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鹤红赶紧与其他“爱心妈妈”们商议。接到孩子照片和资料，核实情况，她们给对方汇去2000元钱，让他们先在当地租房建立寄养点，征得福利院同意，将有病的孩子接出来进行特别护理。同时，“妈妈”们筹划在北京租房子，因为最终需要把孩子们接到北京动手术。
2007年12月1日，“爱心妈妈”们与房子业主签订租约，连夜给河南的志愿者打电话。孩子们12月2日就到了，此时房子还是空的。“天使妈妈”们先在“摇篮网”上发布帖子，征集家具和婴儿用品。天通苑的一个“妈妈”帮助将这个帖子转到天通苑社区论坛。天通苑小区的居民和摇篮网网友的捐赠源源不断地涌来。捐赠者几乎都是有了孩子的妈妈。
“就是心疼孩子。”郑鹤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人做事没有那么理性”,“天使之家”是仓促建立起来的，几乎是“拍脑袋”的决定。
“天使之家”的负责人、胆子最大的邓志新拍板决定了这件事情。她说，当时不能多想，硬着头皮闭上眼睛，想太多就办不下去了。“要想要孩子活就得那么办。”
仓促归仓促，“天使之家”的目标却很明确，宗旨是为全国14岁以下、因身患先天性疾病或残疾而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中国孤儿安排医疗、提供护理和康复的生活场所。
更多的孤儿陆续入住“天使之家”，且几乎都有九死一生的经历。先天无肛的路通来自河南一家福利院，送到天使妈妈寄养点，还是个没满月的娃娃。他是在路边的垃圾桶里被人发现的，送到福利院时已经奄奄一息：肚子鼓鼓的，涨得快透明了，已吃不下任何东西。当地医生诊断认为已经没救了，建议放弃。
“天使之家”得知后，当即联系首都儿研所儿外科教授李龙。李龙建议立即转送北京治疗。志愿者们抱着路通，连夜开车从平顶山赶往郑州，半夜抵达郑州机场。当时已经没有飞往北京的航班。
熬到第二天早上，航空公司拒绝他们登机，因为路通出生未满15天。路通的生命危在旦夕，志愿者临时决定开面包车上北京。“天使之家”一面联系医院做手术，一面不断发手机短信接引司机入京。10多个小时过去，志愿者的车顺利开进北京，直接赶到首都儿研所。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
手术早已准备就绪，医生早早等在那儿，路通立刻被推进手术室，紧急做人造瘘手术，利用人工帮助排泄，小路通的症状缓解了。医生说，路通的肠子有几处都快断了。
救治期间，在“天使之家”的努力下，“开拓旅车友会”为小路通捐助8000多元现金。手术后，路通住进天通苑“天使之家”寄养点休养，预备六个月后再做肛门手术。这些费用都将由“天使妈妈”通过各种途径筹集。
润润是另外一个被“天使之家”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孩子。他曾经被遗弃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医院中，网友们发照片到网上求助。今年2月，一个在澳洲的华人妈妈、“摇篮网”的网友王玉梅看到救助帖子，通过网络查询到“天使妈妈”，打来长途，还担心地问，“这么远，你们能救吗？”此前王玉梅曾参与救助了一个胆道闭锁的孤儿余伟豪。
恰好该县城附近有“天使妈妈”们救助过的一个家庭。受“天使妈妈”委托，夫妻二人在半小时内赶到医院，救下这个唇腭裂宝宝，孩子被直接送往北京，来到“天使之家”寄养点。澳洲“妈妈”得知这个消息，为孩子起名“润润”，希望孩子就此得到爱的滋润。
从“摇篮妈妈”到“天使妈妈”
“‘天使妈妈’其实就是一堆志愿者妈妈，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在后面。
大家只是靠网络做一些事情。”“天使之家”孤儿寄养点的负责人邓志新告诉记者。
她是北京一家外企公司的会计总监，网名是“愿天下孩子都幸福”。她在摇篮网上自愿救助生病儿童将近两年，曾在摇篮网上发起“万名妈妈大签名”活动，为中国孤残儿童的救助体制提出建议。
邓志新将自己的手机和姓名公布在网上，平均每天都要接二三十个陌生电话，至少花两个小时在救助工作上。只要不是在开会，她能接的电话都接。听到记者的采访要求，她爽快地答应了，但是要求不要把孩子们的残疾拍得太惨。
起初这些志愿者“妈妈”只是分别在“摇篮网”上发布求助帖子。2002年夏天，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编导、刚生完孩子的郑鹤红上了摇篮网，网名为“xiaomao777”。那里是很多新手妈妈喜欢光顾的地方，可以交流育儿心得，也可以了解最新育儿动态。
她在高中时参加过中国红十字会举办的青少年夏令营，自己当上妈妈，第一个念头就是上河南老家的福利院，去看望那些没有妈妈的孩子。她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在“摇篮网”上发起募捐，募得上千袋奶粉和小衣服。当地的福利院不习惯这种形式的民间捐赠，一听说是在网上公开募集的，急得要告郑鹤红诽谤，认为这是给福利院的工作“抹了黑”。
2005年，在中关村一家公司市场部门任职、刚做妈妈的邱莉莉来到“摇篮网”，她的网名是“一切为了孩子。”邱莉莉也很快加入“爱心妈妈”的行列，并且和郑鹤红一起帮助烫伤后被遗弃的孩子小婷(化名)。
