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之一的容颜与声音

在世界的舞台上

许多国家正面临人口老化与生育率降低的问题，但对人口数似未构成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全球人口至今仍持续增加。按联合国资料，二十世纪末全球人数突破六十亿，不到十年时间，2007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六十七亿。就全球人口比例来看，大陆本土十三亿人口加上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以及散居全球五大洲的华侨、华裔约四千万人---亚洲30,976,784、美洲5,920,000、欧洲1,700,000、大洋洲1,000,000、非洲103,000---目前华人约占全球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

随着黄皮肤、黑眼珠的华人步履，华文和华语也逐渐进入世界的主流语文。在联合国的会议中，中文是正式发言的用语之一；在罗马伯多禄广场引导参观队伍前进的广播，也可听见清晰的中文；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国热，更掀起欧美人士学习华语的风潮，许多学校更将华文纳入正式课程。人口众多的华人在世界舞台上，早已摆脱百年前“苦力”的形象，在运动场上的实力，更证明华人绝非“东亚病夫”。

在这高达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龙的传人”中，天主教的信仰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华人选择加入天主的教会情况如何？我们且以下述例子，略窥全球华人的信仰生活。

一、加拿大移民社会的华人信仰生活（张少麟寄自多伦多）

基本上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土地总面积为997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国。目前，加拿大有3,300多万人，是世界上平均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大约每3人占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则为1%。1971年加国政府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后，不同族裔和文化的人口变得多元化，加拿大人也很自豪的说：加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每年加拿大吸引超过20多万移民，移民增长率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率的2/3。

根据2006年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加拿大共有120万华人移民；其中40%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31%居住在温哥华地区，然后依次是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渥太华等地。而在1997年前后，最大宗的华人移民是来自香港，其中有不少属于技术移民、商业移民、投资移民或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因这特殊的因素，华人对加国的经济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粤语仍是华人社会中的主要用语，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移民增长了不少，普通话将会在未来十年中成为华人社会的主要用语。

当然，国家极积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影响着教会的开放与发展，以多伦多总教区而言，每主日就有36种不同语言的弥撒。目前，在大多伦多地区华人堂区共有四个：圣嘉模堂、中华殉道圣人堂、圣曹桂英堂和救世主堂。据说，在圣曹桂英堂的命名上，多伦多总教区还曾提醒不要以西方圣人的名字，尽可能选用中国自己的圣人以突显华人堂区的特色。

多伦多华人圣堂在成立之初是为了实际的牧灵需要，尤其是为年长者。因为有不少年长的教友为了和孩子们团聚，也随着家人移民至加拿大。教友们为了自己年迈的父母能在信仰生活上得到更好的照顾，于是有了发展华人堂区的计划。刚开始是借用天主教学校做为弥撒和主日学的场所，同时进行筹款和建堂的计划。多伦多总教区有它的一套制度，每个族裔要建自己的圣堂前先要筹得其中一半的建筑经费。例如建堂的经费需要500万，该团体本身先要筹得250万，教区才会将另一半建堂经费以较低的贷款利息借出。待新圣堂建成后，再逐步归还向教区所借的款项。这个制度有两个很好的指标：（一）可评估一个团体有没有发展的潜力。（二）鼓励教友主动参与教会的福传使命。目前，四个华人堂区的团体在硬体方面已相当健全，除了例行的牧灵照顾之外，也极积的向外福传。

大多伦多地区四个华人堂区的教友结构是以粤语教友为主体，不过普通话的教友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四个华人堂区的情况可参考如下图表：

四个华人堂区每年慕道者约500多位。每位慕道者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追求信仰而来，有的是为了孩子能在领洗后就读天主教学校（在这里有所规定，只有领过洗的小孩才能入读天主教学校），有的是想有个团体，有的是为了和另一半结婚的缘故。曾经也有人讨论过，那些只为孩子能入读天主教学校而来慕道的人，会不会重演面粉教友的时代。分析之后，大部份的人认为，这个时代并不像当年面粉教友的年代，至少慕道者有一年的时间在慕道班里接受信仰的培育。这一年的信仰培育能将信仰真正的向下札根，并转化一个人，如当年的撒玛黎雅妇人，从只想解决自己每日生活中取水的麻烦和辛苦，而后被耶稣提升和转化而得到那永生的泉水。或许有人会问，天主教学校为何是大家向往的呢？一般的认知是，天主教学校比较严谨些，因为它包含了宗教和伦理教育的课程。在慕道者中，我们亦发现有不少曾经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的。虽然，他们在念书期间没有领洗，但信仰的种子早已埋在他们的心田里。传教士多年前的努力，我们今天看到其成果。无形中，也鼓舞着我们在福传的路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华人堂区为第一代的移民教友是一种归属感，为第二代的移民教友则是信仰和文化的传承。因此，有不少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参加弥撒和主日学。父母期望在主日学中孩子可以用中文学习道理，同时孩子也能接触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前，圣曹桂英堂的主日学就是如此进行的；不过到坚振班的时候就要配合孩子们在理解上的需要，而以英语教导了。毕竟，孩子们在学校是以英语学习的。若一个小孩以中文念完小学才移民到加拿大，至少在读写方面都不成问题。若本地土生土长的小孩，其父母和祖父母在家中都讲中文的话，那小孩在听讲方面也都能掌握。若一个小孩连基本的听和讲都不行，那么就会辛苦些了。像这样的情况，有些父母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完整的信仰培育就会把小孩带到纯英语堂区，待孩子长大自立后，他们又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华人堂区里。

