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玛窦》一）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与福音传播 胡国桢神父领导、六位同道执笔的“仙花小组”撰写
更新时间：2005-6-17
距今四千年以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充满着荒蛮荆棘时，就有少数三、四个民族，已经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独特高度文化。中华民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名为中原的黄淮平原上，不只把物质生活的条件逐渐提升，在精神生活领域中也有很惊人的成长。其难能可贵的是，世上其他古老文明，相继被别的民族摧残、毁灭，中华文化却能一支独秀地历久不衰，绵延亘续，逐渐进步，以迄至今。
我们相信，全能天主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对这一古老而历久弥新的伟大民族，必定有其特殊的伟大救援计划。虽然天主子耶稣基督没有直接选择中原华夏，，做为自己降生救世的基地，但是，他启示的种子，早在他降世之前就已在这个文明之邦播下了。
上古的夏商周时代，这个民族已经知道，应该以全民族的名义向皇天上帝举行诚敬的祭献；而后春秋战国之际，先秦百家、儒道墨等，也都殊途同归地劝人要活天人一体的生命；接着千余年来，这个民族的所有子民，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本着这“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不断地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从事“修养工夫”。
这些都是天主在中华之邦的精神生活领域里，播下的启示种子，只要等待那适当的时节，天主所遗的福音启示的培育者前来，撒下适当的肥料，配合天主自己恩宠的甘霖，即可发芽、成长、茁壮。
有人说，第一个来到这片福音田园的耕耘者，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多默宗徒。历史也告诉我们，唐大宗时代会有一位宣报福音的使者，景教上德阿罗木，率同他的门生弟子，来到长安，推展教务，令福音讯息广场中国境内百余年。又会有教宗特使、若望盂高维诺总主教，于元世祖至元年间来到北京，又曾使福音在中国境内流传了数十年之久。
可是，这些福音启示苗芽的培育者，并未在这块藏有福音启示种子的田园土地上撒下适当的肥料。所以，种子发芽是发芽了，而且还不只一次发芽，每一次发出的苗芽也都稍有成长，只不过得不到适当的施肥，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教难的强烈阳光一照，立刻就被晒焦，干枯死掉了。
所幸，福音启示苗芽的根茎富有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天主恩宠普降的甘霖又是丰沛充盈的。虽然，一再抽发的苗芽，一再夭折，被晒焦枯死，但是只要天主再次派遣仆人，前来施肥培育，就可再次发芬成长。
果然，到了明朝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秋天，又有两位福音的培育者，接受了天主的召唤，从遥远的欧洲渡过重洋，航海途经印度和澳门，来到这块在深处藏有福音启示种子长出很茎的田园土地上。他们首先到达的地点在中国南方广东的肇庆府。他们在那里自己造屋，定居下来。他们真是上主所遣，充满聪明智慧的仆人。他们并不急于决定要如何施肥，施什么肥。他们只是让自己住在那里，学习这个民族的言语、文字和生活方式，尽情地交接朋友，使白己浸润在这伟大文化的熏陶之下，吸取其中的精蕴，这两位培育者就是先贤罗明坚神父及利玛窦神父。他们自建的住屋就是“仙花寺”----第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天主堂。
他们在中国住下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其间罗神父于一五八八年奉派返回欧洲，邀请教宗派遣使臣来华，可惜事没办成，又失去回来中国的机会。剩下利玛窦神父并不孤单，天主不断又派遣后继者到来，成了利神父得力的助手。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当的肥料，也找到了适当的施肥方法。
因为他们及他们后继者施肥的恰当，在中华文化中埋藏已久的福音根茎，再次发芽、成长，这次可真的茁壮了。四百年来，多少教难在中国发生，基督信仰不但没有消逝反而愈来愈盛，全世界各地炎黄子孙中的基督信徒已超过了五百万人。这是利玛窦及其同伴真知灼见的成果。
您一定希望多了解这一位中国教会先知性的开创者，本书的编撰就是要给他做个简明的小傅，替您描绘出他做为福音传播者的完整风貌。
给读者
为积极响应中国支教团筹备“利玛窦神父来华四百周年”纪念，由胡国桢神父领导、六位同道执笔的“仙花小组”，试着编写了十二篇“利玛窦神父与中国”的短篇文稿。
“仙花小组”是一个以习作为目的的小团体，我们取名“仙花”（“仙”与“仙”同音）：一来是为纪念利玛窦神父所建造的“仙花寺”（这是明末中华境内第一座天主堂，是中华教会近代史的起始点）；二来是想藉此自勉，希望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有朝一日能将教会的历史用通俗文字介绍给教友。
今中国主教团传教委员会商请本小组将这十二篇文稿公诸全国教内外同胞，共同分享。我们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一再聚会、商讨、修改后，才敢拿来献丑出版，有欠周全之处，还请各位先进不吝指正。
回忆民国七十年十月中旬，一个为响应主教团之呼吁、也愿以“利玛窦神父的使徒精神”为聚会主题的青年教友团体，得知本小组已经写完全部十二篇文稿，微得本小组同意后，利用了这十二篇文稿，作为聚会必读及讨论资料，结果与预期的成效完全吻合，使我们信心倍增。现在，谨将他们的做法笔录如下，做为其它教友团体应用本小册时的参考：
1．聚会前，每位团员在家都事先阅读全部十二篇文稿。
2．聚会时，再请十二位团员分别将各篇重点提出（每人主讲三-四分钟）。 3．然后分组讨论和报告。讨论题目有二： A．利玛宾神父的使徒精神对您有什么启示？ B．利玛宾神父的传教特色有那些？您最欣赏那一点？ 4．最后由主持者将传教特色作一综合。
整个过程为时两个钟头左右。团员们都表示很高兴能进一步认识利神父，也愿在平凡的生活中更能具体实现利神父的使徒精神。
我们将小册编写过程及此团体应用本小册聚会的情况报告如上，藉使读者参考。盼中国教会在利神父伟大的精神号召之下，能一心一德，各尽所能，愈显主荣。
仙花小组谨志
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利玛窦》二）
利玛窦，一五五二年生于欧洲义大利中部的玛柴拉达城。这座城建 在一个小山上，一百多年前算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城内驻有教皇国的行政长官，并有高等法院和钱币铸造厂。
