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更何况，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80”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
本报一直关注养老话题。此次报道从个案着手深入调查，试图展现当下养老问题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人们的苦乐和无奈，以期引起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共同寻求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
群山环绕，绿树风吟，在北京北郊一幢幢度假村式的尖顶木头小屋里，住着一群老人。
老人们并不习惯欣赏美景。一个老太太在睡觉，蜷缩的身躯像个五六岁的孩子，在薄被下微微起伏，插着鼻管张大口呼吸。床头红色的“天线宝宝”玩偶，是孙辈带来的礼物。
一个老头整个早上专注于电视，画面上大片雪花，偶尔能看见人影。另一老头浑然不觉地敞开门，光身坐在特制的坐便器上，木然望着窗外。
这所取名“凤凰”的临终关爱护理院收治的，大多是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老人。据民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49亿，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
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在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把失能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谁陪你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
尽管大家回避“临终”这个字眼，称其为“凤凰”或者“护理院”，但事实是，送到这里的老人大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家属们选择这里，因为“和大部分我们考察过的养老院比，这里专业、干净，风景也美”。但是老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是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住在“凤凰”的老工程师范荫桥思路清晰、乐观豁达：“我老了，腿出了点问题，暂时在这里养病。再过半个月，我就要回家了。”他比画着，详细描述了家庭的地址、物品的排列。家，好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对客人说，“你记好我家的电话号码，过段时间我就回家了。”
老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护理院并非人生终点。不过，护士私下表示，按老爷子的状态，不要说半个月，可能以后都回不了家。为了让老爷子情绪稳定，儿女们编织了善意的谎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单纯从护理角度来说，机构护理是优化选择。
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56%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有42.45%的人是因为“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15.49%的人是“家人太忙没有时间”。
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这意味着，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
“一开始老人们都不习惯，就像幼儿园孩子入托一样。”“凤凰”的院长田忠范说，刚来的老人们都“闹得厉害”。
住在南向单间的宓延敏老太太嗓门儿很大，整个早上不停地唤护工，“来人，我疼，我疼。”护工来了，她却要求帮她拿出手机打电话。
“这是一个患有脑萎缩和重度骨关节病的老人。”田忠范介绍说，她儿女都很孝顺，但年纪都超过50岁了，没有办法在家护理。家属给老人配备了所有药物、零食，一切都准备得很周到。
不过，对有点糊涂的宓老太太来说，这些不够。她最重要的事就是打电话。电话还没通，她就嚷嚷，“萍儿啊，是萍儿吗？你快来看看我，快过来。”
空喊了几次，电话接通。一个女声问：“怎么了妈，出什么事儿了？”
除了“你来，你来”，宓老太始终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僵持了2分钟，她挂掉女儿的电话，换了一个号码：“小儿子好，他疼我。”
“嘟……”在安静的房间里，宓老太拨了三次电话，直到再一次听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她终于安静下来，崭新的手机滑落到护工手里。
护士说，其实前一天老人的儿子才来过，在这里陪了她三四个小时才走。“时间长了，她就能适应了。”
家庭不能承受的养老之重
如果让家庭承担这些老人，处境也许更为艰难。
住在另一家养老院的霍伟，曾经也是一样恋家。他去世前的周末，霍淑荣曾和姐姐合力将父亲带回家泡澡。老人像孩子一样请求说，“我在家，不走，行吗？”
“谁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呢。”霍淑荣说，如果老人生活能自理，一定在家养老。让父亲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
几年前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身边离不开人。哪怕儿女轮流，放弃手头所有工作在家照顾也很难：有时候家人出去买饭离开一会儿，回来就出问题。在家摔了好几回之后，五个儿女合计着，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
于是，那个周末，家人眼见着老人想回家，只能决定先让老人在养老院住着，每周都接回家洗澡，让他高兴。
在笃信“养儿防老”的环境里，一些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有人说，每个月花几千元钱在养老院，还不如请一个保姆，让老人留在家里。可是，像霍伟这样的情况，或者一些有精神疾病的老人，请保姆帮忙照顾也不现实。
一位罹患精神疾病老人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苦处：“如今请保姆很难。保姆一看老人吃精神方面的药物就不敢来。而且能来的保姆又不一定专业负责，老人吃的药和吃饭一样重要，是一顿都不能落，时间和计量都要很严格。随便找一个怎么放心？”
“退一步说，如果请到保姆，老人和保姆很容易处不来。保姆一辞职，我就要放下所有事情，再找新保姆。三天两头这么折腾，怎么工作？”
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属还有说不出的苦楚。从外表上看，一些老人逻辑清楚，但实际上却已经糊涂了。有亲属来看望，例行问道：“中午吃了什么？”有的老人明明刚吃完饭，却说：“他们不给我吃饭。”
家庭护理失能老人往往夹杂着辛苦、繁琐、误会。那位女士表示，她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差点把自己也弄得精神崩溃。
