不一定能把远离基督宗教，归咎于现代理性主义之父，但很难不承认是他创造了这个环境，使得远离基督这个事实，发生在今天。当然这个现象是慢慢形成的。

事实上，差不多在笛卡尔之后一百五十年，我们就发现到，那在欧洲思想传统里，属于基督宗教的主要成分都已经被搁置。那时启蒙主义（l’illuminismo）正主导着法国。这个学说就是决定性的肯定了纯理性主义。在法国革命的大恐怖时期，捣毁了基督的祭坛，把十字架丢到马路上，代之而起的是引进了理性的女神崇拜。在这种基础上宣告了自由、平等与博爱。这样基督宗教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伦理方面的，都被它从福音的基础上拔了下来。现在是必须把它回归原处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它那圆满的生命力。

虽然如此，远离犹太列祖的天主，远离耶稣基督的天主，远离福音与感恩祭，并不一定就 是与存在于宇宙之上的天主断绝关系。因为自然神论者的天主常常存在，而且可能也存在于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存在于伏尔泰、卢梭的著作中，且更存在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这些是现代物理的滥殇。

但是这位天主绝对是宇宙之外的天主。对于那些认为世界只有自然认知的人，一位天主临在于宇宙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益处；同样一位在人内工作的天主，对于现代的认知，对于人的现代科学，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因为现代科学所研究的是意识的，和潜意识的一种机制。而那些启蒙的理性主义则把真天主，特别是救人的天主搁置起来。

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人的生活应当只让自己的理性来领导，就像天主不存在一样。不只在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上，需要脱离天主，因为天主的存在和祂的安排，对于科学一点都派不上用场，而且在行事上也要像天主不存在一样，也就是像天主不关心世界一样。启蒙的理性主义所能够接受的，是一个远在世界之外的天主，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验证的假设。无论如何，这样的天主理所当然地就被排除在世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