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背景
我于1920年2月1日，生于枣庄市薛城镇北一村，父亲郭文楷是一位热心教友，为薛城教会工作多年，曾当过天主教三育小学的校长，和该堂口的会长。我8岁丧母，留二弟福星（时年只8个月），为哺养他，父亲不惜一切代价，找一位保姆喂养，养大成人，当时为了全家的生活，父亲又不得不续弦，由兖州孤儿院找到王玛利为继母，后生三弟福临。（现已过世）。
2.启蒙时期
当我8岁（1928年）时，父亲送我到天主教三育小学，除普通科目外，还学习圣教要理，每天参与教会的公开活动（早晚课，望弥撒）在继母的百般照顾下，完成了小学四年，高小两年的学业。当时在临城本堂神父谭牧（P.Thamm）的指导下，13岁小学毕业后我毅然决然的进入兖州奥德小修院。
3.解放时期的修道生活：
1933年修院招生了，这个喜讯传到了我家，我的亲人都在鼓励我，你去试试吧，我们为你祈祷。父亲把我送到兖州奥德小修院，入了考场，全家老少都为我祈祷，天主果然应允了全家的愿望，当时我被录取了。当时的修院院长是富施公，副院长张维笃，修院的教学制度根据当时教育局的要求，聘请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生：刘大洲，刘洪训，张庆福等人做教师，教材与外界中学课程一样，此外还加增了教理课和拉丁文。在修院里，我学习也不太用心，成绩也不前也不后，总算及格，我向来不与人争吵，更不同人打架，所以生活也很愉快，但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七七事变”的枪声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声打响了。日军就大举向我华北进攻，9月中旬，国军撤退了，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兖州城，当时我在修院三层大楼窗口上，看到不少的农民拿着“膏药旗”欢迎日军，使我万分难过，无法以笔墨形容，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修院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从此开始了。
当时以张维笃副院长为首的领导下，在热诚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奥德修院的全体师生150余人，因“德日同盟”，当时以舒德禄主教为首的和聘请一位日籍司铎竟在我国神圣的领土上（兖州城内）胆大包天的召开了所谓的“德日东亚共荣圈”的反动组织，当时奥德修院全体师生万众齐心，手中虽无任何权利，但是我们以“罢课”，“绝食”等手段向他们提出抗议，发起爱国主义运动。其结果使德国敌对分子的逍遥法外的罪行暂时得到有效的收敛，但最后舒德禄主教把张维笃副院长调到沂河当本堂，我们师生只能喊冤叫屈不得已而告终。
4.戴庄圣心大修院生活
我在兖州小修院高中毕业以后，于1941年9月份进入济宁戴庄圣心大修院，攻读哲学。当时著名哲学教授柴熙（P. Czetch）教哲学。同时还学习圣经和德文等课程。两年哲学毕业后，进入神学班，当时同班同学33人，但最后晋铎的只剩我们三人，住在现今戴庄教堂南面的大楼内。由南泰尔（P. Natter）教神学，课本，讲课，口试，笔试都是用拉丁文。
1945年5月17日，当时国民党占据济宁城内，红军在城外围非常活跃。时值17日夜晚，红军袭击戴庄，其目的想夺取戴庄德国“拜尔”的良药，为伤病员服用。当夜戴庄四面包围，戒备森严，把外国人集中一处，他们的住房和药房等地，搜查一空，把药物全部带走，同夜还把外籍神父和修女一起带到微山县两城一带。在他们搜索检查期间，由圣言会会长徐德美（P. Hüttermam）竟擅自敲起圣堂前面的大钟，为了叫醒熟睡的会士们起来躲藏，但是红军却误认为徐公是给济宁城里的国军通风报信的，因此开枪直接把徐公枪毙在大堂的门外。我们听到枪声后见有门岗把守，不准我们外出，但等红军走后我亲眼看到徐公死于血泊之中。因修院外籍教授都被带走，修院被迫停课，各自暂时返回己家。
