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

天津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许多有影响的事件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大批历史风云人物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在天津的五大道上，汇聚着两百多幢欧洲各国风貌的小洋楼，可以说，每一座小洋楼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故事。

坐落在马场道的天津外国语大学院内，有一座三层高的法式建筑，已被列为重点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楼顶写着法文“MUSEE HOANGHO PAIHO”，意为“黄河白河博物院”。墙上的碑文这样写到： “北疆博物院筹建于1914年，由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创办，收藏和研究黄河、白河（海河）流域的地质和动植物，是我国早期的博物馆之一。”这座布满爬山虎、大门紧闭的建筑略带神秘与沧桑，曾上演过一段传奇的故事，如今却已很少被提起。然而，它依旧承载着历史的重量，见证着近百年的探索与努力。

桑志华（Emile Licent 1876- 1952），法国耶稣会神父，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神父自幼就喜爱自然科学，在大学期间又考取了生物地质学博士，从此便一直致力于生物地质学的探索与研究。一天，在法国与其他神父交流时，一些到过中国传教的神父给他讲述在那里看到的自然与人文，并告诉他，中国北方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挖掘和探索，藏匿着人类古文明的未解之谜。桑志华听了之后大为震惊，顿时对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那片东方土地心生向往，他梦想到中国考察，感受那里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地质与生物状况，并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座博物院，为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提供依据。

终于，在法国政府和耶稣会会长的支持下，1914年3月，桑志华神父从法国出发，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来到中国后，他选择天津为落脚点，由此展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与考古工作。与那些掠夺者不同，桑志华神父以利玛窦为榜样，以传教为媒介，从兴趣出发，从事地质考古的调查和研究，继而传播科学知识。1914年7月，桑志华神父开始了考察活动，他身背罗盘、海拔仪等观测仪器及地质锤、采集夹、猎枪、网具等采集工具，沿黄河、白河流域进行田野考古，研究京津地区及直隶（今河北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地貌，并采集动植物标本。

常年在野外工作，且语言不通，这对搜集标本的桑志华神父来说，可谓困难重重。由于很多地方尚未开发，所以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如果再遇到恶劣的天气和危险的野生动物，更是雪上加霜。很多次，他都险些遭遇野兽的攻击，幸好随身携带猎枪，才能化险为夷。所幸的是，一些山村中的小教堂可以为他提供饮食和住宿，有些当地居民也愿意充当向导。就这样，桑志华与自然相伴，孤身一人在野外进行挖掘、探查。对科学的探索与渴望使他不惧长途跋涉的磨难与风餐露宿的艰苦，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就这样，桑志华走遍了华北和西北地区，采集到了上万件动植物、矿物标本，为北疆博物院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桑志华神父在采集过程中，创下了很多考古界的第一。例如1920年，他在甘肃庆阳县的晚更新世黄土层中，发现了三件人工石制品，一块黑色石英岩石核，两件石岩类石片，考古界认为这是在中国大陆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2年，他在萨拉乌苏采集到了许多羚羊化石，后来经德日进神父整理，从中发现了一颗“河套人牙”，引发了欧洲学术界的轰动，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

经过多年的考古研究，桑志华神父写下了许多科学著作，其中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等，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等。

1921年，有两位在内蒙古传教的神父告诉桑志华，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了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热情。1922年，桑志华神父在萨拉乌苏河发现了一些骨骸堆积，他认为这些堆积很有研究价值，于是决定邀请巴黎的德日进神父一起参与研究和科学调查。德日进（1881- 1955），生于法国，自幼喜爱研究自然科学，并在父亲的支持下研究生物、化石，十八岁进入耶稣会学院就读，1919年在巴黎大学取得地质、植物和动物三科学士学位，1922年荣获古生物学博士学位。德日进神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同时，还投身到史前古生物的研究。

1923年，德日进抵达天津，协助桑志华筹建博物院并进行考古工作。此时，比利时神父肖特从宁夏传教来到天津，交给桑志华两样东西，一块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桑志华看到后，马上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连忙问是从哪里找到的，肖特告诉他是在宁夏水洞沟以东五公里处的横山堡黄土层中发现的。于是，桑志华与德日进立即前往西北地区，想要一探究竟。一天，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萨拉乌苏河河坡上，桑志华神父看到河床上的泥土中露出了一些“白色的石头”，仔细观察，发现上面有细细的纹路，他意识到，这些不是石头，而是动物的骸骨，于是开始进行挖掘，果然挖掘出了完整的披毛犀化石，在世界上引发了轰动。披毛犀是一种生活在距今一万年前的犀牛，已经灭绝，和现在的犀牛不同，它的体表有浓密的长毛，用来抵御寒冷。披毛犀骸骨的发现对历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现在，我们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展厅里还可以看到这架犀牛化石。

