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 非政府组织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她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何为NGO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比如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鼓励捐赠。 

　可以通过多种标准来分类NGO，下面是世界银行采用的分类方法：

运作型NGO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设计和实现与发展相关的项目。一种常用的分类是把它分为

  

NGO

“面向救助”和“面向发展”的组织。如果按它们的服务重点又可以分为服务传送型和服务参与型。还可以根据它们是否带宗教性质和长期性来分类，也可以按照它们更多地面向公众或私人来分类。运作型NGO可以是基于团体的、国家的或者国际的。

倡导型NGO

　　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和促进某一目标。与运作型计划管理形成对比，这些组织典型是尝试通过社会动员型的活动唤醒人们的意识，让人们了解更多进而接受他们。

缩写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多源的群体，在NGO基础上伴生着许多缩写词。它们包括：

　　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GO），例如CARE；

  

NGO成员在四川地震灾区

BINGO——面向商业的NGO（business-oriented international NGO）；

　　RINGO——宗教NGO（religious international NGO ），例如天主教救济服务；

　　ENGO——环保NGO（environmental NGO），如Global 2000；

　　GONGO——由政府运行的NGO（government-operated NGOs），它们由政府为了符合外援要求而成立类似NGO组织，例如中国红十字会；

　　QUANGO——半自治NGO（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如W3C、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它们把自己定义为NGO，但它们是由147个国家政府标准机构构成的组织。

　　C-NGO ——中国大陆存在的"实质上"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但没有完全的独立性及自治性）。

历史渊源

基督教传统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教会在欧洲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和其他几

  

绿色和平组织

大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教诲人们要行善、要有怜悯之心。基督教堂和修道院具有各种功能，例如传播农业技术，同时还是学习和艺术的中心，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分发救助物资。当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教会仍旧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发动当地的资源救助农村的穷人和患病者，还带头为工业革命造就的新兴城市人口提供一些以前没有的援助。而且，通过每周从信众中募款，教会确立了救济的传统。这是世俗的慈善机构经常性的捐献的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是模版。

人道主义传统

　　1856年，在意大利索尔弗里诺镇(Solferino)，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iDunant)亲眼目睹了法兰西和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之间的激战。这是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之一，伤亡数千，其中很多伤员完全因为伤口得不到及时的包扎、大量失血而死。被血腥杀戮震惊之余，杜南积极组织当地居民将伤员抬下战场。此后，杜南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现代战争人性化一些。他本人很富裕，社会关系相当广泛，还十分坚定。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16个欧洲国家于1864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允许医务工作者进入战场；允许医疗物品的供应；认可并尊重著名的白底红十字作为中立的象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际法，而且完全出于个人的、非政府的想法和努力。《日内瓦公约》签署60年后国际联盟才告成立，90年后联合国才正式形成。

  

NGO

亨利-杜南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发起的这项活动标示着人道主义机构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而成立的新时代。在接下去的150年里，涌现出了更多的此类机构，各机构的规模也稳步扩大。尽管对基督教慈善和博爱的传统绝无任何敌对，许多人道主义机构更倾向于强调“普世的友爱”和“人权”等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传统”。

　　同样的，其他几个最知名的机构也是为了回应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成立的。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率先成立的紧急救助儿童基金(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救助儿童会国际联盟)，向中东欧各国派遣志愿人员，派发救灾物资。

　　1937年，一位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英国记者创办了另外一个大型的儿童机构，国际计划(原名为“战争儿童培养计划”)。国际小母牛项目也是发源于这场战争的救助工作。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英国公民成立了牛津救灾委员会，为希腊平民提供救助。后来，乐施会(获名于牛津救灾委员会当时使用的电报编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救助和发展网络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在非洲尼日利亚东部比夫拉地区(Biafra)的战争促成了另一个领先的国际NGO--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立，它的工作方式新颖、独特，不仅提供直接的援助，而

  

ngo,志愿者:救灾现场

且还表达自己的意见，吸引公众关注人道主义危机，谴责践踏人权的任何行为。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促成了两家国际机构的成立。为被地雷爆炸的受害者制作假肢的法国医生发起成立了国际助残；一些美国人成立了拯救难民基金，后来更名为美慈。

