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富豪的捐献之道

　　关于财富，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是这样看的：“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耻。”现在欧美国家流行“及时行善”。

　　过去的做法是，老头子死后用其财产设立基金会，这种做法已老土了。现在的慈善家捐献的数额更大，而其年龄则越来越小。今天的发展趋势是，在生前尽可能多做贡献：“现在就要解决困扰人类的很多问题，而不要等到以后再去解决。明天会有明天的危机，明天也会有明天的慈善家。”

　　更加私密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富人开始对财富的不良影响有了深刻体会。他们希望子女们既能享受优越的生活，又能避免财富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决定给子女留下相对较少的财富。

　　“如果孩子们有很多钱，以至于不需要去工作，那我们就害了他们。”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斯托尔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研究表明，年轻和富有结合在一起，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与中产阶级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比，富家子弟更有可能吸毒并患上忧郁症。有不少富人干脆不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这好比往头上泼冷水，使人清醒。”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认为，欧美国家的公益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富人拿些小钱出来做善事，的确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公益事业不是请客送礼这么简单，值得称道的是将慈善事业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

　　比尔·盖次捐赠给基金会的钱占其财产总额的54%，乔治·索罗斯是68%，根据斯托尔斯的承诺，他的捐赠将是他现有财产的271%，也就是说他的余生要继续为基金会打工。斯托尔斯把他5.57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捐给堪萨斯城的一个医疗中心，他开玩笑说：“当我的孩子们驱车经过那里时，他们看到那座建筑会说，‘那就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现在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发生在贫困地区或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的捐赠资金源源流向外国已不足为奇。阿克曼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诺瓦格拉茨说：“全世界约有40亿人每天的收入只有或不足4美元，约有12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仅解决水的问题，就能使疾病减少80%以上。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缩小这种差距的办法，就会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认为，西方许多富人做善事的动机仍然是为了自我。但不管富人们出于什么考虑，基金会只要得到捐赠就行。

　　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由于捐赠思想不同，中外富人在捐赠形式上存在很多差异。

　　中国富人捐赠的随机性很强，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济贫上，因此在非典、洪灾等突发性灾难面前，中国慈善家表现得比他们的外国同仁更加踊跃，事实上，后者的捐赠更有计划性。

　　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把绝大部分捐赠用于建立希望小学，至今他们已捐赠了20多所希望小学。诺华制药中国公司捐赠900万元帮助中国卫生部制定脑死亡的新标准。美国棕榈滩公司老板皮卡沃只捐助医学。他的母亲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仅53岁就逝世了。他成立的基金会专门关注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有相同爱好的还有比尔·盖茨，他几乎把每一笔捐赠都用于疾病防治的研究上。

　　最具典型性的是哈根达斯冰淇凌的拥有者美国通用磨坊公司的公益事业。

　　该公司所在的社区，曾经一度到处散落着被窃车辆的破碎玻璃，有近半数房屋摇摇欲坠，但却一直没有引起市政当局的注意。这里几乎有1／4的居民没有安装电话，因此也无法报警，这个街区变成了黑社会的枪战区。

　　今天，这个街区的谋杀案件已经下降了32%，抢劫案也减少了56%。破烂的房屋已被铲平，并准备新建一所小学。街区中心年久失修的房屋也获得了重建。境况的突然好转主要归功于通用食品公司。当1996年这座城市的谋杀率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时，这家食品公司坐不住了。他们雇佣了一名顾问专门来分析犯罪数据。通用食品公司在与执法人员、政治家、社区领导以及当地居民一起通力合作的同时，还注入了250万美元现金，捐出了成千上万的工时，并且派遣众多经验丰富的工商管理硕士级的领导来帮助该地区摆脱恶劣环境。

　　通用食品公司的信条非常明确，那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最终不仅要看盈利多少，而且还要看你对社会的参与程度：“我们把回赠社会当成革新之举，就像我们开展业务一样。”

　　社会学家卢汉龙说，与中国大多数行善者纯粹是为了做好事不一样，西方许多企业家将公益事业视为自身利益范围之内的事。通用磨坊的做法可理解为“要将鱼养好，首先要将水质搞纯净”。教育是各家公司都重视的事情，因为每家公司都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慈善事业已经融为西方企业自身战略的一部分。一些企业是为了培养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对于那些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业务的跨国公司而言，在当地进行慈善活动被视为是一种经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和购买企业信誉二者的界线已模糊不清了。美国第二大制药公司利来公司总裁托马斯说得很直截了当：“慈善行为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所以，捐赠大笔的钱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安然公司曾经将大笔资金捐赠给一家癌症研究中心，中国一些问题大亨在入狱前，也曾在公益事业上有过不俗表现。

　　但不管怎么说，卢汉龙认为，将公益事业和企业利益相结合的思想无可指责。这些企业在捐赠一大笔钱的同时，几乎还要花同样多的钱用于宣传这一壮举，这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能表率作用。

　　值得我们学习的是，西方慈善家在从事公益事业时表现出与他们当初在积累财富时相同的智慧。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项目”主席詹姆斯·奥斯丁说：“如果只懂得开支票的话，你实在是在削弱自己能够产生的社会价值的巨大潜力。”

来源：新民周刊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