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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伤的治疗者 |
三、牧养绝望的人—等待明天 |
每逢我们想到领袖，总是想到一个带领群众的人；他主要提供意念、建议或主张。于是，我们想起甘地(Mahatma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肯尼迪(John F. Kennedy)、韩玛绍(Dag Hammarskjold)、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他们都在现代历史里边沿举足轻重的角色，一直为大众注目。然而，我们研讨一个基督徒可寻求怎样的领导时，有时似乎最好从身边着手，这样，当事人便没有逃避的藉口，说自己不是致力改变世界的材料。 任何男女多多少少都正对他人行使领导权。在父母子女、老师学生、上司下属等关系中，我们可发现很多不同的领导方式。在一些非正式场合——运动场、街头党派、学术和社会团体、康乐体育会所——我们也可察觉领导的实施与接受方式怎样影响着我们。 在这一章，我打算着重涉及领导的最简单架构：两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一对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彼此的领导，当中包括由一观点到另一观点、一种看法到另一看法、一项信念到另一信念。我们不需要提及希特勒(Hitler)或甘地等名字，以显示这种领导有多大摧毁性或建设性。即使在两人之间的简单对话，领导可以是生与死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对一的接触，我们发现了一些基督徒领导原则。这些原则同时对更复杂的领导关系有意义。 且让一位住院病人和探病者的简短对话，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这位病人48岁，姓夏利逊，是个旧式农场的工人，个子高大，外表粗犷，不善辞令。他成长于简单的浸信会家庭，为了腿部手术，入住大城市医院，却感到不适应、迷惘。他患的是大动脉衰竭。探病的是神学生若翰·阿伦，正跟随院牧作为期一年的院牧训练。 这是若翰的第二次到访。病人身处病房中央，坐在轮椅上，房里还有其他病人，有些病人在聊天。他们就这样谈起来了： 若翰：夏利逊先生，我……我前些日子曾探望过你。 夏利逊：是的，我记得。 若翰：一切可好？ 夏利逊：好的，让我告诉你。他们上星期本来要为我动手术，打了麻醉药后，推我到那儿；我心跳过快，他们接着决定暂时不开刀。他们送我回这里，我想明天会动手术吧。 若翰：你说你心跳加快了？ 夏利逊：是啊！他们认为那样动手术太冒险了。（稍停）我想我可以动手术了，我认为我撑得住的。 若翰：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夏利逊：哟，我还没有准备死，只不过认为手术非动不可，不然就丢了双腿。 若翰：你还没有准备面对人生结局，不过要尽力做一点事情，好保住双腿。 夏利逊：对（点头）。假如这就是了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 若翰：假如手术失败，你认为结果就是完蛋了。 夏利逊：不错！他们当然说手术不太复杂。他们打算在这儿给我注射麻醉药，我就一直躺在这里，直至他们推我进手术室。他们说放一些塑胶管子进进身体，就能保住双腿。你看看我的脚吧（脱了鞋，露出脚），我站立的时候，这脚趾就会变蓝。他们大有可能从脚踝这里锯下去，只有这样，他们也许能保住我的腿。 若翰：假如你还能够用双腿，手术是值得的。 夏利逊：对啊。我当然不想在手术中死去。我宁愿死于自然，也不愿在麻醉中死去。 若翰：你知道在手术时有可能死亡，但你要复原的惟一方法便是动手术。 夏利逊：对，说的正是。 （停顿一会） 若翰：你出院后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吗？ 夏利逊：没有事也没有人在等待我，只有艰苦的工作。 若翰：只是很多粗重的工作。 夏利逊：对啊，说得不错。我当然要恢复体力。我估计到烟叶收成的时候，我已好得差不多了。 若翰：你要收割烟叶？ 夏利逊：对啊，大概八月左右就开始收割。 若翰：嗯——嗯 （停顿一会） 若翰：好了，夏利逊先生，我希望你明天安然无恙。 夏利逊：谢谢。多谢你来看我。 若翰：我会再看你的，再见。 夏利逊：再见。 若翰没有机会跟夏利逊先生再谈话了。第二天，夏利逊先生在手术中死去。