早在一二九O年，就成立了一所专科学校，并在一五四O年成为正式的大学。经过几百年后的今天，义大利到处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玛柴拉达城就成为一座旧式的省会，但人民仍保存着古代简朴诚实的遗风。 利玛窦的父亲名叫若翰，是位医生，曾经做过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他一共有十二个孩子，利玛窦是长子。利玛窦年少时，身体强健，金发碧眼，性情活泼，很得父母及亲友的喜爱。 在幼年，他就跟着城里的一位神父读书，由于生性聪明，记忆力甚强，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下来，所以老师非常疼爱他。在他开始念书不久，这位神父老师入了耶稣会，玛窦只好在家里自己读。当他九岁时，耶稣会在玛柴拉达城创办了一所学校，玛窦进入。他非常努力，进步很快。十六岁即读完了中学。 这时他的父亲，已做了省长。他对长子，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这个儿子，将来能继承他的官职，光耀门楣。由于在京城，可以认识许多权贵，将来在工作上可得人保荐，所以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某大学读法律。
他刚到罗马时，人地生疏，所幸离家前，玛柴拉达的老师们给他写了一些介绍信，介绍他认识在罗马的耶稣会士，使他在休息的时候，能多一个去处。利玛窦在课余之暇，常去拜访那些耶稣会士，并且也参加耶稣会士所创立的圣母会。 在和耶稣会士的来往中，利玛窦的内心慢慢起了变化，他觉得人生如果只为追求世俗的名利，实在太庸俗了。罗马法的条文和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的神操书相比较，前者使人向地，后者却使人升天。他似乎也听到天上有一个声音，招呼他的心灵向上高飞。 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节，利玛窦去拜见耶稣会的总会长。那时恰好总会长不在，代理神父纳达尔出来接见。利玛窦向他说明自己的愿望，请求准许入会，由于他的意向纯正，纳达尔神父就收录了他。
当他的父亲听说儿子入了耶稣会，非常生气，立刻就前往罗马，准备找到他，好好训斥一番，命令他退出耶稣会，继续大学未完的课程。不料车子走到中途，若翰突然中暑，不得已只好打道回府。利玛窦的母亲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丈夫这可能是天主的圣意，不要违背，让儿子专心修道。 一五七二年五月利玛窦被派到佛罗伦斯小住，九月回到罗马，在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开始读神哲学。利玛宾一面读书，一面遥想未来的工作：是在义大利教书呢？还是到南美洲去传教呢？或是到遥远的印度或日本？他既然已发了服从的誓愿，就不能自己决定工作的方向，一切都由长上按修会的需要来安排。 但是中国，他一定没有想到过，因为那时明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耶稣会圣人方济各沙勿略就是面向中国忧郁而去世的。后来的耶稣会士，也没有一个人能突破这个障碍。天主的圣意却是要这个青年人做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做的事。 当利玛窦在罗马学院读神学时，葡萄牙在印度传教的代理人到罗马，向耶稣会总会长要求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印度。耶稣会总会长答应派遣会士，继续沙勿略的工作。一五七七年五月，总会长派遣四位传教土从罗马到里斯本，其中包括利玛窦修士和罗明坚神父。 罗明坚神父是意大利中南部人，比利玛窦大九岁，是拿波里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他带领利玛窦进入中国。利玛窦离开意大利时才二十五岁，还没有祝圣为神父。他也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亲人辞行就上路了。这次到东方传教将是一去不复返，将来自己身处何方，也不可预知。但他欣然动身，而且诚心感谢天主。能到东方传播福音，实在是天主所赏赐的最大恩典。 利玛窦的生活，就如耶稣给民众最后的演讲一样：“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他的生命培育出近代中国教会的苗芽，也给教会的传扬福音，指出一个新的方针。 利玛窦神父及其师友罗明坚神父（《利玛窦》三）
耶稣会总会长原曾答应印度方面的要求，派遣传教士到东亚传教。在罗马的罗明坚神父和正在念神学的利玛窦修士，接到命令后，都很高兴的动身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等候开住东方的船只。 十六世纪的旅行，可不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当时到印度的船必须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再折回北上，何况当时都用帆船，船舱又小又低，可以想像没有风的时候是多么酷热郁闷，何况常常还有传染病或瘟疫。利玛窦和罗明坚及十四位会友，在船上困了半年之后，终于抵达印度卧亚。虽然没生传染病，利玛窦也已疲惫不堪，不得不休息几个月。 卧亚是当时东亚传教的中心，利玛窦在那里继续念神学，也会教过拉丁文和希腊文。一五八O年，利玛窦在印度南部晋铎，开始他的传教工作。 有一天，利玛窦神父突然接到命令，派他去澳门，这真是个令他惊喜的消息。 原来，这是罗明坚神父的请求。罗神父和利玛窦一起搭船到卧亚后不久，就被调到澳门，按照长上的指示，专心学习中国语文，了解风土人情，准备中国传教事宜。但是，当时澳门修院的神父，都认为到中国传教的希望十分渺茫，常常干扰罗明坚神父；加上罗神父那年已经三十六岁，记忆力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中国语文进步很慢，一个人也觉孤单，才请求上级派利玛窦来澳门作助手。就这样，罗明坚神父把利玛窦神父带进了中国传教的领域；同时在最初的几年，在学习中国语文上他成了利玛窦的老师，在传教工作上，两人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朋友。 利玛窦到澳门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中国语文上。开始的时候，他把日常看到的东西画出来，老师按着图画写出中文来，再教他怎样读。字汇增加以后，再学读简单的句子。这是非常苦的学习过程，尤其是四声的分别，因为发声不同，意思完全不同。但是两位神父为了彻底进入中国文化的领域，都以无比的信心和毅力，像小学生一样的一字一句地学习；他们本来都是西方学术大师呢！ 罗明坚神父在修院旁边，会建立了一座小的学校，称为“圣玛尔定经院”，专门为中国青年传授要理。他不在的时候，学校就交给利玛窦管理，使村玛窦能够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学习讲要理。 当时，中国门户仍然关闭。但罗明坚神父一有机会能进入广州，便立即前去。一五八三年，他更到了总督驻节的地方----肇庆，而且在一座叫“天宁寺”的庙里住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发给他“路照”的总督被调走，罗明坚神父觉得失去了保障，就回到澳门。临走前，他把祭坛和祭服寄放在一位陈姓的年轻人家里。
