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友人数变动与圣召危机

       中 国天主教会自2000年以来面对不少挑战，其中教友人数的停滞以至向下最令笔者关注。而教友人数的停滞，既带来教会信众群体的老化，亦引伸出圣召的危机。 在2000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担心中国圣召出现短缺，当时人们担心的是如何扩建现有的修院，但不出十年，中国的修院已陷入生源不足而引发生死存亡争论， 使人感慨不已。

教友人数的停滞不前及转势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8月11日发布了2010年《宗教蓝皮书》，当中对天主教人数的报导，主要分两部份，第一部份是引述河北省天 主教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最新调查和统计，这与2009年12月18日《信德网络版》所发表的数字基本吻合。这部份的数字如下：

截至 2009年12月10日,国内天主教会共有神职人员(主教、司铎、执事)3,397位,其中,3268位司铎分布在百余个教区。全国10所大修院共有 628位大修生,106个女修会有5451位发愿修女。30所备修院有小修生630位。男修会会士有350多位。全国有5967座教堂或祈祷所；据不完全 统计,全国有教友5,714,853人。(页98)

        但《宗教蓝皮书》并非一面倒采用信德文化研究所的数据。《宗教蓝皮书》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教友5,714,853人”这一句之后， 明确加上了“但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教徒实际人数应该高于600万人。”(页98)　在谈论“海外影响”的章节时更直接提出：“天主教在我国的历史断断续续 累计起来有400多年，目前人数约600万－1200万人，”（页107）这是首次婉转地承认海外（包括圣神研究中心）自1999年底所提的天主教人数具 有现实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海内外对在中国大陆上天主教人数的推算，一直存在着分歧。当中涉不同研究所采用的不同准则。就官方所认可的数字与圣神研究 中心由本人所推算出来的数字，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有趣的是，笔者与中国政府“默许”的官方数字之间的差距，一直保持稳定。在1988年笔者首次提出 中国天主教徒人数应在800万上下，当时官方“默许”的数字是350万，两者差距是2.3：1。

        在2005年，笔者所推算出来的数字是1200万，当时官方“默许”的数字是530万，（见2004年《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专辑》，页6）两者的差距仍然是2.3：1。

        由此可见，双方所使用的统计原则一直不变，具有一定的“内在可信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别相对稳定，反映出双方一直未有向对方的计算方法让 步。至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地下／地上的差异”，以及黑市人口的问题。在很多政治上偏远的教友村落，乡村人口的上报，有时与实际人口有一 定距离，这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口统计的全面性。《宗教蓝皮书》2010愿意承认可能是600至1200万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这反映出官方研究机构有意 接近现实。但有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天主教徒的增长率已呈“高原现象”。笔者在2009年提出，所谓“高原现象”，传统智慧的定义，是指一个群体经 历高速增长之后，增长的动力无以为继，而新增的成员仅仅能抵销原有成员的流失，而出现一个持久的基本平衡状态。按照笔者参考多项数据，中国教会在1998 年，或最迟在2000年之前，已进入“高原状态”，而据不同方面的资料来源亦证实，中国教会人数在200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明显增长。 （《鼎》，2009，春季号，页2-3）

        以1200万作为基数，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数是75.6，而平均领洗年龄保守地设为18岁，则每年起码要有21万新教友，作为可抵销自然的人口流失，这尚且未计算种种教友流失，（包括很触目的“东方闪电”等教派的影响。）

        单就公开教会方面的宣称，2004年至2010年间的每年约9万至10万领洗，这联同地下方面的领洗人数，尚且仅能勉强地维持平衡。但在 过往数年间，公开教会复活节每年平均领洗人数，只有约21,500。以下为近年“信德室”所给予的复活节领洗人数：

        推算到包括全年其他时间的领洗人数，以公开教会方面计算，公开教会每年的领洗总人数大约3万至3.5万之间；这相对于2004年至2010年间的每年约9万至10万领洗，所以人口是持续的下降，至今已是明显的趋势。

        笔者所推算的全国教友人口，包括地下及公开两方面。到了2014年，从各地人士所提供的资料推算，并考虑到自2011年以来的变动，笔者 推算中国教友人数应为1050万，而本人的同事作独立的推算时，所得出的结论为中国天主教会的人数应在900万至1200万之间。两者十分一致。

        与此同时，由全球75家独立大型民调机构组成的“盖洛普国际联盟”2015年4月13日发表报告，据2014年9月至12月期间，在65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发现，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者在比例上为全球最低，仅占十三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七，而有百分之六十一受访者自称无神论者。