也许，我们最好说：“他从没有从麻醉药中醒过来。” 若翰的任务是在这重要关头引领夏利逊先生，协助他进入新的明天。“明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夏利逊先生来说，明天意味他重新回到烟叶的工作，或者……进入死后的领域。 为了进一步了解基督徒领导的意义，我们将要更仔细研究夏利逊先生与若翰之间的晤谈。我们先考虑夏利逊先生的处境，接着我们要提问，若翰可以怎样引领夏利逊先生进入明天；最后，我们会讨论这次会晤所显示的主要基督徒领导原则。 〖 I．夏利逊先生的处境 〗 若翰探访过夏利逊先生后，回到院牧督导那里时，心内不快，甚至有点忿怒。他觉得夏利逊先生固执冷漠，不能好好地谈正经事。他不认为夏利逊先生衷心欢迎他到访，他的苦涩、并有点粗野的语气，其实表示他对到访者心存敌意多过感激。若翰大为失望，毫不犹豫就称夏利逊先生为无可救药，难以成为牧养的对象。 若翰的反应不难理解。他作为一个年轻神学生，十分期望跟病人谈些有意义的话，从而提供盼望和安慰。不过，他灰心失望，觉得被拒，无所作为。只有在他开始写下、阅读、重读他们的对话，又与督导讨论实际发生的事情，他才开展一个必要的距离去了解夏利逊先生的痛苦处境。藉着这距离，他发现夏利逊先生置身于非人化机械化的处境，既恐惧死亡，又怕活下来。若翰在能够真正施予援手之前，要深切体会的正是这种动弹不得的绝境。 1、非人化的环境 一个神学生，顺利由小学、中学升到大学，又进入了神学院，实在很难想像一个48岁的人躺在科技主导的现代化医院的滋味。那必定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人们的衣着外貌、行为举止，都怪异得教人恐惧。白衣天使效率奇高地清洗、喂病人，为病人换衣服；医生手拿图表，记录病情，并以完全陌生的语言作出指示；很多挂着瓶子和管子的不知名机器；以及其他一切怪异的气味、声音和食物；都必定使夏利逊先生觉得自己有如小孩，在可怖森林迷了路。对他来说，一切都绝对陌生，一切都莫名其妙，一切都拒人千里外。这个靠劳苦工作自立自足的粗汉，突然发现自己成为许多陌生人物和手术的受害者，完全受摆布。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一群没名没姓的“他们”已接管一切：“他们……打了麻醉药后，推我到那儿……他们接着决定暂时不开刀。他们送我回这里……” 这番说话显示，夏利逊先生觉得有奇异力量使他失去自己，腿部手术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秘操控。他存在与否已无关宏旨。 “他们打算在这儿给我注射麻醉药，我就一直躺在这里，直至他们推我进手术室。他们说放一些塑胶管子进身体，就能保住双腿。” 对夏利逊先生而言，“他们”工作的时候，他的存在像是可有可无，个人自发性既无必要也无人欣赏，不用问也不必答，个人利益不受尊重也无人引发。根据夏利逊先生的经验：“他们在办事。” 若翰正正就在这种缺乏人性的环境，渴望提供院牧支援。 2、恐惧死亡 若翰研究他与夏利逊先生的对话记录时，他发现死亡才是病人关注的焦点。夏利逊先生多多少少意会到他的处境生死攸关。他在短短对谈中三次提及对死亡的恐惧，当时若翰似是一再闪避这话题，或者至少遮掩这痛苦现实。 夏利逊先生恐惧自己死得不明不白，一次他没有份儿的死亡——他对这次死亡一无所知，周遭握有权力的人却一清二楚。 他必定已感到，要像一个人般死去，已大不可能：“我当然不想在手术中死去。我宁愿死于自然，也不愿在麻醉中死去。”夏利逊先生知道，他被带进这个既机械化又难以理解的处境之后，他的死亡只不过是人类操控过程的一部分，他只能作壁上观。他在绝望的谈话中曾一度有过抗议。他——一个在田里辛勤工作谋生的人——一直全靠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有个人的死亡权利：一次自然的死亡。他过往怎样生活，也愿意怎样死亡。可是，他的抗议不太强烈，他必然已知道他别无出路。那些“下麻醉药”的人会使他在梦幻状态中消散、逝去，不再存活。他知道，即使他死亡，他在人生最关键的这一刻也无法参与。手术中的死亡只是教夏利逊先生害怕的部分原因，他还害怕自己的死亡机会被剥夺，即是他不是死去，只是醒不过来而已。 然而，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夏利逊先生还未想死，他曾两度告诉若翰他极度失望，可惜若翰却听不见。当若翰说“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指的是手术，夏利逊先生却道出了心中真正的话：“我还没有准备死……假如这就是了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这句气馁的话满是痛苦和失望，我们只能够猜测其弦外之音，或者，有些事情是若翰难以出口的，他想减少现实的难受。