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龙：《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择误 以往因工作关系接触过耿升先生的译作，觉得问题不少，近日对照原文阅读了他的几种译作，这一感觉得到了证实。事实表明，耿先生的译作错误甚多，读者若引以为据，难免以误为正，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忽视的损害。笔者思之再三，斗胆对耿先生的译作略加评论，希冀引起读者和学人的注意。出于压缩篇幅的考虑，我将译文的错误分成几类，各举数例，并附必要的说明，以收窥斑知豹之效。由于耿先生的译作数量极大，未能全部拜读，所以本文主要以《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为例，仅偶尔提及他的其他译作。 荣振华着《1552年至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汇编》（Repertoire des Jesuites en Chine de 1552 a 1800) 一书即《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以下简称《补编》），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973年出版于罗马和巴黎，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也是当今研究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早期西方汉学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广受各国学者的重视。此书不以论述见长，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大量翔实的资料。书中不但有人名、地名、书名、期刊名和篇名等专用名，而且涉及多种欧洲文字以及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此外，作者为节省篇幅经常大量使用略语。因而，翻译此书有一定难度，不但要求译者具备相关知识，更需要认真负责的精神，遗憾的是，耿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 一、因常识欠缺而造成的错误 书中经常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令人吃惊；如果在翻译过程中肯利用有关工具书，借以弥补译者的知识不足，这些错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１．将率领船队完成首次环球航行的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 错译为马格朗（《补编》第398页）和马赫兰（《补编》第795页）。译者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外国名人的姓名，在翻译中理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原着第一次提到 Magellan 时称他为航海家，并注明其生卒年为1470-1521，译者将他译作“马格朗”；原着第二次提到 Magellan 时，更说明他于1521年“发现”了菲律宾；这次译者将他译作“马赫兰”。在原着对于麦哲伦的身份作了如此充分提示的情况下，译者一错再错，显然是对世界史基本知识的欠缺使然。 ２．太平洋上有名的“马里亚纳群岛”（Mariannes）被错译为“马里亚梅人”（《补编》第814页）。世界上何处有马里亚梅人？纯属译者凭空杜撰。 ３．将“抚州”（Fuchow）错译为“福州”（《补编》第240页）。原着提及抚州时说，法国传教士傅圣泽 “1709年在南昌、抚州和临江府”；稍具有关知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三个城市都在江西。当年欧洲传教士大多经由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其行程为经广州过大庾岭入江西，走赣江入长江至南京；只有少数传教士走海路在厦门登陆。错将抚州译作福州，莫非因译者只知福建有福州，而不知江西有抚州？ ４．将南明的隆武皇帝（原文：Long-Wou）错译为“隆庆”（《补编》第773页）。如果说抚州和福州因同音而错译，那么“Wou”怎么会译成“庆”呢？隆庆为穆宗，隆武为唐王，两者相距大半世纪，当非笔误。大概译者只知明朝有隆庆，而不知清兵入关后尚有南明隆武。 ５．将“洛林地区的凡尔登”（原文：Verdun Lorraine）错译为“凡尔登的洛林”（《补编》第265页）。洛林乃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广及四省，凡尔登只是该区的一个小城市。把洛林说成属于凡尔登，可能是地理常识欠缺所致。 二、因专业知识欠缺而造成的错误 １．将“甘肃肃州”（原文：Suchou du Kansu）错译为“江苏苏州”（《补编》第799页）。原着是在记述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探寻印度至“契丹”的路径时提到肃州的。