小婷的亲生父母花光所有的积蓄，能借的都借了，最后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医院，希望有好人救助，只留下一个打不通的手机和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号码。郑鹤红和邱莉莉一面积极筹款，一面找到小卖部，知道曾经有一个来自云南的手机号码来过电话询问婷婷的情况。两人当晚向这个号码发送10多条短信，告诉对方小婷已经有好转，大家已经凑了钱，孩子需要自己的亲生父母等等。
两天后，邱莉莉接到小婷父亲的电话。他喊了一声“大姐”就哭了，说孩子的妈妈会来北京照顾孩子，而他还要继续在工地打工挣钱。郑鹤红和邱莉莉再次筹集700多元，为小婷妈妈购买赴北京的火车票。在重症病房里，妈妈搂着小婷泣不成声。
他们渐渐地发现跟帖子响应的总是同一拨人，于是彼此间建立QQ群、MSN群，开始电话联络。北京的志愿者妈妈干脆定期见面，聚会地点是就近的小餐馆，一起探讨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志愿者妈妈们惺惺相惜，曾统称自己为“摇篮妈妈”，因为大家几乎都是通过“摇篮网”论坛相识。如今，参与救助孩子的妈妈已经有上百名，其中的核心成员约为30多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地，还包括美国。
她们中既有月收入三四万的高级白领，也有自己开公司的老板，比如沈利和广州的明哥妈。还有不少是公司的普通职员，有两个计算机工程师，有四个会计，有心理工作者，有媒体从业人员，也有全职妈妈。几乎都是30来岁，他们的孩子最小的刚出生，最大的也不过五六岁。
志愿者妈妈们进行了分工，邓志新负责管理捐赠的账目；邱莉莉点子最多，负责和策划推广相关的事宜；沈利跑各种基金会筹钱，郑鹤红常负责应对媒体，跑医院、跑使馆，负责联系孩子的手术……
每个孩子的医疗救治费用都不是小数目。志愿者妈妈们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不断地寻找国内外各种公益组织，筹措手术费用。此外还向公司和个人募捐，先“杀熟”，比如邓志新，最近就从自己任职的外企公司募集2万多块钱。
仅2006年，这些普普通通的“妈妈”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就达到100多万元，救助了60多个人，其中有严重烫伤后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有失明的三胞胎，有各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孩子，2007年春天，思路开阔的邱莉莉提议再开辟一个渠道筹款，比如建立基金会。妈妈们想到就做，最终以独立公民的身份，与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签约，建立“天使妈妈”基金，目标是一年筹措100万元，能够救助100个孩子。
关于基金的名字，妈妈们想过“爱童”，想过“宝贝”，也想过“鲁冰花”，但最终还是决定用“天使”。“天使妈妈”基金还专门设计LOGO—— 一双大翅膀护着一双小翅膀。
在美国的华人志愿者“妈妈”们也同时成立“海外中国儿童救助会”，方便“天使妈妈”在海外筹款。该救助会由曾毕业于四川一所大学的全职妈妈陈筱微负责。在美国的计算机工程师肖华和多多妈则花费大量精力维护网站。这里是“天使妈妈”的大后方，在情况紧急的时候，美国的“天使妈妈”们慷慨捐助，比如多多妈有一次给一个孩子汇来1000美金。
资金总是紧张，这些钱很少会过夜，基本上是同一个账号，美国一张卡，中国一张卡，美国“妈妈”那边早上存入，中国“妈妈”这边晚上就取，而后赶紧送到医院，为孩子们支付手术费用。
“因为我是妈妈”
“国家给了你们一大笔钱吧！”“你们是不是想出名？”“你们有什么险恶目的？”
郑鹤红告诉记者，“天使妈妈”们经常被骂作精神病。
更多的人认为“天使妈妈”们在沽名钓誉。郑鹤红曾在网上与人辩论三天三夜，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合眼，目的只有一个，“我得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
郑鹤红反问记者，你做过妈妈吗？如果你做过妈妈，你就知道那是一种本能。邓志新的回答直截了当，“就因为我是妈妈呀。”做了妈妈的邱莉莉甚至给救助的孩子喂自己的母乳。邓志新称这是大家母爱泛滥的结果，做了妈妈以后，她连马路上看到的小孩都关心。
不过，邓志新承认，想为孩子做一些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像这个周六，她中午出来，在“天使之家”一直忙到晚上。从事IT工作的先生不得不花整个下午带孩子。3岁的闺女就开始闹了，她也要妈妈。
今年春节，郑鹤红全家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天使之家”刚刚筹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阿姨，郑鹤红天天坐着城铁往天通苑跑，结果疏忽了女儿妞妞，孩子发烧没有得到及时医治，结果急性淋巴结发炎，不得不到医院动手术。妈妈为此内疚不已，那也是先生唯一埋怨她的一次。
至于平时，郑鹤红笑着说，“天使爸爸”们敢提意见，不敢反对。事实上，“天使爸爸”们的支持功不可没。比如在美国建立“海外中国儿童救助会”，按照美国法律，需要登记注册，聘请会计和律师。陈筱微的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如今主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合办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在先生的支持下，陈筱微私人承担上述费用。