他说死亡是“终局”，且把“那我就完蛋了”改成了“结果”。若翰淡然处理了夏利逊先生的话，这样，他避开了病人个人的痛苦。 没有人能够全然了解夏利逊先生的呼喊：“假如这就是了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因为“完蛋了”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过，他的浸信会背景，并他清苦孤独的生活倒可指出，他也许已诉说了自己未蒙救赎的光景——面对地狱的永刑。这个48岁的男子汉，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聊天，没有人了解或宽恕，独自背负着痛苦的过去迎向死亡。他当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一个像夏利逊这样寂寞、这样绝望的人，大概不可能根据过往根深蒂固的经验，意识到天主的慈爱和宽恕。 再者，如果死亡的一刻通常使人回忆早年岁月，那么，他孩提时期的浸信会讲章——顺从“世俗快乐”的人面对永刑的威吓——定再度重现，既可怕又鲜明，逼使夏利逊先生在回想中，认定自己是“失落的那一个”。夏利逊先生或许已多年没上礼拜堂，自孩童时代已没接触过教牧人员。若翰这位年轻的驻院牧者在他面前现身的时候，一切儿时的警告、禁戒与劝告好像又重临，他长大成人后的罪过好像成了沉重的担子，只会把他拉向地狱。 我们不知道夏利逊先生想的是什么。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低估他言谈中的痛苦成分。我们言辞中的“也许”和“或者”起码能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把48年的生活带到审判日，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还没有准备死。”这表示夏利逊先生还未准备来一次真诚的降服，他尚未有心理准备在信心与盼望之中交出生命，他当下的苦楚，比起生命尽头所碰到的，实在微不足道。夏利逊先生真真正正地恐惧死亡，不过，他渴想活下去吗？ 3、恐惧生存 很少病人在接受手术时不盼想复原。复杂的医疗事业之所以存在，为的是治疗和康复，使病人重过“正常生活”。凡是到过医院并给病人谈过的人都知道，“明天”是即将回归家园、再见旧友、重投工作、过正常生活的日子。一般人身处医院，都盼想愈早离开愈好。医生、护士和助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盼望的治愈能力之下——共同工作。 一个不愿意离开医院的人，必定不能配合医院的宗旨，也限制了伸出援手者的能力。夏利逊先生曾否尽力恢复健康呢？我们知道他畏惧死亡，然而，这不代表他想活下去。回归正常生活在某方面意味回到等候你的人那里，但是谁在等候夏利逊先生呢？当若翰问“你出院后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吗？”，他感到夏利逊的孤寂。这问题剖开了一个很深的伤口，夏利逊先生答：“没有事也没有人在等待我，只有艰苦的工作。” 要一个健康年轻人体会没有人关心自己死活的滋味，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孤绝是人类苦难中最难受的一种，对若翰这年轻人来说，孤绝的经验根本远在千里之外。他可以跟上司商讨，跟朋友交流；他的家人和所有人都关心他的福祉。相对地，一个无人挂念的人，只望在烟草行业干粗活，要复原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有力气收割烟草；生活对他又是什么一回事呢？生活绝对不会在他身体衰退的过程中抽去孤绝，那么，夏利逊先生为什么要活下来？ 只是再花几年时间在炙热的阳光下挣扎，赚取仅够衣食的钱，直至别人认为他做不来而能够“自然地死去”？死亡也许是地狱，不过，生存也好不了多少。 夏利逊先生真的不想活下去，他恐惧乐少苦多的生活，他的腿有毛病，他知道没有腿也就没有生活。可是，双腿不能给他爱，只能让他干粗活，这委实是一个恐怖的想法。 这样看来，若翰所看到的夏利逊先生，正身处非人化的处境，既恐惧死亡又害怕生存。我们不知道夏利逊先生的病情有多严重，也不知道他有多大机会从手术中活过来。只是，夏利逊先生还未准备好，他不理解四周的情况，既不想死也不欲生；他身陷可怖的陷阱。任何的选择都是可悲的，不是受诅咒入地狱就是被判做苦工。 这正是夏利逊先生的处境。