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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中国教会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1950年7月内战结束。内战中于斌总主教被中共宣布视为“战犯”，但中华民国教会在内战时期的历史却完全空白，只留下一句话：1949年于斌总主教奉教宗命令去美国。直到2011年，台湾教会新作的《1949年之后的天主教》，才将内战时期的中华民国教会作为历史背景进行简单敷衍的叙述，首次向大陆教会承认于斌总主教被中共列为“战犯”，除此再无其它的交代。因此，怀着诸多疑问开始探究，首先声明：本文如题，只局限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而非完整的历史。

《一》国共内战时期的于斌总主教

——中华民国教会在内战时期的资料经过查找和多年声讨无果后，许多人开始质疑台湾教会。之后，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香港圣神研究中心的学术季刊《鼎》2012秋季刊，发表了《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由于史记叙述明显存在技术处理与修饰的原因，所以，将史记中的资料和收集的可靠资料按先后排序进行归整，重新还原当代历史事件的原貌。

——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主教逃离南京岗位长达7年多（另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在她控制的解放区已经建立政权，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12月第一次去隶属南京教区的无锡，他都忙于和军方将领及地方官绅酬酢时局，直至离开无锡，都没有时间与一直等候的无锡神父们见面。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当时中华民国教会发行的《益世周刊》记载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1943年于斌主教与各宗教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并由于斌主教担任轮值主席，在内战期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性质在《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有明确的记载：“为全国各宗教徒参加戡乱救国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教会资料证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作为督导天主教徒与各宗教徒参加内战的工作机构。这时期，于斌总主教有数次奉命特使欧美的外交行程，最后一次是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于斌总主教再应蒋介石总统及夫人宋美玲的邀请，显然是以国大主席亲信的身份作为总统特使，赴欧美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得到支持进行游说。对此，中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于1949年1月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据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的统计，于斌主教从1945年9月回到南京教区履职，截止1949年7月底逃到台湾，于斌总主教在南京总教区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半，期间还有许多外务。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每年都有数月时间在美国。

——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没有好感，有些人因为国民政府官员腐败及施政不当表达抗议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些人对国民政府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变成共产党人。显然，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国民政府腐败与无能，必须通过改革获取人民的支持，才能遏制共产党的发展。正如中华民国外交部叶公超次长向美调查团的石博思表达的看法：如果有一个良好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可能就会离开。

——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任国大议员被推举为国大主席，他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有政府背景，所以，在八年举国之力付出3500万生命的代价取得抗战胜利后，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凋零百废待兴时，于斌总主教无视民生疾苦支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内战。据资料显示，内战造成近千万军民死亡并且加重了民生灾难。结果使共产党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使中国迅速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于斌总主教作为教会领袖，他必须以维护生命、和平与正义的宗教良知去带领教会，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去回应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促成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廉效政府，从而遏制共产党的发展，这才是主教为人民、为国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于斌总主教的政治却以政治领袖为马首，因此，他使教会失去自身政治的独立性，他违背人民的利益，也回避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最后以彻底失败逃离大陆告终。于斌总主教的政治错误源于他以政治领袖为马首的领袖政治，而领袖政治也回报成就他世俗的荣耀。

《二》中华民国教会领袖的榜样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是中华民国教会的领袖，中共在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又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试图通过强力震慑达到瓦解操控教会的目的。中共的震慑逼使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面临考验，他们必须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职责在教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做出抉择。

——1948年到1949年期间，教宗庇护十二命令中国所有的主教、神父都必须坚守岗位。1948年6月，田耕莘枢机请病假到上海治病以后，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到田耕莘枢机的北平总教区公开发表谈话，要求中国所有的主教、神父甚至神学修士都要坚守岗位，这是教廷的决策，教宗庇护十二本人在德军占领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大概在1948年底，于斌总主教就有将南京总教区的年轻神父和修士撤退到台湾的计划，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不准。1949年4月解放军要渡江之际，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执行撤退计划，带领部分神父、修士租乘货轮临时转往基隆码头靠岸到了台湾，迫使教廷接受这些人在台湾的既成事实。而后，于斌总主教也通过朋友谋求教廷在台湾分划新的监牧区担任署理。1949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擅自逃抵郭若石总主教管辖的台湾监牧区，但随即就接到教廷的通知，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这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对于斌总主教不能坚守岗位的不满，也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准备与中共对话。罗光总主教说，于斌总主教接到教廷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后写信告诉他，在年底结束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于斌总主教对教廷的命令首先以南美之行滞缓，然后以回到云南或四川工作婉拒教廷要他坚守南京岗位的命令。此后，国军第13兵团在1950年7月前都驻守云南，从越南、缅甸入境云南的陆路、空航都畅通，但于斌总主教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已决意逃离大陆，先前写信说回到云南工作也食言不去了。至此，于斌总主教完全暴露不堪教会领袖的重任，若再勉强他回到岗位可能情况更糟。之后，教宗庇护十二只好批准于斌总主教暂居美国，开始他在美国10年的流亡生活。

