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or are the Church：A Conversation with Fr. 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
 
作者：若瑟·赫忍斯基神父
译者：杨淑秀、蔡怡佳、林怡伶
书系：Caring 076
定价：400 元
页数：368 页
出版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ISBN：9789866112898

【推荐序一】人性尊严的仆人──阅读《亲吻穷人》
书序作者：孙大川（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第四世界运动在台湾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间，因比利时籍耶稣会修士德保仁的引介，我开始认识“第四世界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 ATD Fourth World），知道它是一个为赤贫服务的国际性组织。第一次到巴黎，就是到第四世界运动总部（Pierrelaye）拜访，直到如今我仍深深感恩能以这样的方式、角度与巴黎相遇，看到花都的另一面，领略另一种看待风华和繁荣的眼光。在持久志愿者的引导下，我参观了他们的穷人历史纪录馆，那里存放了法国赤贫家庭长达三十多年的访谈资料，是“运动”全部灵感的来源，他们说：“要把历史还给贫穷人。”座谈分享的过程中，我谈到我的原住民身分与经验，他们也介绍自己的故事和工作的内容，我们都同意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赤贫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的遭遇和命运。1986年，第四世界运动的创始人若瑟神父（Fr. Joseph Wresinski, 1917─1988）到比利时南部纳闷城（Namen, Namur）演讲，我有幸与他见面。矮个圆脸，目光坚定却十分谦和，站在他面前，总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后来读他的书、翻译他的小传记，才了解为什么他有那样强烈的人格特质。一九八八年初春，就在我束装回台的前夕，得知若瑟神父病逝巴黎（二月十四日），我当时三十六岁，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后半生将全力投入原住民族的事务。很难分辨这样的转折和决定，是受到什么样因素的影响；但，十分确定的是，第四世界运动和若瑟神父面对赤贫者的态度、方式和思想，始终是我行动和自我检验的明镜。

在德保仁热心的联系、敦促下，回台那年（一九八八）秋天，我们组织了一个分享第四世界运动精神的小团体，有洪万六修士、宋祖思小姐、韦薇修女等。阅读资料外，我们拜访台北火车站的游民、探望半夜流落在龙山寺附近的流浪汉、参与树林原住民基督徒的主日礼拜、访查七号公园预定地（今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户”......；我们渴望描绘出大台北地区赤贫者被抹除的面容。在那段日子里，我在《首都早报》、《中国论坛》、《联合报》、《中国时报》、《中时晚报》等报章杂志写了不少介绍第四世界运动的文章，不断见证赤贫者在台湾的存在，当然回应不多，那正是李登辉总统自诩“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

透过几位关心贫穷问题朋友的帮忙，一九九○年三月，当时第四世界运动的秘书长佳碧叶·艾必肯小姐（Gabrielle Erpicum），和志愿者唐弟予先生（Bruno Tardieu）来访，我们还和《中国论坛》办了一场学者、专家的座谈会，记录以“封面主题”的方式，刊登在当年四月号的《中国论坛》，我想这是华人社会第一次和第四世界运动的成员相遇。因于这样的彼此鼓舞，一九九○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志愿者杨淑秀小姐，比利时籍的潘文瑾（Isabelle Perrin，现为第四世界运动秘书长）与德国籍的刘豫虹（Rosemarie Hoffmann）志愿者也相继来台学中文。一九九二年在台北成立志愿者团体（ATD Chinese），持续答覆若瑟神父的召唤。之后，我因越来越忙碌于原住民的事务，参与活动的机会便少了，不过仍不断收到来自第四世界运动的讯息。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为响应一九九二年联合国代表大会宣布十月十七日为“世界拒绝赤贫日”的呼吁，台北志愿者团体和贫穷家庭代表在大安森林公园植树、立碑，狄刚总主教和台北市长陈水扁皆前来支持。今年（二○一三）十月十七日我参加了同样的纪念活动，没有政治人物，但见到了李胜雄、郭吉仁两位律师、王增勇教授、王幼玲女士、洪万六神父、姜乐毅先生和一些老朋友，当然，还有统筹本书翻译的志愿者杨淑秀。

