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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 张爱辉
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苦难。可以说,“苦难”是人类的生存处境,而如何“正视苦难、摆脱苦难”成了人们一直追求的愿望和目标。文化领域中的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都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认识苦难,帮助人类战胜苦难”的伦理责任,尤其能为信徒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灵安慰的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我们期望,通过探讨宗教和信徒的苦难观可以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和应对苦难的生存处境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使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基督宗教以“耶稣基督的苦难”为根基,强调人类的苦难因“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有了意义,从而对苦难问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回答。但本文的目的并非单纯从理论上阐述基督宗教的苦难观,而是着重于基督教徒对基督宗教苦难观的具体实践。所以,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结合对山东省烟台市区的基督教徒个案实地调查的情况,分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基督宗教苦难观的实践过程,着重揭示他们应对苦难时的态度和反应,以及他们的苦难观所呈现出的特色,从而试图形成对他们的双重身份认同,并展现基督宗教信仰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现实的基督教徒身上的融合。 笔者选择山东省烟台市区为调查点,并最终选定两个新教徒和两个天主教徒为调查对象来展开对其苦难观的实践调查。调查主要采取了宗教人类学的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的田野调查法:通过与被调查者(山东省烟台市区的基督教徒)的交流,了解被调查者的文化背景和神学背景;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体会被调查者的生存状态以及对苦难处境的应对态度;通过跟踪被调查者的宗教活动,尤其读经、祷告和周日崇拜等,探究教会在协助信仰者正确面对苦难问题上所做的努力…… 在调查时笔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自己曾经的苦难经历作深刻的反思。所以,大部分的基督教徒并没有清晰的所谓“苦难观”。鉴于此,笔者在调查中特别注意了被调查者对自己苦难经历的态度和反应。由于基督教徒所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信仰年限和成熟情况的不同,以及个人表达能力的差异,每个人对自己所遭遇到的苦难都有其特殊的认识、态度和反应,而这些认识、态度和反应恰恰能体现出基督教徒的苦难观。 提到基督教徒面对苦难时的态度和反应,就必然涉及到他们对苦难原因和责任人的追问,也就是对“神义论”的追问。在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发展史上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神义论”,但是,无论奥古斯丁的“苦难是上帝对人的罪的惩罚”、希克的“苦难是塑造人灵魂的幽谷”,还是格里芬的“苦难是上帝与人共同的冒险”等,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苦难产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都没有圆满地解决“神义论”的问题。尽管现代的基督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们也在极力地为“恶”的问题辩护、澄清上帝的属性、阐释苦难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正当性……但理论毕竟是理论,它与现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一个基督教徒在现实生活中对自身苦难原因的追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所追问的原因会不会像我们所列举的这些“神义论”观点一样?或者,会不会就是这些“神义论”观点在现实中的再现?所以,笔者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是:当抽象的、理性的“神义论”与现实结合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 而笔者经过调查发现,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基督教徒对自身苦难原因和责任人的追问不像笔者原先所预想的那样能够完全诉诸上帝或天主并体现“神义论”的观点,相反,他们对自身苦难的认识极为冷静,对“正义”的诉求也呈现出不同于神学理论的特色。从他们的“追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神义论”中造成“三难悖论”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冲突的影子,因为这些基督教徒总是把苦难的原因和责任人大多诉诸人事,极少会从神学的角度寻求终极的解释。在这些中国基督教徒的观念里,受苦、苦难是人的罪性造成的,与上帝无关;上帝依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身苦难的存在而怀疑上帝的公义和爱,也不会因此减少对上帝的信赖和忠爱。所以,他们对苦难原因和责任人的追问并不是“神义论”的再现,而实际是对“神义论”的一种继续和延伸。 另外,从这些基督教徒对自身苦难原因的追问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他们来说,上帝或天主好像是完全脱离其内在生命的外部力量,只是辅助他们摆脱痛苦、获得永生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上帝或天主不是他们的生命本身,至多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有利于生活的外部精神力量。一方面,在他们的观念里已经人为地将“上帝”抽象化为一种无形的主宰力量,而非一个与人有亲密关系的真正人格化的神;另一方面,上帝又是被他们世俗化了的朋友、亲人和“救主”,是他们遭遇苦难时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安慰。但这里的“救主”已经包含了极大的功利性。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理解也侧重于伦理与实用的方面,缺乏超越的意味;而且他们也在用人与人的关系来对待人与神的关系。这些显然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和现世,缺乏超越精神”分不开的。 从调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宗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具体的基督教徒身上是可以达到文化上和伦理上的融合的,两者的影响在基督教徒身上并存,不但没有冲突,而且还能互补互益。所以,这些基督教徒的苦难观在很多方面明显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体现出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如:他们对苦难意义的认识更多地倾向于传统文化对苦难所赋予的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与信仰的关联较少。即使表面看起来似乎他们也关注与上帝的关系,对苦难意义的认识同样指向一个“未来”的向度。但究其实质,他们所强调的“试炼”、“补赎”的最终目的还是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堂”。所以,他们对苦难意义的认识依然局限于现世的实用的目的。 又如:这些基督教徒在现实生活中即使遭遇到苦难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他们会把这种自然流露出的道德意识看成作为基督教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并以此达到对自身身份的一种自我认同。但是,笔者却觉得他们在现实中遵守的这种所谓“基督教伦理规范”其实仍是分裂的,而且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俗伦理。另外,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些中国的基督教徒,尤其老年基督教徒,很明显地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大多采取自我默默承受的方式应对正遭受的苦难;信徒间的相互关爱还是有一些欠缺,所以,教会和团契在信徒应对苦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整个调查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些基督教徒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强调自己的基督教徒身份,极力宣扬自己对上帝或天主的虔诚。也许在他们看来,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不需要向人强调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身份认同。他们需要的是别人承认或是赞同他(她)的基督教徒身份。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其实已经与基督宗教信仰融合为一体了,他们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对他们来说,两种身份的认同应该是合一的。他们也许不喜欢别人说有什么传统文化的东西混在信仰里,因为他们极力地在说自己是完全按照《圣经》或教会的教导来做的,他们也在不断地引述《圣经》里的经句来证明自己。那个美国牧师也特别强调说:“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但他们只是“自以为”或者他们愿意这样认为——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是忽略了那个“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是“他(她)还是个中国人”这样一种身份认同。意识不到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已经把他们的信仰包容进来了。所以,从表面看,在笔者所调查的基督教徒这里,传统文化与基督宗教信仰基本没有什么冲突,一切都被宽容地融合在一起,几乎看不到他们自我认同时的内心挣扎。当然,看不到也并不意味着没有挣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