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有所了解的人不该不知道，鄂本笃翻越帕米尔高原，经塔克拉玛干，入嘉峪关，到达肃州，一年半以后死于该地，从未到过甘肃以东地区，遑论苏州。 ２．将“随着1676年闵明我的《论述》在欧洲出版”（原文："Avec les Tratados de Navarrete en Europe 1676"））错译为“随着闵明我的条约的签定（1676年））”（《补编》第810页）。西班牙文中的 tratados 是一个多义词，确实可以作条约解，但是原着中此词却是对1676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在马德里出版的著作《论述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的简称。这是一部在天主教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著作，为圈内人士和学者所熟知，所以原作者为节省篇幅仅取书名的第一个词 tratados。译者显然对这部著作一无所知，遂望文生义，译作“条约”。原着再次提及此书时，多给了一个词，写作 Tratados Historicos，译者依然依样画葫芦，译作“历史条约”（《补编》第812页）。一个传教士不但撰有一部“历史条约”，而且居然“签定”了，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转贴者注：此文作者将 tratados 屡次拼成 tartados。〕 ２．将“税务法庭”（原文：Cour des Aides）错译为“埃德族人宫廷”（《补编》第18页）。译者大概不知道Cour des Aides为何物，其实只需查阅相关参考资料，问题即可解决。然而他却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随心所欲地译作“埃德族人宫廷”。Cour 一词并非只有“宫廷”一义，还有庭院、天井、法庭等多义，翻译时需视上下文酌定。至于“埃德族人”则不知从何说起，法国乃至全世界哪里有这样一个民族？尤其荒唐的是，当这个词组再次出现时，居然被译作“阿伊德宫廷”（《补编》第463页）。 这是何故呢？原来原文中的Cour des Aides此时变成了Cour des Aydes，也就是说，字母ｉ变成了ｙ。也许因为译者不知道，在许多欧洲文字中字母ｉ和ｙ有时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因而误以为 Aides 和 Aydes 是两个不同的词；于是“埃德族宫廷”又被随意改作“阿伊德宫廷”。至于“阿伊德宫廷”所指为何，恐怕译者本人也说不清楚。 ３．将“江河湖泊森林法庭法官”（原文：lieutenant general a la table de marbre）错译为“大理石案上的摄政官”（《补编》第71页）。其实，la table de marbre 不是一张大理石桌子，而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一个司法机构的名称。不知译者在落笔时是否想过，“大理石案上的摄政官”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官职？ 4．将“关于礼仪的八项许可”（原文：8 permissions touchant les rites）错译为“共有8次允许触及礼仪问题”（《补编》第824页）。罗马教廷的特使嘉乐1712年自北京返回罗马途中，针对罗马教皇严厉禁止中国礼仪的圣谕，在离华前夕发布具有妥协性质的“八项许可”，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对孔子和祖先进行非宗教性的礼拜和祭祀。此类基本史实应该是此书译者所必须了解的。 ５．将“巴黎黎圣热纳维耶夫图书馆手稿1961号”（原文：B. Ste Genevieve, Paris, ms. 1961）错译为“B. S. 热纳维耶夫：巴黎收藏的1961号手稿”（《补编》第240页）。巴黎有此图书馆，而且就坐落在著名的先贤祠右侧，译者如果不知道，倒也罢了，可是有什么理由将原文中的Ste. 简化为S. 呢？“巴黎收藏的手稿”又是什么意思呢？ ６．将“博絮埃和莱布尼茨试图合并新教和天主教”（原文：Bossuet et Leibniz tentent la reunion des Eglises) 错译为“博苏埃和莱布尼茨试图合并所有的修会”（《补编》第817页）。博絮埃是法国的天主教大主教，莱布尼茨则是德国的新教徒，他们考虑的是基督教的统一问题，而不是为数甚多的修会合并问题。从文字上来看，“修会”在法文中通常写作ordre，而 Eglises 一词从不用于指称修会。此类基本专业知识，也是翻译此书所必需。 三、因外语知识欠缺而造成的错误 １．将“括弧中的省份是殷铎泽在其著作第35-37等页中提供的该传教士的被捕地点”（原文：Entreparentheses province ou il fut capture d'apres Intorcetta p. 35-37)错译为“顺便指出，据殷铎泽著作35-37等处记载，那里也是殷铎泽被捕的省份”（《补编》第842页）。原着中这一段话是为下面的一份名单所作的说明，这份名单所列是被中国政府驱逐到广州的22名欧洲传教士，每一个传教士的名字后面均有一个括弧，注明该传教士被捕时所在的省份。