过不久，肇庆知府听说两位神父的事，突然派人来澳门请神父回肇庆，并且表示他们可以在那里盖房子永久居住。罗明坚神父认为机会难得，便立即筹募旅费，和利玛窦神父动身往肇庆。 见了知府，行礼如仪后。知府便问他们的来历。罗明坚神父便自称为僧人，事奉天帝，因为仰慕中国，不远千里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块清净地方，建 圣堂，终生事奉天帝。知府看他们很有诚意，又是有德性的人，就吩咐人带他们参观全城，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以便久居。 罗明坚神父和利玛窦神父，很顺利地在靠近西江的河边找到了一处空旷地方，解决了建堂的问题。他们也遇到了前次帮罗明坚神父保管祭坛和祭服的陈姓少年。一进他的家门，就看见祭坛供在小厅中，上面陈列着七个香炉，香烟正袅袅上升；祭坛中央悬挂着中堂，写着“天主”两个字。罗明坚神父和利玛窦神父非常高兴。就暂时住在陈家，每天在小厅祭坛上举行弥撒，由衷感谢天主所赐予的一切。 就这样，罗明坚及利玛窦两位神父在中国住下了。 利玛窦神父在肇庆─仙花寺僧（《利玛窦》四）
上边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和罗明坚神父到肇庆后，在知府的协助下，很顺利的在西江旁边找到了建造圣堂的土地。两位神父认为时机难得，立即动工，先盖了两间木屋，做为临时住所，另外租一间小房子，做为圣堂。 正在准备大兴土木时，却引起了城中绅士们的反对。原来就在这块建筑用地旁，有一座九层楼高塔，是民众捐钱新盖的，他们怕神父在旁边建造圣堂，会破坏了风水，同时指责神父破土动工时，也没有选个好日子。经过一番磋商后，利玛窦神父决定把地基移开，离塔远些，才解决了这场风波。 好奇的肇庆居民，听说有外国人在高塔旁边盖房子，都跑来看。罗明坚神父和利玛宾神父，为了博取一般民众的好感，就把带来的西洋物品陈列出来让大家参观。肇庆老百姓第一次看到那些外国东西，都觉得非常新鲜，尤其是西洋镜，更是奇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全城的人都陆续来观看，连知府本人也不例外。但是，建造圣堂的工作，虽然不再受到干扰，神父却发现经费不够了。罗明坚神父只好亲自回到澳门，向各界求助，幸赖葡萄于商人慷慨解囊，得到一笔不小的款子。罗神父回到肇庆后，就加紧赶工。 这栋二层楼的房子终于在一五八五年落成，整栋房屋都是用青砖和石灰建筑的，外表简单，但很美观。一搂大厅设祭坛，坛上供奉救世主像。知府亲笔题了两块匾，派人送来，仪式很隆重。题字“仙花寺”的那一块；悬挂在正门上方，另一块题为“西来净士”悬挂中堂。肇庆城里的士绅官长也相继送匾送香，附近居民，成群结队来看新式洋房，好不热闹。 仙花寺刚落成时，来参观的游客很多，两位神父都很热心的引导他们参观，介绍西洋物品。但是后来，神父觉得不大妥善，若只是引导民众参观西洋物品，会使人误会，以为他们是贩卖外国货的商人。可是又不能直接向游客讲解天主要理，所以就决定把敬奉天主的要理，刻印成书，赠送给游客。 第一种刻印的是单页的“祖传天主十诚”，内容是天主教基本的道理，教人敬拜天主，孝顺父母，不要贪财，不要损己害人等，分成十款，一目了然，老百姓得到这张“祖传天主十诫”，都很小心的收藏阅读，因为当时印刷品很少，很珍贵，他们也认为内容合情合理，甚至有不少人送香油给神父，做为回报。 为了更进一步给民众讲解敬奉天主的道理，神父就把这些要理编成问答的方式，刻印成书：称为“天主实录”，这是我国天主教的第一册要理书籍，全书共十六章，印了一千两百本，分送给各界人士。 以往我国的地图，都把中国划在中央，而四周全是海洋和一些小岛，代表蛮邦小国。当肇庆的读书人到仙花寺来参观时，却发现厅堂里有一幅全然不同的地图，中国不在地图中央，而且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家，这是从来没听人说过的事，于是他们纷纷请利玛窦神父解释。知府看过地图以后，也请神父把那幅地图加上中国字，在肇庆刻印。当这幅“山海舆地全图”刻好以后，知府立即分送各地的朋友，他们看了，都叹为古今奇观，使得民众对西方人更加敬重。 利玛窦神父在肇庆仙花寺，先博取当地老百姓的好感，彼此相处融洽后，更以西洋奇物和地理学识来接触读书人，赢得学者的敬重，再进而宣讲天主教义，赠送印刻成书的要理，使人容易信服。我们可以看出利玛窦神父的方法是多么自然。 利玛窦神父就这样，花了不少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面。但这些琐碎的事，却是后来传教工作的准备，也使得利玛窦神父能够长久居留我国，这是利玛窦神父成功的第一步。
利玛窦神父在韶州──易僧为儒（《利玛窦》五）
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在肇庆建圣堂，中间虽然经过了许多的波折，但总算得到中国官吏的信任及老百姓的好感。可惜好景不常，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无知而且柔顺，皇帝害怕地方官吏对老百姓的影响太大，可能会领导他们起来造反，所以规定官吏每三年要迁调一次。在圣堂落成后的第二年利玛窦神父的朋友王知府道尹被调到湖广省担任布政司。 利玛窦神父对于王道尹离别的感伤，不下于当地受他德政统治的老百姓，因为没有他，白己无法进到中国来。在五年中，他对神父们表示友爱，不怕风险，保护他们，然而这个保障现在竟然没有了。幸好利玛窦神父和王道尹的继任者本来就是朋友，这人从前因公来过肇庆几次，他答应继续保护他们，事实上他也做到了。知府更替刚两年，两广总督也更调，新任刘节斋到任后不久，去观看王道尹的生祠----这是肇庆的百姓为表示对他的爱戴而建造的，他一看到祠旁的仙花寺，就十分的喜爱，等问清楚是两个外国人的住所后，便起了霸占之心。于是下令利玛窦神父，或者返回澳门，或者迁往韶州南华寺居住。利玛窦神父向肇庆各官吏求救，大家虽然同情他，但也没有人敢违背总督的意思，利神父只好离开，但要求总督给一张证书，说明自己并不是因为犯罪而被驱逐，并且拒绝接受刘总督所赠与的六十两路费。 利玛窦神父乘船离开肇庆到广州，预定拜见官府后，就回到澳门。第二天，看到一般小船疾驶而来，行近大船，里面的差役请利玛窦回肇庆府。原来刘总督的手下，在利神父离开后告诉他：两位西僧并没有接受银子。刘总督觉得事情不妙，将来全府的人民都将说他强夺番僧的寺院，改为本人的生祠。所以派人将利神父追回，逼他接受六十两银子，但利神父不愿接受，最后刘总督应允他到更内地的韶州另建寺庙安居。