　　除了人道主义机构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外，在过去的30年间，新的NGO纷纷成立，回应日益显著的全球环境压力和危机。一些环保组织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渊源。例如，1903年生活在非洲殖民地的一些自然主义者创立了大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后来发展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1895年，为了管理美国大都市的公共动物园，纽约动物学学会成立，后发展成为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着保育和环境教育项目。成立于1915年的美国生态学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开展众多项目。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外，还不断有新的、年轻的组织加入，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于1961年，希望成为“自然界的红十字会”；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年，率先尝试使用法律手段终止杀虫剂在全美的使用；保护国际，成立于1987年，尝试“DebtsforNature”的交换模式。

慈善传统

　　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腾飞之时，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积累财富，并很快超过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一些暴发的工业资本家捐出一部分个人财产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基金或基金会。尽管这类慈善行为在欧洲亦有发生，但是主要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全美国共有约6万5千家私人基金会，每年共计花掉3百亿美元。私人的拨款基金会通常不把自己视为“NGO”。“NGO”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些私人基金会就存在已久了，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慈善圈子。

NGO的意义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NGO在

  

工作人员在自然之友总部合影

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江苏徐州的“绿色之家”、云南昆明的“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等。

　　NGO的精髓在于“GO”，在于政府组织，因为NGO的目的是关心公共事务，是要干预公权力的执行，甚至于直接抢夺公权力在自己的手中。在国际社会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NGO足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例如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今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NGO的影响力从场外延伸到场内，WTO当中对于各国劳工、环保、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等不利的谈判，NGO一直在给予干扰和阻止，可以说对世界贡献良多。就算在一国之内，NGO也常常有决定福利、国家法令、政府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力。

　　这个世界上三种关键力量，就是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而NGO就是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国家的公权力，是一国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构，被称作国家机器，有军队、警察、法院，能够强制执行各种法令，还能够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签署协议，而且要签定国遵守。国家机器，就是合法的暴力。而市场，就是金钱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其它皆为次要。如果不受其它因素制衡，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最后，NGO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把社会上的公民组织起来，发挥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要求国家去约束市场的力量。

　　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但是有时候会“政府失灵”，不能反映民意，这时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矫正。现在政府出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场才行，才有代表性。市场也会“市场失灵”，譬如在台湾许多大商家不用缴税，居然还退税！因此，公民社会的力量就有必要出现了。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三者不断地彼此互相影响。公民社会要求国家的公权力下放，释放公家资源给一般大众，同时也向企业要求进行“公司整治”，取得独立董事的席位，介入企业的经营，以迫使大企业照顾一般民众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再只照顾股票持有人的利润。

NGO的援助对象

世界有许多救援机构，各救援机构对紧急救援的界定也不相同，世界宣明会将紧急救援现场分为1、2、3三个级别，并且根据不同的级别调整救援的主题和具体内容。

　　1级是指受灾的国家可以自行解决的；2级是指受灾国不能自行解决而需要该国所属大洲来帮助救援的；3级是指需要由全世界共同进行救援对的大型灾难。NGO一般去2、3级别的灾难现场都在国外。

　　像联合国一样的G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和国际红十字会一样的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在选择帮助对象的标准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联合国主要通过联合国难民署来建立大型难民村，并通过难民村来照顾并保护这些难民，当他们认为难民们的故乡基本恢复和平时，就会把这些难民安全地送回去并进行安顿。当然，这些大规模活动单靠联合国是不行的，他们也需要该国政府，国际红十字会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协助。不过联合国只会把穿越国境的人们当做难民，因为他们需要遵循相关国际法。但是NGO的救援对象还包括留守在国内的难民。因为他们要考虑的是人权，而不是该地区的法律或国家法。

NGO面临的问题

但是，国家和企业也会对公民社会“反作用”，对NGO渗透，这种事情天天在

  

志愿者为藏羚羊通过青藏公路保驾护

进行当中。譬如国家释放资源给NGO，让它接政府计划案，用资源来收买，NGO就不会对政府做得“太过分”；或者以法律特惠，保障NGO的地位，藉此收编NGO。在欧洲，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统合主义”（corporatism）在指这种情况，例如北欧，国家立法强制所有劳工加入总工会，大部分劳工福利事宜、薪资、劳动条件等等都由总工会与政府谈判来加以保障，但是总工会保障劳动力的稳定，不会乱搞罢工抗议，国家因此可以稳固地进行统治。这就是欧洲，尤其北欧的所谓福利国家的真相。在台湾有些人讨论到福利国家，立刻大叫“哈里路亚”，好像不知道福利国家还有这些层面。除了工会之外，很多NGO也是一样被收编或者被拢络，这种NGO，其实是G-NGO，是有利于政府的NGO。