译者因未读懂原文，曲解了原意，把22名传教士分别被捕的地点说成是殷铎泽本人被捕的地点。译者是否想过，殷铎泽一人何以会在十几个地点被捕？难道他有分身之术？ ２．将“在福建重新审视文人的儒教”（原文：L'examan est repris au Foukien du confucianisme des lettres)错译为“在福建重新开始了文人儒教的科举”（《补编》第810页）。原着中这句话原本说的是欧洲传教士对儒教的研究，译者将examan一词错译为“科举”，致使译文完全背离原意，令读者以为中国政府曾在福建废除科举，而后予以恢复。 ３．将“遗憾的是，由于航海的艰难和危险，这些重要文献并未全部从遥远的国度送达罗马”（原文：Il est regrettable qu'avec les difficultes et les hasards de la navigation toutes ces pieces essentiel les ne soient pas parvenues de nos pays lointains jusqu'a Rome)错译为“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航海的困难和冒险性，所有这些主要文献没有从我们那遥远的国家传到罗马”（《补编》第15页）。这个法文句子并不复杂，但因译者错把部分否定当成了全称否定，故而曲解了原意。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作者是在介绍他为编撰此书所利用的资料时说这番话的。按照译文所说，作者岂非完全没有利用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遥远的国家”的“主要文献”？果真如此，这部记述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还有多少学术价值可言？ ４．将“欧洲的会长们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将一些杰出人物派往遥远地区的传教团。”（原文：Les superieurs d'Europe n'hesitent nullement a se priever pour toujours et a envoyer aux missions lointaines jusqu'a des hommes d'elite)错译为“欧洲的会长们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永远节衣缩食，并且向远东的传教区派去一些杰出人士”（《补编》第16页）。作者在这里想说的是，被派往远东的传教士大多是饱学之士，他们的离去对于他们所在的教区无疑是巨大损失，而与会长们是否节衣缩食毫不相干。译者不解se priever 这个动词在文中的含义，从而导致错译。 ５．将“教廷传信部打算把受教难困扰的湖广、四川和云南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原文：Projet de la Progagande assignant aux M. E. P. les provinces du Hukwang Szechwan et Yunan deranges par la persecution)错译为“教廷传信部对巴黎外方传教会指定计划，湖广、四川和云南诸省受到了仇教的骚扰。”（《补编》第830页）。原文的意思一清二楚，译者竟然没有读懂，所以译文令人不知所云；岂有教廷传信部“指定计划”，令中国数省受仇教骚扰之理？ ６．将“仿佛教省省长并不关心派往远方的旧部，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误以为这些旧部早已到达传教区，而实际上他们也许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传教区了”（原文：Comme si le provincial se desinteressait de ses anciens sujets partis aux missions lointaines et dans l'ignorance ou il se trouve continue de les croire arrives en cette mission qu'ils ne verront peut-etre jamais de leurs yeux)错译为“完全如同教省省长并不关怀那些已经出发前往遥远传教区的原来臣民，并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那里，而是继续认为他们刚刚到达这一他们自己可能永远不能亲眼看到的传教区一样。”（《补编》第17页）。作者的原意是：传教士们往往死于前往远东的旅途中，永远无法到达自己的传教区，而他们在欧洲的上司由于不了解实情，误以为他们早已到达目的地。译者没有读懂原文，致使译文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 ７．procureur一词指传教士中的两种职务，其一是司库，其二是特派员；原着第408页对此作了明确解释。但是，译者错将原文中的“此词”（原文：il）理解为“他”，因而将“此词有时指特派员”（原文： d'autres fois il designe un envoye)错译为“他有时也指派……使者”（《补编》第998页）。