郑鹤红的家，清华大学院内那间约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寄养过不止一个孩子。先生不仅热心接纳，而且还帮着照料。2004年初，一个患有先天心脏病、叫珊珊的孤儿就曾寄养在郑鹤红家，和女儿妞妞一起吃睡，一起玩，而且一住就是10个月。当时郑鹤红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工作，两个孩子全靠她的妈妈和先生照料。家里的开支每个月至少增加1500块钱。因为有两个孩子，出门无法坐公交，只能够打车。
“天使妈妈”们彻底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如今，郑鹤红专心当全职妈妈，但是她的工作节奏远比上班还忙。这两天除了照顾寄养点的孩子，她还在帮助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先天心脏病患儿“家锐”跑签证，美国(中国)爱加倍基金会承担了相关费用，只有1岁的小家锐可以到美国最好的心脏病医院——纽约市玛丽医院，免费做手术。
家锐的奶奶陪孩子第一次来北京，祖孙吃住在郑鹤红家。老太太一边念叨，你们咋就这么好呢？一边惊惶恳求，可不可以就在国内把手术做了？郑鹤红无奈：“奶奶总是哭，不相信我们。奶奶说，等孩子三个月后回到中国，她要带孩子去医院做B超，看是否摘掉了孩子的器官。”
孤儿寄养在中国
平均每隔30秒，中国就有一个存在某种出生缺陷的婴儿降生。
这是来自中国人口网2007年6月的消息。
根据这个概率测算，平均每年就有约100万左右刚出生的孩子身带缺陷，成为为人父母者永远的痛。
等待这些孩子的，有时是比病痛更残忍的命运。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吴建英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北方的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弃婴都是先天有缺陷的病残儿童。她坦言这和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有关，一个有病的孩子往往会拖垮一个家庭。父母们无奈地选择了“遗弃”。
自2004年开始，民政部连续三年在全国实施“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简称“明天计划”，为全国所有0至18岁、需要动手术的残疾孤儿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吴建英表示，如今只要福利院的孩子有手术需要，都可以申请该项目，但是来自社会的爱心救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比如类似“天使妈妈”建立的孤儿寄养点，因为决策简易，几乎是有孩子需要救助就立即就可以行动，而申请“明天计划”的孩子按照流程，则首先需要逐级上报。一些偏远地区得急重症的孩子往往耽搁不起。
2001年起，一些爱心人士开始在北京、包头等地积极建设孤儿寄养中心，其实这只是孩子们的过渡居所，是孩子们在手术前、手术后休养的临时家庭。如今光北京就有六七家，分布在顺义、大兴等地，大约有上百个孩子在寄养中心生活，他们将在寄养中心一直生活到被家庭收养为止。
吴建英介绍，这主要考虑到任何一个新环境对孩子都是一个刺激，不想让孩子更多的受伤害，而家庭，无疑是孩子成长的最好环境。寄养中心的孩子大都经过中国收养中心安排，由外籍家庭收养。甚至大部分孤儿寄养中心也都是由外籍人士创办的，像“天使之家”这样完全依赖中国的民间力量，而且核心志愿者大都是在职妈妈们的寄养中心，在中国还是第一家。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孤儿寄养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力量介入提供了辅助性的帮助。陆士桢介绍，在国外这样的组织有很多，这跟他们的福利制度有关。他同时认为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它们需要一个发展的环境，在一定的法律和社会管理下，将它们纳入法制轨道。
如今，“天使妈妈”正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进行项目合作，由后者实施监督管理。福利院孩子的监护权利仍然属于民政机构，“天使妈妈”藉此可以申请部分救助款，同时也解决了救助的“身份问题”。
吴建英认为，这样的合作模式可以推广，只要具备条件的爱心人士，她们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合作平台。
吴建英建议，福利院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也要走出来，看到社会的救助力量，同时能腾出手做其他事情，比如对社会开放、提高福利院人员素质等。事实上，与“天使妈妈”们合作的一些福利院已经开始有了改观，比如开始筹款承担孩子们的前期检查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