——同期田耕莘枢机在1948年6月请病假先后到上海和香港治病，他离北平前指定献县的赵振声主教代理管理总教区。在他离北平之前的一年中，中共日益扩大控制区域就有上百名神父被捕，在田耕莘枢机看来未来的局势是悲观的。1949年2月，耶稣会的蒲敏道神父告诉田耕莘枢机，教廷多数人赞成将神哲学修士撤往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好牧人要坚守岗位。田耕莘枢机这时住在香港道明会的会院，心中痛苦犹疑不定。1949年10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接田耕莘枢机去台北，他也同意去，但启程前一晚，教廷驻香港代办葛礼耕神父来看望田耕莘枢机，宣布教廷禁止他去台湾，并要他健康恢复后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方若翰神父说，也有人给他送去到天津的船票。但田耕莘枢机对回北平有深切的顾虑，为此致信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请求回到北平能够善待不被理会，最后田耕莘枢机为了保全自己拒绝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到了1950年10月，田耕莘枢机才离开香港，去罗马参加圣母升天定为当信道理的典礼，随后转往芝加哥郊外圣言会的会院，作为他以后8年的隐居之所。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主教这两位中国教会领袖，在教会危难之际，都违抗教宗的命令，为了保全自己抛弃下属神职和羊群，逃离大陆并拒绝回到岗位，其领袖榜样对留守大陆的神职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三》中华民国教会出现三种选择造成分离与分裂

——中共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标志着教会已经进入跌宕的时期，在国民党即将溃败和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之际，中华民国天主教的神职普遍陷入严重的前途危机和恐慌。因此，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出现了下述三种选择：
       
（1）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于斌总主教在1949年4月解放军要渡江之际，公开违抗教宗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带领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台湾，在危难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当时对没有撤退台湾的神职称为‘留守大陆’。同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也抗命逃抵台湾。于斌总主教违抗教宗命令的作为，对当时中国教会的神职和教友都造成强烈的震动与反响。

（2）于斌总主教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一去不返，两位教会领袖逃离使部分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神职丧失信心，他们不顾教廷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立场，擅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使团体产生政治分裂。1950年底，逼迫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部分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神职在教会原则与中共妥协后加入‘革新会’，即‘爱国会’的前身，从而使教会分裂。

（3）还有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的部分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他们持守教廷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捍卫教会原则不妥协，即当时教会的‘两不’政策。龚品梅主教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政治抉择致死没有改变。

——上述三种选择使中华民国教会出现分离与分裂，从而形成现在的‘台湾教会’，和大陆‘地上教会’，及大陆‘地下教会’的雏形。但台湾教会在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时，为了掩盖于斌枢机担任总主教期间渎职的错误，与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因此台湾教会策划了三个步骤作为论述的基础：第一步，隐瞒于斌总主教支持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内战，和违抗教宗命令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然后自己抗命逃离大陆的事实；第二步，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事实，因此台湾教会无视教廷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法理，违背事实，不顾人情，将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强行划归中共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龚品梅主教和留守大陆的神职隶属中华民国教会；第三步，然后从1949年中共建国后论述在大陆的部分神职与中共妥协造成“大陆教会分裂”，从而达到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事实，和掩盖于斌枢机担任总主教期间渎职的错误，与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台湾教会通过上述策划的三个步骤论述大陆教会，不论做人、做事、还是学术都违背了普遍的道德准则。

《四》罗光总主教放纵外行神职群众论述

——台湾教会通过掩盖历史、歪曲事实的三个步骤作为论述大陆教会的基础，所以，何时由何人建立的论述就成为被关注的问题。1966年以前大陆根本没有‘地下教会’。1966年至1976年，文革毁灭性的教难逼使教会及神职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1979年政府拨乱反正归还教堂，部分神职选择公开传教，所以，当时以‘地上’、‘地下’形容主教、神父的状态，后来演变成‘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作为主教、神父分属不同团体的名词，由此可以确定，大陆教会的论述是1979年以后才建立的。

——大陆自1949年建国后闭门锁国30年，当面对大陆开放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此时，台湾神父也有机会中转第三地持他国护照，以游客的身份潜行了解大陆教会的状况，那时在家里接待过台湾神父。这时期罗光总主教接替于斌枢机主教成为台湾教会的首牧。在台湾教会能够胜任论述大陆教会的学者屈指可数。目前从外面传来的情况是：询问台湾教会可能建立论述的人都说不是自己做的，但也拒绝说出是谁做的。后来说台湾教会的学者没有建立过论述，是台湾普通神职群众自发形成论述。当时情况是，台湾教会基本每天都有论述文章向香港及华人教会输送论点，首先在人的意识里逐步固定形成论述。我们不禁要问，罗光总主教身为辅仁大学的校长，据介绍也是著述颇丰的学者，他为什么闲置台湾教会的学者？放纵外行的普通神职群众论述？因此强烈要求台湾主教团进行调查，撤销错误和不完整的论述。

