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所能查阅的资料显示，无论是在义和团时期，还是在日本侵略时期，山西太原教区都遭受过重创，众多神父、修女及教友殉道，而中共建立政权后的文革时期，这个教区同样也遭受重创。或许正是因为文革阴影带给人们的记忆过于惨烈，在做这篇文稿的前期采访时，笔者两赴太原，最终才获得简短的记录。在与受访者交谈过程中，明显感觉到贾文明先生措辞极为慎重。
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的山西作家毕星星在其著作《走过带伤的岁月》里〈寻找纪实书写的意义〉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足以概括了文革带给经历者的隐痛：“数十年间，国人的集体记忆也早已损毁得不成样子。以我这个年龄，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生活，历史已经被书写、涂改、再书写，几经轮回。走过的日子，穿越的事件，翻开书，大惊失色，白纸黑字早已不是你经历的记载。”
以下采访记录虽为简短，但，至少是真实的记忆。对文稿采写做一简单叙述，既交代一下背景，也为激励自己继续采写下去。
贾文明，七十四岁，生于太原市晋源区姚村，有七个妹妹，曾在太原市西山电石厂子弟学校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后来在工会工作，退休后先在太原教区西山堂服务，后来一直在总堂服务。与夫人李晓鸣在一九六八年成婚，李晓鸣的二姨林洗达修女曾是太原白衣修会院长。
父亲的光荣见证
贾文明父亲贾崇生九岁进了修道院，后因爷爷去世，中断修道，十八岁后回到农村务农，当了会长，负责领经，为教友们讲一些教会道理。文革时，贾崇生成为了被斗争对象，让其背教。当时很多人都公开表示不念经了，不信教了，但贾崇生从来没有说过。每次文革工作组问他的时候，他就坚定的说：“我还信！我要为主作证！”
在游街斗争他的时候，让他胸前背后都挂着大牌子，从脖子一直到脚面，大纸牌子上写着“打到牛鬼蛇神贾崇生”之类的文字。一直到文革后期，工作组在群众大会上都说：“贾崇生真是个天主教徒！”
贾崇生不仅在大家面前承认信天主，回家后照样念经祈祷，过信仰生活，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表面上说不信了，回家后偷偷念经。贾崇生一直坚持公开为主作证。
文革时期，没有了神父，教堂也被关闭了，但贾崇生依然在做传教工作，有人想领洗，他去给代洗；有人需要婚配，他去给作证；有人不懂得教会道理，他去给讲道理；有人病了，他去给助善终；经本被搜走了，他就给大家抄写，教大家念经。
一九八八年，贾崇生去世后，太原教区李建唐主教主张给其隆重的开追悼会。贾的遗体被抬到教堂里，举行大礼追思弥撒，李主教在讲道时，讲述了他的生平事迹，说他为耶稣做了见证。上午在大街上搭建了灵棚，又开了追悼会，在外教人面前讲述了贾崇生的生平事迹，姚村等堂区的乐队也到场演奏教会音乐为其送别。之所以把追悼会搞得如此隆重，贾文明说，这并非是表扬他父亲个人，而是通过这种追思仪式，来光荣天主。
惭愧的背教材料
一九六五年，太原地区很多地方显圣迹，贾文明就到处去跑。翌年，政府搞集训，把文教卫生部门的教友集中起来，学习政策。贾文明是集训中的一个重点，当时把参加集训的人分成十类，他就是第十类，最严重的一批。这个集训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背教。这次学习班搞了四个月，学习之后贾文明被轰到农村。
在农村生活了四个月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份，贾文明又给叫回太原市，免去其教师职务，不让教学，而是负责烧水、打扫卫生、干杂活。
一九七零年，贾文明第二次被参加学习班，这次是七个月。在学习过程中，还是让教友背教。有教友就说是老婆信，他不信。但贾文明肯定地说：“我信！”
文革后期，逼迫教友背教的批斗越来越厉害，贾文明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惭愧地说：“我当时很软弱，很软弱。”他最后还是写了背教材料，不过在材料的第六十九页，竖排写了“我信天主”来暗暗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后来贾文明总觉得内心中不平安，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他说：“那次我写的材料不算数，我还信教，你们可以把材料拿来，在第六十九页，竖着念。”当时会场一下子就炸了锅。
贾文明退休后一直在太原总堂服务，兼管财务、办公室接待、礼仪安排及教区《益友》校对、慕道班代课等多项工作，至今已有十七年。虽然做了这么多工作，但他说，在教会内工作是一种享受，不是一种负担。贾文明现在已是肺癌晚期，不能做手术，不能化疗，一切都依靠天主，并已填好了遗体捐献书。
贾文明三个孩子都选择了修道生活，两个儿子圣了神父，一个女儿成为了修女。
他说：“这不是他献给了天主，而是天主要的，这不是人的能力，这是天主的工作，不是哪一个人的工作。就如同一块木板，并不是木板想成为门窗就成为门窗，最终是木匠来掌握木板的命运，人也一样，每个人都在天主的手里掌握着，天主愿意，祂就能做到，而人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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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浪淘沙，中国大陆一名教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