1923年6月11日，桑志华与德日进穿过了鄂尔多斯高原，来到水洞沟。水洞沟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这里到处是黄土与石砾，断崖与沙丘。由于独特的自然气候，水洞沟充满了造型各异、千奇百怪的土林。桑志华与德日进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考古工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勘查与采集，他们在水洞沟挖掘出了大批量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和动物化石，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这些动物遗骸、石器和装饰品告诉世人，两万多年前的水洞沟也是风景旖旎：这里曾经可能是一片草原，活跃着野马、羚羊、犀牛、鸵鸟等野生动物，浩渺的湖水波光粼粼，水洞沟人依水而居，用打磨的石器来捕捉野兽，用鸵鸟蛋壳制成项链用作装饰。后来，桑志华与德日进两位神父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为考古界提供了珍贵的史前资料。在此之前，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挖掘毫无疑问地标志着这一错误论断的终结。由此，水洞沟成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1924年，桑志华与德日进两位神父抵达赤峰，住在当地的天主教堂，开始了对红山的考古调查。一天，在红山西南部的山坡上，他们发现了几块石器，顺势继续采集，又发现了大量陶片、石器、细石器。凭借认真的辨别与丰富的经验，两位神父认为，在红山发现的石斧、石刀、石锛、石核、石片等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一论断，对红山文化考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了红山曾经历过新石器时代。后来，桑志华神父又多次来到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桑志华和德日进两位神父将在红山采集的文物运回了北疆博物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932年出版的《天津北疆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遗物》一书中，桑志华神父著录了在赤峰考察所收获的红山文物，从而科学地确认了赤峰红山存在史前文化的结论，也由此成为第一位确认红山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学家。

 

在1914年刚刚来到天津时，桑志华神父便已开始着手筹建博物馆，以保存收集到的标本。当时他将搜集到的资料和动物、植物、岩矿、古生物、古人类标本暂时储存在天津耶稣会的办事处崇德堂内，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进行，崇德堂内13个房间和地下室全部堆满了各类标本。

1921年，直隶耶稣会决定在天津兴办一所工商大学，旨在专门培养技术和工商人才，校址选定在马场道141号。桑志华得知后，建议在学校内办一所博物馆，并得到了支持。为了使博物馆更具规模，桑志华还写了一封题为《向传教士呼吁》的信，恳请各地神父帮忙搜集标本，以丰富馆藏。1922年，一座三层小洋楼建成，占地三百多平方米，桑志华给它取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院”，中文名叫“北疆博物院”，并将存放于崇德堂的资料和标本移至北疆大楼内。不过博物院并未马上开放，桑志华神父继续到各地考察，不断将标本运回。

随着馆藏的丰富，1925年北疆博物院扩建，在主楼西侧又新建一座三层建筑与之相连，作为陈列厅。直到1928年，北疆博物院终于对外开放，让世人一饱眼福。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像披毛犀这样的大型动物化石骨架，还可以看到各类史前的石器、标本等。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次扩建，在主楼南侧兴建一座两层高的楼房，并在二层位置建立一条封闭式天桥，使三座建筑成“工”字形连为一体，形成最终完整的北疆博物院。当时，博物院共展出动物标本3.5万种，植物标本2万种，岩石与矿质标本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和农学的调查报告。北疆博物院不仅有陈列厅、标本库房，还有化石修复室、研究室，集搜集、保存、展出和研究于一身。在展览文物的同时，北疆博物院还经常举办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讲座活动，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并普及了自然知识，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桑志华神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铁十字骑士荣誉勋章”，北疆博物院也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桑志华神父的考察和采集工作被迫中断，北疆博物院也暂时关闭。不久，天津惨遭沦陷，形势所迫，桑志华神父于1938年离开天津回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

1939年，华北地区连降暴雨，天津遭受水灾，市区被淹。为了保护藏品，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标本被迁到北京新建的博物院内。此后，北疆博物院由发展期转入保管期，为今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1953年11月，博物院的陈列厅再次对外开放，当时的展品分为四类，分别是古生物及矿石、脊椎动物、动物进化、农业病虫害，被分放在不同的陈列室供人观看。1957年，北疆博物院正式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1958年，陈列展品和办公地址从北疆博物院大楼迁到马场道西端。从此，北疆博物院变成了收藏珍贵标本的库房，不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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