像很多人一样，他饱受身心精神瘫痪之苦，热望断绝，欲望堵塞，奋斗受挫，意志被囚。他不再充满爱和恨、欲和怒、希望和困惑，他已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完全不能主宰自己的历史。当医生的手触及这处境中的人，接触的只是一具不再说话的躯体，一具已放弃合作的躯体。他无法竭力赢取胜利，又或如果胜利无望，他也不能安然投降。在施手术医生手下，夏利逊先生根本无名无姓。他自己也不有此要求，他已变成无名的躯体，甚至失去生存的能力。这躯体已停止运作。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夏利逊先生的个案并非独一无二，很多人都成了自己生存形式的狱囚。很多男男女女不理解他们身处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死亡，甚至生存，都教他们恐惧；夏利逊先生的处境也是这样。 同样，有很多男男女女跟若翰一样，有理想，有识见，盼想解救别人，把他人引向明天。那么，怎样把像夏利逊一样的人自瘫痪中释放出来，并且在新生活开始时，引领他们进入明天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该考虑的问题。 〖 II. 如何引领夏利逊先生进入明天 〗 若翰探望了夏利逊先生，明显的问题是：若翰能够或者应该为夏利逊先生做些什么？不过，这问题实在不大公平，因为夏利逊先生的处境不是马上可以清楚和理解的。或许就在这刻，细心分析这简短对话多个小时之后，我们只片面掌握病人的情况，此外，仍一无所知。 要批评若翰的反应，并指出他多少次失去接近夏利逊先生的机会，倒是件易事；事实上，我们正看到若翰竭尽所能聆听夏利逊先生，并应用在教室学来的非指导性辅导原则。这次对话是既学术又笨拙的，明显充斥着恐惧、犹疑、混乱、自以为是和疏离等感受。若翰和夏利逊先生代表着两个在历史、思想、感受上不同的世界，要是希望他们在两次随意倾谈中就能够彼此了解，即使不是不人道，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是我们自以为有点学术成就，就一定知道这个农场工人是怎样的人，并他怎样面对死亡，那我们未免是狂妄自大了。一个人的奥秘是那么的高深莫测，难易由另一人来解释。“夏利逊先生怎样能被领向明天？”这问题，依然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因为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才可生存，他愈甘心乐意进入他和别人都知道的痛苦处境，就愈有可能成为领袖，带领追随者离开旷野，进入应许地。 所以，随之而来的不是给若翰上一课，指出他怎样惨痛地失去帮助夏利逊先生的机会，并告诉他早应怎样做，反倒是在夏利逊先生的光景体认全人类的苦楚：人绝望地渴求弟兄的人性回应。 若翰能够做的，比起他与夏利逊先生交谈时所做的，不会多到哪里去，然而，这种人类悲惨处境的研究，也许显示出人的回应确实是生死攸关的事。 在非人化处境里，人类可能作出的任何反应都是个人的回应，一个病人得着这回应，无论面对生，又甚至是死，都能对他人有所期待。 1、个人化回应 当神学生阅读若翰与夏利逊先生的对话，他们通常强烈批评若翰的回应，以及提出他们可能会说的话。他们解释：“我会叫他想想人生美好的经历，并尝试让他对美好人生有盼望。”或是“我会跟他解释，天主满有怜悯，必定赦免他的罪。”或是“我会尝试找出他病患的更多详情，并向他说明他大有机会复原。”或是“我会跟他多谈他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提及他的往事，好叫他卸下罪疚意识。”或是“我会跟他说，对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死亡只是通往新生命的方式。” 这一切和其他建议的回应，都建基于热切伸出援手和提供盼望的信息，以减轻这受苦者的痛苦。不过，问题依然存在：“一个神学生的言辞、解释、劝导和理由，对一个受着苦痛煎熬的文盲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有没有人在一个人死前数小时，能够把那个人的观念、感受或看法改变呢？”可以肯定的是，48年的生活，绝不会因着一位善意神学生的数句精简说话而起变化。若翰也许过分被动，也许没有勇气道出真相或表达关心；可是，这又有什么实质的分别呢？ 对于若翰探访夏利逊先生，假如我们期望改变了术语、或用字的次序或性质，就能出现救赎，那是决不可能成真的。我们甚至可以自问：“若翰不去碰夏利逊先生，让他自生自灭，不用因着教牧而生恐怖的联想，岂不是更好？” 