华人堂区的活力也给本地教会带来新的动力，每年有几百位慕道者领洗是人人都称羡的。今年在魁北克城举行的第49届世界圣体大会中，四个华人堂区共有800多位朝圣者参与，比起多伦多总教区参加的人数超出了一倍之多。

综观而论，加国多元文化政策给华人教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其次，加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和高税收，也减缓人对金钱的占有欲。在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后，人们开始响往一个有品质，而又有深度的生活。因此，慕道班也就答复了这个需求。身为华人堂区牧者的职责，不但要延续为华人福传的心火，也要带领教友走出自我，并为本地和普世教会贡献心力。

二、大马半岛华人福传的契机（谢启龙＆罗秀彪寄自马六甲）

据政府的人口统计及《二零零八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汶莱天主教手册》，在西马半岛的20,800,000人口中，天主教徒为1％强。西马三教区当中，吉隆坡总教区有126,362人，其次是槟城教区的65,000人，甲柔教区祇有30,138人。其中华人教友占三成左右。

马来西亚半岛天主教早在15世纪初叶由葡萄牙传教士传入马六甲，然后在本区域开枝散叶。不过，虽说天主教信仰是在1511年传入此地，然而马来西亚半岛天主教会的正式建立，是在巴黎外方传教会（MEP）抵达马来西亚半岛后开始。

1792年印支半岛发生教难，当地的传教士们为了避难，南下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等地，在这些地方继续他们的传教使命，把基督的福音带给当地人民。在英国殖民时期，当地教会享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与便利，因此教务蓬勃，在马来西亚半岛先后兴建了不少教堂，各修会也设立了多所学校。在这段时期，大马半岛的教会呈稳定成长的趋势。

1950年左右，中国大陆因政局丕变，教会受到严重打击，许多中国神职被迫离开，纷纷南渡，来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们后来加入了本地教区，怀着落地生根的情感，以一种完全奉献于本地教会的精神，肩负起照顾当地华人教友的责任与使命。这群中国神父们融入本地教会的同时，也为华人天主教团体带来一股内在的动力。

在英殖民时期，大马半岛一切以英文为主，华文教友明显受到忽略。幸好有这批从中国大陆移居于此的神父，他们为当地华文福传与牧民工作尽心尽力，为华人教友开辟了另一个天空。在他们默默耕耘与带领下，不少教堂开始有了华文组织与善会，他们与教友携手，共同使华文教务逐渐走上轨道。马来西亚半岛华文教务今日的成果，是建立在他们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所打拼出来的基础上。

数十载光阴转眼过去，许多中国神父或作古或老迈，而马来西亚政府从1970年代起不再准许外来传教士进入传教，导致谙华文的神职人员逐年减少。其实，本地教会并不缺乏谙华文的神职圣召，因为华人圣召充满潜力与生机。1980年代也有数位受华文教育的教友进入以英文教学的槟城大修院，可惜由于英文跟不上，纷纷离开。这个挫折让教友误以为英文程度不佳等同于没有圣召。在这样的转折中，1980年代初主徒会开始规划，把有意修道的华人青年送往台湾大修院陶成，为许多有意修道的华人打开了修道之门。西马和东马的一些教区纷纷仿效，陆续保送教区华人青年到台湾接受圣职陶成。

当年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父，以传教士精神默默耕耘本地福传园地，为大马华文教务奠下了基础。曾经年轻力壮来马福传的中国神父如今年事已高，“薪火相传”的时刻已到。这个时代征兆，不断召唤年轻的华人教友把握时机答覆天主，从前辈神父手中接棒，继续让天主的爱在大马发散光芒。

三、义大利华人天主教团体的挑战与展望（张思谦寄自罗马）

在义大利各个城市，总是不难看到华人的踪影。据义大利官方统计，在政府注册的中国移民有十多万人，实际人数大概已不少于三十万。义大利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中心的梵蒂冈就属于她的国中之国，不过当地华人移民对于基督新教可能比较熟悉，因各教派凭藉着热情的接触和通俗易懂的信仰讲述，赢得了很多华人移民的认可和接纳，但天主教长期来一直有一批中国神父在义大利默默地服务，也建立了福传的基础。如1968年开始，王克禄蒙席便开始了为罗马华人的福传工作，并创办了“思定服务社”。

