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公会议给普世教会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反应，一个把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有很多思想与作风几乎仍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带进现代世界中的大公会议，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而且会招致各种不同的反应：前进派的乐观，保守派的悲观，怀疑派地观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微妙情结，这都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无论如何，领导梵二大公会议后的教会乘风破浪，在诸多暗礁中坚忍前行达十叁年之久，为梵二大公会议奠下坚实路基的保禄六世教宗，虽然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却一心一意地，不动声色地带头推展大公会议的决议。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保禄六世在纽约联合国向全世界毫不隐讳地宣称他是“人类人道的专家”，他说“我们对人有所敬礼”。保禄六世这番语不惊人的话隐含着极深刻的意义，甚至是一股汹涌的暗流，这股暗流慢慢地运作，越来越明显，到二十世纪末发挥最大的效用。 保禄六世是开教会元首周游列国先河的教宗，他以访问各国和国际机构来表达他对世界问题的关怀，他发表言论，维护人权和正义。一九六七年元月六日，他在圣座设立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并在各国主教团内成立分会。这个分布在全球各国内的教会重要机构的宗旨，就如名称所标示的，乃在推动社会的正义和全球各地的和平。而正义与和平实在是人类千古以来所有问题的两大关键。正因为如此，基督信徒有所觉醒，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期望借着福音的崇高理念，有助于缔造一个更安详、更富有人道的世界。 然而，由于社会各层面的运作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同是参与社会各种工作的基督信徒，他们之间的意见与作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免发生紧张的关系现象。对这种现象教会非常关心，因为教会不愿意看到信仰生活与现世事务纠缠不清。有些国家的公教进行会行动更积极，更明显，他们愿意在政治上有明确的选择。这样的主张在基督信徒之间又造成了新的争论。 梵二大公会议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天主教向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向东方集团的世界调整关系。若望二十叁世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先，已有这种抱负，他在美国和苏联于一九六二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际，在梵蒂冈接见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女婿。这件绝不寻常的事在当时引起了一阵喧扰。其实，这只是罗马圣座东进政策第一次非官方性质的接触而已，却为日后漫长又艰辛的东进路途敲开了第一扇门。 若望二十叁世 下的这块跳板，让他的继承人保禄六世得以继续尝试推进。这项艰钜的使命便交由当时主持圣座外交工作的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总主教来执行。一九七Ｏ年，圣座终于和当时东欧集团最开放的国家，有"东欧之窗"称呼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匈牙利首席主教敏真谛（JOZSEF MINDSZENTY, 1892-1975）枢机也得以在一九七一年离开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到维也纳定居，解决了一桩困扰圣座和匈牙利共产政府之间达二十叁年的政教悬案。此后，保禄六世多次接见了苏联要人。一九七Ｏ年这位教宗乘访问南亚和亚太地区多国之便，在香港逗留了几个小时，当时他在跑马场接见香港教友，并向中国大陆致意，他说：“为中国而论，基督也是情深似海的救赎主”。 罗马圣座对东方集团的开放态度使得东欧国家的天主教处境获得一点改善，罗马教宗终于能在东欧国家任命主教。然而，这样的改善一般而论只限于一点宗教自由而已。 全球天主教中心的罗马除了对全世界政治与社会事务上开放之外，也在基督信徒的大公合一运动上为天主教徒敞开了许多条路。保禄六世教宗先后会晤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领袖，埃及"科普特"教会宗主教，英国圣公会领袖等人。天主教法典关于天主教徒和异教徒通婚的规定也缓和宽容了许多。 世界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是个重要的组织，天主教会虽然不是成员，但是也改变昔日存疑的态度，派遣观察员参与其事。其实，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正是天主教关切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支持世界许多地区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例如为南非联邦的黑人争取平等，却因此被某些政府控告它介入政治，也因为如此，有几个成员教会团体退出这个组织。 除了与世界基督教会委员会建立友谊的关系之外，天主教会在不同层次与 围上也和誓反教各教会团体合作，发表共同的文件，例如一九七叁年法国天主教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便与法国誓反教联合委员会共同发表有关武器交易的反省声明；天主教也和誓反教联合翻译大公性的圣经；法国栋布（DOMBES）地区一个团体也连续发表文件，建议誓反教与天主教对某些要点在神学上取得协议，这些要点包括：对圣体圣事有相同的信仰；在教会职务上、在主教职权上、在圣神和教会与圣事上的调和；以及普世教会中的共融等等。 正当天主教和誓反教在多方面合作之际，在思想理论上的大公合一运动却出现停滞的现象，或许因为在信理的关键问题上仍无法达致协议，无法获得共识。比较年青一代的基督信徒希望各教会团体之间从事共同的活动，不必等到彼此在教义信理上获得共识后，才携手合作。 一九七四年，梵蒂冈召开第叁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当然，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方式与途径有很多，因人、因地而异，比方说先进国家的主教们在谈到传播福音这个问题时，首先关心的便是社会俗化、企图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基督信仰成份与色彩，以及无神论这些问题。亚洲和非洲主教所关切的，则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在顾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需要之下，来向非基督信徒的同胞宣讲福音。拉丁美洲的主教所想的，则是如何使传播福音的使命工作和使国家从政治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两件事配合起来。 这次世界主教会议的建议案由保禄六世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十周年当天，以"劝谕"的形式综合公布出来，这道文献取名"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保禄六世在这道劝谕中广泛地谈论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各种问题，在某些章节里面，他的文字气势比较微弱无力。无论如何，他在文献中强调了下面几个重要思想：传播福音是不能逃避的义务，即使有些现象令人 气，也不能却退；在传播福音时，不能忘却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传播福音时，必须注意到与文化的交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福音本地化的问题；传播福音与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关系等等。 保禄六世又强调：“必须使二十世纪的教会更有能力向二十世纪的人宣讲福音。即使需要流泪播种，但传播福音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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