养老院可能是接收失能老人最合适的地方。可是，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有的地方条件很好，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现实问题：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
霍淑荣说，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条件不错、价格合适，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刚开始她还挺高兴：“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和家里差不多。”
去得多了，霍淑荣发现，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除硬件设施外，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
她发现，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不怨他们，在护理院干活钱少，事情又多，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
不过，父亲总是抱怨护工：“她老抽我”、“一尿床她们就打我。”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再说了，即使在家照顾，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过，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放心的”男护工，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
在家洗完澡没几天，在入住养老院24天，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逝者已矣，更让她担忧的是未来：“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
护理院进退两难
霍淑荣只盼着，将来国家要是能出一项政策，把所有护工都培训、分级上岗，她就安心许多。
事实上，对护理院来说，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凤凰”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照片上是大半年前，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站在皑皑白雪中。她们在“凤凰”待得最短的，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
由于“凤凰”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的，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袁延京说，“凤凰”是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现在的护工都来自甘肃、湖南、四川的农村。
问题是，人是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田忠范说，做临终关怀的护工，心要至善，其他技术可以培训，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没有耐心，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凤凰”还曾解雇过一个人：护工给老人洗脚，就洗脚面，结果搞得老人脚趾之间臭气熏天。
另一个问题是，人来了，能留住吗？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在“凤凰”一年，都没进过北京城里，而护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说个话儿都难，寂寞也能寂寞死。更重要的，在这里挣钱也不多，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什么苦都可以吃的，多脏也受得了，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代。”
据了解，一个护工在“凤凰”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就是这点工资，在记者采访时，还出现了拖欠。因为“凤凰”面临财务危机。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上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为了节省成本，“凤凰”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可是，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老人都怕吃饭了，真的说不过去。”连田忠范也看不过眼去。家属和袁延京对峙。袁发狠说：“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对家属而言，“凤凰”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最终的结果是，6个老人迁出。“凤凰”的伙食也改善了。
这对本就艰难的“凤凰”是个不小的打击。据了解，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在2020年之前，北京市要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每年增加1.5万张床位的同时，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和“凤凰”的命悬一线不同，松堂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进佳境：拥有良好的声誉、广泛的关系和可持续的收入。副院长朱林告诉记者，松堂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在临终关怀，甚至是在养老方面上的抉择转变。“很幸运它能坚持到现在。”朱林说。
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
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在头几年，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的需要，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临终医院，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弃。
