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势如破竹: 要知道圣方济回头建立修会的那一年(1206)，正是中国元朝的皇帝成吉思汗统一中原，建立强大帝国的一年。他和他的儿子窝阔台开始率军西征。欧洲的一些国家简直如风扫落叶， 不论多大多坚强的城市，不出三天都被攻打了下来。而且他们杀人如麻，残忍无度，使欧洲大惊失色。他更为西进，直达意大利北方的乌的乃城(Udine)。虽然欧洲人组织大军， 企图阻止元朝军人的前进，但这些欧洲联军都不堪一击。教宗见无计可施，便打发使者去与蒙古王朝讲和，并希望能建交。两批方济会士，即柏郎嘉宾(Goiovanni Carpine)，及罗伯鲁(Rubruck)先后出使元朝。(先有两名道明会士, 但因害怕半途而返)。方济会士到达克拉昆仑山区，拜见元朝正在出征的大帝，后者罗伯鲁则到了北京，亦见到了元朝皇帝， 且被以礼相待。可惜未能达到目的, 因为教宗真正的意向，是同元朝建立外交联盟关系，目的是联盟对抗回民， 而且东西夹击。因教会所怕的不是中国， 而是新近正在日渐强胜的回民。欧洲真正的危机不是中国， 而是回教民族。但这里也不能不说是有天主的圣意存在，就是天主不愿使人大兴军事冲突。
彼此交往：
两批方济会使者虽未能成功建交, 却给亚洲的执政者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两批会士回国后也都对中国作了清楚的记录和报告，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一个清楚的印象， 知道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不但地大物博， 而且文明倡盛，是个伟大的民族。这种观念至今不断见于教宗的言论之中。其实它由来已久。
建交未成，但许可意大人到中国来通商。这时有著名的马克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尼苛老和波罗二人。皇帝忽必烈打发这二位商人去见教宗，要求打发一百位方济会士前来中国传教。时在额俄略教宗第十世时代。不久后教宗尼各老三世打发了五位方济会士，前来中国作传教的工作。可惜这五位会士不知何故完全自历史上失去了影迹。至今成谜。教会要小心从事了。 孟高维诺及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
一二八八年教宗尼各老四世上任，他是位方济会士教宗。他于一二九零年前后打发方济会士孟高维诺，率领一批同会弟兄，来我国传教。这是第一批真正的传教士，不再是为政治理由而来的。孟高维诺虽单人独马，却的确完成了教宗的使命，也真正的在北京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虽有景教人士的大力阻挠和迫害，他仍然成功地建立了教会，修建了两座大堂，招收了一批为数四十人的修生。准备他们圣神父后在中国继续传教。并多次带领修生到皇官去演唱圣诗。甚得皇帝的欢心。
可是在西方罗马， 由于路途遥远，对孟高维诺一无所知。皆以为他早己与世长辞了，因为已过去了十一年之久。 但作梦也未想到，十一年之后教宗突然接到孟高维诺的一封信件， 报告了他在中国十一年来传教的工作和成果。教宗大喜，立即亲自祝了七位方济会主教，打发他们到中国来，一来祝圣孟高维诺为宗主教，二来帮助他传教建立更多中国教区。可惜七位主教中只有三位;到达了中国, 其他有的未能行成, 有的路上生病或者遇上强盗而被杀身亡。这几位主教将孟氐祝圣为宗主教后, 便开始了正式的传教工作。并在北京、泉州、建立了教区。其次在杨州、杭州等地展了传教工作。他们甚至将福音传到了山东一带地区，比如阳谷的波里村，周村教区的刘家寨，都有元朝时代的传教纪念和传说。而当地的老百姓也以自己为元朝时代的教友为荣。这是我在访问他们时亲自听到的。至于文物方面则不太多见，就我所知和所见只有北京以北的门头沟，仍然保存着一对石狮子, 据说是元朝教会的遗物。
教会走向下坡:
教会跟着元朝的灭亡, 走上了下坡。另一方面，教会当局也在西方受着打击。一种可怕的黑死病使近半数的修士丧失了性命，无人可以打发来中国传教。另一方面，教会内部也在闹着分裂, 无暇顾及传教区的工作。如此使中国的教会几乎停顿了下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但方济会士们对元朝时代的辉煌历史，并没有忘记。这段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使会士们念念不忘。甚至许久以来在方济会内所谓之传教事业，主要就是指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主。到传教区去就是到中国来传教。中国传教区成了方济会的大爱！
明朝时代：
元朝被明朝取而代之，明朝实行闭关自寸，不准外国人进入。而西欧教会内部又发生了困难和分裂，结果使已经在中国开始了的慱教工作， 中断了近百年之久。
