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需要召开大公会议，不是为与某些异端抗衡，如初世纪那样，而是为了推出一个‘双向的进路’：一是在这即将结束的第二个千年中，来摆脱在基督教会内长久累积下来的分裂。另一是在跨越这第三个千年的门槛之际，尽可能共同重新负起传播福音的使命。

在这一方面，如您所见，梵二大公会议与过去的大公会议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它的‘特殊风格’。它的风格不是自卫，也未出现象过去大公文献中‘开除教籍’的字眼。它是一种大公风格，极开放的对话风格，这种对话，教宗保禄六世名之为“救世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不应只局限于基督教徒而已，对于那些非基督宗教也要开放，并至整个现代文化、文明世界，连那些不信者也包括在内。事实上，‘真理是不能被限制的’，真理普及万民。而且如果这样的真理能在爱德中实践的话，那就更普及化了。这就是梵二大公会议的风格，也就是举行此一大会所秉持的精神。

‘这种风格与精神，将成为大公会议的主要标识’，而非象若干人士曾经想把大公会议一事，矮化为前进分子与保守分子之争那样----是政治而非宗教性的。使得梵二大公会议，因它的这种精神，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成为所有教会的挑战和每一个人的责任。

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的数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挑战与责任是如何的在各种情况与各种程度上被接受。我们首先可以在大会后的主教会议中，看出此点，无论它是由教宗召开的全球主教会议，或是在那些个别的教区或教省的会议。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会议是怎么样的符合了各方面的期待，以及它能获致什么样的成果。象在教区会议，只有神职人员出席的那种陈腐而单向的方式，自然就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每个人都对教会负责的表现方式’。对教会集体负责的意识，今天的平信徒特别感受深刻，这无疑是更新的泉源。在即将来临的第三个一千年，这种责任意识，将为未来的新生代塑造教会的形象。

在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大公会议闭幕二十八年，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主教会议。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从这次会议，而开始了天主公教要理新书的编写。有若干神学家，甚至若干地区散布一种论调，说不再需要任何要理书，因为这种传播信仰的方式已经落伍，必须丢弃。而且他们还说，要创造一本全教会用的要理书是不可能实现的。过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编订“天主教会新法典”的时候，也是同一批人认为此举无用且不合时宜。然而出席会议的主教们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新法典的编订确是一项符合教会需要，且和时宜的措施。

要理书是不能取代的，‘它使得教会训导的全部宝藏，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能做一个新的综合，或者可以说能有一个新的方向’。如果没有一本全教会的要理书，这个目标是无法达成的，个别的团体，以后便能以教会训导的要理范本为基础，按照当地的需要，另编他们自己的要理书。这个伟大的综合要理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于这项工作，整个教会确实都参与了，但功劳特大的应属教义部部长拉辛格枢机。要理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在世界各地马上成为畅销书，证明了此种形式的范本有很大的需求，虽然在初看之下可能并不会受欢迎。

各方面对要理书的兴趣仍然不减，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情势，那就是：‘世界对意识形态已感厌倦，对真理则大开心门’。时候已到，真理的光辉开始重新照亮人生的黑暗。虽然现在还不能就下结论，但以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中的种种来看，显然地，‘大公会议不会沦为死文字了’。

天主圣神透过梵二大公会议讲的话，没有白费。从这些年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对于天主真理的开放，有着各种新的可能性。这个真理是“无论顺境逆境”教会都应该宣讲的。每一位福音工作者都应该为梵二大公会议之恩感谢天主圣神，并常常觉得有欠于祂，且需要许多年、许多世代，才能清还这笔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