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光 孙荣飞
内容摘要：“如果你是被盖茨打败的竞争者，盖茨必定是一个魔鬼；如果你是非洲无辜的艾滋儿童，没有人比盖茨更像个天使。”有人用“双面盖茨”来评价他。倾注他前半生心血的“微软”公司凭借压倒性的优势成为软件行业巨头，这个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且难以匹敌的公司，将盖茨推向全球富豪榜首位十余年之久。但2008年开始，盖茨有了新的目标，世界首善。他宣布将把从微软挣来的钱全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这在业内简直是一个由“魔鬼”向“天使”的转变。
眼镜、苍白、腼腆羞涩，说话时双腿喜欢不由自主地抖动。他有一副天使般温厚善良的面孔，但更有贪婪的胃口和锋利的牙口，他还有个当律师的父亲，他毫不犹豫地吞并那些有创造力的潜在对手，毫不犹豫地起诉那些侵权的对手，毫不含糊地从贫穷的消费者那里索要属于他的每一个铜板。
他的公司叫“微软”，但却是软件行业的压路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以至于美国多次要把这个公司拆开。为反对他的商业霸权，甚至全世界理想主义的软件工程师团结起来，开发了一款与之针锋相对的操作系统，但微笑的还是他。
有人从圣经上找到一段描述魔鬼撒旦的文字，附会推理一番后认定：撒旦就是这个人：比尔·盖茨。
这是他的前半生。一个有着天使面容的魔鬼。
2008年开始，这个占据世界首富位置已长达十余年的人，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跌至第二名，但他在另一项排行榜上再次荣登榜首——根据最新的《福布斯》慈善榜，盖茨以280亿美元的捐赠蝉联世界首善。他宣布将把从微软挣来的钱全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
这是他后半生。一个有着魔鬼名声的天使。
带他走向这条看似截然相反道路的人，同样是那个教会他熟练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对手的父亲。
“如果你是被盖茨打败的竞争者，盖茨必定是一个魔鬼；如果你是非洲无辜的艾滋儿童，没有人比盖茨更像个天使。”有人用“双面盖茨”来评价他。
魔鬼到天使的慈善之门
比尔·盖茨并非生来的慈善者。1986年微软上市大赚一笔后，盖茨的母亲玛丽劝他捐钱，盖茨烦得吵闹起来。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盖茨嚷道：“我只是想经营我的公司。我为社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
成为世界巨富的盖茨，出手之奢侈，直令中东石油富豪们黯然失色，无论是游艇还是飞机，他的购置都是一次概念的刷新。曝光的照片显示，他在西雅图的那幢造价5300万美元的高智能豪宅的客厅里，鱼缸里甚至有一条十几吨重的鲸鲨。
此时盖茨的花钱之道与他的挣钱之道完全匹配，但与他父母的财富观截然相反。
老盖茨算得上是家乡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师。他支持政府征收遗产税，称这是“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切实的、民主的约束”。母亲玛丽是西雅图地区知名社会活动家，她在1983年成为著名慈善组织“美国联合慈善总会”（United Way）首位女性董事，对慈善事业一向相当投入。
盖茨在公众中的印象显然让他们脸上无光——“嗨，你自己的儿子做得怎么样？”
盖茨第一笔捐助，是玛丽几经努力下，在微软启动一个计划，为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筹集善款。随着微软的实力与日俱增，求助信像雪花般飞来，忙着挣钱消灭对手的盖茨根本无暇去拆阅这些信件。老盖茨心急如焚：如果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盖茨不仅要继续戴着原来那顶“吝啬鬼”的帽子，恐怕更要多一顶“傲慢粗野”的帽子。老盖茨与玛丽商量，决定亲自出马，帮自己的儿子一把。
父亲愿意帮他来料理这些琐事，盖茨当然求之不得，便一股脑儿全交付给父亲。于是老盖茨以比尔·盖茨的名义做一些小规模、小数目的慈善捐款。
1993年秋，比尔·盖茨和当时还只是女友的梅琳达第一次到非洲旅游，一个个赤脚行走的妇女和无数饿得皮包骨的孩子让比尔和梅琳达震惊不已。
随后的1994年，是比尔·盖茨的生命中悲喜交加的一年。这一年，他与梅琳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也是在这一年，盖茨深爱的母亲不幸死于一种罕见的乳腺癌。在她与疾病抗争期间，她仍在劝说儿子更多地投入慈善事业。
巨大触动使比尔开始重新思索人生和周围的世界，许多原来似乎无足轻重、只能排在日程表末尾的事情冒升到了最前面的位置，其中就包括慈善事业。
6个月后，在和盖茨小两口子一起排队进电影院时，老盖茨再次提起慈善事业的想法。他劝说盖茨建立一个基金会，有组织、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慈善工作。这一次，盖茨欣然应诺。于是一个资金总额达9400万美元的威廉·H·盖茨基金建立起来，基金会的工作仍主要由老盖茨打理。