公元一五三三年十二位西班牙传教士， 到墨西哥去传教。他们的首领组马拉加(Zumaraga)，当时己成了主教，而且是瓜达路培圣母显现的见证人，但见传教的效果不彰，曾要求教宗许可他到中国来传教。虽未成事实, 但他们对中国传教区的响往可见一斑！此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属地马尼拉成立了圣额俄略会省，其目的不外是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员。或者说是为到中国来的跳板。公元一五七七年，西班牙会士伯多禄阿尔发罗(Pedro Alfaro)率领三位会士前往广州传教。
(此时他比利玛窦早七年到达中国)。可惜只能居住数月，便被赶了出去。但他们仍不死心，在澳门建立了会院，他们吃苦耐劳，席地而卧，却立即吸引了二十位中国青年, 求入会修道。可惜他们为葡萄牙人所不容, 被捆绑起来送出了澳门。这是在一五八八年八月十一日(圣佳兰瞻礼)所发生的事。伯多禄神父非常不甘心，便去高阿(Goa)向葡萄牙总督抗议。可惜海中遇上风暴沉船。神父溺毙海中，土人发现他仍然双手合十，双腿跪下作祈祷状。因此以圣人恭敬之。（在南洋一带有许多方济会士们传教的纪念）。
此时已经聚集在马尼拉不少方济会士，见不能到中国来传教，便相继去了日本。这就有了日本第一批致命圣人，其中以方济会士为最多。道明会士因见去中国太难， 便绕道去台湾， 并留在台湾工作。而一位著名的方济会士， 即李安堂神父(P. Antonio Maria Caballero)，同一位道明会士莫神父(P.Morales), 本应去罗马解决礼仪之争。但到达澳门后李安堂自己留下， 请莫神父一人前往罗马。李去了福建传教。在这之前李在福建传教时归化了罗文藻。罗本有意入方济会，可惜不被接纳，便入了道明会。成了的第一位国籍主教。然后李安堂在澳门指导佳兰会修女们, 她们人数相当众多, 已达到三十多位中国女青年进入了修会。这是一六三三年的事。她们的会院很大，人数众多。可惜十年后, 西班牙人被赶出了澳门。回到马尼拉去。
李安堂神父仍不甘心，便带着两位传教员北上要去韩国传教。但到了北京遇到汤若望神父(Fr.Adam von Schall)。神父建议他去山东济南传教，谓那里大有可为。果然神父在济南修建了两座圣堂，建立了方济第三会, 即在俗方济会。并且在城中买下了一片很大的土地作传教之用。可惜传教士太少，李安堂打发自己惟一的同伴文都拉(P. Bonaventura Ibanez)，回欧洲去招集人马来帮忙。而此时由于礼仪之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康熙皇帝将传教士集中到广州去，不准他们自由地传教。此时李安堂己被祝圣为主教。于是约三十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在他的领导之下，利用时间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的传教会议。在这里制定了不少在中国传教的规则。有许多规则和习俗仍在中国照例实行， 直到今天。 因此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这里也规定了圣若瑟为中国教会的大主保。时在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被李安堂打发去招兵买马的文都拉神父，一去十二年才回到了中国，而李安堂主教早己与世长辞了。
再接再励:
到了一六七六年文都拉神父终于从欧洲归来。他带来了四位新传教士。他们一行五人本来是要到山东的济南去传教的，这也是李安堂主教的意思。可是他们到了广州时，却被广州巡抚挽留了下来。在广州给他们盖了房子、会院、圣堂、医院等。结果六十年之久这里成了方济会的根据地。不但是方济会士，而且道明会，耶稣会，奥斯定会等，都来这里学习中国语言，过路暂住, 生病休养等。还有六十多年以来，这简直成了一切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中心点，一切经费和信件等大都由这里发出和传送。一位方济会的助理修士， 是当时有名的医生， 他名叫安多尼(Fr. Antonio de la Concepcion)。他不但是传教士们的主治医生， 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教友和外教人，都前来看病。也因此有许多人回头进入了教会。它成了方济会在南方的中心地点。会院之大可想而知。方济会士们也从广州向外发展， 广东省许多重要的城市， 都在方济会的历史文件上多次出现，比如：顺德、启庆、东管、诏关、惠阳、新会、南海、惠州、南海等等，都曾经有方济会士们的足迹。而且会士们也从这里向全中国内地出发去传教。尤其向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南、湖北、甚至连边区的省份也有会士们的足迹，诸如甘肃等地。
我们很可能要问：为什么中国初期的传教士都是西班牙人？理由十分简单。西班牙向来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国家，尤其在中古世代她的国王都是些热心的教友，对教会愿意帮助。尤其是自从她发现了南美洲的新大陆之后，一夜之间成了强大的国家， 十分富有， 也有能力来帮助圣教会传教的工作。而时在西班牙有一大批特别守神贫的方济会士。他们实在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到远方去传教。而国王也特别喜爱他们，对他们传教区的一切需要愿意支援帮助。如此这批方济会士既然有钱，而过的又是十分贫穷的生活，故此能作许多的事业。尤其是传教事业，更是他们特别喜爱的工作。