　　企业一样会收编NGO。许多NGO是企业出钱赞助，不会做出损害企业利润的事情，民众利益和企业冲突的时候，它们就缩回去，不会站在公民社会的立场据理力争。如NIKE会自己组成劳动条件调查的NGO，以冲淡外界对于NIKE用血汗工厂赚取暴利的批评。这种NGO，其实是 BR-NGOs，Business Run NGOs，由企业进行运作的NGO。

　　所以，从事NGO工作的人，一定要清楚其实NGO是有AGO的性质，就是Against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带有“反政府”性质。这并不是指无政府主义，而是维持NGO的独立地位，不同于国家和企业对于统治与利润的追求，而是以公民社会的需求为第一优先。NGO鼓动小公民参加大社会，也就是参加公共事务，这样才会形成所谓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公共关怀作为他的归属，鼓励大家的眼界，从局部到整体，从小到大，这才是civil society。在东方社会，这种精神恰好最为缺乏，由此可见，我们在东方社会中推动NGO的重要性。

在华十大NGO

香港乐施会

　　香港乐施会是国际乐施会的成员之一。它于1976年由一群自愿者成立，1988年在香

  

香港乐施会发放救灾物资

港注册为一个独立的发展及救援机构。乐施会的宗旨是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贫困群体一起面对贫穷和苦难，让所有人都得到尊重与关怀，享有食物、居所、就业机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在持续发展中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

　　自1987年开始，乐施会便致力于在大陆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社区组织发展、农村综合发展、增加收入、小型基本建设、卫生、能力建设、政策倡议及教育等。 乐施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香港市民、社团及商业机构的捐款。每年用于大陆的资金大约在2300万以上。

美国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和改善人类福祉的私人慈善机构。它的宗旨是寻求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提高人类的成就。福特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领域为环境与发展、生育健康、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法律和权利、教育。

　　福特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1999年它的基金总值超过100亿美元，年度预算亦超过了5亿美元。1988年，福特基金会作为第一批被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目前，福特基金会每年用于中国的资金预算大约在8000万以上。

英国救助儿童会

　　英国救助儿童会是英国最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919年，是救助儿童国际联盟的重要成员。英国救助儿童会以伦敦为总部，在全球6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救助儿童会的宗旨是：“在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仍得不到保障的世界里，我们努力为所有儿童争取享有幸福、健康及安全的童年的权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儿童生活的现实情况为关注的中心。我们和儿童一起，力争为现在和未来的世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从80年代末开始，英国救助儿童会便开始在中国开展项目。1995年，救助儿童会中国总办事处从香港迁到昆明。目前，它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主要有青少年艾滋病预防教育项目、少数民族教育项目、流浪儿童保护项目、照顾孤儿和弃儿的“儿童关怀”项目、青少年司法公正项目等等。救助儿童会每年在中国的预算大约为1200多万人民币。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

　　笹川和平财团成立于1986年，其宗旨是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的事业。通过对这类事业的资助，达到为提高人类福利，发展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进而为世界和平做贡献。1989年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笹川和平财团与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共同设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基金。其旨是利用该基金，通过开展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人员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促进友好与合作，培养两国所需人才，为中日两国的繁荣、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该项基金总额为一百亿日元(约6.5亿人民币)，是迄今中日间数额最大的民间友好交流专项基金。基金成立以来，在促进人员交流、人才培养和召开国际问题研讨会等方面已开展各类项目近二百个。

无国界卫生组织

　　无国界卫生组织最初于1971年成立于法国，以后在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无国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卫生组织主要由一些医疗救助志愿者组成，目的在于向被慢性和多种疾病困扰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特别是赈灾援助。1999年，由于其突出贡献，无国界卫生组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目前，在中国开展项目的有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无国界卫生组织。其主要项目包括为乡村卫生保健人员提供培训、基础设备及健康教育、改善母婴健康、艾滋病预防教育等。

微笑列车

　　微笑列车是美国的一家旨在帮助全球唇颚裂儿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尽管刚成立于1999年，其足迹已遍及亚非拉的22个国家。微笑列车除向发展中国家派送外科专家志愿者实施手术项目外，更注重培养当地施行此手术的医生的能力。他们已投入了近2亿人民币在中国开展关于唇颚裂方面的研究、培训和补救治疗，其中部分用于为残患儿童提供矫正手术。2000年，微笑列车在中国施行的手术预计超过了4000例。