说得不错……除非夏利逊先生在这环境所造成的无名无姓处境中，遇上一个面貌清晰的人，亲切说出他的名字，并认他为弟兄……除非若翰成为夏利逊先生能看、能摸、能嗅、能闻的对象，一个真真正正全心全意临在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在夏利逊先生身处的云雾之外，真切地看着他、跟他说话、紧握他的手，一切都会明显有别。过去与未来的虚空，永不能以空言而只能以一个人的临在来填满。因为只有这样，盼望才会油然而生，他所埋怨的“没有事也没有人”也许至少有个例外——这种盼望可使他轻轻细语：“也许，终于有人在等我。” 2、生命中的等待 除非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他的临在，否则，他不能成为领袖——即使他陌生和冷漠的状态踏前，让人觉得他可分享交流。 不过，即使若翰真切站在夏利逊先生面前，即使他可向对方表达真正关怀，他又又怎样领对方脱离恐惧，进入有明天的盼望？我们也许先要弄清楚，无论是若翰还是任何有关的人，都不希望夏利逊先生死去。动手术是为了治好双腿，并且当夏利逊先生说“我认为我撑得住的”，只有冷血的人才会苛责他谨慎的猜测。对一个面对手术的病人来说，明天该是一个复元的日子，而不是死亡的日子。 所以，若翰的工作是鼓励病人，使对方渴求康复，并且在挣扎求生时得着更多力量。 然而，他有什么法子呢？就是要推翻夏利逊先生的危险归纳：“没有事也没有人在等待我。”要把这句话化为一句自我束缚的抱怨，并且要当头棒喝，粉碎他的错误自我观：“看着我，再说一遍——你看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你错了——我在这里。我在等待你——明天，后天，我仍会在这里——不要教我失望。” 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人在等待自己，他断不能活下去。任何人长途跋涉回家，都会在车站或机场寻找等待自己的人；任何人都想跟守在家里、等待自己的亲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苦乐。 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1892年意图杀害工业巨头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若不是有几个好友在狱外等待他，他早就因着14年残酷监狱生涯发了疯（参Prison Memories of an Anarchist, Alexander Berkman, New York, 1970）。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索尔达监狱囚犯盟友(Soledad brother)之一，18岁那年抢劫汽油站70元，于1960年入狱，并于1971年越狱时遇害。假如他的母亲、父亲、兄弟罗伯特(Robert)和约纳堂(Jonathan)，朋友费伊·斯腾德(Fay Stender)没有在外面等待他，收他的信并不断回应他的思想，他绝不可能写下那些动人的函件（参Soledad Brother: The Prison Leters of George Jackson, New York, 1970）。 只要至少有一个人在等候，人就能保持神志清通，并生存下去。即使健康很恶劣，人的精神实际上仍能够控制肉身。一个濒死的母亲总要活着见她的儿子，才会放弃挣扎；一个士兵知道妻儿在等候他，总能避免身心的崩溃。然而，如果“没有事也没有人”在等待的话，面对生死的挣扎时，生存的机会就十分渺茫。假如夏利逊先生的恢复知觉，就是等于到了车站，成千上万的人左穿右插，却没有人举起手，面带熟悉的笑容走近他，或是欢迎他捡回生命，那么，夏利逊先生绝对没有理由要从麻药中醒过来。若翰大有可能成为那个人；他可以让对方知道，他的重拾生命对等待的人来说是一份礼物，因而救回对方一命。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正因为明天没有人在等待他们。生命中若没有相系的人，又有什么理由要活下去。 然而，当一个人跟同伴说：“我不会放弃你，我明天就在这里等你，不要教我失望。”那样，明天就不是无尽的隧道，那个等候他的弟兄反而变得有血有肉，他会为这个弟兄给生命多一次机会。当明天意味着烟草业、苦差和寂寞生活，根本不能期望夏利逊先生跟动手术的医生合作。不过，如果若翰曾站在明天的门槛，夏利逊先生也许想知道他要对明天之后的事说些什么，而帮上医生一把。 我们不要说一小时不能建立拯救生命的关系，因而抹杀等待的力量。