在押的司铎几月以后返回戴庄，于1945年9月1号，修院继续开课。直到1947年4月13号我与其他两位同学刘仁平（新乡)和董效谦（菏泽），在兖州主教大堂内被祝圣为司铎，晋铎后，在兖州崇德小学任教一年，当时有齐茂德和石麟阁三人同时任教，直到1948年9月1日去上海入圣言会初学，以满全我多年的夙愿。一同入会的有仲伟杰，刘仁平，薛德修和我四人。洪曼尔（P. Hümmer）为我们的初学导师，暂住在上海徐家汇神学院内。当时因时局动荡不安，红军即将渡江南下，经上级批示，把初学院马上迁到菲律宾马尼拉，我们乘飞机当天到达后，继续我们的灵修课程，与当地的初学生一起生活。直到1950年9月8号，在马尼拉初发圣愿，之后我们曾到过马尼拉北部的碧瑶山庄避暑一周后，12月3号，奉命回国，暂住上海徐家汇巨鹿路709号善道堂内，练习神修生活和学习打袜子技术一年之久，以备将来生活必须之用。
5.徐州福水井天主教堂内
1951年到57年我在福水井堂任副本堂时，时值反帝爱国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在徐州掀起了反对邰轶欧主教的运动，运动中徐州宗教局邀请我到上海参加天主教检举揭发龚品梅主教的批斗大会，政府给我买好了车票，送到我家催我上路。但我却认为这是违反教规，丧尽天良的大事，我坚决反对不去参加。为此我以放羊，卖奶为由，推脱去上海参加批斗大会。此外，凡是在徐州参加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男女教友我都一一停止他们的神功，开除他们的教籍,不准她们领圣事。
总结上述各项事情，直到1958年政府在济宁市马驿桥第二招待所开“交心运动”大会。我被群众批斗，当时被打成极右分子，再加上我在戴庄当副本堂时到处宣讲福音，施行圣事，如到嘉祥国庙，焦坊，方道沟，申楼等地传教，活动非常频繁。因此直到1959年12月23号圣诞节前两天由济宁市公安局出兵百余人到岱庄教堂西院将我逮捕入狱，押送到当时的磨盘监狱。因我不认罪伏法，政府让我“蹲小号”（高1.4米，宽1米，长1.7米）终日不見天日，只我一人，反省己过，让我认罪服法，但我死不认账，结果蹲了八年半之久
6.狱中生活
所谓囚犯，就是生活没有自由，说话行动都不自由，总的说来，除了呼吸空气是自由外，其他再没有丝毫的自由了。我们犯人就如同一个机器人，人家按什么电钮，那个机器就怎样行动，半句话也不能说。叫你坐在炕上如同木偶一样，两腿并着，两眼直看墙壁，手扶着膝盖，走廊两边都有武警看守，自己的事情自己不能解决，所以拉屎尿裤子是经常的事情，需要解手时先应报告，批准后才能去解，不批准尿湿裤子，拉裤子也得忍受，因此狱内臭气熏天。一天到晚不见天日，几天放一次风（放风就是解大小手），放风时蹲不下就要起来马上回牢房。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犯人的生活是狱内每日三餐每次开水仅喝，有人喝了八碗开水以饱肚腹。然后再发给每人二两饼干（就是地瓜干）。这种没有日光，每天只有默默的在心中祈祷。我每天的日课经文只能用三串玫瑰经来代替，因为进监狱的时候把我们身上完全搜查干净，衣扣，鞋带，腰带等任何东西都被没收，那么我在狱内只能用手指头来计算玫瑰经的次数，按教规规定祈祷时至少嘴唇应当活动念玫瑰经，但在我念玫瑰经时，因狱警看见我嘴唇活动，马上叫我到窗前来让我坦白搞什么活动？我回答说：我很老实，没有动。他又问：那你的嘴唇为什么动？我答说：我从小就有这个毛病。武警说：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在那里念符来，不老实给我罚站两个小时，如不认错，紧接下一班再罚站两小时。因此戴手铐好几次。心里想：天主啊，我该如何热心恭敬你？求你给我力量，使我战胜一切邪魔，得到你的助佑吧。
7.狱中的审讯：