于是利玛窦神父和麦安东修士到了韶州，在城外光孝寺购买了一片土地，开始建造房屋，这栋房屋配合着周围的收成，逐渐盖好。房屋旁边是中国的第二座圣堂，但和所有西欧的圣堂都不相同，看上去认不出它是圣堂。这是为了要避免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外国人的堡垒，但同时又要表明它的宗教和西方特色，所以利玛窦神父选择了中国式的建 ，而放弃了西式建 的坚固与耐用。 利玛窦神父定居韶州后，以前和他相识的瞿太素，就立刻赶到韶州，在光孝寺找到一个住所，第二天穿着盛服去拜见利神父，在敞上礼物后伏地三拜，拜利神父为师。利神父间瞿太素愿意学什么？太素回答：愿意学天算。于是利神父把在罗马学院求学时所用的教科书都拿出来，先教他同文算法，后教浑盖图说，最后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在一个夏天的夜里，一群醉酒的赌徒，袭击了利玛宾神父的住所，利神父的手被斧头砍伤，这样一来苟且偷安的办法也不行了。利玛窦神父觉得有重新考虑僧人身份是否妥当的必要。原来当初罗明坚神父到中国来时，身着僧服，自称为僧。同年的夏天利玛窦和罗明坚到肇庆时也身穿僧服。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传教士就是和尚；为了适合中国的情况，便做了和尚。因此他们在当时读书人的眼中，并未引起反感。因为自汉唐以来常有外国僧人到中国来，他们二人的出生地比印度更西边而已，便称他们为西僧。 当瞿太素向利玛窦神父学数学时，他便告诉利神父，僧服和僧名，反而容易引起中国人的误会。因为中国人向来轻视和尚，如今又经过韶州人的打击，利玛窦决定抛弃僧服僧名。 一五九四年，利玛窦和郭居静二位神父开始留胡须，第二年两人的胡须已长垂腰间，利玛窦神父离开韶州到南京时，就全身改着儒装，头带方中，自称道人，见客时以秀才礼应对，当时的官吏和读书人，也不引以为怪。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彼此以读书人相对待。 在一连串的挫折及痛苦的经验中，利玛窦神父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会带给他日后以文会友的良好机缘。 利玛窦神父在南昌─以文会友（《利玛窦》六）
上边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在韶州傅教的情形，会遇到不少挫折与困难，后来有一位郭居静神父来我国协助利玛窦神父的传教事业，使他不再感到孤单。阻利玛窦非常清楚在我国传教若没有皇帝准许，无论耗费多少心血，都不会稳定。于是利玛窦神父立定进北京的志愿。所以在韶州时他就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辗转来到南京，准备直上北京，伺机晋见皇帝。可惜就在他抵南京的时候，日本发动朝鲜战事，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反被日本击败，加深了中国朝廷仇视外国人的心理，使得外国人更不容易进入北京。利玛窦神父知道时机不巧，就暂时隐退，居住南昌，等待日后再谋发展。 初抵南昌，利玛窦神父郁郁寡欢，不知如何在中国立足。他常深居简出，祈祷，求主指引。有一日在梦中得到天主的启示，将来有一天会到京城传教，且有人帮助。这个启示带给利玛窦神父无比的信心与鼓励，也促使他先在南昌开始传教事业。 南昌比肇庆和韶州都大，但非商业都市。这儿的百姓 实节俭，笃信佛教，文化气息浓厚。利玛窦来此地后，很能入境随俗。除与人来往进退有节，并注意到礼节细微的地方，故此深得当地人士的好感。在南昌他所结识的第一位朋友是一位姓王的中医，此人家境富裕，当地权贵无不请他看病，利玛窦神父初次拜访他时，二人非常投缘，彼此喜欢，成了莫逆之交，常常纵谈古今中外，王医师并常设宴款待他，利玛窦神父在这些宴会上，渐渐认识了南昌的一些知名之士，也因着他温文儒雅、语句中肯、谈笑自若、谦虚诚恳的风 ，很快受到爱戴而与他们打成一片。这是他把福音传到南昌的起步。 利玛窦神父生性聪明，记忆力甚强，且能过目不忘。他这天分有助于他在南昌的传教事业。比如一次宴会上，王医师特别夸赞利玛窦神父有奇异的记忆力，并且精通天算和与地的学问，又能制造日晷和钟表，在场的人都很好奇，并想见识一下他的记忆力，就当场考验他。利玛窦在众人前看完一本四五百字的诗集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完全地背出。客人们再当场写满一页数百个不成文句的单字试试他，他也能顺序倒背如流，赢得在场人士的惊叹，赞不绝口。后来利玛窦神父表示很想留在南昌时，这些人都很赞成，并愿意帮他，一方面也很想学习他的记忆法。 利玛窦神父名声渐渐传扬开了，许多人都来拜访他，其中有一位很有地位的人物就是建安王，他常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府里去，待他有如上宾，并常听他谈数学，谈宗教，倒背诗章。以后建安王送了很多名贵的礼物给他，利玛窦神父也亲肩做了一些礼物回赠给建安王，有地球仪、几何象限仪、好几幅画及 镜，还有本论交友的小册子。利玛窦神父天生重视友谊，他写这本书时，即发抒了自己友爱的天性，他希望藉此书能消除传教工作中的一些障碍。这本书特别令建安王喜欢，他的随从抄了好几份，以后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万历二十三年圣诞节，有二位耶稣会士苏若望与黄明沙修士来到南昌，协助利玛窦传教。利玛窦神父在南昌既然增加了伴侣，便设法在城中买地建堂。但开始时，遇到了不少阻碍与困难。先是知府王佐不准，后又有居民因不愿与西洋人同住一条街，而加以阻挠。利玛窦神父面对这些阻碍，并不气馁，到处奔波请相识朋友协助，后经一位陆巡抚出面说项，才得以购屋定居下来。在城中利玛窦结识了白鹿书院的院长章木清，此人听到很多有关利玛窦神父德行学识出众不凡的事，利玛窦也很敬仰章本清的操行，二人相遇之后，因彼此仰慕，很快成了好朋友。南昌的文人学士，都很敬重章院老，所以在章院老媒介之下，利玛窦神父又认得了很多南昌的文人学士。在此期间利玛窦神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一书，写成的文稿特别商请这些文士朋友过目润饰修改，后经他们的鼓励催促，在一六O三年于北京刻板付梓，流传甚广，影响至巨。 利玛窦神父从肇庆到韶州到南昌，深知要使福音在中国生根，唯有先深入中国文化、民情。他在南昌期间，发挥了天主给他的才智，广结民间名绅学士，自王医师、建安王到章院老等，莫不以与他结友为荣，也藉着这些挚友对民间的影响，使利玛窦神父开创了南昌的传教事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友传教，正是利玛窦神父在南昌传教工作的写照。
利玛窦神父在南京─论学阐道（《利玛窦》七）
一五九七年，视察员范礼安任命利神父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会长，命他前北京，做久居的打算。 利神父于是随同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进京。他是利神父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最近升了尚书，正预备由南昌前往南京上任，到任后还要前去北京给皇帝祝寿。利神父请淮了与他同行，王尚书还备妥了奏请皇上召见利神父的奏章。
然而，此行各方面皆不顺利。虽然也到达了北京，但是从前在广东、江西等地认识的官员，以及王尚书所引见的朝廷大臣，都不愿协助，利神父只好返回南京。 在回南京途中，利神父先到了苏州，希望能拜访到瞿太素，跟他商议设法在江苏建一座教堂。可是打听之下，得知瞿太素已去了丹阳，于是又转往丹阳，才与瞿太素见到面。这一程，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心身交疲的利神父竟生了一场大病。在瞿太素的细心照料下，费了个把月的工夫才逐渐康复。