1995年，39岁的比尔·盖茨首次成为全球首富。在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时，他和妻子为华盛顿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设立了玛丽·盖茨奖学金。玛丽一向非常重视教育，这笔奖学金使很多大学本科生受益。比尔和梅琳达还捐献了100万美元给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这些捐赠，对比尔·盖茨的财富来说，仅是九牛一毛，比尔·盖茨的魔鬼名头与他事业一样正如日中天。
穷人需要的是什么
盖茨基金会最初的重点是向学校和图书馆赠送电脑，这一作法为盖茨招致新的讽刺：既图虚名，又谋实利，意图占领电脑软件市场。老盖茨建议盖茨夫妇开拓视野，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1998年，盖茨夫妇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发展中国家的孩子大量死于致命疾病（诸如麻疹、疟疾、痢疾），而美国公民很少死于上述疾病。文章说，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只有10％的保健资源。这篇文章唤起了他们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梅琳达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
夫妇俩先是把文章寄给老盖茨，之后又去找他细细商量：“爸爸，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事来改变这种状况。”这次盖茨认真了，夫妇俩请老盖茨帮助他们学习卫生知识。
2000年，威廉·H·盖茨基金会与1997年建立的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成为现在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促进全球健康和美国教育平等两方面的工作。同年11月，在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电脑”研讨会上，曾以“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脑”为梦想的比尔·盖茨发言说：“世界上最贫困的8亿人口，最需要的是医疗保健，而不是手提电脑！”盖茨的突然转向令参会者目瞪口呆。
老盖茨这样记述儿子的转变：“盖茨依然保持着曾经的阅读习惯，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和能量。当然，他不会在餐桌上读书了，因为现在他感兴趣的书籍越来越令人倒胃口。例如《谈传染性疾病的消除》、《蚊子》、《疟疾与人》、《老鼠、虱子和历史》。他总能过目不忘，而且总是急切地渴望和下一个遇到的人分享他刚刚学到的知识。”
梅琳达说，这样做所引起的一个后果是，在鸡尾酒会上，当他遇到熟人时，对方有时会转身逃开，因为他们害怕盖茨会逮住他们大谈肺结核！
重点开始转向健康领域的基金会，开始为向孩子们提供疫苗而奔走。老盖茨说：“我们之所以选择提供疫苗，是因为疫苗的医疗效果很好，同时可能是最经济的医疗手段。”
但在各种风险投资谱系中，投资药品开发是成本最大、也是失败率最高的。而盖茨基金会选择了这个大多商业企业都尽量避开的领域。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博士的解释是，因为穷人群体没有购买力，商业界不会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做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只能靠政府和慈善组织来做。“市场只愿意做心脏病的药、糖尿病的药、癌症的药、高血压的药、市场不喜欢做寄生虫的药、结核病的药、疟疾的药，因为他们研发出一种新药可能要十到二十亿美元，一粒药卖3美元才能收回成本。得这些病的往往是穷人，他们买不起的，所以企业没有动力来做这些工作。”
盖茨后来在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上说：“梅琳达和我原先以为，既然有可以救人性命的疫苗和治疗手段，政府就会尽全力去让每个人得到预防和治疗。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个残酷的结论，就是有些生命被尊重，而有些则不能。”
盖茨说到做到，自2000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已向疟疾研究投入了约12亿美元。而在上世纪末，世界上很多机构在这方面的投入还不到9000万美元。
此外，基金会通过两家机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和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已经向贫穷国家超过2.5亿儿童发放了疫苗，估计已有超过500万人因此避免死亡。
像经营企业一样管理基金会
盖茨笃定地坚信自己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选择，用市场与资本的方式解决贫困与不公问题。