凡进监狱的犯人，首先要“提审”。审讯犯人：你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进了监狱。其目的是让犯人自动认罪服法，为判刑做准备。每次提我审的人，三五成群，经常更换人员。但在每次提我审時，我的答复常是一样：我只承认去马尼拉是为入圣言会初学的，没有其他任何政治目的，三番五次的提审我都是同样的答复，因此提审员把我的案件一推再推，三个月五个月不审问一次，每次的答复都是千篇一律，有时他们用车轮战术，他们吃喝完毕，昼夜轮流提审，对犯人实行疲劳战术，希望在犯人疲倦中吐出实情，但我始终如一的重述客观事实——我是入初学的。他们通常使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有时用甜言蜜语，有时用重刑恫吓，引人上钩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被他们所吓倒，仍说是入圣言会的，绝对不是受特务训练的，因我这顽强的态度，提审员一年半载的提审我一次，仍得不到他们所要求的结论，因此把我放在监狱内，再也不过问了，认为我是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故此我在狱内“小号”里蹲了八年半之久（1957—1967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末期，社会上砸烂“公检法”之后，在狱内设立了“军管会”，由人民解放军来处理狱内久而未决的案件，故此在1967年大约五月份，由军管会强行判决，不管你认罪不认罪，判我是“国际间谍分子”，判刑20年，因我在狱内时间过长，身体非常虚弱，需要阳光和自由的生活，因此我忍气吞声的接受了判决书，也不上诉了，我心里想，到劳改队半社会上能享受半个自由生活。判刑后我能得到家中的消息和接见，我多少能得到些心灵的安慰。
8.劳改队的生活：
当我蹲监坐牢时，社会上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群众都无粮充饥，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最后来了个劳民伤财的“大跃进”，五天一大干，十天一鏖战，三天三夜不离岗位，不停的干。1958年原是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毛泽东却给人民带来了大饥饿。粮米蔬菜堆如山，实际上却无人去收，个人收了也没用，因为家中既无柴草又无锅灶，家中所有的铁器都为大炼钢铁用了，丰收年换来了大饥荒，这是毛泽东提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结果。到了1959年，共产党又一个新的创造发明，每人生活需要“定量，”普通劳动人民在富足的地区，每人每天只供六两粮食，其他地区还吃不到六两，到年底时间有人就用树皮，树叶，草根来充饥。上述情况在社会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实。
谈到监狱里生活更可想而知了。先是二两地瓜干，和四个眼的稀粥，最后连二两地瓜干都吃不上了，只吃树皮，湖里的苲草，葫芦苤子来充饥，这样一天一天的熬过来了。20年的大饥荒，没有伤害我的身体，20年的监狱生活，没有缩短我的性命，我怎样进的监狱，又怎样的迈出了监狱。这20年的时间我没有生过病，没有在劳动上缺过勤，狱中的负责干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犯人，奇怪不奇怪。”现在时过境迁，回头一想，这是天主用他全能的手臂保护了我，为的将来，还用我为他效劳。正如经上所说“上主赐我洪恩，我将何以为报”。
二进宫
1979年12月23日刑满释放后，被遣送到枣庄市薛城区薛城监视居住。在此期间，我又恢复了我的传教生涯，除能每天做弥撒外，还给不满十八岁的小孩受洗，还组织教友们往上海佘山去朝圣，特别是在我出狱后一贫如洗，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我拜托住在居容县的同学袁意可神父代替我向香港的老师彭加德要求几台弥撒献仪。结果彭加德从邮局给我寄来900元人民币，来维持生活。但经政府发觉后，认为这是我接受国外反动活动经费的事实，因上述种种原因，故于1982年6月14日在薛城再次被捕入狱，根据上述罪状，被判处12年徒刑，因我不服上诉一次，改判为5年，仍在七五劳改煤矿监狱里服刑。因我年老力衰，政府不让我到井下挖煤，却安排我到劳改菜园中当农具的保管员。