他们决定要在苏州建堂。因为担心这事容易引起南京某些人的疑忌，所以就打算好，先去南京请求王忠铭尚书的批准。就在两人刚要踏进南京东北城门时，利神父突然呆住了，两眼瞪着城门，说不出话来。这不就是四年前，睡梦中看到的那几个城楼中的一个吗？立时，利神父知道天主愿意他建堂的地点不在苏州，他应留在南京，继续为天主圣化中华的使命奋斗。 利神父终于在南京建了新堂。在新居里，他展示出预备向皇上进贡的物品。南京的官贝和名士，有许多人都前去参观欣赏，他就乘机向他们讲授西洋的学术。去听讲的人逐渐增多。利神父在讲学和与人谈话时，也常常涉及西洋风土人情，还直接介绍天主教的教义。如此天主教教义慢慢在与中国士大夫的交接来往中传开了，也有些读书人开始信从了。 前在肇庆所绘的“山海舆地全图”早已流传到了南京，南京的士大夫们也很喜欢和利神父讨论天文地理。
那时，南京城中有一位名叫李本固的读书人，笃信佛教，常常诋毁儒家学说。他听说利神父居然赞佩孔子，很不以为然，想亲自见见这位洋人。一连三次的邀请都被利神父婉辞了，因为利神父知道去了不免要发生一场激烈的辱枪舌战。可是对方一再邀约，也不好大失礼；最后只有勉强赴约了。 相会的那天，李本固还请了一大群宾客作陪，其中最惹眼的一位就是在金陵鼎鼎大名的三淮和尚。首先大家只是尽情地谈文论诗，岂料三淮和尚话锋一转，大谈起人性善恶的问题来了。客人中有赞成性善的，有赞成性恶的，也有主张善恶来自先天气质之纯浊因素的。大家你来我往，莫衷一是，辩论的好不热闹。利神父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说什么，大家还以为谈得太深奥了，他没有抓到要领。最后，有人追问神父，希望他也发挥一点意见，他这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把在座各位客人不同的见解一一复述，详加分析讲评。他更针对三淮和尚所说“人性不善不恶”的理论加以批驳：“万物都是上天所造，人性也来自上天。上天为神明，是至高之善。人性与上天的性理既是相同，人性怎么可能是不善的呢？” 这一次论学问道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南京城。大家对利神父的才智学问更加景仰，就连李本固的学生中，也有许多来向利神父请教。利神父耐心的给他们解释万物的由来，申论天主是造物的主宰。后来，他把和李本固学生答问的内容记下，编成一篇文章，做为“天主实义”的一部分。 不久，南京地区的教友逐渐增加，利神父希望能到北京晋见皇帝的心愿也跟着愈来愈急切，因为唯有见到皇上，请准教士在中华境内自由传教，基督福音才能更顺畅地推展传扬。受爱情和传教热忱的驱策，利神父经多方的努力策划，终于在一六OO年，带着新到的庞迪我神父由南京动身，启程前往北京了。
利玛窦神父上北京─进京朝贡（《利玛窦》八）
上面我们谈到利神父一行终于排除万难，由南京动身，往北京进发了。他们走的是运河水道，途中必须经过一个名叫临清的城市。 当时，临清城内，有一个名叫马堂的太监，贪污勒索，恶名昭彰。利神父早已受到警告，所以船到临清时故意躲在舱内，避不出船露面。但是马堂得有情报，听说船上有洋人上京朝贡的贡礼，就亲自上船检视贡物。他以代为上奏皇帝的名义，勒令开箱清点所有贡礼细目。然而见到其中并无黄金宝石之类名贵礼物，可以供自己先行搜刮，大为光火，多方折磨刁难。许多朋友都替两位神父的生命担忧，两位神父也加紧祈祷，愿为天主仿一切牺牲，所幸虽惊险万分，仍然在历尽千辛万苦，又遭监禁污辱的情境下，皇帝批示了马堂的奏疏，要洋人立即进京上贡。 一六O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利神父终于踏进了北京城门。当晚就住在宫门外的大监殿房里。在那登记好呈献贡礼的清单：计有天主圣像、圣母像、自鸣钟、西洋琴……大大小小十六件。 第二天清晨，太监立即把贡礼送进官去。皇上看到进贡的圣像栩栩如生，心中害怕，不敢放在官中。倒是两架自鸣钟，最使他开心，见到还能准时呜响，赞叹真是天下珍奇。 利神父因在临清时落入马堂之手，所以进京之事是由马堂安排、护送，其间利神父吃苦不少。现在朝见之事虽由官中太监包办，马堂仍以金钱买通了他们，如此利神父被监视的牢牢的，根本没有机会和朝中官贝接触，表达自己的愿望，更别说见皇上的面了。所以日日焦急地等待。 机会终于来了。大约过了一个礼拜，自鸣钟突然不再响了，官中太监又不会修理，皇上只好亲召利神父入官。他不只立刻修好了自鸣钟，而且还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教会官中太监管理自鸣钟的技术。皇帝又高兴又好奇，派人打听神父本国的风土人情。然而不论来人间什么，利神父总是明白地说想留居北京，不为在京作官，只求觅得一方之地，盖间小屋，能一面安居，一面崇奉天主，如此就心满意足了。 皇帝看到西洋琴，也想听听西洋音乐。就命四个乐师来跟利神父学琴。乐师要求把曲调谱上中国的歌词，以便咏唱。利神父就做了“西琴曲意八章”，每一首歌词都以修身格言的主题。神父的一些朋友看到，也称赞他不但会用音乐娱乐，还会用音乐劝人修德。 利神父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仍无法摆脱太监的管束。幸好太监替利神父安排进贡，没有会知礼部衙门，这事激怒了礼部官员。他们派员来逮捕了利神父加以审间。他们责备他入京朝贡不经礼部提奏，贡礼也未经礼部检验，骂他仗恃太监，轻视朝廷法制。 利神父胸有成竹；不忽不忙地答辩说：“由南京出发时，早就决定一切烦请礼部上奏。谁知中途杀出马堂，遭到监禁约束，无法脱身。朝廷和地方大官都无法抵制太监的胡作非为，我只是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外籍小民，又怎能违抗马堂呢？”他强调他早就希望礼部早日主动出面，救他脱离太监的管束了。 这一席话说得委婉动人，礼部官员无可辩责，只好接受，当即着令利神父一行人立即搬人礼部所属的“四夷馆”----礼宾馆暂住。这礼宾馆是用来接待番国贡使所用，因为中国向来以上国自居，所以对待贡使并不优待，所以“四夷馆”环境设备奇差，比太监殿房差不说，连一般住屋也比不上。现在利神父一行可说是困居“四夷馆”了。 礼部官员因不满利神父是由马堂引进北京，存心想把他逐出南、北两京，就上书皇上，请求皇帝下论遣送神父回国。然而上奏多次，皇上都没批下谕旨，利神父也就一直困居“四夷馆”了。 当时有位在京城吏部工作的官员，名叫曹于汴。他是一位公正严明的好官，很钦佩利神父的精神和风度。他出面要求礼部释放利神父。何况此时利神父身体不适，不能久居环境恶劣的“四夷馆”，礼部终于批准了他与同行人以“身体有病，乞准外出治疗”的理由迁出“四夷馆”。此后又经友人的协助，最后成功地获得永久居住北京的许可。他也就一直居住北京，直到一六一O年去世为止。
利玛窦神父与京城至交（《利玛窦》九）