一个人身处苦难的时候，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轻轻一握都能胜过多年的友谊。爱不只永恒不渝，也可以一触即发。 若翰实在可以成为夏利逊先生的明天，也许可救回他一命。 3、死亡中的等待 不过，夏利逊先生不一定康复过来，他自己首先意识这光景。他曾三次明显提及自己的死亡，而且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手术效果成疑。在与若翰的简短对话中，夏利逊先生似乎害怕死亡，更甚于重拾生命。在一个差不多活不到明天的人面前，若翰的出现和忠诚等待岂不变得无稽？许多病人都受到康复和痊愈后会更好的故事愚弄，然而只有很少安慰病者的人相信自己的说话。当所说的话十分可能成为对病人的最后赠言，那么，谈及等待明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正好触及若翰与夏利逊先生相遇的最敏感一点。为什么一个看来健康且聪颖的人，要在一个受死亡噬蚀的人面前出现？要一个濒死的人面对一个初出茅庐小子，到底有什么意思？这看来是心理折磨——一个年轻同伴提醒一个濒死的人，生活大可不同，可惜为时已晚。 我们社会大多数人都不欲以死亡的观念互相打扰，他们甚至打算在他人死亡时，也不让他知道死亡已近。若翰玩这个错误游戏之时，绝不能引领夏利逊先生进入明天。与其说在领导，倒不如说他在误导。他已窃取夏利逊先生死亡的人权。 说句实话，夏利逊先生未必能复原，若翰真的能够说“我会等候你”吗？又或者一个人能不管对方发生什么事，甚至死亡，阿谀奉承仍然等待吗？在死亡面前，若翰跟夏利逊先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同样会死，差的只是时间，不过，当两个人结为友伴，时间又算得上什么？假如若翰的等待能够救回夏利逊先生一命，他的等待力量将不会受着夏利逊先生的痊愈左右，因为两个人真心相交，其中一方的等待必然能够跨越另一方生死的脆弱界线。 夏利逊先生畏惧死亡，因为他害怕定罪——永恒无止的孤立。不管夏利逊先生认为地狱意味什么，他全然排斥。不过，假如他能接纳若翰的同在，也许会觉得有人反对他的恐惧，死的时候也不致孤单。 人确实可以在死亡中活出忠信，且表现出团结，这种团结不但建基于重返日常生活，也奠基于参与死亡的经历，这死亡经历藏于人的心底。“我会等候你”的意义远远大于“如果你捱过手术，我会再与你一起”，根本没有什么“如果”可言。“我会等候你”超越了死亡，深切表达了一项事实，信心和盼望也许过去，爱却永远长存；“我会等候你”表现了一种足以折断死亡锁链的团结。在说“我会等候你”的一刻，若翰不再是个院牧，搜索枯肠，提出忠告，夏利逊先生不再是农场工人，揣测自己会否手术成功；反之，他们两个彼此唤醒心灵深处的直觉，悟出生命是永恒的，绝不会因着生理过程而变成虚空。 即使明天是另一人的死期，某个人仍能领那人进入明天，因为他可以在两边等他。然而，若翰领夏利逊先生重回烟草工作，如果那只是死亡队伍上的另一次拖延，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对死亡咆吼抗议，因为他对行刑的拖延不满。也许这抗议在夏利逊先生身上，既能发动康复的力量，也能发动打破恐惧围墙的能力，使死亡化成生命的入口，而那生命一直在等待他。所以，若翰藉着与夏利逊先生同在，并在生和死之中等待他，也许真的可以引领夏利逊先生进入动弹不得的处境，才会使他成为真正的领导或领袖。只有这种亲身的参与才能把夏利逊先生自瘫痪中解救出来，并且使他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不管夏利逊先生能否康复，若翰确实可以拯救他的生命。有若翰在等待，医生动手术的对象就不是个消极的病人，反而是个能承担抉择的人。 夏利逊先生的光景不是某个人在某特定医院的光景，这委实是全人类处境的景象。领袖的潜能不纯是由训练有素的的神学家践行，而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故此，最后让我们讨论是次接触所显露的基督徒基本领导原则。 〖 III、基督徒领导的原则 〗 我们谈到基督徒领导，怎能不提及耶稣基督、祂的一生、十架受死和死后复活？惟一的答案是：祂自本章的第一页起就在这里了。了解夏利逊先生处境并寻求建立生命的回应之道，完全建基于天主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这启示指出夏利逊先生的光景，正是人的光景；这启示同时显示出，我们大有可能不计较生死界线，学像基督那样忠诚等待。