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是当今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环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国反

  

绿色和平组织

对阿拉斯加州的核实验基地以来，绿色和平组织便以其激进、顽强、坚定而闻名于世。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非暴力行动面对问题并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自1997年开始，绿色和平组织便开始在中国开展环保活动，目前每年在中国(包括香港特区)的预算在500万左右。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成立于1969年。基金会的宗旨是防止对动物的虐待行为。在国际上一些反对使用珍稀动物毛皮和捕杀珍稀动物的活动中，不时可以看见其志愿者的身影。该基金会于1993开始在中国开展活动，主要为设立在中国的一些小型项目提供资金。例如协助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中国境内禁止为获取熊胆而捕杀熊的做法。该组织还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宣传国际上禁止动物性产品交易的法规。每年在中国的预算大约为800多万。

喜玛拉雅基金会

　　喜玛拉雅基金会是台湾企业家韩效忠先生于1990年创办的。他年轻时留学美国，曾受益于福特基金会，因此在事业成功之后创办了这一民间基金会。喜玛拉雅基金会是亚太慈善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近年来，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台湾基金会名录、设立公益网站和公益图书馆等。每年预算大约在1000万左右。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成立于1958年，其宗旨是促使男性或女性与贫困国家的人一道工

  

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作，共同分享技术、提高能力，推动国际之间理解，追求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目前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每年大约派1800多个志愿者到60多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便派志愿者到中国教英语。目前，服务社在中国的志愿者大约有200名左右，主要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教授英语，每年在中国的经费预算大约为3000多万。

国内知名NGO

自然之友

　　1993年6月5日，自然之友的几位发起人举办了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

  

梁从诫

会 —— “玲珑园会议”。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团体诞生。创始人是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和王力雄。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梁从诫教授任会长，社会文化和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教授任副会长。自然之友支持政府保护环境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措施，尽可能地予以配合和监督。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累计获得国内国际奖15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各地会员热忱地在当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工作，已有多位会员荣获各级嘉奖，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GO已有十多家。历经十年的创立与发展，自然之友成为中国具备良好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环境NGO, 对中国环保事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已成为标志性组织之一。

NGO发展交流网

　　简称NGOCN,由两名志愿者发起,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最大的NGO交流平台之

  

NGO发展交流网

一,其旨在通过网络和现实的互动,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服务,构建中国公民社会.NGO发展交流网站提供大量关于NGO业内的动态,招聘招募等信息,并于实地设立昆明草根公益支持中心,支持有志青年,草根组织参与各类NGO相关学习实践,

“绿色江河”

　　以推动和组织江河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促进中国民间自然生态环

  

绿色江河的环保志愿者在拉萨火车站前合影

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与环境道德，争取实现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

　　“绿色江河“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国内外环保团体等对长江上游地区进行系列环境科学考察；建立长江源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出版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出版物及美术、音像作品；开展群众性环境保护活动及国际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学术交流。

　　“绿色江河”目前正在推进的活动是“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计划。

济溪环境交流网络

　　济溪环境交流网络(济溪，GSEAN )是一家为环境公益行动者提供信息交流和学习平台的民间环保组织，由一群年轻的中国环境保护志愿者于2004年12月创立。我们的主旨是通过信息的分享和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到参与环境保护的方法和途径，让发展中的环境组织得以成长起来，让满怀梦想的环境保护活动者拥有更大的力量。

　　济溪网站提供各类环境保护要闻和评论、各种环境组织的活动和资源信息，并提供一些有用的环境活动和组织发展相关资料下载，并热切欢迎各环境组织和活动者把自己的最新活动信息和可提供的资源支持发布到济溪网站！济溪网站还通过论坛为环境组织和活动者提供交流空间，通过博客系统为其提供个性信息发布空间，其中，济溪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的环境活动者社区。济溪会提供相对独立的中英文版本网站，便于不同人群关注了解中国环境和社团发展情况。

