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阁下不是不知道，教会里的人怀疑教会革新不当者，实在少之又少。大家争论的不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本身，而是大会的某些解释，不但未遵从大会的条文，也并不合乎大会教长们的精神。

答：让我再回到您早先的问题，这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挑战意味十足，那就是大会敞开了大门，是为了让外面的人能够进入教会呢？还是使教会内的个人与团体得以离开教会？

您所表达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事实相符的，特别是‘对西欧教会’来说，（虽然在西欧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宗教革新方面的迹象）。但是教会的状况应由全球性的宏观角度来看，也就是将中欧和东欧、欧洲之外、南北美洲以及在传教区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在广阔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甚至某种程度在亚洲地区，连中国大陆在内等处，所发生的种种都考虑在内。其中的许多地方，教会是建立在殉道者的见证上，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教会能以不断增加的活力成长发展，因此虽然信众不多，却活力十足。

从大公会议开始，我们看到的‘教会革新，主要是在品质方面’。虽然神职人员继续不足，圣召也常过于缺乏，但‘宗教性质的运动却在苏醒与成长’。它们诞生的背景与过去有社会倾向的天主教社团有所不同，这些团体以教会有关方面的道理为依据，以转化社会、重建社会正义为目地。其中有若干团体与马克斯主义的对话非常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丧失了它们天主公教的本质。

‘新的运动，首先就是趋向于个人的更新’。人是社会、历史等一切改革的主体，但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人自身应先在基督内、在圣神内革新。此一方向的认定对教会的未来必有许多贡献。‘过去教会的革新主要是透过“修会”’。就如同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是通过本笃会士；在中世纪是透过托钵会会士、方济会会士、道明会会士等，在宗教改革之后是透过耶稣会会士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在第十八世纪是透过赎主会会士和苦难会会士；在十九世纪则透过活跃的传教修会，如圣言会、救主会、自然的也包括慈功会等。

除了新近成立的修会，以及在本世纪兴盛的俗世团体外，在梵二大公会议期间及大会以后，更产生了这些新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也接受献身人士，但主要是由那些度婚姻生活，从事各种职业的平信徒所组成。在基督内革新世界的理想是直接源于受洗者的基本责任。

今天只讲教会成员的流失是不公平的，因为也有回流。首先基层教友的层次有了彻底的改变。我是说在欧美、尤其是北方，某个程度下也包括南方，‘传统上以量为重的模式已转变为较以质为重的模式’，这也是大公会议的成果。

梵二大公会议的出现是在旧模式开始让位给新模式的时刻。因此我们应当说，‘大会来得正是时候’，它所着手的工作不但对教会是必须的，对整个世界亦然。

如果在大公会议之后，教会在教义和纪律方面有了困难，那也不是严重到会造成新的分裂危机。梵二大公会议的教会，‘世界主教团紧密联合的教会’，都以各种方式真正对这个世界提供服务，并以基督的真正身体、以天主救世赎世使命的仆人、以正义和平的拥护者等等身份来展现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上，‘天主教会超国际的合一，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一点即使教会的敌人都能体察，且在今日政治与世界性组织的各种场合中，仍能表现出来。但是这股力量也不是为所有的人喜欢，无论如何，教会必须持续不断地重复那出自宗徒口中的“我们不得人”（参阅宗四20），这样它能忠于自己，在自己四周散放‘真理的光辉’，这光辉是圣神反映在自己净配教会的面貌上。 （注1：圣经用丈夫对妻子的爱来比喻天主对人的爱，因此教会甚至个别的个人都可称为是天主圣洁的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