七零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华人移民来到义大利，除来自中国的经济移民，教会人士也前后来到这教会的中心接受信仰的熏陶。这也就引起了义大利主教团移民委员会的重视。据有关资料，十多年来，共有大约130~140位来自中国的神父，修生，修女在罗马进修有关教会的课程。

2006年，义大利主教团任命曾在罗马读书的崔新刚神父，负责协调义大利华人移民的牧灵工作。目前，在义大利一些城市专门有华人专职司铎，为华人教友团体提供服务，如罗马，普拉托，那波里，特雷维索，里米尼，帕多瓦，米兰。还有一些小型的华人教会团体，如波罗尼亚、佛罗伦斯，虽然还没有华人专职司铎，但是有几位在罗马读书的中国神父为他们提供一些牧灵服务。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像威尼斯、佩鲁贾、都灵等，那里都住有一些华人教友，但还没有华人专职司铎为他们服务。以下述几个城市的华人教会团体为例：

为移民服务，涉及很多实际问题，比如经常会接触到没有居留证的中国移民，教会需认知自己的能力和权限，如何为这些兄弟姐妹提供生活上的服务和信仰上的指导。又如很多华人移民听不懂义大利语，教会开办了免费的义大利语班，他们还是找不到时间来学。

义大利各个教区对华人移民的重视程度不一，有的教区对委任华人专职司铎抱保留态度，有的教区虽支持华人移民传教工作，等落实到具体堂区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曾经有一个义大利圣堂，华人司铎为了让移民朋友更清楚圣堂的地址，征得本堂的同意，准许悬挂带有中国字样的匾额。等到写有“华人天主堂”的大型匾额从中国飘扬过海到了义大利，本堂神父认为有“侵略”的成分，拒绝悬挂。可见在彼此的沟通方面，还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为华人移民服务的专职司铎，与义大利籍的堂区司铎，在服务性质上有不小的区别。义大利堂区神父的服务重点在于对教友的“牧民”，而华人专职司铎的服务重点是为华人移民的“福传”，所以华人专职司铎除了责任心与使命感，还需要特别具有传教热忱。很多华人移民还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工作忙碌，对教会活动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教友也认为福传工作只是神父修女的专利，自己只要守好十诫四规，就是好教友了。

为华人福传目的并不是希望在义大利建设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中国”，而是帮助华人移民更好地面对全新的环境，以自己的文化融入当地的大环境。负责协调义大利华人移民牧灵工作的崔神父计划，未来几年内在义大利各大城市设置华人教会联系站，即使当地只有一家教友，也希望这家人成为该城市的福传联络人，以便形成一个网络，为华人移民提供资讯。他也希望在罗马建立一个“华人教会之家”，作为中枢站，资源管理，福传协调，为留学生服务，待时机成熟，申请法人地位，让华人教友团体在义大利教会和社会中有一席之地。

2008年5月24日，藉普世教会为中国祈祷日举行弥撒和“义大利第一届华人牧灵福传大会”，四百多名来自义大利各个城市的兄弟姐妹同聚一堂，祈祷分享，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罗马作为教会的中心，每年有不少中国的教会人士在此进修。目前在罗马至少有50~60位中国神父，不少于30位中国修女，传信修院有10多位中国修生，是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在学习之余，如何帮助福传，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不再模糊的容颜和声音

按梵蒂冈《2008宗座年鉴》，2006年全球天主教徒总数为11亿3,100万，其中美洲地区占49.8%；而拥有全球61%人口的亚洲，天主教人数为1亿1,800多万，占总数的10.5%，至于华人天主教人数似乎没有明显的增减。

随着十三世纪方济会士孟高维诺入驻北京，基督的福音开始进入华人世界，虽然不久即归于沉寂，但到十六世纪耶稣会士的足迹踏上这东方古国，十八、十九世纪更多的修会团体在这里挥洒福传的热忱，长期蛰伏的天主教，从此不断绽放信仰的光芒。首任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的努力，奠定国籍神职的培育基础并建立了中国圣统制后，天主教福传在中国进入了深耕期。

全球化声浪回荡在世界各地的今日，在经济挂帅的全球化趋势中，如何让基督的福音保持“喜讯”的吸引力，当然也是华人福传应该继续努力的。教宗本笃十六世提醒我们，“全球化”是人类团结的召唤，努力共享文化资源并积极参与，就不会沦为消极的见证。这也是今日面对信仰与现实生活交锋时的参考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