如此直到一六八四年，中国的传教士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西班牙方济会士。在这之后, 才慢慢有了其他的会士们来传教。圣教会为了集中力量，曾将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的传教地区交给方济会士来管理。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在中国有七百六十多位方济会传教士，有五个总主教区， 十三个教区， 九个监牧区。
比利时弟兄来台传教
比利时在欧洲虽是个小国， 人口也不多， 但她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国家， 特别热心恭敬圣母玛利亚。她与荷兰正好相反，荷兰多信仰基督教，对天主教没有太大好感。这与过去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利时在历史上是西班牙的盟友，关系密切，也就大受西班牙人对圣母敬礼的影响。而且对传教区的热心也特别巨大，她国家虽小，却向传教区打发了比例上最多的传教士。比利时的传教士尤以方济会士为最，而方济会士在过去多年以来， 每提到传教区，就不言喻地指中国的传教区而言。这就不用奇怪， 中国的教会受比利时传教士们的恩惠甚多也甚广。
在距今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教难时，比利时弟兄们主要传教于湖北省的宜昌地区。宜昌固然是个华中区的重镇，但在它的周围却大都是些少数民族，尤以苗族为最。这些少数民族的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与汉人回然不同，因为他们的风土民情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与汉族回然不同的民俗。但这一切为热心传教的比时弟兄们是毫无妨碍的， 他们照样热心地传教， 因为苗族人种也是中华大家庭的一份子。比利时的传教士不但规化了大批的少数民族， 而且皆是些热心忠实优良的天主教教友。比如在一九零零年的义和拳教难中， 许许多多, 甚至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的天主教徒，皆属宜昌教区的教友们，勇敢大方地为天主和他的教会致命而死，就是一个十分美好确实的证据。
比利时弟兄们传教的地区, 不但是落伍退化的地区，而且也是个人伦道德很差的地方。那里是土匪恶霸到处横行的地区。多少的传教士被人俘虏而去， 藉以勒索金钱。不付钱， 就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人质杀死。我亲眼看过了一位神父被土匪杀死后的照片， 简直是如杀牛杀猪一样的情形，实在惨不忍睹。而方济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袓苦难玛利亚， 就亲自拿着这些照片，让她一批即将来中国传教的七位青年修女们仔细地观看。目的是为叫她们有自知之明，在来中国前先作好心理的准备。也使她们知道， 到中国来传教不但要吃苦受罪，而且还大大有致命的危险呢！果然这七位修女皆为主致命而死了。且都在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一日上成为致命圣人。 比利时就向着那半开化的一区，送去了大批的方济会士们。 中、日战争期间传教的工作中断了八年, 八年没有从比利时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战争刚刚结束， 立即有传教士迫不及待地到中国来传教。 当时交通还未畅通， 也没有保障， 且十分的困难。 而数位青年的比利时传教士， 已经不迫不及待地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只能乘坐一架军用老爷机飞向中国来。 这架老爷机勉强地飞到中国南方的昆明上空， 就再也不能支持， 而从半空中捽了下来， 掉在一块花生田地里，因此撞击不大， 也幸有天主的保护， 使由飞机上掉下的人都仅是皮肉之伤，未受重伤， 也只是虚惊一场。这几个人中就有今天仍然健在的，台北忠孝东路耶稣圣心堂的主任司铎， 已经八十一岁的胡文义神父。 这个故事是他亲口向我说的，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的。如果我不在这里讲出来，各位教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在今天这个机会上，是值的向大家报告的。 由此可见这一批比利时弟兄们传教的热火。而这位胡神父虽然在大陆解放后受了不少的折磨， 被驱逐出境后， 到了香港根本没有回国， 看到马鞍山有大批的逃难出来国军，无人照顾， 他自动请命留在香港照顾那一批可怜的中国青年军人。 