被盖茨奉为偶像的美国著名公益基金创办人卡耐基曾说：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如他的前辈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一样，盖茨用管理大型企业的方式运作基金会的每一笔支出。在中国人看来，这显然不如陈光标挑着现金发钱那么豪爽。
与“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单纯捐款者不同，盖茨基金会贯彻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观念：以“投资”的眼光来看待慈善公益事业：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公益，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由最优秀的企业家来经营管理基金会。
其结果是，基金会每年都致力于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但其资产反而逐年递增。因为“全美最好的投资专家几乎都去了盖茨那里”。这也让盖茨的基金会不仅是一个花钱机构，还是一家赚钱的投资机构。
盖茨基金会的专业化运作不断吸引着外界支持。其中，2006年“股神”巴菲特的一项捐赠承诺，令盖茨基金会的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当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自己财富的85％捐给五个基金会，其中向盖茨基金会捐赠1000万股伯克希尔公司的B股股票，当时这些股票价值约31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盖茨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已超过6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一家公益基金会。
巴菲特要求，2008年以后，基金会每年必须花完上一年他所捐赠股票的价值总额。而按美国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也就意味着，盖茨基金会每年都要至少花掉大约30亿美元。
巴菲特锦上添花后，为使资本运作更加便利，2006年10月，盖茨基金会创造了一个“双信托结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负责管理和运作捐赠项目，新成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产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sset Trust）则负责管理所得的基金会资产。基金会与信托公司相互独立，但拥有两位共同的理事—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
这一模式让盖茨基金会的资本运作更加如鱼得水，也使盖茨基金会每年慈善支出都位列全美之首，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客气的批评。
2007年，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篇题为《乌云笼罩着盖茨基金会的好工作》的报道指出，盖茨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持有一些企业的股票或债券，这些公司与盖茨基金会所宣称的促进健康、安居和社会福利问题等目标相抵触”。一个事例是：“盖茨基金会使14个月大的Justice Eta接受了小儿麻痹和麻疹疫苗，却又在他家附近投资了一家石油工厂，浓烟使Justice Eta不停咳嗽，呼吸困难。”
《洛杉矶时报》还发现，截至2005年12月，该基金会至少将4300万美元投资于香烟包装商Alcan公司、President连锁店公司、Pantry公司与香烟销售收益相关的企业。
盖茨基金会答复称：“我们欢迎公开的讨论，如果发现个别企业或行业确实对社会造成了损害，我们就会退出对其投资。”
从那以后，盖茨信托基金拒绝投资烟草公司等“商业行为受到公众广泛质疑”的企业。“哪怕是最赚钱的，基金会也不会去投资。”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说。
我们不在乎这些指责
盖茨后半生的慈善宏图看上去比他前半生实现的商业宏图更伟大。
尽管盖茨已拿出七亿美元来努力消灭小儿麻痹症，但当他2009年参加世卫组织全球流行病的一个会议时，还是得到了“此病正在非洲各地蔓延”的坏消息。
当年夏，他专程前往尼日利亚—这个国家有着向其他国家“输出”小儿麻痹病毒的劣迹。2003年，尼日利亚北部的伊斯兰苏丹散布流言说，小儿麻痹疫苗会使穆斯林女孩失去生育能力。头领们叫停了疫苗接种，任由病毒扩散。世界卫生组织说，病毒最终传到了20个国家。
盖茨与这名尼日利亚7000万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共商大计。最终，这位苏丹向盖茨和一屋子宗教领袖宣布支持这场消灭小儿麻痹症之战：“我们将向你们表明我们的承诺，你此行不会白费。”