　　济溪会逐步扩展提供更强的功能服务于环境社团和活动者。

　　目前，济溪在重庆注册为重庆济溪环境咨询中心，有3名专职工作人员，同时还在北京设立联络办公室。

阳光下之家

　　国内最专业的为刑释解教人员提供社会帮教志愿服务的NGO组织，属国内首个刑释解教人员帮教中心。由全国十大法制新闻人物、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深圳十大最具爱心人物、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手王金云2003年9月创办。现有两名专职、四名兼职工作人员。在深圳有100多名由大学教授、法律专家、心理咨询专家、社工、五星级义工、律师、社会学者、司法工作者、退休干部、部分事业有成的服务对象等组成的专业志愿者，在全国有8000多名志愿者。

　　阳光下之家主要为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犯罪在逃人员、服刑人员、劳教学员、监管场所在押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社会帮教服务。失足青少年为重点服务对象。

　　阳光下之家有六个主要服务项目：1.投案自首及预防犯罪服务；2.监狱帮教及亲属服务；3.就业安置及职业发展服务；4.社区矫正及志愿者服务；5.法制宣传及心理疏导服务；6.中途宿舍服务。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

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SEE是会员制的非政府组织(NGO)，同时也是公益性质的环保机构，奉行非赢利性原则。

　　SEE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愿景，遵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价值观。SEE的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

　　SEE主要致力于：

　　-通过调整社区内部、社区与外界的利益关系，以内生动力解决社区环境问题，达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将环境教育、环境技术、环保科研等因素融入社区发展项目，促进社区的综合发展；

　　-通过社区试点项目，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方面可借鉴的有效途径，同时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完善；

　　-通过“SEE生态基金”的资助，支持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实施环境项目；

　　-每两年一届的“SEE生态奖”奖励环保项目，推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组织与环保相关的讲座、论坛、参观等企业家交流活动，为企业家参与环保事业提供平台；

　　-协助企业建立环境保护体系，从工艺、产品、品牌和文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引进国际环保资金、技术和项目，并进行最大限度的本土化操作，使其在中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

新兴的青少年NGO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的NGO越来越多，许多青少年NGO也涌现出来。这些青少年NGO也和社会上的大型NGO一起，致力于慈善事业、环保事业等公益事业。这些NGO的力量往往并不大，但是他们也将是未来的NGO的主力，为社会做贡献。在国外，青少年NGO也相当普遍，这也是青少年接触社会的一种方式。而在中国，青少年NGO近几年逐渐多了起来，比如08年当时南京一名小学生就曾创办NGO“关爱地球联盟 ”；09年郑州大学的学生也创建了以青年人为公益主体的NGO“爱益族”。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可以是青少年NGO的创建者。这些青少年NGO往往是站在最原始也是最纯真的视角观察问题，因而没有企业等的驱动，可以说，近年来的青少年NGO是“最纯净的NGO”之一。

国内比较知名的大学生NGO团体

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

　　“家”的拼音“JIA”是“Joy In Action”，即“行动的快乐”。工作营的形式由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原田燎太郎带到中国，原田先生现任“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办公室秘书长。工作营的工作是在有需要的麻风康复村里开展工作营，以此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心理健康问题等。工作营Work Camp是一种义工活动。参加者不限年龄，性别，国籍，种族和身份地位，其中主要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现协会主要活动区域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湖北等。工作营的活动现时主要是在有需要的村中，以麻风康复村为主，开展为期一至三个星期的工程建筑和联谊活动，如建造厕所，用水设备和房屋，开晚会，座谈会等。通过工作营，逐渐改善村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在村民和社会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让被隔离的村民重新融入社会，被社会接受，也让中外各高校学生之间交流的机会增多。

美在心灵

　　“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团”大学生志愿团简称为“美团”，由海南省嘉积中学高中部王辉敏老师于2008年初在琼海市创办，截止2009年5月份，注册会员有1368名，遍布全省7个县市。会员主要为海南籍在校大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学。“美团”的主要任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海南省内教育落后的市县开展支教活动，长远目标是将支教活动扩大到全国范围。

　　未来计划任务之一：团队10年成立绿色图书室图书馆计划

　　10年成立绿色图书室图书馆计划：09年3月28日，第一个绿色图书室成立，西坡小学绿色图书室，09年暑假和乐镇再成立4个绿色图书室，并且文昌、琼海、乐东、临高、三亚各至少成立一个绿色图书室，西坡村委会成立第一个绿色图书馆，将成年书籍集中成立。第1~5年全海南落后地区小学成立绿色图书室；第3~8年，全海南落后地区村委会成立绿色图书馆；第5~10年，全海南各镇成立绿色图书馆，将整个海南文化进行绿化！