本来长上有意叫他去日本传教的， 可是他热爱中国人， 愿意一生为中国人工作和牺牲奉献。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怎能不令人五体投地地佩服呢！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 在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弟兄们都被逐出境了。 但他们绝大多数要求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愿去其他的地区。几乎全体又回到了中国的台湾来传教了。 最早来台的是一位老孟照琨神父(Methodius van Steenwinckel)。 他已上了年纪，住在台北的闹市昆明街。曾经闹过不少笑话， 圣堂对面是个红灯区的妓女院， 门口不时挂着一盏红灯， 老孟神父以为那是圣体明灯，每次经过便跪下打千朝拜一下再走。真叫人哭笑不得。但他有好心， 又因年老认错了目标， 天主仍然会大大降福于他的！ 接着而来台的是老向弘道神父(Generosus van Niewenhuyse)，当时已六十多岁了。 二位老神父来台后没有正式的工作， 主要是给美军和修女们服务， 听他们的告解和行圣事。 第三位来台的是童达德神父(Dunstanus Put)，这位在大陆上己经是比籍传教士们的长上， 来台后他立即同台北的郭主教商量， 要求自己的传教园地。. 得到了松山' 南港' 汐止' 四角亭四个堂口作为传教地区。
他们有了自己的传教地区之后， 便立即从比利时调来了其他的传教士，不但是曾经在大陆上传过教的神父们， 而且也来了数位青年能干，又充满活力的传教士胜利军。 如此他们在台北展开了传教的工作。仅仅不到十年就已经有四千八百七十位教友，进入了教会。此外有神父驻守的圣堂两间，一个传教据点，八间幼稚园，一座中学及一间诊所。参与传教工作的弟兄已有十一位之多。
也幸亏有他们在台北地区有了工作， 而且不断地建设和发展， 才使中华方济会省在一九七零年成立的时候， 立即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工作的园地，才能成为一个正式合法合规和独立的方济会省。 会省的基地就是比利时弟兄们让给我们的土地和财产。因此我们可以凭良心说：没有台北比利时弟兄们的建设， 就没有中华会省成立的可能。
比利时弟兄们在台传教己经有五十年了! 这是个漫长的日子。 而他们也大多与世长辞了。目前只还利剩下三位弟兄， 虽也皆己年老力衰，. 但仍勇地站自己的的岗位上，为中国的圣教会作着牧灵的工作。今天他们己在台湾的土地上度过了五十个工作的年头。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向他们致贺并感谢他们五十年来的辛劳。 他们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一批大恩人! 他们不求名， 不求利， 只是为了们中国人的得救，而奉献了自己一生的青春年华。愿天主保护降福他们，使他们平安幸福地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度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中国教会主保大圣若瑟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会的主保是大圣若瑟, 但是他是如何被选为中国主保的, 以及是在什么时和什么机会下被选出来的, 知道的人却非常之少. 至少我来没有见到过相关报的报告.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对此有兴趣, 而实在是因为根本找不到它的有关资料. 它们大都保存在西班牙各大修会的档案室中. 本人在已快到退休之年时, 被总会长打发到西班牙的玛德里, 去完成两部有关中国传教历史的著作. 本人在不得己的情况下, 只得上路远赴班国. 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五个年头. 但也将两部<方济会中国传教史历档案>(Sinica Franciscana)的第九和第十册整理出版了.
正好在这两册资料中, 有不少关于中国天主教礼仪之争的资料, 因此使笔者于无意之间也得到不少的启示, 知道不少有关中国教会历史的问题. 其中就有大圣若瑟被选为中国教会主保的事.
当时由于礼仪之争, 康熙皇帝本来对传教士是仁至义尽的, 却不得不改变态度, 非常痛心地向传士们说: <尔等洋人连中国的风俗习惯都不懂, 还传什么教? 这种宗教在中国禁之可也!….又说: 我等民众向亡者父母烧香叩头, 完全是一种礼俗传统之事, 表示孝道之意, 与宗教完全无关!> 皇帝虽说禁教, 但并没有逮捕任何传教士, 只是不准他们传教, 将他们集中到广州去. 时在一六六四至一六七一年. 当时全国的传士人数并不多, 只有二十五人, 其中一位方济会士, 三位道明会士, 其余皆耶稣会士. 广州只有耶稣会院一座. 于是大家都集中在那里.
