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类似这样的见解，恕我不能同意。对于这一点我的意见与您及您所说的那些人的有所不同。我的见解是以对领导教会的圣神的信仰为基础，同时也来扑克对事实的细心观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教会是一个大恩赐，对所有参于大会的成员；对整个人类大家庭以及对我们个人都是大恩赐。

关于梵二大公会议，要想说点新的什么，也并不容易，但却常需要提到它，它对教会、对世界是一种责任、一种挑战。谈这次大会，目前觉得有需要以能更精准的去讲解它，并保护它免于被恶意的诠释。像这种恶意的诠释早已经有了，它不只是在大公会议结束时才出现，事实上，大会早就在世上（教会外），甚而在教会内发现了他们。在这些见解中，有的欢迎，有的反对。这表示，为接受它、了解它，也为使它在生活中付诸实行等，而有种种不同的心态。

我特别有幸，能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出席大会，在我们国家这绝对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认为去罗马施行是一种特权，因些完全操在他们手中。在那样的环境，我还能有机会从头到尾出席大会，那就有理由认为是天主的一项特别恩赐。

根据出席大会的经验我写了"革新的泉源"。在一开始，我就说明本书是为偿还因参与大公会议每位主教对圣神的亏欠。的确，大会会议本身就有些"五旬节"（圣神降临节）的意味；它引导了整个主教们，也因而引导了教会，走上这公无二千年未期应该走的路，这路径教宗保禄六世曾在通谕"他的教会"中提到过。（参阅60等节）

刚开始参加大公会议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年轻的主教。还记得，我的座位先是在伯多禄大殿入口附近，从第三期以后，也就是从我被任命为可拉考维亚的总主教开始，就移到更近祭坛的地方。

大公会议是一个倾听别人意见的大好机会，但也实合创造性的思考。自然的，年长而有经验的主教们对于大会思想的发展贡献较大。在开始时，因为我年轻，我算在学习，但后来，逐渐的 已以以一个更成熟也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参与。

就这样在第三期，我成为所谓第三案的准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这第三案后来就成了"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我也有机会参与本组最有趣的工作，小组里有神学委员会的代表，也有平信徙工作者的代表。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五年一月在阿里琪亚的聚会我个人特别觉得欠了嘉龙枢机一分情，因为在准备这新的文献时，他提供了基本的协助。对于其他的主教与神 学家们也一样，因为我有幸和他们一起工作。我特别应该感激龙卡尔和戴吕班两位神父，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戴神父怎样鼓励我要坚持在讨论时我所完成的纲要。这时，会议已经移至梵蒂冈举行了，从那时起我和戴神父就成了知心好友。

大公会议是教会的一次伟大经验，又按当时的说法，是"圣神的研习班"。 大大会中圣神 向遍布全球的教会讲话，因为全世界的主教都在场参与大会，而且在场的还有许多非天主教的教会与团体代表。

圣神 的话语总是代表了对永恒奥迹的深刻洞察，同时那些有责任把这奥迹带进现代世界的人，圣神 也指出了应走的路。这些被圣神 召集来的人，在大会期间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大家一起听、一起祈祷、一起思考和创作。这种事实，对传福音、对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议同时开始的福音新传，基本上都很重要。这一切都与人类历史与教会历史的新时代紧密的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