在菜园中没有重大的体力劳动，吃饭能够吃饱，也有公休时间，每天只在大院内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大小便不必报告了。总算到了半自由的社会。每天只有警戒线保护着我，出圈就没有自由。每月能有一次接见家人的机会，能送点衣物和食品。如此大的恩惠，实为天主的关怀照顾，诚谢主恩，终生难忘。我在狱内遵纪守法，既没立功也没加刑，直到我刑期满后释放，遣送返回原籍，仍戴帽两年监督以观后效。在狱内期间，我所有的物品都被别人变卖，我便一贫如洗。在家准备经营买卖烟酒糖茶以维持生计，但是这时（1987年9月）济南的宗怀德主教听说后马上让我到济南修院授课。我到济南后仍不得自由，被政府监视，甚至不能与修生自由谈话。两年后，我能给修生们密切交谈让他们在神修上阔步前进。除教圣经和神修学外，我仍劝勉一些修生争取入修会以提高个人的灵修生活，在我的倡导下，在修院带领了十几位修士加入了中华圣言会。被政府发觉后，认为我是发展反动组织，故此勒令我离开修院，到济宁李堂作本堂。
出狱后感
一.狱内是我的避风港
人一提起监狱都有心惊胆战之情，对于多年蹲监坐牢的我来讲，一提起牢房，使我仍然心有余悸。25年的铁窗生活，使每人听到都有风声鹤唳之感，但对风烛残年的我来说，当然是在心情上，感觉上，都有些不称人意之处。但是现在风中残烛的我，在时过境迁以后，对过去的观点和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在狱内认为饥饿和不自由是极大的痛苦，而现在我想起来那正是天主爱我的铁证。像我这样被判处“国际间谍分子”的罪名，倘若我仍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上，有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和一些造反派的英雄人物，早把我这类人物处于九泉之下了，就算有三头六臂的本领，也早已一命呜呼了。但天主让我进监狱，如同用一个保护伞把我保护起来了。在狱内我能静心的祈祷，安妥的度过这个多难的岁月，“该帐的，没人来要账，欠钱的，也没有人来要钱”。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在狱内却能平安度日，这不是天主的大恩是什么？回想这一切，真使我五体投地。
二.监狱是治愈心灵病症的大医院
天主造人，赏给每人自由权，每人都能行善避恶，也能犯罪作恶，这是天主赏给每人最大的恩佑。但同时也是将来每人受赏或受罚的标准。回想个人晋铎后，仅仅三十七八岁，正是血气方刚，年轻力壮的时期，倘若没有天主的恩佑，和狱内环境强迫下，不知我能犯了多少罪恶和过错，感谢天主的大恩，把我置于罪恶世界之外，安心的修德养性，善度人为的终生难忘的特殊灵修退省生活，实在是万金难买的宝贵财富。如同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为避免许多病症。
三.对外界事物的看法
人世间一切富贵，权势，地位等等如经上所说的都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德训篇1:2）犹如烟雾很快就会过去，人若放弃天主，醉心追逐这些虚而又虚的事物，真如狂人捕风捉影，白费心机，最后还不是落得虚梦一场。我本来就是赤身空拳而生在此世，将来躺在棺材中也要两手空空而去。我所能带去的只是我一生的功过而已。
四．基督是我一生的至宝
降生成为人而天主的耶稣基督，借着重生的圣洗圣事，他使我成为天父的义子和他的弟兄，借着他的圣神使我敢称天主“阿爸，父啊”（迦4:6）他建立圣体圣事，使我以他的体血作神粮，与他生命相通，做最亲密的结合。基督在十字架上让人用长枪刺透了他的肋旁，打开了他的圣心，成为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恩宠，泉源和宝库。在这变化多端的世界，最后我若能得到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我就心安理得了，别无他求。