耶稣会的视查员并任命一位名叫安多尼的耶稣会士为院长, 来维持这个团体的生活. 但是一大批传教士居住在一起, 且一住就是数年之久, 日子是相当不好过的. .他们间地位最高的要算是惟一的方济会士李安堂代牧(Mons.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 他是位热心聪明的好传教士, 而他也正是同另外一位道明会士莫若翰(Juan B.de Morales), 是礼仪之争的始作佣者. 只是后来方济会士们皆改变了对李安堂的主张, 而同耶稣会士们看立齐. 就是支持中国祭天敬祖的习俗. 于是也同耶稣会士成了这次争端的最大受害者. 话说二十五位传教士; 被集中在广州, 天天无事可作. 于是在们他中地位最高的方济会士, 也是最受尊敬的李安堂代牧号召和领导之下, 招开了有史以来的中国天主教全体教务会议. 这个会议共开了一个多月, 即由一六六七年的十二月十八日, 至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为止. 在这期间大家群策群力, 各抒己见, 将自己传教的经验和心得加以报告' 陈述和辩论. 并将一切困难的问题加以解答, 对教会的习惯和教友们应守的规则作出正确统一的规划. 以兹遵守. 这个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议, 为中国未来传教的规则, 和教友们应遵守的习惯等, 具有非常大重大的意义. 我们所见到的全中国教会, 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北方, 颇为统一的传统习惯, 主要都来自这个时代的会议. 到了大会的最后一天, 请大家记住, 亦即在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大家决定了中国全教会的主保为大圣若瑟. 事后李安堂主教作了两个报告, 上呈罗马, 再由耶稣会总长上呈教宗, 而教宗伊诺森(施作:英诺增)十一世于一六七八年颁发诏书, 委任圣若瑟为全中国教会的主保圣人.
问题是当时(一六六八年, 或者一六七八年间), 圣若瑟可说是在教会中仍然没没无闻, 不太受人重视的. 说不定是受了中国教会的要求圣若瑟作中国主保的关系, 才启发了圣若瑟于一八七零年也成为全教会的主保呢! 问题仍未解决, 人们仍要问, 既然圣若瑟如此没没无闻, 为什么偏偏作了中国教会的主保呢? 对此问题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 幸我曾经在班国工作了前后十余年之久, 又曾属班国瓦伦西亚(Prov.Valencia)会省. 才觉得问题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原来招开和一路主持中国第一个传教会议的 - 就是后人所称的: <钦定传信法>的李安堂主教, 其本人就是瓦伦西亚人. 而瓦伦西亚城民是全世界最为恭敬圣若若瑟的人民. 每年三月十九日的圣若瑟瞻礼, 他们都会大事庆祝, 不但圣堂内有隆重的弥撒, 而圣堂外大街上也是张灯结彩, 处处高高大大的牌坊, 有时几达二十公尺之高. 牌坊上又作出各种人物的模型, 非常逼真, 也很艺术. 这是全城放<大赦>的一天, 老百姓可以毫无责任后果的, 对全城的任何事物和人物, 藉着豍坊上出显的人物来加以批评' 讥笑或谩骂. 不用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全城和周围各村庄甚至全国的老百姓都会前来参观, 和加入参观和批断的行列的, 来对各个牌坊和其间所表示出来的, 非常有趣和具有艺术的创作, 来加以评头品足. 但到了半夜十二点时, 全城的牌坊都要付之一炬, 百余座巨大的牌坊突然起火燃烧, 也是十分壮观美丽的一景. 表示今后百姓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笔者本人就曾经亲自去参观过. 是为瓦伦西亚最大的节日. 数天以来全城人山人海, 热闹非常. 使人印象非常深刻. ,甚至终身难忘. 李安堂主教就生长在这个地区. 十分分自然 地在他的领导之下, 选拣中国教会主保的时候, 他提议并决定了大圣若瑟. 这是非常自然也十分合乎人情的事. 除此之外, 在找不到另外一种合适的理由了. 今以此文回应施' 岳二位同道, 也向大家报告一点, 有关中国大主保圣若瑟的事迹. 它也牵涉到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 当然又有说不完的资料的.
