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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
24．欧洲眼中的传教工作及其危机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政治局势 |
这些报导作品中有一部分，特别是耶稣会士写自中国的那一部分，经常具有极大的学术和科学价值，有助於增广欧洲人的地理、历史、文化知识。这些传教士发现中国的文化非常悠久，文明非常高雅讲究，与欧洲的大异其趣。当时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Z,1646-1716）看到欧洲和中国有朝向彼此伸手开放，互通有无，相辅相成之势，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在一六九七年写说： 「我想由於特别关怀命运的缘故，促使人类最具文明的那个地方与我们欧洲大陆结合在一起。也许欧洲和中国这两个最有文化素养的民族在朝向彼此伸手开放之际，会慢慢地使存在於互相间的一切获得改良，臻於完满的地步。我担心在各方面我们会很快地不如中国人，也许我们需要接受他们的传教士，以便了解如何使用自然神学，就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去教给他们启示的神学一样。」 传教士写回欧洲的书简信函报告，慢慢地使欧洲的基督信徒对远方的教外人有另一种新的了解与认识。有些耶稣会士甚至以为中国人保存了原始的启示的某些基本成份。於是无意间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其他宗教难道不能被视为走向基督的铺路，被视为基督宗教的预像吗？这种看法曾经使十六、十七世纪不少欧洲神学家感到困惑。但是我们本世纪的梵二大公会议已经有了类似的见解。 十六、十七世纪传教士所写的报导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文学竟成了某些思想家和学派攻击教会的武器，这些思想家中最着名的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弗尔泰（VORTAIRE），卢骚（ROUSSEAU），以及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E）的人。他们发觉中国人的宽容与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不宽容成了对比；他们发现中国人既然早已经有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可见天主的启示并非绝对必要；中国人的纪年法所推算的年代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年代还久远。再说，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盛行的不人道贩卖黑奴行为，也令欧洲某些有识之士深恶痛绝，他们以基督信徒假仁假义来自我讽刺。 除了传教士所写的报导文学在欧洲竟然也引起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之外，当时在远东地区，葡萄牙以保教权所任命的主教与圣座传信部所选派的宗座代牧之间，也不断发生管辖权上的摩擦，彼此不把对方的决定当作一回事。有了这些摩擦，自然对传教区的工作产生极不良的影响，消耗教会的元气。 摩擦中最严重的莫过於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就是对传教士在传教区的传教方法，以及天主教会面对各地不同文化的态度反应所发生的争执。这种争执起因於传教士之间，特别是不同修会之间，对地方文化及风俗习惯是否与基督信仰相行不悖的立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又告到罗马，请求圣座裁定。但圣座的裁定又惹起传教士所在国家的君王或皇帝的不满，并因此，导致传教士的被驱逐，甚至引发教难。 在印度和在中国，外来传教士对如何用本地语言来称呼全能的造物主一事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教会礼仪上，是否必须采用西方礼节呢？在传统风俗习惯上，基督信徒是不是可以敬祖呢？是不是可以保持种姓阶级呢？这些都是教会内部礼仪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和印度的耶稣会会士大致倾向於广泛接纳本地的风俗习惯。道明会、方济各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则以为接纳地方的风俗习惯无异崇拜偶像，接受迷信。 事实上，修会之间有关传教区礼仪问题的争执，经常是葡萄牙保教权和圣座传信部之间对传教区辖权的冲突的转化和表面化而已。再说，发生在东方的礼仪之争，在欧洲也引发了神学界的争端，耶稣会士攻击扬森派人士，宽容主义者攻击严厉主义者，不一而足。 中国的礼仪之争起於十七世纪中叶，到了这个世纪末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当时的福建宗座代牧，法国籍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颜 主教（MON.CHARLES MAIGROT）於一六九叁年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教友敬孔敬祖。耶稣会为此向颜 主教陈述，但不被接受，颜 主教甚至把他的禁令送到罗马，请求圣座作最後的裁决。但这同时，耶稣会士奏请清朝康熙皇帝，请他就敬孔敬祖的真正含义作个解释说明。康熙皇帝乃於一七ＯＯ年十一月叁十日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耶稣会士认为问题到此该当解决，於是也把皇帝解释说明的相关文件呈送罗马。不料，罗马信理部的枢机主教们认为：在有关信仰问题上，神学界比中国皇帝更具权威。信理部的批示经过四年，也就是一七Ｏ四年才抵达中国，但当时教宗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E XI）已经预料到罗马的决定在中国实行起来必有困难，於是在宣布决定之前，便派铎罗总主教（CARLO MAILLARD DE TOURNON）为特使，到东方说明圣座的意旨，并就地解决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纷争。铎罗总主教先到印度，後到中国，在两地禁止教会采纳地方语言和风尚习俗。康熙皇帝一听说这位罗马特使来中国的目的，便把他遣走，甚至禁闭在澳门。他在澳门又遭葡萄牙当局的敌视，终於抑郁而终，客死当地。 克莱孟十一世教宗为挽救局势，於是另派一位特使嘉乐总主教（CARLO MEZZABARBA）到中国。他於公元一七二一年对罗马的命令稍作八点调整。有限度地放宽禁令，但根本的问题没有获得任何解决。可是在一七二四年和一七四四年，中国和印度的礼仪又再度被罗马圣座所严禁。经过了两百年，才於一九叁九年遭解禁。 十八世纪初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势力逐渐衰退，被英国所取代，也因此，天主教的海外传教工作大受影响。一七七叁年耶稣会被迫解散後，叁千多位在欧洲以外传教区服务的耶稣会士终於完全罢手，放下他们两百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传教事业。其他修会或教区司铎能够递补耶稣会遗缺的必竟很少。因此，许许多多的教友终於成了无牧之羊，陷入自生自灭的绝境。不久，法国又发生大革命，传教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完全中断。又由於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天主教传教士的海外航行旅途变得相当困难，在英国的誓反教传教组织应运而生，他们随着英国的舰艇船舶，前往世界各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地，誓反教得以顺利建立传教基地，快速拓展教务。 总而言之，十八世纪对教会来说，特别是对圣座负责传教区传教事务的传信部来说，是个充满挫折、令人沮丧的时代。教会内外受困：外有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争霸，直接影响教会在传教区的工作；内有耶稣会在欧洲各国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被教宗克莱孟十四世忍痛予以解散，以及在印度、日本、中国等地发生的礼仪之争和所引发的大小教难。这一切使罗马圣座心力交瘁，一筹莫展，教会普遍感到无能为力，西方世界已经放弃使东方皈依基督的宏图。 不过，在这种不幸和挫折中，教会必竟成了普世性的教会，许多因为罗马教会与各地不同文化文明的接触而衍生出来的问题，固然没有获得解决，却也让教会当局和各修会团体知道以更审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福音与地方文化接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