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您谈到‘今天世界接受教会教导这问题’，尤其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些人认为，在道德，尤其是在性伦理上，教会和教宗没有迎上风气日趋自由的当代世界主流。世界往这方向发展，所以使人觉得教会在退步，或者世界正在远离教会。就这样世界也真的远离教宗，远离教会了......。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但我深信，是非常不公平的。我‘真理的光辉’这一通谕，可为佐证。这通谕虽然不是直接关于性伦理问题，但它却指出了“伦理相对论”带给西方文明很大的威胁。教宗保禄六世意识到这种关系，知道为维护人的基本幸福，自己必须负起责任来与“伦理相对论”抗衡，于是就用他那“人类的生命”通谕，贯彻了圣保禄的劝言。保禄给他的弟子弟茂德（提摩太）写信说：“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弟后四2--3）

使徒这几句话，不正好象在描绘当今的情形吗？

大众传播工具使社会习惯了听那些“为耳朵搔痒”的东西（参阅弟后四3）。情况更糟的是，神学家，尤其是伦理学家与传播媒体联手，把他们违背“健全道理”的言论与著作广为传扬。‘当真道不被欢迎的时候，就不能以较容易的方法使他受欢迎’。教会面对“我该行什么善，才得永生？”（玛十九16）的问题时，应当提供一个坦诚的答案。基督早就警告过我们，得救的路不是广阔舒适的大路，而是窄狭难行的（参阅玛七13--14）。我们没有权利抛弃这观点，也没有权利来改变它。这是教会训导当局的忠告，也是神学家----尤其伦理学家的责任，他们即是教会训导的合作者，就有他们特别的责任。

耶稣关于负荷的那番话是确实的，他说，有某些导师自己不愿背负的重担，却要放到别人的肩上（参阅路十一46）。我们也必须思考一下，‘那个担子比较重：是真理？包括那些要求很高的，或者是真理的外貌，只给人制造正确伦理的幻像？’“真理的光辉”通谕，正是为帮助人去面对，这大众似乎已经开始嘹解的基本两难论题。我想，对此问题，比之保禄六世在一九六八年公布“人类的生命”通谕的时候了解的更清楚。

‘教会不前进，而世界正在离开，真的吗？’我们能说世界只朝更自由的风气方面发展吗？这句话不正隐藏着那对人不利的道德相对论。不只堕胎，连避孕，到了最后，‘要面对的是“人”这个事实’，若与它相违，就称不上进步，也无以衡量伦理的进步。面对类似的潮流，教会的每一个牧人，尤其是教宗，应当特别地留意，以免忽略了保禄在致弟茂德后书上严重的劝告：“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作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四5）

今天对于教会的信仰。在信经上----在宗徒信经，也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我们说：‘我信仰教会’。所以我们是把教会与圣三奥迹，和降生与救赎的奥迹放在同样的水平上了。然而，戴吕班神父讲得好，他说：对教会的信仰与对天主大奥迹的信仰意义并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但信仰教会，同时我们也组成教会’。按照大公会议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信仰教会就如同信仰一件奥迹一样。同时，我们也知道，作为天主的子民我们就是教会，是圣统制度（注1）的成员，更是基督默西亚使命的一分子，具有三重的特质，即先知、司祭与王者。

我们可以说，我们对‘教会的信仰，藉著大公会议很明显地更新了，也加深了’。长期以来，在教会身上所看到的每每是组织和圣统的层面，而对于圣宠、神恩等天主子民所特有的基本层面却多少的有所疏忽。

透过大公会议的训导，我们可以说，‘信仰教会又重新成为托付给我们的一项任务’。大公会议后的革新，主要就是这异常丰富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信仰的革新。对教会的信仰，就象梵二大公会议所教导的，使我们重新修订了某些过于僵化的格式：例如从前把教会区分为教导的教会与学习的教会，其实必须注意到每一位受洗过的信徒，在他的岗位上，都参与基督先知、司祭和王者的使命。‘所以，这不只是改变观念，而且是态度的革新’，就象我个人在大会之后的著作“革新的泉源”中所说明的一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欧洲的宗教现况。有些人在共党倒台之后，企盼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本能地转向宗教’，事实是否如此？当然没有如这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实现。但我们也可以肯定正在实现中，特别是在俄国。它如何在俄国实现呢？首先就是回到东正教信仰的传统与实践中。此外，在那些地区，由于宗教重获自由，天主教会也恢复了生机。透过住在俄国境内的德国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天主教会在那里早已存在了好多世纪了。现在许多经济力量雄厚的基督教团体，和不少的‘西方宗派’也都来了。

在其他地区，回归宗教或持守信仰，则各按其在共产压迫期间，教会所处的情况而各有不同的发展，且也与其较古老的传统有关。这在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大部分为东正教的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社会中都是如此。至于前南斯拉夫与波罗地海诸国家则各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问题。

‘但教会的真正力量在于什么呢？’在东方和西方，教会的力量历经数个世纪，都在于圣贤们的见证，他们把服膺基督的真理作为自己的真理，走上了主基督这条道路，在圣神内过来自基督的生活。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教会中，这些圣贤们都从来没有缺乏过。

我们这个世纪的圣者大多是殉道的烈士。专制政权在二十世纪中统治了欧洲，使殉道者数目增多了。杀戮集中营制造恐怖的犹太大屠杀，显示了在天主教、东正教，也在基督教中真正的圣者，他们是真正的殉道者。其中例如高国柏神父、艾迪斯坦和以前西班牙内战中的殉道烈士都是。在东欧，神圣的殉道烈士更是多如军团，特别是东正教徒，包括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与乌拉山外那些广大地区的人民。连俄国本土、白俄罗斯、立陶宛、波罗的海及巴尔干诸国、乌克兰、加利西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地区等也都有天主教的殉道者。这些数目庞大的群众，象默示录（注2）上所说的，“常常追随着羔羊”寸步不离。他们在自己的殉道中，补足了基督的赎世见证，同时他们也成为‘新世界、新欧洲和新文化的基础’。 注1：天主教会行政组织制度。 注2：圣经最后一卷，由耶稣的爱徒圣若望（约翰）所写。约成于公元九五年，在帕特摩岛。本书为先知书，多预言，不易了解，全书共二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