瑞芳中华之后圣母堂简史
这间圣堂虽然不是太大， 也不算豪华， 但是它己经有了五十年的历史。圣母已经陪伴着瑞芳的教友们五十年了。这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更何况我本人同这一间圣堂，有过不少的接触，也为它出过一点牛马之力。这里也是最早来台湾的老向神父的本堂，他在这里吃苦耐劳地工作了数十年之久， 可说到死为止。其后有戴立林神父来接替他的职务。
不错，戴神父立林成了瑞芳的本堂, 但也紧接着开始了他要走的苦路。他为瑞芳这间圣堂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泪，失眠了多少个夜晚，但天主也终于降福了他， 使他在数十年之后圆满无缺地保住了圣堂。 这实在是圣教会的一位大功臣! 更不用说， 他为台湾争取了多少的荣誉，几乎年年带领小朋友们出国宣传访问。这是连政府的高级官员都作不到的事呀！
这间中华之后圣母堂，曾经是一间多灾多难的圣堂， 为了它不知多少人操心劳力，费尽心思， 想解决它的困难。可是历十数年之久，终于在圣母的祝福之下， 问题解决了。而教会和圣堂都没有吃亏， 为此我们实在有理由来感谢圣母的恩惠！如今她要过五十周年存在的历史记念，我们更当隆重地来庆贺， 并且从心灵的深处感谢圣母妈妈的恩赐。也要感谢戴立林神父的辛劳。
这间圣堂的主保是“中华之后圣母堂”。也许有人要问“中华之后”是什么意思？这是圣教会自古以来的习惯, 使每间圣堂、团体、组织、学校, 甚至是个人， 都有一个主保作为保护人。那么瑞芳在当初建堂之后就选了“中华之后”作为主保。目的是祈求圣母特别的保护这间圣堂和属于这间圣堂的教友们。那么为什么又是“中华之后”呢”？这是在公元一九二四年的五至六月间，全中国的主教们齐集上海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大会议时，经大家一致的同意所作的选拣， 就是拣选了圣母玛利亚， 天主之母，特别作我们中华人民的母后，好请求她特别照顾和保护我们和我们的中华民族。.这与中国大主保圣若瑟是异曲同工，前后相应，也非常陪衬的。就在距今三百三十五年前，当时全中国的全部神职人员齐集在广州(约三十人左右)。 在当时惟一的主教, 方济会士李安堂(Antonio M.Caballero)的导之下，于一六六八的正月二十六日一致通过：决定圣若瑟为中国的大主保。这个举动曾经使当时整个的教会非常惊愕，因为直到那时教会对圣若瑟的敬礼还是不太注意的。但自那时之后全教会才开始了对大圣若瑟的敬礼。这与后来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全体主教大会上，拣选圣母为中华之母是前后呼应、相辅相成的。
瑞芳的圣堂早己修建，也早已破旧不堪了。 如今在主任戴神父的领导之下，有了新的圣堂和新的幼稚园，的确是件美好的事。这是“中华之后”圣母的恩赐，也是可爱的戴神父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结果。在此让我们向圣母妈妈和可爱的戴神父至以真诚的贺意，和巨大的感恩。 愿天主和他的母亲“中华之后”特别保护瑞芳的教友们和支持戴神父的传教.。
新营传教简史
大家知道， 来台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是道明会的神父。他们在1626年到了台湾开始传教。不几年后就有方济会士到了台湾，他们在淡水和基隆建立了传教区， 修建了圣堂和会院。但是他们也很快发现，既然台湾已有道明会士在传教，方济会士就去了北方的大陆去开发新的传教园地。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大都是西班牙人。德国正式来中国传教的事，和正式打传教士到中国来， 是较晚的事。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初期， 亦即在一九零六年了山东去传教。他们主要是在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北部地区传教。山东的南半部则让给了圣言会士们去开发。一切进行都十分顺利，成绩之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如此直到一九五零年代，才有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共产党占据了大陆。一切的外国传教士不得不离开大陆，或者是回国， 再不然就是另外去找新的传教园地。不但德国的传教士如此，就是其他国家的传教士， 都被驱逐出中国。当时在中国的方济会传教士就有八百多人! 这些人都非常不自愿地离开了中国。
来台湾传教：曾在山东济南传教的德国方济会传教士， 约有七十人。他们在回国之后, 仍然十分在响往着中国的传教区和中国善良纯朴的老百姓。当时台湾仍是自由之区，但台湾毕竟是个小地方， 只有三十六万平方公里， 而人口不过有两千万， 是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传教士的。但是德国人多少得到了“朝里有人好作官”的益处。当时方济会的传教秘书长是一位德国舒神父(Alfons Schnussenberg)，如此就在睁只眼闭只眼地来到了台湾传教。最早的一位德国传教士是甘慬言神父(Guido Goerdes)。他先来到高雄作为圣功会修女们的主祭司铎。紧接着两位杜色道夫(Duesseldorf)会省的神父(或谓科伦会省)，亦来到了台湾。先是苗神父(Friedbert Marx )， 亦作修女们的主祭司铎。并为不久即将来临的弟兄们准备居处。不久又有宰慕良神父(Andreas Zernahr)，及胡国临神父(Hugolino Schorr)，于一九五三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到达新营租房而居，开始了他们艰苦的传教工作。当时他们的心情是：“我们两个小小的德国洋人，突然之间处在周围都是不同种族的人民中间！