大学生绿色营

　　原《大自然》主编、《环球绿色行》作者唐锡阳及其夫人马霞共同创建的。是以关心环境保护的大学生为主体，并有记者、作家、科学家参加的民间活动。

　　主题：传播绿色理念、保护我们的环境

嘿地球环保网

　　嘿地球环保网是由沈阳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几名热爱环保的大学生建立的立志于创造中国的环保网站新势力的网站！其主要内容是以国家地理，环境保护，户外旅游，星空天文，世界奇观，探索发现等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地球的多姿多彩。网站将内容作为价值的最终目的，积极宣传报道了大型的环保活动，如“地球一小时”等，还融合了让关心热爱环保公益事业的大学生就行交流的嘿窝环保社区，构建了大学环保宣传的新势力！希望更多人加入“最爱我们地球”的队伍。每天起来都向地球母亲问好--Hi！

　　主题：最爱我们的地球

GREENSOS中国绿色学生组织网

　　服务中国学生环保社团，呼唤中国青年之绿色使命。 GreenSOS以西部高校环保社团为服务对象，以网站为交流平台，以项目为重心，以网络培训为纽带，帮助学生环保社团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此促进西部环保社团的健康成长。

　　主题:服务中国学生环保社团，呼唤中国青年之绿色使命。

其他学校社团性质大学生NGO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新希望协会

　　福建农林大学环保协会

　　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

　　浙江大学学生爱心社

　　浙江大学学生绿之源协会

　　北京交通大学资源与环保协会-----绿色之家

　　北京理工大学绿萌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

　　西安大学生绿色营

　　山西大学生绿色营　

　　厦大绿野协会　

　　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　

　　北京科技大学绿盾环境保护与发展协会　

　　北京工业大学自然爱好者协会　

　　中国农业大学绿脉环保协会

　　西南石油学院绿舟　

　　清华大学绿色协会　

　　东北林业大学绿色使者　

　　上海师范大学城市小组　

　　兰州大学绿队　

　　皖西学院环境保护者协会　

　　北京物资学院清溪环境社　

　　四川西南科技大学承诺自然环保协会　

　　中南林学院“绿源”环保协会　

　　广西师范学院绿色家园环保协会　

　　上海海运学院绿色联盟　

　　广西师大环境保护协会

　　桂林理工大学分享爱工作营　

　　华中农业大学绿色协会　

　　扬州大学绿行社　

　　哈尔滨工业大学绿色协会　

　　哈尔滨商业大学绿色文明协会

　　钦州学院大学生绿色文化社

　　中国大学生北部湾环境教育基地

　　江南大学春晖社

　　云南大学唤青社

　　西南林业大学清青社

　　云南师范大学同创社

　　昆明理工大学和谐社

　　云南民族大学自然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我国NGO的一些情况

　　在我国，NGO也被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组织，通常被称为“官办社会组织”或“官办NGO”。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NGO，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被称为“民办社会组织”或“民办NGO”。

　　在我国，官办NGO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们的政府背景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民办NGO更多的表现出‘草根精神’，甚至因为‘民间’的定位而一度被政府视为‘对立者’。”汶川大地震时，民办NGO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筹款能力和运作能力。“这是我们第一次引起了全社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一家民办NGO的负责人刘主任用“民办NGO元年”来形容2008年。

　　也就是在那一年，“民办NGO与红十字会结下了‘渊源’。”刘主任回忆说，当时，各级政府纷纷致电要求数千家民办NGO将救灾筹款交由红十字会统一支配管理，“剥夺了我们对筹款的使用权，事后也没有明确告知筹款的具体去向，这让我们非常被动，甚至在企业和公众面前丧失了信任基础。”几乎全部民办NGO不同意，但政府坚持要求。

　　这次声势浩大的“拉锯战”最终以民间NGO落败告终。“最有力的理由是绝大多数民办NGO组织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筹款。”刘主任认为，这次事件让公众看到了在“入门限制”下民办NGO的艰难窘境。

　　1998年，我国将社会组织按照主体特点和功能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大类，并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按规定，所有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都需要两个部门的批准：一个是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审核，另一个是登记主管部门的登记审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者，“‘业务审核’相当于同意‘挂靠’，业务主管部门要对社会团体负责，如财务、人事、活动范围等具体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刘主任介绍说。对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也有严格限定，“仅指与社会组织业务范围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单位。”