五．面对死亡的觉醒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现在已过耄耋之年了，每天死亡的阴魂常摆在我的面前，每时每刻向我招手敲门，我应当如何对待？！师主篇上说（23:1）：“人生糊涂顽固，只顾眼前，不管将来，你该整肃你的思言行为，就如同今天要死的一样。”生老病死乃是人生的必然规律，有生就有死。在这痛苦艰难的世界上，我们一生的罪过和缺陷虽然很多，如不改过迁善，一旦死到临头，当然心中必要忐忑不安。但是，若我们的良心清洁无罪，那么就可以心平气和的接受死亡的来临，因为信理告诉我们“死亡是我们犯罪应得的报应，但是当他来到我们身上时，天主却大发慈悲，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的胜利，来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脱离短暂的人生，与基督一起进入永生的天乡。”因此我清楚的认识到死亡是引人进入永生的大门，任何人不经过这个死亡的门槛，绝，对达不到永生，为此死亡是生命的改变，绝对不是生命的毁灭。只有善生，才有善终，这是定而不可疑的道理。为此，我每天睡觉以前，真心痛悔一辈子的罪过，坚决走改恶从善的道路，祈求仁慈天父宽恕我的一切罪过，才能获得心灵永久的平安。
自96年福传生活中的认识
司铎你是谁？你需要的职务是什么？司铎职是神品，是天主白白赏赐的一个恩惠，这有圣经的根据，送给那些受拣选的人，祝圣他以便使他为天主的祭台服务，并代替天主照顾人类。
对社会来说，司铎是不是一个职业，圣额我略圣师说：“牧灵工作是一个最神圣的工作。”若了解它的意义，司铎可说是一个最尊贵的职业，但是若要在社会中的职业种类来找司铎这个行业可能便寻不着。因为，它被排列在社会中认定的职业如：医生，律师，建筑师之外。照这样说，司铎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职业。
以天主教教理来看，圣经和圣传中，对司铎的定义很多，但是意义并不完全，到现在可以说司铎最大的危机，不是职权，即独身奉献的问题，而是司铎身份的危机问题。
那么司铎是谁呢？为何迄今还没有具体的结果呢？因为，司铎是一个奥秘。如同一道无解的数学问题，一个永远的矛盾。只有等待去天堂才会完全明了。圣维雅内是法国亚尔斯的本堂神父，也是所有本堂神父的主保圣人，他有一个注解较简单，但是意思很深，他说”司铎是一个代表天主的人，有天主的权力，司铎在赦免罪人的时候，他没说天主赦免你的罪过，他直接说我赦免你得罪过。在祝圣圣体圣血时，他只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司铎是多么尊贵的一位啊，司铎的圣品只有在天堂才能够使人完全了解。圣女小德兰圣师说“我若在同一个时间遇见司铎及天使，我要先向司铎敬礼，因为司铎是代表天主，天使只是天主的侍卫而已。”
我说司铎是一个奥秘，也是永远的矛盾，这个矛盾可分为本体与行动的矛盾。先说本体的矛盾，司铎感觉在自己的本体有个很大的矛盾，因为他是一个最小又软弱的人，但是同时也接受及人类之间的职务，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说“一个很容易破坏的瓦器中存有的宝贝。”因为是天主的人，也是人类的人，所以司铎要对天主忠实，也要对人忠实，要如何配合这两个要求实在不简单。
司铎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弱小最软弱的人，在他手中没有多大的财源也没有什么权势，虽然他在神权方面很有力量，这个力量的产生就是他完全的弃绝自己，他有基督的十字架，如同圣保禄宗徒说“我软弱的时候我会坚强。”或者说我的力量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内。
耶稣复活后，在厄玛伍的途中对两个门徒说“默西亚岂不是必须先接受苦难，然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司铎是基督第二”这是教宗比约十二世所讲的。所以司铎不得不与至圣老师走同样的路。司铎应该背自己的十字架，如同别人也必须背弟兄姐妹的十字架一样。照这位至圣司铎耶稣的模范，司铎必须把他所有相同的困难放在他的肩膀上，这就是“司祭又是牺牲”这句话的意义。