我们的依靠只有上主天主”。他们虽谦称为“小人物”，却充满了力量和信心， 立即展开了传教的工作。 不久他们在周围发现了两位天主教的教友夫妇，这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又很快发现了几位来自大陆的老教友。就藉着这几位自己的熟人，顺利地展开了传教工作。周围有不少的外教人， 也出于好奇， 前来观看这两位黄眼睛大鼻子的外国洋人。见到他们善良可亲，也就慢慢失去了那种陌生远拒的心理。如此进堂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两位传教士开始有了信心，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片美丽的景像。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有了一位非常有力的助手，就是他们的传教员黄先生。这一位忠贞可靠又精通圣教要理的人，因为他曾作过准备圣神父的修士。未有圣成神父，但数位子女中一位作了方济会的神父，就我们的前省会长黄敏正，而黄神父的姐姐则是圣家会的修女。慬这一点我就可以知道， 他一生忠诚老实地作了神父传教的助手， 而且直到老年退休为止。因此除了传教士之外，这位黄先生也是新营的传教大功臣！而且这位先生生来多材多艺，他么工作也会作，修理任何家具不要敆他人之手。当然重要的是代替神父们同外人打交道。他实在太重要了， 天主也特别降福了他们全家。
既然传教的事业已经顺利地展开，当时会长苗神父便同高雄教区的主教立了合约。(是时还没有台南教区)。高雄的主教将整个新营周围地区划给了德籍的传教士， 作为他们传教的基地。这是一块整整有两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呢。后来这块地区划归给台南教区。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
最初前来找神父听道理的人， 主要以由大陆来台的人民为主，也就是逃难来台湾的大陆难民。他们心灵空虚，特别需要精神的慰济。由于传教工作越来越重，需要人手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此时有顾和仁神父(Ambrosius Bueckmann)到来。这位顾神父很早就在大陆我的家乡传教，而且有一夜被土匪打断了腿，不得不早回德国休养。而如今人虽己经是大把年纪的人了，却仍然来到台湾作传教的工作。可惜于一九六六年的正月三日便与世长辞了。
不久之后，苗神父作了新营区的会长，他开始大力地从事建设的工作。新营区有不少的圣堂和会院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修建起来的。为了使建筑工程顺利前进，从德国调来了数位多才多艺的修士。他们的确成了新营传教区的胜利大军， 都是有功之臣。除了德国来的传教士之外， 也还有一批过去济南教区的中国青年神父也来到新营区， 作为传教的助手。如[此一来传教的成果不言而喻，是非常良好的。教友的人数大事增加，而新修盖的圣堂也为数不少，计有：新营的天神之后圣母堂, 这里是神父们的根据地，故此圣堂和会院十分的壮观宽大。而教友也特别的多， 计有五百多位。此外有柳营的圣方济堂和幼稚园一座，白河的圣三堂，这里的教友约有二百四十人左右。还有安息燎的圣家堂, 麻豆的耶稣君王圣堂, 这座圣堂因为经年失修, 已被钟义宗神父翻修加建起来，它是十分美丽宽大的圣堂。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事。这里也原来是中国神父们的会院，可惜现因神父人数日减， 已无人在此居住。这里也有一座十分像样的幼稚园和诊疗所。教友约有三百多人。此外，还有果毅村的圣堂。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盐水圣堂。在这里李少峰神父修建了美丽壮观的全中国式的圣堂。慬由上述的这大批的建筑物， 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传教士虽然人数不多, 但在新营作了十分伟大的工作，给中国的圣教会作了惊人的供献！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和作为结朿：梅义神父(Fr. Alban Mai), 是我最为熟悉的一位神父。 他曾经在我作省会长的时候作过六年的参议员，是一位十分忠诚可靠， 又十分合作的助手。 是位令人心悦诚服的大好人。 他的母亲我也认识， 是一位心十分善良的好太太，又爱说笑，对人客气。 前几年她才去世了。 那就不用奇怪，她的儿子是如此优良的传教士了! 多少次我在德国亲自听到不只一两个人说过：“梅神父如果住在德国，早己成了我们的省会长了!”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会省的这种反应。但他一个人不言不语、谦谦逊逊地留;在台湾，仍然一位最简单的传教士！ 前七' 八年他就告欣我， 有意回国休息去了，因为身体渐老不适。 但他一直未走留到了今天，仍然住我们中间， 真是难得! 原因？ 他为了顾全佳兰会的修女们，她们皆是菲律宾的外籍修女，怕她们无人照管顾， 便自愿留下来，一直在盐水作了修女们的主祭司铎。由此看来这真是一位好传教士，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想诸凡同他接触过的教友们，都会对他十分爱慕和依恋的。他是住在中国最长最早的一位传教士了! 我们在这新营金庆之禧的时候， 怎能不特别纪念和感谢这好神父、好传教士呢?! 要知道神父己是六十九岁的老人家了。让我们同时祝神父在我们中间， 特别得到天主的降福， 使他精神愉快，心灵舒畅，身体健康！ 最后我们不要忘了， 黎明中学也是德籍神父们，尤其 是苗克圣神父的得意之作。 她长久以来是台湾南部的一座出名中学。 造福地方人群， 多少青年子弟是出身“黎明”学府的人材呀!