《五》结语

——于斌总主教逃离大陆以后，南京总教区在中共的威逼下发生三件改变大陆留守教会的重大事件：（1）有神父、修女、教友800余人签名支持教会革新在全国沸扬漫延。（2）神父带领教友到教廷驻华公使馆抗议，要求中共驱逐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3）南京神父李维光是天主教‘爱国会’主要的筹建领导人。因此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的错误有两个层面，首先个人层面：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逃离岗位就是错的。其二职务层面：羊在哪里牧人就必须在哪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两位主教是中国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支柱与全体神职的榜样，然而，他们在教会危难时刻抛弃下属神职和羊群，完全放弃不履行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是职务犯罪。所以，两位主教要为自己渎职的错误负责，承担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

——中共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后，于斌总结主教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顺利达到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造成部分留守神职动摇妥协，所以中共于1950年、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会’和‘爱国会’达到分裂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公开违抗教宗命令，指示部分神职撤逃台湾，在危难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然后抛弃下属神职及羊群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留守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中共政府及支持的‘革新会’和‘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在内因和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留守大陆的普通神职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他们必须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但是，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探究是根据可靠的资料对当代历史事件做客观的评述，目的是：还原中国教会当代历史事件的原貌，和促进教会史学工作者研究中国教会的当代历史，纠正错误，重新界定教会分裂的责任，还大陆地上教会已逝老人一个公正。如果认为文章与事实有出入，并且有具体意见的，我会立刻反省改正。


资料：

（1）《政教困局中的于斌主教》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陈方中

（2）《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  北京国家图书馆  

（3）《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 魏良才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欧美研究》第32卷第2期（民国91年6月）341-386

（4）《记田、于二枢机》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  陈方中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让我们高举我们的主耶稣，注视他，承认他，唯他是王，让共产党，爱国会滚出教会体系！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纠正，中华民国教会没有分裂，中华民国教会没有爱国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分裂了教会，成立了分裂教会的魔鬼组织——爱国会！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加入‘爱国会’的部分神职，是从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中分裂出来的。1949年于斌总主教逃离大陆，后来南京总教区发生三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教会，（1）在威逼下，南京有神父、修女、教友800余人签名支持教会革新在全国沸扬漫延；（2）南京神父带领教友到教廷驻华公使馆抗议，要求中共政府驱逐教廷公使黎培理；（3）南京神父李维光是天主教‘爱国会’主要的筹建领导人。所以，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的错误有两个层面：

首先个人层面：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逃离岗位就是错的。

其二职务层面：羊在哪里牧人就必须在哪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两位主教是中国的教会领袖，是教会的支柱与全体神职的榜样。然而，于斌总主教在教会危难时刻抛弃下属神职和羊群，完全放弃不履行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是职务犯罪。所以，于斌总主教要为自己渎职的错误负责，承担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

中华民国教会分裂产生的‘爱国会’延续致今，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我们身为教友视野非常有限，凡事要依靠耶稣、跟随耶稣，不要凭自己有限的思想与智力。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加入‘爱国会’的部分神职，是从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中分裂出来的。1949年于斌总主教逃离大陆，后来南京总教区发生三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教会，（1）在威逼下，南京有神父、修女、教友800余人签名支持教会革新在全国沸扬漫延；（2）南京神父带领教友到教廷驻华公使馆抗议，要求中共政府驱逐教廷公使黎培理；（3）南京神父李维光是天主教‘爱国会’主要的筹建领导人。所以，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的错误有两个层面：

首先个人层面：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逃离岗位就是错的。

其二职务层面：羊在哪里牧人就必须在哪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两位主教是中国的教会领袖，是教会的支柱与全体神职的榜样。然而，于斌总主教在教会危难时刻抛弃下属神职和羊群，完全放弃不履行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是职务犯罪。所以，于斌总主教要为自己渎职的错误负责，承担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

中华民国教会分裂产生的‘爱国会’延续致今，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历史进程中进行，我们身为教友视野非常有限，凡事要依靠耶稣、跟随耶稣，不要凭自己有限的思想与智力。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十几亿兄弟姐妹们在等你们回父家，退出爱国会吧！共产党不能领导教会，这是铁的规矩，不能打破！最早一代的爱国会主教，神父们已经面对天主了，就算他们在世时有世俗的平安和荣耀，但现在最终都没有了，为何你们还要这些？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父亲渴望小儿子回归父家，但父亲没有拉他回家。小儿子必须走回父家，这是悔改行为，而这悔改的行为必须是小儿子本身的，没人可以替代的，一个必要的行动。耶稣说过，他主动寻找一只迷路的羊，但那是只安份的跟他返回羊栈的羊。回家吧，退出爱国会吧，教会的你我他还是欢迎你！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若兄弟姊妹之间的发展不同，父母有不同的支援，而兄弟姊妹之间相互的比较也常会出现，可惜，很多时候子女们总觉得问题是在父母身上。这个大儿子在一切都做了之后， 产生的是傲慢及自满，这是他失足的地方！但是，这位慈爱的父亲却指出：“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路十五31 ）；如此，他弥补了彼此的关系， “你常同我在一起”是对这位儿子的接纳。外物虽然丰盛， 但亲情最重要；因此，这位慈父告诉大儿子：“只因为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路十五32 ）， 重修他们彼此的手足之情、鼓励他们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