故此，我们能够在夏利逊先生和若翰的相遇中，发现并再发现基督徒领导基本原则：一、真切关怀，为同胞摆上性命；二、对价值观和人生疑义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即使日子灰沉也不动摇；三、永远寻求明天的盼望，甚至超越死亡的一刻。这些原则建基于一个且是独一的信念：天主既已成了人，人就有力量引领同胞奔向自由。若翰探望夏利逊先生的过程，让我们反省了三项原则，现在且让我们郑重注意每一项。 1、真切关怀 若有什么态度足以折磨受苦的人，那绝对非高不可攀莫属。基督徒牧灵的悲剧在于，很多人有极大需要，他们期待细心倾听的耳朵、打气的说话、宽恕的拥抱、坚定的一握、温柔的笑容，甚至是无能为力时的歉意，可惜的是，他们通常发现牧者遥不可及、置身事外。他们不是不能就是不愿表现同情、愤怒、仇恨，又或怜恤等感受。吊诡的是，这些想服事“所有人”的牧者，往往不能亲近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成为我的“邻舍”时，倒值得怀疑，有谁能成为我的“近邻”——即与我关系最紧密的那个人。 过去，极多专家都强调，领导者在助人的关系里，要对个人的真切感受及态度有所约束（参Seward Hiltner的出色研究，Counselor on Counselling,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1950），现在似有必要重建基本原则，就是要甘于投身，甘于全人进入痛苦处境，甘于冒受伤、残害甚至是毁灭之险，否则没有人可帮助任何人。基督徒领导由始至终彻头彻尾就是为别人豁出生命。除非我们认清，真正的殉道是见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笑的同笑、以自己的苦乐经历成为澄清和了解的源头，否然，殉道的思想只是逃避现实的念头而已。 有谁能够从一所火光熊熊的房子救出一个小孩，却不用冒烧伤的危险？有谁能细听一个孤寂绝望的故事，却不用冒险面对内心类似的痛苦，甚至失去心灵宝贵的安宁？简单而言：“有谁能不走进苦难，却能带走苦难的呢？” 领导的最大幻想是，有人从未踏足沙漠，却能领他人走出沙漠。我们生活里无数例子告诉我们，领导需要了解，而了解需要同甘共苦。只要我们一直把领导界定为预防、或奠定先例、或为一些“大众利益”谋福祉，我们已忘记一项事实：除了受苦的天主外，没有他神可拯救我们；除了被世人的罪碾压的人，没有人可领导他的同胞。真切关怀意味夏利逊先生是惟一的重要人物，为了他我甘愿把其他职务、定好的约会和筹备已久的会议抛诸脑后，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在夏利逊先生的苦痛面前，它们已失去迫切性。真切关怀使我们能够体验到，追寻“走失的羊”之所以是真正的服事，乃在于关顾那些备受忽视的人。 一个一直全心为众人中每一个付出的领袖，定会受到众人的信赖。很多故事都阐释了“他真的关怀我们”这句话，这些故事在在显明，真正领导的记号是，为了一人而忘记众人。 人们在婚礼聆听牧者对新婚夫妇的训勉、在葬礼聆听牧者对安息者儿女的安慰，不只为了好奇。他们聆听时期盼真切关怀能使牧者在分享苦乐之余，能发出触动心弦的肺腑良言。很少人喜欢一篇切合所有人的大众化讲章，相反，很多人都全神贯注于数句为少数人而说的话。 这一切提醒我们，当一个人有勇气进入最独一无二、最私人的生活经验，他正触及团体的灵魂。那个花了很多时间设法明瞭，澄清同胞错乱和困惑的人，就最有可能成为胜任的领袖，说明众人的需要，因为在苦与乐的泉源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写以下一番言论时，所指的正是这件事。他曾写道： ……我发现，在我看来最私隐、最个人、最难理解的那种感受，结果竟是许多人共有的表白。这教我相信，我们每人内里最个人和独一无二的东西，假如分享或表达了出来的话，大有可能是深深打动人心的元素。这有助我了解艺术家和诗人，他们大都敢于流露内心的独特之处。(On Becoming a Person, London, 1961, 页26) 如此看来，基督徒领袖应是艺术家，以勇气表达最个人的关注，藉此把众人联系起来。 2、坚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即使面对绝望和死亡，仍坚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基督徒领导的第二项原则。这原则似乎过分明显，很多时都被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备受忽略。 若翰需要真切地关怀夏利逊先生，不过，若翰先要在那次相遇中，显出他愈来愈相信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惟有这样，他的关怀才能奏效。