松堂的第一位“客户”是李伟的邻居。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四个月后，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之后，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如今，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
“当然，整个发展的过程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朱林说，从松堂创办到现在，前后已经搬过七次家，最艰难的一次是刚搬到一半，社区的群众不让进驻了。几百人堵着门、路，要求晦气的“死人医院”迁走。“一个小伙子喊，‘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松堂没有办法，只能再寻地方。人们的不理解可见一斑。”
现在，松堂在北京市朝阳区拥有自己的院子，中式的楼房古色古香。记者采访时，松堂正在东扩新的房间。旧有的太过拥挤，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老人。“新旧房间加起来，最多可以接纳500多人，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也有山西、广东的，还有外国的慕名而来，主要是华裔。”朱林说。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养老院。看不到两个老人下棋的安静，或者一个老人读报的安详。记者所见是，20多个老人在看着一台电视。他们都坐在轮椅上，有的还被束缚带固定着，眼里并没有和节目交流的样子，也没有和旁人交流的迹象。坐在角落的一个老人突然大叫起来：“你们查过了吗？我得了什么病？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没有人理她。另外一拨则试图合唱一首歌，但是每个人发出的音都不一样。
“在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超过81岁。”朱林说。
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在医院的墙壁上有一些大幅照片，多是明星、官员等社会名流来访的留影。北京众多高校学生还经常来做志愿者，帮助医院照顾老人们。每一个房间还都贴着“××爱心小屋”的图片。有人认为，松堂的顽强不倒，跟李伟当初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和不放弃的信念相关，也跟他社会经营能力关系极大。他不仅拿出全部家当来“赌”明天，还成功地使松堂几乎成为临终关怀和养老的代名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显然无法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正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
按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窗说，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其中，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不久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他表示，由于缺乏社会护理，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所以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
事实上，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早在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
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她的《死亡与临终》中说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松堂，类似松堂的组织，干的正是这个。
专业人才缺失困扰养老行业
先行者的优势是较早摸索到行业规律性的东西。朱林说，养老的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使它变得更为急迫，“四二一”的家庭构成注定了家庭难以承受养老之重。然而，中国社会对社会化养老准备尚不足，这个行业有很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楚。“比如如何照顾老人，让他们能够接受进而享受在养老院、临终医院的日子，这是很难的。”
进松堂的老人中，起初不少是非常抵触的。“就像你刚才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个老奶奶那样，不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往往会有被抛弃感，有的还变得很有攻击性。”有个志愿者曾经靠近一个爷爷，想和他说说话，结果那个爷爷拿起手边刚沏好的热茶泼在小伙子身上。“老人和一般的成年人不同。”朱林说，现在最急缺的是研究老人心理学的人才。“有研究青少年心理的，有研究婚恋心理的，但研究老人心理学、分析他们精神需要的很少，这方面的实用人才就更少了。”松堂最缺的是心理医生。
不过，李伟对老人心理的观察力是较强的。他在《每天拥抱死亡》中记述了多个老人的故事，其中展现了他和老人交流沟通的才能。这也被认为是松堂成功的要诀之一。目前，松堂基本上认定，老人入住后的15天内是非常关键的。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对家属，15天都是个坎儿。老人入院和孩子入托一样，家属天天来看，未必就好。
另外，朱林说，不管养老也好，临终关怀也好，护理队伍是极为关键的。和“凤凰”的田院长强调护理人员要有善心不同，朱林强调，护理人员还要有感情的免疫力。要有善心，是因为这份工作非常辛苦；要有感情的免疫力，是因为经常要直面生老病死。人间的悲喜剧不停上演，如果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这份工作是做不长的。“曾经有一个护工，和老人朝夕相处，感情很深，老人走了，悲伤得不行，这就不适合了。既要有情，又不能那么有情，其中的关系确实很考验人。”正是如此，护理人员的流动性是最强的。这和“凤凰”的情形是一样的。
再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如何有体系地保障老人的权益，或者说在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和威胁时得到规则的支持，而不仅仅依靠管理者和护理者的良心，尚难有答案。记者看到，不管在“凤凰”，还是在松堂，家属和管理者在收费和服务质量上的博弈，是目前唯一的平衡办法。朱林对此也表示担忧，“规范其实对双方都是保护。”
问及个人的选择，上有八十老母的朱林说，他们兄弟姊妹四个在家里供养老人。“你是否愿意老人住养老院或者临终关怀医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尊重老人的意愿，让他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家庭无法承受，救助也无意义的情况下，我也会把老人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