司铎是祭司也是祭品，而且司铎是矛盾的记号，所以在哪里有矛盾在那里就有困难，这其实也是圣若望鲍思高的妈妈所说的意思，在他的儿子做首祭弥撒的时候她说：“儿啊！你开始做弥撒就是开始要吃苦。”
以上所说的困难不是失败或是软弱，而是司铎的力量，教会的敌人想要毁灭教会，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有很多权势，和军队，但是两千年已经过去，他们还是无法压制司铎。
我做了六十多年的神父，最令我感动的是天主，最让我迷住的是人，天主令我感动，不是因为他的大能，法力无边，而是他那容人之量。好人坏人都是他的子女，他都爱，他都祝福。善人受苦他痛心，恶人得逞他比你我更难受。他从不勉强不成熟的人一夜之间洗心革面，却忧心重重，心急如焚的为心智成长的这样慢的孩子而忧伤叹息。他那位焦急的母亲站在巴士站前等待那不懂事却自恃的孩子晚归，他爱每一个自己的杰作，并随时准备好在孩子伸手求助或呼喊自己名字时，飞身扑上，一如慈父拥荡子入怀，但却为自己曾许诺要尊重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归程而住手。能认识体验这样的一位天主，是我最大的福气，虽然我对他的作为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也并不打算能够完全明白他，但仅就我对他认识的那一点点，足以让我无怨无悔的追随他，爱慕他，愿意为他卖命。
然而使我着迷的人，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物，他是两极的混合，良善时令你心醉，散发着上主肖像的光芒，但有时邪恶得又令你战栗，若隐若现着魔鬼的影子。他聪明，聪明的把上天托付的世界造的鬼斧神工；他愚昧，愚昧得令人呕心；他慷慨时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却又会自私的出卖朋友，或连乞丐钵上仅余的零钱也如数的照取。
打开人类及教会的历史，没有一个人会比司铎更小，更加被轻看，或是受抗议，但是，在司铎面前人必须敬礼尊敬。从以前到现在，从现在到世界末日，司铎必定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也是一个受人误解及怨恨的对象。所以有一位世界的文豪博南诺（Bernanos），他很悲观，他说“司铎就是必须受人怨恨的人。”因此，司铎的敌人怨恨他，而且也怨恨教会的儿女。
做司铎不难，但若要照司铎品位完全的意义去做，实在不简单。因为做司铎不是要受人的服务，而是要服务人。是要给人,,但是不能叫人还。真福安东▪齐福瑞（Chevrier）司铎有一句名言“司铎是一个给人吃的人。”
司铎在实行职务之时，必须热心进入9社会，但是要脱离世俗。他对众人要有同情心，疼爱别人，不过不能但是对某一位，他的心要时常为众人打开，但是，对每一特定人物要关起来。社会有许多阶层，他是各阶层的朋友，无论男女老幼，有权势的，或是平民，富翁或是穷人，所有的人都能够要求司铎服务。但是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孤单的，在他的工作中孤单，在困难中也孤单，特别是在他年老之时..这种孤独的命运不会离开任何一位司铎。
所以，有一位法国神父名叫郭思德（M.Quoist）在描写司铎的精神时作了一个有名的祈祷词,叫做：“主日晚上司铎的祈祷”。他说，“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必需爱所有的人，但是不可以只爱单独一个人；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在别人的心中找到慈爱,却要全部献给你；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将我所有的一切都要给所有的人，“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自己不能保留；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要活在很多人中间，如同别人一样，却要与别人有差别；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必须带领众人，但是不可被别人的利益所带领；天主，为我实在很困难，我要保护软弱,孤单的人，但是不能依靠钱财或权势的力量；天主，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心，求你恩赐我心灵的纯洁，拥抱世界在我的心中，但是这一点点也不要成为我的。