谁是第四世界的子民

我之所以啰啰嗦嗦地叙述自己和第四世界运动相关联的一些有限经验，并不是为突显自己参与的功劳；正好相反，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谈论这段历史的，杨淑秀、洪万六、刘豫虹以及众多饱受饥寒威胁的台湾赤贫者，才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更多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实和细节，他们才是最有力的见证者。不过，我多费一些笔墨夸大描述自己的经验，主要的目的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台湾和第四世界运动的相遇不是突然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二十五年前，若瑟神父就向我们寄出了邀请卡。如果你对《亲吻穷人》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感到突兀、陌生、不舒服，正好又一次验证了若瑟神父一直不断重复告诉我们的主题：世人大都拒绝承认第四世界赤贫者的存在，也不会认为赤贫者可以成为我们的导师，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公义的社会；他们是我们的包袱，一个我们极力想摆脱的阴影；他们的存在，问题不在我们，而在他们的无知和懒惰。阅读《亲吻穷人》，想进入若瑟神父的精神世界，这样的心态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障碍。

“第四世界”这个用语，有它法国的渊源注一。法国大革命时杜傅尼·德·维力耶（Dufourny de Villiers）等议员，企图在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上，争取代表农村短工、乞丐、贫病者等处境最不利者所组成的“第四阶级”来参与会议，结果其他三个阶级的人，当然都否决了他的提案。其实这个提案背后揭露了一个事实：在人类的社会里一直存在着一群轮廓模糊、始终无法嵌进我们整体社会框架的人，他们四处流窜、无家可归，比弱势的农民、工人阶层还弱势。马克斯称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为“衣衫褴褛的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若瑟神父有时用法语的表达方式称他们是“下层无产阶级”。这些极端贫穷的人和相对物质匮乏的人之间有着天壤的区别，若瑟神父在访谈中这样说：

“以相对贫穷为例，你可以看到他们被剥削的情况，这些受害者至少还能揭 发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薪水太低，我失业了，这都是资本主义和老板唯利是图的结果！’但是，极端贫穷的这一边，你看到的是全然的压迫，是被合法化且完全没办法反抗的压迫：‘你很清楚，这些人变不了，做什么都没有用！’赤贫，并不是因为被剥夺了权利而低人一等，而是它毁损了你身为人的品质。”

赤贫者被“排除”在我们社会体系之外，本书中若瑟神父花了四个章节集中反覆分析、反省这些“结构性排除”的社会、心理、历史背景及其澈骨的影响。政府部门对他们束手无策，教会和慈善团体虽然愿意提供援助，但很快的会发现赤贫者有着非常复杂且难以掌握的家族历史，没有人有耐心和时间为他们停留；这些组织和团体的成员肯定充满爱心诚意，但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前提下，“赤贫者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不但拖累行动，也会弄皱漂亮的分析”。我们通常会以我们自以为适宜的作法，急着让赤贫者上架，我们很难以赤贫者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聆听他们的故事，只能算是一种善意的敷衍。我们根本不认为赤贫者的想法是有意义的，那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妄念而已。如果能够用钱、用救济的方式塞住他们嘟嘟嚷嚷的嘴，问题就算解决了。事实上，我们还真的相信，事情顶多就只能这样！观察台湾近二十几年来社会发展的状况，行政、立法部门和民间的舆论，大都聚焦在劳工、农民、消费者、环境和动物保护等议题上，这些团体和个人是“强而有力”的弱势；甚至原住民人权也逐渐找到了越来越多支持的盟友。我们的“街友”呢？那些贫病孤独、徘徊在精神崩溃边缘的第四世界子民呢？他们得到照顾了吗？我们找得到他们吗？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和制度为他们改变了什么？根据法国经济研究局的最新统计，法国单单街头游民的数目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自二○○一年起，人数成长近五○%，二○一一年时已突破十四万人。台湾的情况呢？