　　然而，“相关”一词却成为民办NGO取得合法身份的一大障碍。“‘相关’的定义就非常广了，例如，成立一个环境研究会，它就与环保部门、教育部门、科技部门都相关。”王名认为，“相关”为业务主管单位相互推诿留下了“借口”。

　　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惯性，许多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我们到地方上调研的时候，很多部门明确表示，三年没有同意一家社会组织挂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你做事总要有所图。但是你对民间组织图什么呢？它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相反，还有可能带来风险。”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于是，一些无法在民政局注册的社会组织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我们就要缴纳5.5%的企业所得税。”刘主任说，这对于募资本来就不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民办NGO来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我们无法开具捐赠发票，还因为是‘企业’而遭受‘有利可图’的质疑。”上个月，刘主任所在的民办NGO组织的一场慈善义演刚刚“流产”。“人家说，你们企业是营利的，还让我们捐什么钱？”

　　因此，绝大多数民办NGO选择干脆不登记注册，当“黑户”。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万个，基金会2600多个。而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300万个，且年均增长率在8%至10%。这意味着，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以直接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这次民政部部长的表态无疑是一次‘大赦令’，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一位民办NGO负责人长叹一声，“我们等了太久了。”此次破冰已经让数百万民办NGO等待了太久，而时间节点恰巧在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后，这不免引发了猜测——“官办的不行了，民办的必须要放开了。”一位民办NGO的负责人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用“导火索”来形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它加速了民办NGO‘独立’的进程”。

　　“感谢郭美美，是她牵出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才让民办NGO有了‘独立’的机会。”几位民办NGO的负责人戏谑道。

　　虽然，红十字会危机加速了民办NGO“独立”的进程，但实际上，早在2008年，深圳就已经开始了首次尝试。

　　按照民政部的规定，社会组织按活动领域又分为经济类、科学研究类、社会事业类、公益慈善类和综合类五大类，五大类又划分为14小类。

　　2008年9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从更高的层面肯定了深圳市尝试的意义。

　　但据曾试图在深圳登记注册的刘主任透露，“深圳只是选择性放开，针对的是极少数做得好的民间NGO，例如李连杰的壹基金，绝大多数民间NGO仍被拒之门外。”

　　2010年4月，北京也开始了试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显示，中关村园区的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局登记，不再需要挂靠。这是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试点。

　　今年2月，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表示，北京市将放开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批。“这涵盖了95%以上的社会组织。”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主任温庆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

　　但随后，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负责人解释称，吴局长的表态是指明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组织注册登记仍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

　　7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表示，“这四类确实没有完全放开，只是协助登记。”据介绍，这四类社会组织如果找不到“挂靠单位”，可以在民政局挂靠的，民政局将担任业务主管部门，不能在民政局挂靠的，民政局将协助寻找业务主管部门，并负责协调和沟通工作。“总之，没有业务主管部门还是不能登记的。”

　　直到今年3月，“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及“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这从中央的高度首次确立了社会组织的职能、地位和发展方向，也明确传递了社会组织合法身份的‘破冰’信号。”王名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从‘严审批’到‘严监管’。”

　　随着登记门槛的降低，大批社会组织将陆续“进门”，拥有合法身份。“接下来就是建立内部监管体制，比如‘组团’， 一个项目，有人提供资金，有人提供服务，有人提供志愿者。提供资金的人就会设定目标，并且负责监管。”温庆云说，“以后政府购买服务，就应该多购买这些有监管组织的服务。再让它们与其他的社会组织间形成上下游的关系。”

　　据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一位官员介绍，“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与社会组织合作，甚至出资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补充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协调功能，将是未来“携手合作”的方向。据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北京市政府财政出资1亿元，开展民生服务，向社会组织购买3项服务项目，吸引了18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温庆云在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管理组织2010年工作总结大会上曾介绍说，这些项目，撬动了23亿元的社会投资。他预计，2011年，北京市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将达到两亿元。

　　“目前购买的服务主要以民办非企业为主，例如，民办图书馆、民办学校、民办博物馆之类。”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一位官员认为，“如何做好社会组织的监管将是民政部门未来的艰巨任务。”他坦言，“现在还在尝试和探索，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放宽登记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民政部部长的表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立刻行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