求你赐我成为众人与你相会的场所，休息的地方。我若遇到什么人，就都要把他带给你，你是真牧人，道路，真理和生命。”
每位司铎，从头一次走上祭台就必须坚持到最后的时刻，他时常是一个矛盾的记号，如同至圣老师耶稣：一方面是照耀光明之子的光，一方面是黑暗之子的黑影。
现在我们来讲行动的矛盾：因为司铎的人格是被圣化的，人性方面在头脑或是个性，司铎一生都必须克制自己的脾气，要配合所有的责任与行动。
他的行为要平衡，时常站在中央，没有起也没有落。假若他的个性是时常笑嘻嘻，教友会感觉他很轻佻；他若每天紧绷着脸会让人说他很孤僻，坏脾气，骄傲。
他若是对每个人都好，没有威严，会被批评说，他的品行大概有问题；若是他穿着端庄，时常整理头发，很少与人在一起吃喝，教友会批评他只是爱表现，好像自己比较特别，和别人不一样。；他如果时常关心穷苦的人，人们会批评他是左派，偏向无产阶级；他若时常和有钱的人在一起，人们会批评他看不起穷人。他若较关心老人，人们会说他是老思想，不会进步，若较注意年轻人，人们会说他是新潮派，是前进分子；若和妇女较接近，人们会说一些闲话。讲道理时在台上若讲得较短，人们要说神父懒惰，没有准备，若是讲的太长，人们要说这位神父喝醉酒了，那么啰嗦，教友会跑到堂外面去抽烟等等。
所以做司铎实在不简单，无法使所有的人都满意。
司铎有时候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耶稣教导说“你们的头脑要如同蛇那么灵敏；性情要如同鸽子那么单纯”（玛10:16）司铎要有撒罗满君王的智慧，有时要硬，有时要软，时常保持平衡。因为教会的俗语说：“德行就是中庸”。因此司铎无论在什么矛盾的困难中都要克服，以便成为众人得救恩的记号。
以上是我所通过默想司铎的生活所得到的点滴结论。
补充材料
答客问：
问：你的25年铁窗生活是怎样过来的？当时如何想的？
答：我一开始蹲监狱时我心里想：我的回国是罗马总会长不了解大陆上的真实情况，他根据当时视察员富施公的汇报：外国人不能在中国立足，只有中国人才能传教，因此总会长才决定我们三人立即回国传教的。但是若按山东省会长倪加乐P,Eisl的意见，先让我到罗马去上几年额我略大学，当时我认为这样对我比较有利，所以当时内心掀起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靠天主的助佑，我能忠于听命回国了，但是当时认为，正如圣经所说“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去”（路10：3）当时我认为这次回国是送死去的，为此我抱着致命的精神返回祖国的。
但在十年后的今天，现在我身处囹圄中有充分的时间来祈祷，每天不光念三串玫瑰经，有时还念七八串，因仁慈的圣母娘的眷顾，和个人反省自己以往的一切罪过，逐渐的心神清醒，内心得到了平安，口中不断背诵这段经文：”因我有罪降此灾难。“天天用这句短颂使我能解脱内心的一切苦闷忧愁，并能安心忍受狱警对我无礼的施压，磨难，以及饥饿和镣铐的痛苦，让我逐渐的认识到总会长的安排让我回国实在是天主无限明智的安排。特别到我出狱后看到世上各种紊乱无法无天的情况，真正使我亘真正明白了天主为了爱我，才把这个屡教不改的我用牢狱的艰难考验我，这正像天主用一个“保护伞”（25年狱中生活）把我保护起来了。在文革期间像我这类反革命分子带有“国际间谍”的帽子，若存留在社会上，有无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早把我剁成肉泥了，一命归天了。但是仁慈的天父，用他全能的双手，把我紧抱在怀中，不受外界的任何侵袭，让我平安的度过这次骇人听闻的大劫难，这正是天主对我极大的恩佑，因此我排除了回国时送死的邪念，而真正了解到，天主用他全能的手臂，给我开创有利时机，来大力宣传基督福音的力量，使我获得180度的大转变，把过去的怕情和埋怨立即转化成为感恩和谢主的心情，为此我能在狱内私自小声的歌唱赞主曲Magnificat（路1:46-55）和Te Deum Laudamus，我能从头到尾的歌唱这两首圣歌，来抒发个人的感恩和思乡之情。