于是，包括卫匡国、柏应理、闵明我等人在内的所有奉命前往欧洲的传教士，全被译者称为“在华司库”派出的赴欧“司库”，而实际上他们都是被派往欧洲处理重要教务的特派员。 ８．将“准确的说明可从下列学者的著作中查找：”（原文：des mises au point sont a chercher dans les travaux des erudites)错译为“对于各家学者的著作中尚需作出某些注释澄清者有：”（《补编》第2页）。明明是作者所推荐的权威性的参考书目，却被译者说成是需要澄清的有问题的著作，作者的原意完全被歪曲，致使被作者列入名单加以推荐的那些著作的作者，平白无故地被扣上了黑锅。 ９．将“1773年11月26日，他在任职27年后请求辞职，皇帝不允，令其量力而行，但应继续担任此职。”（原文：Il demande de a ceder la place apres un service de 27 ans. L'Empereur refuse qu'il travaille en menageant ses forces et qu'il garde son titre)错译为“他在任职27年之后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但皇帝拒绝了，他不滥用精力地工作，其尊号一直保存到1773年”（《补编》第760页）。这里说的是奥地利传教士刘松龄任职钦天监监正一事。原着在刘的名字后面标明“1746-1774”，用以说明其在职时间。译者既未读懂原文，也不考虑是否自相矛盾，信手写下“其尊号一直保存到1773年”。读者难免产生疑问：刘松龄既然一直任职到1774年，怎么又说他于1773年失去了尊号呢？难道除了钦天监监正之外，他还有别的“尊号”？ 四、因责任心欠缺而造成的错误 缺乏责任心的表现有多种，其一是疏忽大意，例如： １．将“乾隆”（原文：Kien-Long）错译为“康熙”（《补编》第484页）。 ２．将“硬化”（原文：durcir durcissement) 错译为“软化”（《补编》第340页，第828页）。 ３．将“医学图书馆”（原文：bibliotheque medicale)错译为“中世纪图书馆”（《补编》第682页）。如果说，“乾隆”、“康熙”都是皇帝，“硬化”和“软化”是反义词，译者下笔时或许心有旁骛，那么“医学”何以错译为“中世纪”呢？原来这两个词的原文略有相似之处，前者 medicale，后者为medievale。如果能够认真校对，这种错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４．将“西洋顾问”（原文：Western Advisers)错译为“西方对手”（《补编》第721页）。这里英文的 Advisers（顾问）被认作法文的 Adversaire（对手），因而闹出了“认友为敌”的误会。 ５．将“有人责备我开列了大量参考资料，以致影响了本书的售价，此话并非毫无道理。”（原文：On nous a - non sans raison - reproche l'abondance des reference qui n'est pas sans influencer sur le prix du volume)错译为“有人指责我们－也并非无理取闹－放弃了参考资料，但它们不会对全书的价值有所影响。”（《补编》第23页）译者由于把abondance（丰富）误读为拼法相近的 abandon（放弃），因而将原句完全译错。后半句的原意是说因篇幅增大而提高了书的售价，译者既然没有读懂前半句，自然也就无法读通后半句，只得以杜撰代替翻译。 ６．将“在绍兴创建了浙江教区”（原文：Chao-hing fonde la mission du Tch-kiang) 错译为“在肇庆创建了浙江教区”（《补编》第584页）。肇庆远在广东，浙江教区怎么会在那里创建呢？况且肇庆在原着中明明写作 Tchao-k'in ｇ，译者不应不知。 其二是随心所欲，例如： １．同一个人的名字常有多种译法，前后不一。前面提到的麦哲伦先后被译作马格朗和马赫兰便是一例。下面再举三例。西班牙传教士Navarrete时而被译作“纳瓦雷特”（《补编》第810页），时而被译作“闵明我”（这是该传教士的汉名）（《补编》第812页）。永历皇帝母后的教名Helene两次出现在《补编》第806页上，前后仅隔16行，译名却分别为“烈纳”和“埃莱娜”；不知底里的读者难免以为这是两个人。又如目前正在梵蒂冈工作的华人耶稣会士施省三（Joseph Shih），时而被译作“齐行善”（《补编》第583页），时而被译作“史若瑟”（《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年，中华书局，第750页）。 ２．同一个专用名词有多种译法。例如 figurisme 及其衍生词 figuriste，在《补编》中至少有五种不同译法：形象派（《补编》第79页）、旧约象征论（《补编》第518页）、偶像崇拜（《补编》第820页）、旧约象征说（《补编》第241页，第998页）。译者使用这些不同的译法，既非出于上下文的实际需要，也不作任何说明，读者若不查阅原文，怎么能知道它们在原文中本是同一个词呢？figurisme 和 figuriste（笔者在拙着中译作“索隐派”）是某些在华法国传教士对于中国宗教和历史所持的一种看法，涉及对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和诠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研究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对象。