将历史还给贫穷人

若瑟神父晋铎为神父时，选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一段话为座右铭：“划向深处去，撒下你们的网捕鱼吧。”这后来也成为他鼓舞第四世界运动志愿者常用的话。对若瑟神父来说：“划向深处去”意味着离开原地往更陌生、更辽阔的人性深处冒险。意识世界所呈现的逻辑构造，往往让我们故步自封，失去对生命及社会深度的理解力和想像力。这些具有原创性的人性风景，大都隐藏在我们惯性思维的意识底层或背后。赤贫者做为我们逃避的阴影，潜藏了理解人性、改造社会最原始的能量。迎向它，就是“划向深处”的意旨所在。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决心和毅力；它有可能瓦解我们对人性、对社会既有的理解和想像。若瑟神父告诫第四世界运动的志愿者：接受赤贫者和其家庭，意味着不替自己保留任何安全感。“划向深处”，要付出代价！
问题是：要如何划向深处呢？我们一般被告知：赤贫者整个生活太混乱，无法建构历史，他们根本没有历史。想想也是，看看我们的历史何其井然有序啊！
赤贫者挫败的处境，通常会让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诉说自己的历史，只会自曝其短，加深外界的指责和羞辱。赤贫者的历史，消散在左躲右闪、互不信任的碎碎念中。早在六○年代初，第四世界运动的志愿者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觉悟除非能将历史还给贫穷人，否则永远不会有真实的相遇，运动也将丧失其坚实的基础。若瑟神父回忆说：

“如果我们想要一起走一条长路，有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让这些家庭有机 会诉说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的历史；并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令人敬佩的。当这些家庭告诉我们越来越多关于他们过去的故事时，我们越发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越是专注，他们就透露更多自己的历史。藉由口述重新走过这些历史，对自己的经验感到骄傲，而非羞愧，是这个运动当时非常突出的方法学。”

为此，若瑟神父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并推动一项特别的训练：每天傍晚写下赤贫者及其家庭说过的每一句话、发生的每件事；志愿者们决心一点一滴重建一个以赤贫者为中心的历史。若瑟神父说：“书写帮助我们内化这一切，我们想像一种完全划向这些家庭的日常省察。”多么动人的文字！对赤贫者来说，有人愿意聆听并珍惜自己破碎的历史，不被泼冷水、不是问讯、不打断、不训诲……，只有分享和参与，形塑出大家共同的历史。若瑟神父以罕见的自我陶醉的语调，赞叹当时的状况：

“这个罕见的热情，对家庭和志愿者来说，都是喜悦的来源：（对志愿者而言）要有多大的福乐，才能发现这样一个充满生存意志的历史，那种护卫尊严、维护家庭权利的硬颈精神？……（对赤贫者来说）要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要使出多少把戏，才能在资格审查时拐个弯，既不会失去济助，也不至于被慈善团体训斥说教。还有，原本失去联系的亲人，在重新探寻家族历史后，亲情得以重新连结，与父母或姊妹团圆，真是不亦乐乎！在六○年代，志愿者的生活充满了喜悦，他们会在周六晚上到马恩河畔（River Mame）跳舞；放假的时候去爱尔兰、以色列或非洲旅行，虽然口袋里只有几块法郎。不认识志愿者的人，会以为他们个个心情沉重，最后却发现他们年轻、幽默，充满干劲与胆识。”

