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娜在辅导大龄残障人士。
演乐胡同110号，“北京慧灵”所在的四合院门内，一个小男孩提着垃圾桶走了出来，看到走到门前的记者，小男孩边倒垃圾，边主动询问记者的来意，当得知是来采访孟维娜时，他拉起记者的手，兴高采烈地将记者带进了屋里。
“他是学员，很乐观，还会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呢。”几分钟后，记者见到了孟维娜，她介绍说，这些孩子都是智障人士，通过平时学习自理能力和艺术课程，学会和别人沟通，学会了帮助和照顾他人。
‘我们草根组织必须大声发出同一个声音“我们最缺资金”！我们为什么要羞答答老说缺这缺那，却不敢说真正“缺”的就是钱？ ——孟维娜’
工会干部投身人道事业
在体制和资金困境中成长办慧灵探索智障社区康复带“逃跑”孤残儿找司长北京慧灵期待民非注册
上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的孟维娜已在广州解放家具厂当上了工会干部，发发劳保用品，写写黑板报……日子一天天逝去，孟维娜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1985年，孟维娜偶然读到了时任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的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章，这篇文章让她的心思活络起来。
“邓小平的儿子在做这项事业，将来肯定有前途”，带着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太清楚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孟维娜决定开始自己的“人道主义”事业——残疾人康复，并将服务人群锁定在了智障人士。当时福利机构都是国家办的，孟维娜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要想办福利机构只能从境外寻求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持。当年5月，孟维娜赴港探访并争取到了香港明爱机构的支持。
回到广州后，孟维娜马上着手招生工作。招生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竟有上百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报名。合作的香港专家认为，根据人力和经验，至灵首期只能招50个轻度智障的孩子，但孟维娜经不起家长渴求的目光，自作主张超额招收了96个孩子，其中很多都是中度以上智障儿童。
当时，政府办的福利机构按照规定也只收轻度弱智的学生，从康复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固然有其科学的道理，但它也把许多中度以上的智障孩子拒之门外，使他们失去了发展自己的机会，成为民政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至灵的出现以及它在标准上所作的妥协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些残疾孩子有了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家长、爱心人士以及香港慈善机构的帮助下，1985年，全国第一家引进“外资”的智障人士特殊教育学校——广州至灵学校诞生了。
在体制和资金困境中成长
学校成立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招生规模扩大，同时改为住宿制，所需资金大大超过预算。当孟维娜手足无措时，孩子们的家长站了出来，每个智障孩子的家庭借给了学校500元，96个家庭筹集了将近5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很大数目的资金，一下子缓解了租房、装修开销的燃眉之急。
当时的中国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买粮、油、煤都必须配上粮票、油票、煤票，无法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到。由于孩子们全部住校，学校对煤和粮食有很大需求，每天100多名师生的三餐成了孟维娜最头疼的问题。这时，至灵的家长们又一次站了出来，从自家又背又拉地往学校送米送煤，当粮食不够时，孟维娜带着至灵的老师和家长也会偷偷到粮油店“托关系、走后门”，在这买五斤米在那买十斤面。现在的人难以想象，这个看上去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在当时属于扰乱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
与吃饭问题相比，体制的滞后则让至灵地位尴尬。孟维娜创办至灵给地方政府出了难题：当时没有任何与民办社会公益事业相关的法规政策，因此，至灵的性质无法确定，归口更是无据可循，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黑户”。为了“身份”问题，她有些不近情理地对政府部门轮番轰炸，甚至与主管市长面对面“交锋”不欢而散。为及早获得合法地位，经过合法程序，孟维娜在两会期间，与学校的员工、家长和智障孩子20 多人到市人代会场外表达意愿。经多方努力，1986年10月，至灵在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正式备案注册，其时距1985年9月1日开学已一年有余。
