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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大陆教会文革见证者：山西太原教区贾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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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9-02 08:23:29 发表
文革灾难遍布全国，共党内部的一些党员同样经历了这次灾难。文革是天主对部份国民的惩罚显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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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张怀阳	2016-09-01 15:53:15 发表
唯有坚持到底，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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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9-01 15:23:12 发表
1965年-1972年，我们所在的村（当时有30几户教友，现在发展到100户左右教友），几乎没有听到教会的声音，家里大人也不敢提这事，当时正是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毛成了神！可是1972年，河北来了个传教人，说1974年有大灾难，果然1974年邢台，1975年海城，1976年唐山相继发生大地震。自1972年，村里人又有了点公开信仰！我1972年领洗入教。可是大约1975年，上边开大会批判天主教会及其教友，连我这个15岁的孩子也受到了打击！可是耶稣没有忘记我，1978年后从上大学后好运连连，有好长一段时间，由于搞所谓的学术研究，竟忘记了天主，好在最终没有忘记天主和天主教会，真是感谢我主耶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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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9-01 08:59:43 发表
【抗战时期的于斌主教】一一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的对华战争，于斌主教随即发布《为芦沟桥事变告南京所属教胞书》的首封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教胞一起为国家祈祷和平，准备应战。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20日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台湾教会对于斌主教去向的表述是随政府西迁重庆。而大陆教会很多老人健在时说，当时中国教会都在议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因此可以确定，于斌主教是在南京沦陷以前就已经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对此，《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只说：1937年于斌主教衔命赴欧。由于述论作者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逃避衔命赴欧的原因和具体的时间，从而隐瞒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在先，衔命赴欧在后的事实。我们虽然不能判断于斌主教擅离南京教区岗位的思想动机，但我们可以通过‘程序’、‘职责’等多个视角，作为于斌主教是否逃离南京教区岗位的辨识。一一首先从‘程序’上于斌主教离开教区岗位是不合法的，因为政府没有向教会要求于斌主教需随同西迁重庆，而教会方面没有长上批准就离开教区岗位也是不合法的；从‘职责’上于斌主教在教区临难时离开教区岗位属于渎职；当南京教区成为艰险的抗战工作岗位时，他逃避、背信牧函要带领南京所属教胞应战的宣示；于斌主教阐述爱国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只有向上的生活，爱国精神才能圆满。但自己却在教区临难时离弃羊群和下属于不顾，违背了公教做人的原则。综上所述，于斌主教离开南京属于逃离教区岗位的性质。一一1938年7月于斌主教结束衔命赴欧的旅程回国，在欧期间，于斌主教必须对自己擅离南京教区岗位做出合理的解释。目前所知，教会长上没有为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岗位在程序上转为合法，更没有免去于斌主教对南京教区担负的职责，所以他必须回到南京教区的岗位。一—当时正值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的广大地区，作战原则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会战于1938年6月开始至同年10月结束。虽然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实际上武汉是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于斌主教回国没有回到南京教区，而是孤身一人到远离战场的武汉组织一支担架队，据称冠名“全国救护总会”，不久武汉弃守担架队就解散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数妇女遭凌辱，和无数受害者及死难者家庭需要帮助和抚慰，南京教区需要主教临在，主教临在就是爱国抗战。然而，于斌主教在1937年衔命赴欧却迟迟不归，身为主教在教区临难时有什么理由滞留国外超7个月之久？直至1938年7月于斌主教回国，他又再次逃离有危险的南京教区岗位，离弃苦难中的南京同胞，离弃被日军践踏的羊群，离弃教区下属于不顾，这是爱国、爱教、还是爱人？所以于斌主教在中国教会受到广泛的负面议论是在情理之中。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中，也记录了于斌主教没有回到南京教区在当时教会受到负面的议论。一一非议的另一面是于斌主教言行不一。抗战前他在《公教人与爱国精神》一文中指出：爱国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精神就越圆满。他说：公教既命教友救国爱国，所以也决不是教我们只喊几句口号，就算尽了爱国能事；反之，必须本着公教的超性精神牺牲主义，把爱国的理论——付诸实行。为此天主教徒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凡已届应征的男子，不得逃兵役，不得隐瞒。他鼓励天主教徒当仁不让，冲锋陷阵，为国牺牲。于斌主教有非常丰富和慷慨激昂的爱国甘言，当轮到自己面临危险和考验必须付诸实行时，就完全不顾被人非议的耻辱，在1937年和1938年7月两次独自逃离南京教区，他的爱国言论与行实的反差有目共睹。 ——所以不论于斌主教有多少慷慨激昂的爱国陈词，和后来政府支持的抗战工作取得些微成绩，但都始终不能熄灭中国教会中质疑于斌主教爱国的负面议论，因为爱国的本质是牺牲，这牺牲或是个人的利益，或是个人要为抗战工作承担一定的危险，如果能做到牺牲生命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国了，所以不能牺牲就不可能有纯粹的爱国。于斌主教知道教会中很多人对他有负面的议论，后来自我辩护说：“贡献的表示的业绩，决不是空口而能幸致的，必须有切实的工作而后可。”难道南京教区不是抗战切实的工作岗位吗？为南京保卫战的国军伤员服务，帮助和抚慰南京惨案受到摧残的妇女和死难者家属，或履行牧函宣示带领南京所属教胞抵制日军，这些难道不是能做出抗战业绩的切实工作吗？一一于斌主教援助抗战的工作并非无私奉献，而是为了掩饰独自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牺牲精神是爱国品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将于斌主教逃离岗位的耻辱和亏负做的补赎，提升到爱国品格和崇高事迹的高度，这无疑是贬低浴血抗战的牺牲精神。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资料：（1）《记田、于二枢机》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2）《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徐畅牛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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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9-01 02:52:01 发表
看到的是教会福传发展的正道！没看到轰轰烈烈，但却是更轰轰烈烈！愿天主使那些人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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