请读者见谅，我情不自禁抄录这么一大段若瑟神父的谈话内容，因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触动了我灵魂的深处。台湾原住民族原本就没有文字，从小我就有失去历史的焦虑。我无法理解、也难以接受台湾历史和文化的叙述中，为什么独漏了早就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坦白讲，这二十几年来我原住民工作的主轴，其实就是想赢回原住民族的历史。一九九三年创办山海文化杂志社；之后陆续举办原住民族文学奖、文学营；主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七册，印刻），策画《台湾原住民族神话与传说系列丛书》（中英对照，十册，新自然主义），和日本天理大学下村作次郎教授合作编译《台湾原住民文学选集日译本系列丛书》（十册，日本草风馆）；二○○九年至行政院原民会服务后的那几年，设立“台湾原住民族文献会”、办理《原住民族文献》；凡此种种，目的皆为强化原住民“介入书写”的力度。整理自己的历史，就是重建自己的存在。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常在原住民作家身上，看到那种创造历史的喜悦；聆听耆老诉说自己部落迁移的历史、指认每一处传统的领域时，他们泪光中闪烁着自信的喜悦，或许更应该说是“存在的喜悦”，一种真实的自我肯定。在第四世界运动志愿者推动将历史还给贫穷人的行动中，一定也碰触到了同样的感动。

第四世界与教会

本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Poor are the Church：A Conversation with Fr.Joseph Wresinski Founder of 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主标题翻成中文应该是：“穷人就是教会”。我很早就有这本书，二○一一年春时任第四世界运动秘书长的尤金·布兰德（Eugen Brand）来原民会看我，又送我一本，并表示译者杨淑秀等人的翻译已接近尾声。今年初，淑秀寄来了全书的译稿，也非常感激王浩威医师、王桂花总编辑的支持，慨允由心灵工坊出版社出版，这需要勇气。定书名时，编辑同仁建议将主标题改为：“亲吻穷人”，避免读者误以为这是教会内的读物。做为若瑟神父晚年亲自主导完成的重要文献，淑秀颇担忧书名的更动会不会扭曲若瑟神父立论的初衷。我支持编辑同仁的看法，以若瑟神父行动派的作风，应该可以谅解他的书在一个非基督宗教国度里的小小转弯。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障碍，华文世界的读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这本书呢？

只要稍微翻阅一下第四世界运动自一九五七年创立以来的历史，我们会很快发现：若瑟神父从一开头就将这个运动视为一个跨越宗教、党派、族群、国家和意识型态的组织，志愿者当中有无神论者、共产党员、外交官、科学家、律师、媒体工作者等等；形形色色，有极大的差异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接受“穷人优先”的信念，而结成一个团体。即使如此，撇开与天主教的深刻渊源及其神职的身分，若瑟神父仍极其坚定地尝试引导我们重新去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回到基督本身在世之前所树立的芳表，从存在和普世的角度，让我们和赤贫者面对面（face to face）。如果单从“护教”的立场来看待“穷人就是教会”这个命题，我们将错失若瑟神父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没有深入研究若瑟神父创立第四世界运动组织以来，他和基督各宗派之间互动的情况，也不清楚天主教会对他的志业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但，可以确定的是：若瑟神父坚信，基督宗教的本质与贫穷直接相关；耶稣一生的行谊，从出生到死亡，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了这一种关系。换句话说，穷人就是教会，舍弃穷人，教会只剩下世俗的躯壳。从基督信仰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很难反驳的宣示。当教会越来越远离贫穷人，便一步一步走向腐化；随后总会有一批人以贫穷之名，要求教会改革。圣本笃、圣方济、圣依纳爵……；乃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总结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宣告：“教会乃穷人的教会”。这都在在显示，穷人是教会的镜子。若瑟神父说：

“教会的每一个时代，而且对她来说这样的时代并没有真的结束，她不断宣称最贫穷的人是她的肉中之肉、骨中之骨，是她最深的事实。但教会要完美无缺地活出这个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为此，我既不焦虑也不气愤。教会就是最贫穷的人，最贫穷的人就是她的本质。也因此，最贫穷的人迟早会被她所认同，被她优先接待，以多少来说是具体且持续、或私下或公开的方式进行。”