利玛窦神父排除万难，迁出“四夷馆”后，就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为防备礼部再命他们回“四夷馆”，利神父决定上疏皇帝，请求准许在北京居住；然而圣旨一直没有下来，只有内廷太监来说：不要再上疏乞准，他尽可安心住在京师就是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年）冯琦接任礼部尚书，便批准利神父在“四夷馆”外居住；而且按月供给膳食。冯琦喜欢同利神父谈道，询问事奉上帝之方。 那时，阁老沈一贯独掌朝政。利神父前往拜谒，沈阁老留他进膳，听利神父谈述西洋风土人情，非常有兴趣，后来谈到天主教教理，阁老听到天主教信友只许有一妻，不能养妾，也不能休妻，他很佩服地说：“不必问别的事，只此一件，已足说明你们那边的国家，一定很有礼教，很有秩序。” 有一天，内廷太监忽然捧出前次进贡的小自鸣钟，宣布皇上谕旨，命令细心加以修理，因为钟停止不动了。各部官贝，听说钟表捧至御殿，大家都到利神父的寓所，观看钟表。太监将此事傅到皇上耳中，万历帝立刻命太监把钟表捧回宫中，召利玛窦神父和庞迪我神父进官修理。以后每次钟表壤了，太监便来宣旨，召两人进宫。后来皇上且规定每年四季都要进官检查钟表一次。 当利玛窦还在南京与士大夫相往来时，一天有位上海的举人来访，二人一见如故。这位举人姓徐名光启，生于嘉靖四十一年（西元一五六二年）。在考取进士以前，徐光启曾在南京向罗如望神父请教，罗神父送他一份“天主实义”手稿和一册“天主十诫”。光启回到寓所，当晚就把利子所写的这两册书都看完了，而且能背诵重要的章节。第二天，往见罗神父请求领洗。罗神父非常驽讶，便告诉他教义不是一夜就能学好的，至少也得八天问道。因此派钟鸣仁修士代讲。八天后，罗神父细加考问，很高兴光启已明了教理，就在万厉三十一年（一六O三年）二月十一日为他付洗，取名保禄。 当利神父和光启同在北京时，光启几乎每天都去看利神父，向他请教，一面听他讲授，一面同他翻译几何原木。徐光启敬重利玛窦神父的学识，但更敬重利子的道德为人，常将他比作我国的圣贤；而玛窦给义大利的亲友写信时，常常提到光启，赞美他的热心，称他为中国开教的柱石。 利神父的朋友中，冯应京可说是意气相投的一位，他是安徽凤阳人，一生官连很不畅达，仅至湖广愈事；但其志操令人佩服。当时太监陈奉，正在武昌无恶不为，湖广巡抚和百官都不敢发言，惟独应京按法予以制裁，因此 怒太监，百般陷害应京，因而使他身受革职囚狱之辱。应京在狱里研究了教理，他自己因不能和利神父等人相见，没有机会领洗。他就写信给家中的人，叫他们领洗进教。利神父托狱卒带一张耶稣救主圣像给应京。他每天早晚都捧像叩拜。 李之藻是利玛窦神父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是杭州人，会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少年时，就写过地理书，并画了十册很高明的世界全图，图上除了中国十五省外，再没有别的国家。他听到利子绘刻山海舆地图，便去访寻利于，请示舆图供他观摩，他天资聪明，一下子就领悟到利神父所说的道理，认定这张地图的准确性。因此，和神父们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公务之暇，就去听他们讲授科学，学做各种日晷，古代观象仪等，进而也叩求事奉天主之道。 他原先未能奉准领洗，乃因有妾。一直到了病危时，有感于利神父的仁爱，愿送妾出门，遂得受洗之恩。病愈后，之藻实践自己的许诺，终生恪守教规，发扬利子所传的教义。 利神父以百折不屈的毅力，终于在北京留住下来了，在朝作官的朋友逐渐增多，与皇帝之间的友谊也日渐加深。中国日后四百年来的传教基础，于是就更稳固了。 利玛窦神父的著书传教（《利玛窦》十）
上面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机智随和，以无比的耐力打进中国的官场，结交仁人智士，将福音的喜讯展露给东方的古国。现在我们来谈谈利神父输入西学及著书传教的贡献。 利神父初来我国，还不太懂中文时，在肇庆画山海万国与地全圆，请学者帮他作注释，于是山海与地图传遍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都很赞许利子的与地图，这种确实有据的与图，改变了我国从古以来的地理观念。国人初次知道了世界究竟有多大。 当李之藻同利玛窦神父合刻与图时，他们二人又同译天文和效学书籍，同造天文仪器。之藻在利子去世以后，于万历四十一年刻“同文算指”，署为西海利玛窦授，浙西李之藻演，次年刊行。 徐光启从利神父学习西洋科学，翻译科学书籍。光启所译的第一本书是“几何原本”，此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同年他们两人又合着了“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利神父在京师只住了十年，大半时间都用在讲授科学上，藉着灌输西洋科学，以达到助人爱人传教的目标，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利玛窦神父曾给罗马同会会友写信，称中国人为爱好文章的民族，最重视文学，最尊重文人，因此他认为向国人宣传福音，该利用书籍。 第一本中文教义书籍，是罗明坚神父在肇庆撰写的。一五八四年，罗明坚和利神父抵肇庆的第二年，利玛窦的中文还不过顺，罗神父的言辞尚可达意；两人便着手翻译了傅教最基本的文献----天主十诫，称为“祖传天主十诫”。其次是译天主经、圣母经和信经。最后罗神父出版了自己写的“天主实录”。 利神父具有过人的记忆力，读过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一字不错。他来中国时，年岁尚轻，又有攻读中文的热忱和毅力，而且正式请中国先生教书，修改文章。因此，中文造诣颇深。四书五经均能了解，他给新来的同会神父讲授级书，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 利子的中文著述，以“交友论”付印最旱，时在万历二十三年，利子那时定居南昌，和南昌的亲王以及名士友善，乃作“交友论”一书，献于建安王。“交友论”付印后，我国士大夫多加以阅读传诵，各地方也有翻印。 万历二十四年，“天主实义”一书初稿写成，利子以抄本送给友人传阅，直到万历三十一年才刻印发行。此书分上下两卷，每卷四篇，分论天主、灵魂、鬼神、人性、身后赏罚及耶稣降生等各端道理，每篇都用“中士问、西士答”的问答体裁。一问一答，步步前进，文笔通顺；说理也很明显，书中引用中国经典颇多。 利神父的另一著作是“二十五言”小册，在“天主实义”出版后刻印。二十五言为二十五章，每章很简短。书中劝人修德行善，克制欲情。人生的目的，为事奉天主，事天则应修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册小书脱稿以后，朋友们争相传阅。 利子也刻印了另一册圣教要理，书名“天主教理”，翻译方面，用了许多心血，以便各堂口有划一的经文教理。 利神父最后一册教理书是“畸人十篇”，出版于万厉二十五年，此书是同朋友的谈道书册，虽不能视为记实的文章，但十次谈道和所谈的问题，一定都是会有过的事实。北京的士大夫看到三位从西方来，碧眼长须，身穿儒服的人，口谈圣贤之道，执笔能写中国文章，开卷能讲西洋科学。他为人不要不官，传授天主的教义，大家当然赞同“畸人十篇”序上，王家值所说的：“深叹利子之异也！”都愿意和他谈道，探询他所传的教义。利子很喜欢这种谈道的问答，给他一个很好的传授机会。便把谈道的问答编辑成书，使没有机会和他谈道的人，藉著书也和他谈道，也能听他宣传教义。
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利玛窦》十一）
历史学家都承认，中国近代化是由于西学的输入。而首先带来西洋学术文物和思想的，就是利玛窦神父。