工作， 使他在一切事上成功。 我也向乘机本堂的教友们致贺， 他们中可能有些是我所认识的呢。愿‘中华之后’圣母保护祝福大家！ 雷永明神父的一个奇迹
说起来这是一件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了. 是雷永明神父仍在世时所显的一个奇迹. 大约是在一九六零年代, 圣经学会才创立不久, 尤其是才从北京搬来香港., 住在港岛的半山区坚尼地道七十号. 当时也有三位年轻年神父来到香港避难. 雷神父同情他们, 就叫他们留在圣经学会帮忙. 其中的一位名叫张俊哲神父, 大约三十岁左右, 作图书馆的工作.
这位张神父生来体弱多病, 再加上可能不服香港水土, 不久病倒了, 患了严重的胃病. 雷神父就将他送到意大利修女们开办的那座老嘉诺撒医院中去. 那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伟奥医生, 是位外籍的手术专家. 他立即为张神父动了手术, 将胃割除了三分之一. 但手术后反应非常不良. 数日以来神父不吃不喝, 也完全不能动, 犹如死尸一般躺在那里. 伟奥医生见状十分失望, 就令人将他送到另一间隔离的小房间中去, 使他一个人在那里等死去. 因为医生已经失望了. 神父固然肉体不能动, 但心志非常明白, 也知道大家己对他失望了. 并且看到一位护士不时来到他的小房间, 打开门帘向里面探望, 然后向外面的人摆手示 意谓: 他仍未死! 但神父看在眼里, 明白在心里, 就是不能动弹一下, 表示自己仍然活着. 这样数天过去了, 快一个星期了. 张神父不死也不活. 伟奥医生见状也慌了, 于是决定第二天再给神父动一次手术, 看看有无反应. 当天晚上雷神父亲自来了. 打听了病情之后, 未说一句话, 就进入神父的小房间, 跪在神父的床前开始祈祷. 大约十分钟后, 神父起身对张;神父说: <神父你不用害怕, 你还不会死的. 圣母告欣我, 你仍然有未作完的工作. 你要为光荣圣母好好地去作吧>. 说完这话, 降福了病人, 雷神父就走了. 到了外边见到伟奥医生向他说: <医生, 请不要再给张神父作手术了, 因为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十分明亮, 一位修女护士来了, 进到神父房间看看病人是否仍在人间. 忽见病人叫修女说: <修女, 我的病好了, 我要起床. 请给我找来我 的洗涤用品, 我要刮脸的, 因为好几天没有刮胡须了, 不太好看的呀>. 病人说着说着自己坐了起来, 而且作状要自己下床了. 修女大事紧张, 赶紧叫他先不要动, 立即出去叫来了另外两位护士小姐. 三个人前后护拥着神父, 使他下了床. 神父竟然自己走动起来. 三位医护人员吓的大惊小怪. 但神父自己若无其事地, 大摸大样地在房间走动了起来, 来回走了好几趟. 张神父真地经雷永明神父的祈祷痊愈了. 过不几天就回到圣经学会工作去了. 这位大命不死的张神父到今天仍然健在, 也已经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 不但人老了, 而且是骨瘦如柴, 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 但精神和头脑十分清晰, 仍然在台湾的新营本堂中工作. 去年此时他经过香港回大陆探访家人, 曾在圣文德堂同我居住了三天, 我曾经再次向他询问有关, 雷神父给他治病的情形. 也更了解雷神父祈祷的功能, 那时雷神父仍在人间, 也还只是一位四十多的人呢.
张神父也一生按照雷神父吩咐, 作了圣母要他作的工作, 就是为圣母无玷之心侍围团而工作. 目前在香港有不少教友仍然由于这个侍围团而认识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