当基督徒领袖没有新的盼望，当一切都似曾相识，当一切牧职都沦为例行公事，那么基督徒领导就是一条绝路。很多人已走上这绝路，并发现自己惨受生活幽禁——所有说话都已经说过了，所有事件都已经出现过了，所有人都已经碰见过了。 然而，一个深信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会发现，每一经验都蕴含新应许，每一相遇都启发新洞见，每一事件都带来新信息。不过，我们要发掘，并让人看到这些应许、洞见、信息。基督徒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并不因着他发表新意念，并说服他人接受；他之所以成为领袖，乃因为他带着期望的眼神面对世界，以其专长揭开遮挡潜力的帐幔。基督徒领导之所以是牧灵工作，乃表明领袖在服事他人之时能带来新生。正是这种服事，让人看到街道隙缝中的花朵，让人听到怨忿仇恨所掩盖的宽恕微声，让人触摸到死亡和毁灭阴影下的生命。 夏利逊先生不纯是满怀苦毒和敌意的人，也不全然抗拒牧者的援手。对一个真正牧者来说，他应掌握并活出生命的真理：人要带着尊严面对人类的死亡，并且是主动地交出生命，而非全无知觉地让别人取走生命。一个基督徒可在夏利逊先生粗俗和苦毒的言谈之中，听出一个濒死者的呼救声，他呼求一个与他一同面对生与死的人。 他们两人在危机处境的相遇，并非是个别事件，反而是一种直接的考验，让他俩再三发掘人心的基本追寻。然而，一个深信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才能听到这召唤，他知道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倒是人与世界不断接触的奥秘。 3、盼望 我们越发相信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人的真切关怀就能够持续不绝，而我们引领同胞走向未来的最深切动机却是盼望。因为盼望使人有可能超越急迫的需求欲望，得着超越人类苦难甚至死亡的远象。基督徒领袖是个有盼望的人，归根结底，他的力量并非来自个人的自信，也非出自对未来的特别期待，而是来自天主赐下的应许。 这应许不单使亚巴郎走向未知之地，也不单激励梅瑟引领同胞脱离奴役生涯；对任何面对朽败和死亡、仍迈向新生命的基督徒而言，这应许也是股动力。 没有了这盼望，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相处时，我们永不能看到个中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打从心底关怀对方。这盼望远超乎个人心理力量的范围，因为这盼望不只植根于个人的心灵，而是植根于天主在历史里的自我启示。故此，若一个基督徒领袖纯粹乐观地面对人生困厄，他的领导方式不算是基督徒领导，因为基督徒领导是以历史中的基督事件为根基的，而基督事件绝非人类误打误撞的宿命事件，却是一次戏剧化的明证，指出在黑暗的另一面有着光明。 任何欲把这盼望连于四周可见事物的做法，势必招致试探，因为这做法时我们误以为成功而非应许是基督徒领导的基础。很多教牧同工和平信徒在辛勤多年后，非但没有成果，连改变也不多，于是失望，苦恼甚至心生怨愤。把使命建基在具体成果上，无论想法怎样，都像是把屋子建在沙土而非建在磐石上，这做法甚至叫人看不到成功为白白的恩赐。 盼望使我们不至于死抓着所拥有的不放，且有助我们自由地离开安全地带，进入陌生而恐怖的领域。这也许听来浪漫，不过，当某人与弟兄走进死亡的恐惧，并能够在那儿伫候对方，“离开安全地带”也许会变成领导方面的高难度行动。这正是门徒的行动，要追随基督走窄路，因祂走向死亡时，除了盼望外，并没有其他凭藉。 〖 小 结 〗 所以，等待明天正是基督徒领导的举动，它要求领袖有真切的个人关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深具信心，且有足以突破死亡界限的热切盼望。这分析逐渐清楚显示，基督徒领导是藉着服事来成就的。这服事要求人拥抱着一切人性脆弱，甘心乐意地进入与弟兄姊妹分享的处境。这是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经验。不过，这经验确实能领人离开迷乱和恐惧的囚牢。事实上，这正是基督徒领导的吊诡之处：出路便是入口，只有藉着苦难进入联合的关系，才能得着释放。正如若翰受邀请，进入夏利逊先生的苦难，在那里等候他；每个基督徒都不断受到邀请，藉着进入恐惧，以克服邻舍的恐惧，并在苦难的团体中找寻自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