问：你在服刑25年狱内生活一定不少困苦艰难，有时身带镣铐，深受不白之冤时，你是否也有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是否有埋怨天主的情绪？
答：说老实话，我最艰难困苦时，常用我的座右铭“因我有罪降此灾难”来坚强自己悔过自新的信念，每时每刻都存留在我的脑海中，因此我用这个短颂能胜过一切非人道的待遇和刑罚。此外，在我内心深处还有圣女小德兰的“神婴小路”开导我，使我能闯过一切难关的有力武器，那就是靠圣女小德兰的“神婴小路”的指引，把我自己当成小耶稣手中的一个小皮球（玩物），当耶稣喜爱它时，就高兴地把它抱着，拍着它玩耍，有时也把它搂在怀中亲吻它，这个小皮球心中非常高兴；但是即使小耶稣有不高兴或生气的时候，一脚把这个小皮球踢到墙角里去，置之不顾，这个小皮球仍然很高兴，因为它是小耶稣喜爱的玩物，这是小德兰的神修秘诀。我在狱内也学会了仿效圣女小德兰的表样，自认为在狱内受尽各种煎熬，我仍然是小耶稣的心爱之物，暂时虽把我一脚踢到监狱里去，视而不顾，但我仍然高兴，因为我是小耶稣心爱的玩物，有朝一日，他还会把我抱起来，来玩耍呢。因此我在狱中，无论受什么磨难，有我的大前提在前面——”因我有罪，。。。“再加上小德兰神修导引，我能甘心乐意的忍受各种困苦艰难，虽苦也感到甘甜了，因主与我同在。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圣保禄的训言：“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为彰显和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我们是在各方面受了磨难，却没有被困住；绝了路，却没有绝望；被迫害却没有被弃舍；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格后4:7——12节+）
人民政府虽然用莫须有的罪名“国际间谍罪”加到我的头上，25年的监禁生活不但没有摧残我要福传的斗志，不但没有伤害我的半根毫毛，反而使我在出监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为荣主救人贡献我生命中最后几十年的岁月，这样实在是为彰显天主的大能，使我这卑微弱小的心灵对全能天主的大爱表现出一颗绝对的感恩和依恃的心情，愿天主永受赞美。
问：你在济南修院内教学时间发展了几位会士？
答：我在修院内执教9年半，1987—1996，我给修士们除教圣经和教会史外，我还当他们的神师多年，为了提高他们的灵修素质，不但讲解了司铎地位的崇高和职权，并指导他们走成圣道路的捷径和方法，正如基督所说“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路18:18-20）。天主让我们成圣成贤，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也不在遥远的天边，历代圣人圣女们都在我们身边生活过，他们像每个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遭受过各种磨难和坎坷，经过许多诱惑和挑战，但是他们甘心情愿的追随受苦的基督，靠天主无限的帮助，能胜过一切邪魔鬼怪，终能达到永福的天乡，正如圣奥斯定所说的“他/她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以上是我为修会所做的点滴亊迹，以表感恩的情怀，祈望上主明鉴一切。
济宁河宴门教堂25号
2012年10月13日
P.JOseph GuofudeS.V.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