        联盟主席若望－马尔谷．莱杰（Jean-Marc Leger）指出，全球平均有三分之二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因此宗教仍继续主宰大家的日常生活。另外，由于全球年轻一代日益有宗教信仰的趋势，可以假设 认为那些自认有宗教信仰者，人数只会继续增加。他又指出，34岁以下的受访者较其他年龄群受访者较倾向有宗教信仰。而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较多有宗教 信仰，但宗教人士在各个教育程度中都占主要位置。该调查在全球访问了63,898人，平均每个国家和地区男女受访者各1000人左右。(“天亚 社”，2015-4-15中文版)

        对于大陆的情况与全球趋势不同，大陆传道员若望说：“大众普遍对宗教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而所知道的也是片面和负面比较多，以至于很多人不自觉产生歧视宗教信仰者的观念。”(“天亚社”，2015-4-15中文版)

        盖洛普国际联盟的分析与《宗教蓝皮书》2010所说的问题也不谋而合。“中国基督教会也面临着农村教会萎缩，传道人严重缺乏等严重挑战， 农村教会的现状也给异端邪说带来可乘之机，需要引起重视。”（www.news.china.com.cn, 2010-8-11）诚然值得注意及探究，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于天主教会内。但《宗教蓝皮书》2010也得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教会 的格局也正在发生变化，原本中国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大量的中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基督徒转移来到城市，加之城市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参加教会，不少 城市教会已经人满为患，给教会提出了不少新问题。”（www.news.china.com.cn, 2010-8-11）

        这反映出中国基督宗教已从上世纪末的“农村包围城市”，转型为现代社会中的教会。这实际上是中国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而在都 市化教会呈现时所面对种种挑战，也许香港教会的经验能为国内的弟兄姊妹带来一点贡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无论采用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字，抑或是参照海外的 数字，在中国的天主教群体，都是“五大宗教”当中最小的一个，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圣召人数的严重下降及流失

        教友人数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会直接影响到圣召的下降。而在中国过往15年间，圣召的下降及流失均十分严重。事实上，中国司铎圣召的丰收 期，始自二十世纪的90年代中期，延续至二十一世初的最初十年。但这是二十世纪末的修道热潮的成果。我们试看男青年修道人数的转变。

女青年的情况也许更令人担心，其中原因是中途退学的压力较大。我们继续看女青年修道人数的转变。

晋铎人数

        在中国大陆，有关地下团体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不容易掌握，自1999年至2008晋铎人数应在280人左右。地下团体方面的圣召历来比较 稳定，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硬体条件一直比较薄弱，但反过来也许因此而磨练出坚毅不屈的精神。至于公开团体方面，自1999至2008年的十年间，晋铎人数 约为560人，平均每年晋铎人数为50多人左右，不算太多，当然也不算少。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560位新铎，大多集中在二十一世纪初年，1999年至 2004年间，平均每年都有70至80人晋铎，但2004年之后，人数显著下滑。

        公开团体的圣召问题，印证了笔者在本文前面所指称的，中国教会人数的发展已进入“高原现象”的问题。教友人数与圣召人数是息息相关的，但 由于圣召人数是一个滞后的数字，它所受的影响要多年后才浮现出来。而青年人进入修院，也要接受五至七年不等的培育期，然后才可以晋升司铎。因此，在 2000年至2004年间，每年仍有不俗的晋铎人数，到了2005年及其后，人数开始明显下降，这是大势使然，与高原现象所投射出来的结果十分吻合。

        据我个人参考各方资料之下所得的不完全的数据，15年来全中国的晋铎人数情况(地下加地上)如下：

        在2014年，按不同地区的统计共有约72人晋铎，看起来算不俗，数字背后牵涉到2006年以来因政治风暴而导致延迟晋铎，才累积到这样的高数字。前景并不让人乐观。

结论

        当然，晋铎人数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中甚至牵涉政治因素，留待总体数字整理完成之后，笔者当与读者详细探讨。但就目前所知，有几项重点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一） 圣召人数减少，司铎再培训的工作应加强；过往由于急于应付大量的入院修生的培育工作而未能给予中年司铎再培育，现在是时候予以重视了。

        （二） 教友培育刻不容缓，可以预见将来司铎人数会缓缓下降，中国教会需要大量受过适当培育的热心教友，以分担神职人员的一般工作。

        （三） 晚期圣召应予推广。往日圣召培育只限于年青人，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小康，中产专业人士的阶层逐步浮现，当中蕴含不少圣召的种子，值得整个教会多加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