这正是我从童年时代，对教会铭刻最深的图像：教会始终和我们弱者站在一起。在那政治高压、物资匮乏的时代，神父、修女和牧师们奔波于偏远部落，以简朴、受苦的形象，和族人共同生活。驻守堂口，说我们的族语，试着了解我们的习俗和想法。从中国的立场来说，或许有人对近世以来基督宗教的普世传播，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但从弱者的角度看，儒、道两家的思想，似乎都没有“走向贫穷”的传统；汉代以后的发展，大致和朝廷上层建筑纠缠，彻底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脑袋里的义理思辨和境界观照。我常怀念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的孔子，也心仪“何必曰利”的孟子，更佩服“磨顶放踵”的墨子，甚至疼惜河决郑州投入救灾充满侠骨的老残刘鹗。近年来，佛教以其闻声救苦、大慈大悲的心怀，在台湾开展出一条和贫穷人对话、连结的道路，令人赞叹。而我们的儒家呢？在高谈儒家第三期、第四期发展的同时，儒者如何找回贴近生活、掌握民间疾苦的原始动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若丧失对生活苦难的敏感度，则经典的阅读与诠释，只是一场源头枯竭的概念游戏。

这样看来，第四世界运动的召唤，就不完全是教会或西方文化的事；它也可以是台湾甚至中国文化自我检验的起点。

我们的答覆呢？

在巴黎初遇第四世界运动的志愿者时，我心里就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压：我要怎么答覆第四世界赤贫者的邀请呢？我想这也是读者翻完这本书，要面对的最后也是最难堪的事。若瑟神父在末章〈献身的生活〉里，坦率地提出了他的观点，甚至强力批评天主教会目前献身生活的种种状况，看来他是严肃且毫无妥协的。想划进人性的深处，当然不能带着半调子的心态，这是维系整个运动最底部的磐石。也只有像耶稣那样的坚持，甚至不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有那么庞大的吸引力，两千年来让千千万万的追随者，前仆后继度着献身的生活。所以，要做这个答覆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答覆得了；它需要机缘，也需要一些过程。阅读志愿者献身的故事，彷佛在重温耶稣和门徒们之间的聚散离合。以我的经验来说，起码先对这个邀请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会开启一扇门，让你过去没看到、没想到的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在和第四世界接触之前，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台北火车站是不是有游民存在。一九八八年之后，不论我走到哪里，台湾、大陆、日本、纽西兰……，目光总是会被街头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第四世界朋友所吸引，觉得亲切，也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和他们交谈几句。赤贫者的召唤成了我每天会去面对的事，也许我无法成为全身奉献的志愿者，但我至少可以成为赤贫者的盟友，我的生命的的确确一点一滴在改变。

一九八五年我写过一篇自我反省的文章〈与我会晤〉注二，为回应第四世界志愿者的挑战，我对“承诺”（commitment）做了如下的剖白，就当做是若瑟神父为赤贫者种在我心田里的一棵希望之树吧：

“承诺的决断包含旧生活的死亡，我们一旦决意要专心致志于某一种生活，就不得不同时放弃那与新的计划不能并立的态度、想法与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之所以黯淡无光，乃是因为他缺乏下定决心、敢于割舍的勇气；‘他们常常犹豫不决，常在期待确定的到来；但其所期待的确定却永无到来之日。’当然，这种决断、放弃，不是光靠勇气就能成事，刻苦与纪律，是随之而来的考验。人因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虽然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未来开放，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得背负自己的过去。一个坦诚、健康的人格，绝不可将自己的承诺交由专横的意志来管辖；我们得首先承认自己的脆弱无能，将我们的承诺置放在一连串冲突、对话的实践历程当中。谦逊因而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完全是一种德行，而是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使我们始终能保持我们心灵的柔软度，免于去度一个自欺欺人的生活。承诺的光辉因而必须由谦虚与随之而来的对人性脆弱的敏感度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