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两千年历史以来，共召开过二十一次大公会议，平均每一百年举行一次，每次大公会议对普世的教会都产生长远的影响。远的不说，十六世纪的特里腾大公会议便主导了四百年的教会生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召开梵二大公会议为止。为此，要评论一次大公会议的后果，绝不是一代的人可以遽下定论的。今天我们要谈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后果，仅限于会议结束后数年间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而已，这些现象或如昙花一现，或继续在演变，很难盖棺论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愿意，也应该述说一下梵二大公会议的短程后果。 这次大公会议的文献所要求成立的组织机构，在会议结束后数年间都很快地诞生，象征主教集体领导地方教会的主教团（CONFERENZE EPISCOPALI），在全球各国纷纷成立。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国家早有主教团的存在。最新颖的倒是世界主教会议（SINODO DEI VESCOVI）的成立。这是全球主教襄助教宗治理普世教会最具体的方式和体现。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举行，有一百九十七位主教参与，其中叁分之二是各国主教团选出的代表。这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可以说是试验性质的，讨论的内容很笼统广泛，诸如威胁信仰的各种危险，无神主义，混合婚姻，修院改革，圣教法典的修订等等的。 除了各国主教团和世界主教会议之外，每个教区也成立司铎谘议会，作教区主教的谘询机构，协助主教治理教务。各男女修会也纷纷遵照梵二大公会议的"修会生活革新法令"，调整修会的会规和生活方式。各国主教团也遵循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积极推动礼仪改革的工作，各地教会都在举行礼仪时采用本地的语言，这是最基本、也最显著的改革；教友在弥撒中除了圣体外，也可以领圣血；圣道礼仪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采用；开始有多位神父举行共祭弥撒。这些属于礼仪上的新改变大致都受到教内外人士的普遍欢迎，但也有极少数的怀旧派对礼仪改革不满，开始抨击新作风。 教会内部的新气象使教会有胆识走出圣堂门外，重新关切与普世各地教会生活有切身关系的事务。再说，拯救和改善人类现世生活的处境也是教会义不容辞的使命。基于这种关怀，身为教会元首的保禄六世开始走出梵蒂冈，走出意大利。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叁日到葡萄牙法蒂玛朝圣；两个多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晤东正教领袖阿忒纳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并到依兹密尔（IZMIR或 SMIRNE）和厄弗所凭吊圣若望宗徒、圣保禄宗徒，乃至圣母的生活芳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麦德林，主持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访问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机构，五十天后前往非洲乌干达；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往南亚、远东和南太平洋访问八个国家地区。这几次国际性的访问旅行使得罗马教宗获得全球教内外人士的好评。 随着教会的走进世界，罗马圣座各部门的人事也逐渐国际化，全球枢机主教中，意大利籍的已成为少数。 一九六七年保禄六世教宗颁布"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其中强调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所谓的发展必须顾及经济、文化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在国际贸易关系上必须保护贫弱的国家，使它们不受到不合理的竞争的损害。这道"民族发展"通谕对各国主教团和对一九七一年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都有重大的影响，生活在富裕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批评消费的社会，抗议富有的国家过度浪费世界的资源，以求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回顾梵二大公会议结束以来的这段岁月，一九六八年似乎是个分水岭，不论在社会上或在教会内都如此。那一年五月法国发生大学学潮，反对政府和社会体制，充满革命的气氛。学潮很快便波及工厂，于是又掀起的工潮。最后，法国整个社会都陷入危机当中，教会也无法幸免，教会的体制也成了攻击的对象。教友们开始在圣堂中发言，多少带有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教会的口吻。巴黎总主教马蒂更宣称：天主不是保守派者。于是神父们开始聚会，高谈阔论，令人觉得教会也扮演着抗议者的角色。在这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士指责教会支持国家既有的体制结构，又有部分的人以为教会推行梵二大公会议决议的行动不够迅速，必须给教会施加压力。一九六八年圣神降临瞻礼当天，有些基督信徒、神父和誓反教牧师竟然联合举行弥撒圣祭，企图催促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早日合一。在那个年代，离职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它们希望借着婚姻、工作职业和政治活动，使神职与现世人性的生活结为一体。 梵二大公会议期间，与会教长并没有讨论限制生育的问题，因为保禄六世教宗愿意自己来解决这项日渐困扰世界的大事。他委托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看法倾向于超越教会传统上对避孕的立场。保禄六世没有接纳委员会的意见，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颁布了轰动全球的"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通谕 ，反对任何非自然的避孕方法。通谕一出，举世哗然，不但非基督信徒不以为然，就连先进国家中的许多天主教徒也不以为是，倒是第叁世界地区的人反应比较良好。不支持这道通谕的人中，大部分认为教宗颁布这道通谕是一项没有符合全球主教集体领导教会的原则的行为，因为文献所触及的控制生育，对离婚者的牧灵工作，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等问题，都避开了大公会议的讨论和全球主教集体领导的职权。某些主教，例如当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总主教胥恁斯（LEO JOZEF SUENENS）枢机，就对"人类生命"通谕持保留的态度。 这道通谕部分人士不接纳的某些原因是"他们认为通谕不从人的立场，而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对大自然的观念模糊不清；通谕的立论基础也模 两可。他们质问说：人类不是一向都在为改变自然界，或为征服大自然而努力吗？言外之意，人工避孕以控制生育，这也属于人类改变和征服自然律的努力之一。基于这种想法，许多天主教徒自己觉得不受到这道通谕的约束。他们的态度影响了教宗的威信，他们，尤其非天主教徒越来越难以接受自己的生活行为受到来自上方，来自外在权威的牵制，这为一位非基督信徒更是如此。某些人甚至抗议那些守独身的可敬老人怎能有权利去说那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事。 继"人类生命"通谕掀起风波之后一个月，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保禄六世飞赴南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两大城访问，主持拉丁美洲主教在麦德林举行的大会。在致词中，保禄六世宣称“发展是和平的新名词”；他反对那些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暴力行径。事隔多年后，保禄六世当初所推崇的"发展"的思想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他所主张的发展正中跨国资本主义的下怀。这些大资本集团都设在北美地区，它们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都获得当地军人政府的支持，而教会也经常被指控为保守主义者，并和军人政府同一鼻孔出气。 当时，拉丁美洲确实有许多看不惯局势，为贫苦大众打抱不平，处心积虑要改革生活的神职传教士，他们倡导"解放的神学"，同意基督信徒采用解放斗争，为贫困的人民伸张正义。这些解放神学家当然不以为解放行动仅限于武装革命斗争，但他们也认为暴力之所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不能辞其咎。 这些抗争行动也遭来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击，他们把这一切现象都归咎于梵二大公会议。看到这些意想不到的现象的出现，保禄六世内心非常痛苦。他在随后几年间曾多次表示：“更新是好的，但不要改变”。一九七二年他沉痛地说：“我们曾期望大公会议结束后，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岂知过的竟是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