我国自古以来，科学就很发达。可惜到了宋朝以后，一般学者都热哀于空疏的理学，久而久之，倾向于主观的冥想，养成士大夫萎靡苟安的风气。梁启超先生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大夫，除了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不读书，学界本身，就像息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直到明万历未年，利玛窦等西洋人来到中国后，学术界的风气，才有了变换。” 利玛窦神父到中国以后，除了学习语言文化，热心传教外；另一方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傅授科学，其中以天文学、地理学和数学为最重要。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谈到利玛窦神父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学：在“乾坤体义”一书中，他首先说明地球是圆的，有南北两极；地球比太阳小，但是比月亮大。接着阐述日蚀和月蚀的原因，是由于地球和月亮相互遮掩太阳光所造成的。利玛窦神父也把西方已经测量知道的恒星，编成歌谣，使观察天象的人容易记忆。 利玛窦神父除了天文学原理外，也精通历法，并且亲自动手造了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仪器。当时明朝的历法，是采用回历，由于计算不精细，时常出错。利神父本来有意加以修改，可惜没有人接受。但是后来，会经向利玛窦神父学习天文学的李之藻和徐光启，被皇帝召入京城时，推荐利神父的历法，使朝廷准备的预测日蚀成功，利神父历法因此大受重视。这就是后来颁行天下的“时宪历”。后来汤若望神父和南怀仁神父，甚至当了钦天监正，这是主管全国历法最高级的官员。 其次再谈利玛窦神父所输入的西方地理学：利神父刚定居肇庆时，就在仙花寺厅里，挂了一幅山海舆图。这和我国以往的华夷图或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参观的人都讥笑利神父信口雌黄。因为中国向来认为天下惟有中国为大，其余都是蛮夷小邦。利玛窦神父就加以解释，按着地冈，说明自己的出生地，及由何处动身，经过那些地方，然后来到中国。真是闻所未闻。但是利神父亲身的经历，参观的人不得不相信。 后来利玛窦神父在舆图上加注中文，并大量刻印，分送给朋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记述利玛窦神父的事迹，特别举造绘地图的经过说：“万历时，利玛窦至京师，绘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另外有欧洲、美洲等等”。 利玛窦神父在地图中，说明了地球是圆的，有南北极和赤道，并介绍经纬度的用法，及五大洲许多国家的名称。不但引进了世界地理知识，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时和世界性的观念。 数学是科学之母，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后，最先翻译的就是数学书。一六O七年，和徐光启合作完成几何原本六卷，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非常完备。清朝四库提要称此书为“西学三冠冕”。另外，利神父并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圆容较义”，专论圆的内接和外切形，有十八项定理。“测量法义”，则是讨论几何原理，应用于测量学的十五种方法，每种方法都以三角，弧线等定理，加以证明。算术方面，则有“同文指算”十卷，由李之藻翻译，讨论级数和比例的问题，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学问。 此外，利玛窦神父所介绍的西学，还有钟表机械、乐器和建 图学等，不胜枚举。从另一方面来看，利玛窦神父研究学问的科学方法，也使中国学术界；开辟了新途径，引起了我国学者，整理古代天文数学等书籍的风气。 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明末清初传教士远来中国，致力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如利玛窦虽为教家而非科学家，但是他所输入的科学知识，则为哥伦布与哥白尼，发现新天地以后的知识。如果我国能谦虚接受，并加以研究。那么中国的维新，将会提早两三个世纪。”所以，我们说利玛窦神父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
中国教会传教工作的导师（《利玛窦》十二）
公元一五八三年，利玛窦的师友罗明坚神父首先敲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引领利玛窦踏入中国土地，走进中国社会，深入中国文化。而后利玛窦神父率领会友同志遍游中国境内的三川五岳，结交中国社会里的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寻找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有效方针。 他们的足迹，上自南北两大京城，下至各省各地的穷乡僻壤，远至边陲重镇的肃州（现今的甘肃省酒泉县）。他们的朋友，上自皇帝自己，中有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包。 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涉猎中国经典书籍，观察中国风土人情，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由于这些勇力，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的优点长处，也真正体会到中国缺乏的东西。于是他们引介西洋顶尖的科学知识及文物给中国朋友，同时也将中国特有的精神文明，以西洋文字著述传注欧洲，激起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钦慕向往。他们真正引发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工作很努力，生活却很清苦，尤其严守耶稣会会士应守的斋期。长期克己苦身的结果是未老而发须先白，未至花甲却感精疲力衰。公元一六一O年，利玛窦才五十九岁，是年五月偶得流行性感冒，这本来是不值大惊小怪的小病，一般人常常可不药而愈，可是体弱的利玛窦神父竟因此百症斋发，连皇帝御医诊断后所开的药方都失效了。五月十一日傍晚，利玛窦神父终于为中国传教事业的开创而鞠躬尽瘁，在自己寓所的房内，慢慢 上双眼，安然交付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尚未完成的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使命，交给会友同志继续奋斗了。 神宗皇帝听到这位西方至友的逝世，非常悲痛。亲白派遣朝廷大员前往致祭追悼，并且钦赐栅栏墓地以供安葬。当时，外国人中除了贡使，中国人中除了功名显赫的大臣，任何人都得不到这项特殊哀荣的。