办慧灵探索智障社区康复
上世纪90年代初，至灵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却面临不能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家长们经过商议，强烈要求续办一所成人学校，接收这些学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但香港合作方认为，为保持高规格的专业标准，不能再扩大服务范围，更何况民间机构不是政府，也不是救世主。孟维娜很清楚其中的道理，但她无法拒绝家长们的渴望，又一次通过“集资”的形式，为大龄智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的广州慧灵机构成立了，一开学就接收了至灵20 名毕业学员。
公办机构提供的服务是设定好的，入住的学员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服务，而慧灵提倡“我的生活我做主”，想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可以由学员自己选择。比如，每天吃什么菜，学员可以自行制定菜谱；每次外出实习的名额确定，也是根据学习成绩民主选举产生的，通过自己平时的努力学习得到认可获得机会，这对于其他没能出去的学员则是一种激励。
除此之外，孟维娜还在慧灵推行“社区家园”的模式，一个“社工妈妈”带五六个智障人士成立一个家庭，模拟正常生活，慧灵在社区里给每个家庭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还给每个家庭配备一名专职志愿者做辅助工作。孩子们白天去慧灵的服务点学习，下午四五点钟回到这个家庭里，与“兄弟姐妹”和“妈妈”一起买菜做饭看电视，有分工地做家务劳动，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经过不断的发展，慧灵迅速复制和裂变，目前已在10地拥有了40个社区家庭和26个日间服务点，服务对象超过1000人，员工约250人。
带“逃跑”孤残儿找司长
孟维娜说，创办慧灵的宗旨就是推动残疾人福利立法保障，改变残障人士的弱势地位。他们需要的不是钱和帮助，而是真正的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同！”孟维娜说。
2009年初，18岁的孤残儿小飞(化名)从福利院里偷跑出来找到了孟维娜，孟维娜问他为什么要逃跑，小飞说：“我只是走路不方便，脑子没问题，我不想被当作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在福利院的生活是浪费时间。”小飞的故事真实反映了目前民政系统福利院的“大集中营”的形式对孩子的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正值元宵节，孟维娜马上给当时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打电话，希望对残疾孤儿养育模式进行探讨。王振耀同意见面。下午4点，孟维娜带着小飞来到了王振耀的办公室里，用小飞的亲身经历呼吁改变公办和民办的福利院、孤儿院“集中”的养育模式，建议通过领养或寄养的方式，让孩子进入正常家庭生活，或者分散建立“社区家园”，让孩子得到平等的生活权利。王振耀对孟维娜的许多观点深以为同。
2009年的元宵节谈话，尽管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在今天看来，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比如孩子们不仅能得到国家给予的生活费用，还可以得到所需的服务和培训。
北京慧灵期待民非注册
去年是北京慧灵成立10周年，但孟维娜无心庆祝，原来慧灵的10多个分支机构中，只有北京慧灵至今难以完成注册登记，还属于工商注册的“企业”，诸如税收、筹款等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服务了10年的机构，到现在也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登记，草根NGO注册难是普遍问题”。孟维娜无奈地说。由于是工商注册，北京慧灵不但承担企业一样的税率，同时对企业给她的捐款也不能享受免税的优惠。有一次，一家公司计划捐赠一笔钱给慧灵，但当听说慧灵是企业性质，无法开具捐赠发票后，这家公司放弃了捐款。“人家说你们是企业可以从事营利活动，我们还捐什么钱。”这让孟维娜又无奈了。不仅如此，在慧灵学员进社区给居民表演时也难以被批准，原因也是慧灵的“企业”身份让很多人以为他们是“有利可图”。
北京慧灵租住在一座四合院里，几间屋子作为学员的活动室、教室、老师办公室和厨房，离四合院不远的一个办公楼里的几间简陋的房间就是中国慧灵总部。孟维娜粗粗地算了一下，每年慧灵的收入大约为100万左右，其中，家长交的学习和生活费占到30%，国际基金会的资助占到一半，余下20%来自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和学员们自己的劳动所得。而在支出方面，主要是每年的房屋租金就达到45万，再加上税收和成本，能勉强持平，但被催债是常事。
2011年北京慧灵成立11周年，孟维娜想通了，无论是否有身份，也是该庆祝一下的时候了，“11月11日，我们会面向社会举行‘一心一意’庆典晚会，到时候，希望大家来看看北京慧灵11年来做了些什么，看看孩子们的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