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先生，近日给世界富豪盖茨和巴菲特写信，说自己打算在离世之际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陈先生的高义自不必说，中国富豪里能够有这种认识的人少之又少。像成龙老师这样号称给汶川捐款事后又全然忘记的富豪，那绝不是一个两个。不过陈先生又说，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的，这就殊不能解。
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一个有正当权利的人，不管他是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或者是身价连城的富豪，都对自己名下的任何财产，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常识。即便这个人马上要死，那他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也并不因为他岌岌可危的状态而有任何改变。
陈先生鼓励富豪行善积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假如站在道德高地上抨击那些死前不捐钱的人，并不合适，也不像他这个水准的人说出来的话。我们要知道，尊重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应该是这个时代全体公民的共识。在公民社会尚未建成之前，我们要更多得强调尊重个体权利的倾向。假如在巨富中死去，那也只是别人的选择而已，跟是否可耻，是否合乎道德，是两回事。
中国人似乎有倾向对事物做道德评判，其实只要回头翻看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就会发现道德评判其实是个不太靠谱的标准。中国历来重农轻商，在皇权时代里，并不鼓励个人通过个体的努力致富。所谓的小康，也不过是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稍有改进而已。稍微有点钱的人，要么是惨死于政权之手，如沈万三先后三次流放云南，要么是死于战乱。能在死前保有大量财富的人还是比较鲜见。
当代庶几有所改善。不过在我们当下的情景下，仇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更不适宜鼓励富豪临终捐献全部财产。我们的社会财富还在积累之中，鼓励个体通过努力致富是完成阶层上升、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手段。假如每个人都愿意这样，这么社会财富会极大丰富。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因为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求得自己的富强，国家自然就富强。
现实情况是，很难有人能够一直保持富有的状态，直至死亡，王均瑶在38岁上是累死的，并未终老。山西的煤老板倒是有钱，小煤窑被大煤矿一合并，就傻眼了。中产阶级倒也有点钱，为了孩子的教育，那点钱全部交给外国政府去办绿卡。以前有人总梦想中彩票翻身，可是如今要买北京三环里的一套房子，至少彩票要连中三次头奖才行。这是什么概率？何况买了也交不起物业费。
在咱们这里，致富本来就很不容易了，守住财富那只有更难。淘宝上开店赚钱吗？现在关税涨了。开煤窑赚钱吗？光是打点官府，就能累死你。贩毒贩枪倒是挣钱，可是那是违法的。做公务员似乎靠谱，但爬上去很难，可能还要克服良心的亏欠。在正常渠道里，致富就非常不简单。现阶段，首先是理顺体制的弊病，创造环境让大家先赚钱，生死的事情很还遥远。
我敢说陈先生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临终前还是一个富人。裸捐只是他自己的选择。假如一个富人愿意把财产留给子孙，而子孙又非常靠谱的话，那就能创造更多的赚钱机会给别人。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在此，我真诚地建议陈先生，在裸捐之前，找一个靠谱放心的慈善机构，要么就把钱直接交给那些需要的人。总之，大家爱捐不捐，这完全看个人。捐了，叫声好，不捐，也就这么回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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