“每个人都会随盖茨基金会而动，”一个老牌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曾对《华尔街日报》描述盖茨基金会的影响力，“感觉他们无处不在。每次我去参加会议，他们都在现场。每个研究课题出来，他们都曾参与其中。他们要讲话，总有（国家）领导人愿意倾听。政治家紧随盖茨，希望获得公关效应。大家都喜欢与盖茨会晤。没有机构会拒绝。”
做慈善的同时，盖茨一直在摸索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和责任。近100年来，这个边界一直在发生钟摆式变动。从美国历史看，1950年前，社会福利的基金大多源于私人捐赠，此后政府扩张，更多福利资金来源于政府开支。90年代后期，政府收缩，钟摆又回调。
但贫困与疾病的风险并没有减少，盖茨认识到还是要更多依赖于政府出场。于是盖茨基金会在华盛顿设了一个办事处，为的就是方便和批钱的美国国会打交道。在海外，基金会除了两处分别设在中国和印度的代表处外，还有一处设在伦敦。伦敦代表处不是选址在慈善机构通常居住的破旧近郊，而是靠近国会大厦。
这是为了“推动政府多给钱”。叶雷说，“英国、美国用于支持贫穷国家的资金每年都有很大一笔，问题是这些钱有时候会因为政策的变动或者民意的变化而减少，所以需要有人去鼓励和支持它做这项工作。我们把这项工作叫作‘倡导’。”也有评论形象地将盖茨等人和这些非政府组织比喻为“压力集团”。
盖茨本人在这群集团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在本次访华行程结束之后立刻飞往英国，因为6月13日，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捐赠者和合作伙伴的“认捐会议”在伦敦召开。
这次“认捐会议”由英国首相卡梅伦主持，盖茨志在募集37亿美元，用于对最贫穷国家的2亿4千3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以防止他们感染肺炎和麻疹等疾病。最终认捐竟达43亿美元。英国承诺到2015年捐赠8.14亿英镑，美国承诺捐赠4.5亿美元，巴西和日本第一次认捐，澳大利亚增长了十倍。“如果没有盖茨的推动，这次会议能筹集到10亿都困难，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有这个会议。”有业内人士这样认为。
但资金也只是盖茨在新职业中遇的诸多问题之一。《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他建立基金会，就是看中了救命疫苗的前景，这也反映了他利用科技解决问题的偏好。但拨款流向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障碍也有可能对科技形成阻碍，这从防治小儿麻痹症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盖茨仍在学习怎样在这些障碍之中做到游刃有余。”
西方国家基金会对贫穷国家问题的投入，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增加的政府援助预算。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在（创造）后联合国世界”，因为“联合国在实现这些目标时过于缓慢和官僚”。
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世卫组织一位官员认为，盖茨基金会在疟疾研究上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削减了他们的政策制定能力，让科学多样性趋于停滞。《柳叶刀》杂志则批评基金会的影响力扭曲了全球卫生议程。但盖茨本人并不认同这些批评，他甚至反驳说，“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扭曲’，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扭曲’。”
面对外界对基金会的过于强势、不负责任、妄自尊大等指责，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杰夫·莱克斯从不向批评妥协。在统治软件技术王国的这几十年里，微软同样是在这样的谴责声中度过的。莱克斯表示：“我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让人人都满意。但我们必须鼓足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
老盖茨也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的儿子因为其财富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偏见和批评，但是我很乐观，大量捐献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慷慨。我们不在乎这些指责。”
从前的盖茨不在乎人们批评他不从事慈善，今天的盖茨仍对外界的批评不以为意。2011年5月17日的第2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比尔·盖茨发言说：“三十年前，在微软公司创业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人人拥有计算机。现在，我和大家一起，追求一个更重要的愿景，即人人拥有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