这样一个重要的术语，竟被如此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不禁令人怀疑译者是否视学术研究为儿戏。 其三是瞎猜胡编，例如： １．“伊利诺州的厄巴纳”（原文：Urbana Illinois ）竟然被译为“《伊利诺斯都市研究》”（《补编》第７６８页）。 这两个词在原着中是一部著作的出版地，即美国伊利诺州的厄巴纳城。译者望文生义，以为 Urbana 泛指城市，便擅自加上“研究”二字，硬是把两个地名变成了一种书籍或期刊的名字。 ２．Bulletin de l'universite l'Aurore 是上海震旦大学出版的一种法文学术期刊，其中文名字为《震旦杂志》。原着第一次提及这份期刊时使用了全名，此后则简写为BUA。译者将其全名译为《震旦大学学报》，虽小有出入，尚无大碍。但是随后遇到BUA时，大概因为记忆不清，而又不肯花时间查阅前文，遂信手胡译，时而写作“布阿版”（《补编》第79页），时而写作“布瓦版”（《补编》第237页，第682页），令读者莫名其妙。 ３．将“还有一位奥斯定会神甫安德义（约翰－达玛塞纳·德·拉康塞普西翁），即后来担任北京主教（1778年至1781年去世）的萨鲁斯蒂（Salusti）阁下”（原文：et aussi le P. Augustin Damascene de la Conception, le futur eveque de Pekin Mgr. Salustide 1778 sa mort 1781)"错译为“也有一位奥古斯丁会士安得义 Damascene（普塞普西翁教派的约翰－达玛塞纳，以及后来的北京主教（１７７８年直至１７８１年他去世为止）安主教阁下”（《补编》第７６３页）。这句译文有两个问题：其一，达玛塞纳和萨鲁斯蒂本是同一个人的姓和名，安德义则是此人的汉名；但在译文中却成了两个人；其二，译者大概觉得la conception是个普通名词，不应是姓氏，于是将它译作“普塞普西翁教派”，全然不顾是否确有这个教派，于是乎，这位神甫就变成了“普塞普西翁教派的约翰－达玛塞纳”。 其四是“跳越障碍”，即随意删除原文，不予翻译，例如： １．原着第335页中的“22 Oct. Re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par Louis XIV”（10月22日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被无缘无故地删除了。“南特敕令”的颁布和废除都是法国历史和欧洲宗教史上的大事，岂能随意删除！ ２．原着第311页上的 “Than Tai et Chiaen Yuen" 也被无缘无故地删除了。原来这是两个华人的名字，译者难以将它们复原成汉字，既不向读者作任何交待，也不采用音译加注的办法，干脆删除，不留痕迹。 ３．《法国汉学》第一辑第31页第2段末尾，原着有这样一段话：Le Nombre des especes vivantes ainsi que celui des ames a ete fixe par ne varietur（圣灵及灵魂的数量由上帝确定，不可改变）。也许因为ne varietur这个拉丁文短语难住了译者，于是略而不译。同书第34页上也有一处被删，这次是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系从古汉语译成法语，长达三行。译者既不肯查找《广阳杂记》，又不好意思将刘献廷的话译成现代汉语，于是干脆删除。同时被删去的还有这段引文的导语“他补充道”（原文：qui ajoute que），其目的当然是掩人耳目，不露随意删除的痕迹。 以上大多是笔者从一部书中随机取样顺手摘录的一些例子，绝大多数都是“硬伤”。至于因译者的法文和中文方面的欠缺而造成的理解或表达不清等“软伤”，更是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像“我们提供的参考资料不是始终都能澄清我们在研究了标注在传略中的其他资料后的收获”（《补编》第11页）之类佶屈聱牙、文理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曾对照原文拜读过同一译者的其他译作，诸如《中国和基督教》、《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刊登在《法国汉学》第一辑和第二辑中的几篇译文，发现本文所列举的各类错误也大量存在于这些译作中，可见出现在《补编》中的问题绝非偶然。 本文所列举的《补编》一书的翻译错误，表明译者的专业水平存在着严重缺陷，而职业道德问题尤为严重。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应该有起码的“译德”，读不懂的应该去查书，去请教，绝不能胡猜瞎蒙，生编硬造，强不知以为知。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有起码的“史德”，否则既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既然投身学术研究，就应淡泊名利，以尽心竭力推进学术为己任；老老实实做学问应是律己的最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