可见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人跟中的地位有多崇高，在皇帝心中有多重要了。 在利玛窦神父的墓园上方，立着当时顺天府尹黄吉士所赠一块方匾，上书“慕义立言”四字，这正是利玛窦一生的最佳写照。“慕义”，说出了利玛窦神父修会生活的一面。他遵循耶稣基督福音劝谕对他的要求，终身忠实地在贫穷、贞洁，服从三圣愿的指导下修身养性，活出基督门徒应有的仁者风貌，并追求天主圣意在自己身上的圆满实现。这是渴慕天上义德的完美表现。“立言”，不只是用来形容某人著作等身而已，更是说这人在某一方面的言行作为足以成为普世表率，堪当做为后世的导师。不错，以一位福音传布工作者而言，利玛窦神父真正足以堪当“中国教会传教工作者的导师”。 他有远见，看到文化交流的全面效果。不采用直接在大众广场上大声呼唤式的宣讲方式；反而采用间接、缓慢，而更深入中华文化的交谈态度，藉以发掘中华文化里深藏着的启示种子及其发出的根苗，从而给予适当的养料，从旁助其自然成长，绝无“揠苗助长”的情事。 他知道迎合时代的需要，适时引介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他机智随和，以无比的耐心打进中国的官场，透过太监与朝臣的影响力，向皇帝呈上贡物，与皇帝成为至友。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变成任何人，做一切事；起先穿上僧衣自称僧人，后来改换儒服自称儒士。他尽力培植中国籍的傅教人员及教友，希望中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天可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他还看清了文字传教在中国的重要性，所以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多项作品，广为流传。他尊重中国风俗习惯，不阻止教友敬孔祭祖，反而阐述其积极意义。 凡此种种的精神特征，不但是利玛窦神父自己传教工作成功的因素，而且也是中华教会四百年来成长茁壮，在各式各样的教难下，愈挫愈勇的根本动力。 普世教会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光照下，已更深切地体会出利玛窦神父的这种传教精神，是教会面向异教文化传教的正确态度和方针。在罗马也有人开始发起活动，为“利玛窦列圣品”之事奔走。世界各地大学及学者们也相继组织学术研讨会，纪念利玛窦及其会友同志在中国的传教成果，相信一九八三年，在利玛窦神父在天之灵的庇护下，会是中国教会再次复兴，重获信仰自由的转捩年。 第一位有心的寻觅者（《利玛窦》十三）
四百年前，利玛窦神父和他的会友同伴，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来到了我国；藉着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坚毅不拔的信德，在天主的助佑下，终于敲开了神州的门户，奠定了近代中国天主教的基础。 利玛窦神父于一六零一年在北京定居后，就深深体会到，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化，爱好历史的民族，对于一切文物思想，尤其是宗教，如果能证明它是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有悠久的历史，便很容易获得国人的信任和尊敬。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当时的学者都把天主教当作外国来的洋教，甚至批评它是标新立异。 面对这种情势，利玛窦神父和初期的教友们，是多么希望能在我国悠远的历史中，找到福音的踪迹啊！利神父在欧洲时，就曾听说东方的契丹国里有基督徒，他认为契丹就是中国。因此利神父在北京定居后，就不断搜寻有关教会的史料，寻找古代信友和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希望能证实他所传扬的宗教－天主教在中国已有深远的传统。 不久利神父获得了一项小证据，那是他个古代献弥撒时用的祭铃，上面还有希腊文刻的字句，确是教会的文物。一六零五年利神父又在北京寓所，接见了一位奇特的客人，自称信奉犹太教，来自开封，他们的宗教信仰已历代相传数百年了。这引起利玛窦神父极大的兴趣。不禁想到：数百年前，犹太教就已传到中国；那么同样源于西南亚洲巴勒斯坦地区的天主教，不是也可能早已传入我国了吗？利神父随即派了一位中国修士，到开封调查。可惜只知道那里和山西有一些恭敬十字的人，被称为十字教，是从西域迁入中国，详情无法了解。 搜索的工作从未间断，直到一六二五年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证实基督福音已传入华夏。原来在西安近郊，掘出一块石碑。高有九尺，宽约四尺，碑额顶上刻有十字架，立在莲台上面，左右刻着飘浮的白云。十字架下面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分成三行。碑上布满了文字，有一些是汉文，但非常深奥，难以了解；另有些是古怪的外国文字，更是令人高深莫测。然而从碑文中所提到的皇帝，可以确定大约是八百多年前，唐朝所雕刻的。 由于这块碑石的年代久远，出土以后，立刻吸引了许多民众围观；尤其是读书人，更是努力研究碑文的意义。幸好有几位了不起的教友，介入这件事，否则，这次的发现可能始终是个未解的谜题。 原来在长安有一位举人，他在北京和利玛窦神父是好朋友，看到了碑文的内容，使他想起了利神父所讲解的教理，立刻连想到这块石碑和天主教有关。那时候，利玛窦神父已经去世，于是这位举人把纸拓的一份碑文，寄给杭州的老朋友李之藻。李之藻非常兴奋，认为以前从未听说过景教，想来就是利玛窦神父所传的天主圣教了，便把这个好消息通知神父们。有“中国教会柱石”之称的李之藻和徐光启，更把碑文加上必要的注释，印发全国各地，使得多年来，在华夏寻找福音踪迹的努力，有了眉目。 碑文经过辨认以后，有关早期福音传入我国的资料，远较利玛窦神父所期望的，更为详尽。这石碑高九尺，宽三尺馀；碑的左右两侧和正面下方，刻有叙利亚文与汉文对照的景教传教士姓名：碑面左边刻有“大唐建中二年”等字样，也就是公元七八一年建立此景教碑。正面的汉字，除上下款和具名外，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五个字，首先叙述景教的教义和礼仪，然后有一段宗徒时代的描写；接着便叙述自公元六三五年，第一位传教士阿罗本到长安，蒙受唐太宗礼遇，建寺讲经，至七八一年建立碑石为止，在中国传教的概略经过。 这块碑石虽然是景教所立的，碑文倒用了不少佛家和道教的词汇，但是所记载的教理，和天主教最重要的基本教义，大体上并没有不合。因此可以说，景教碑是圣教流行中国的古迹，是华夏史上最早的福音踪迹。 利玛窦神父与中国宗教（《利玛窦》十四）
1582年到澳门，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这叁十多一些的年头中，利玛窦神父学会了中国人的说话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惊人的知识。他当然也认识了中国人的宗教。
是的，利玛窦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他所以来到中国，无非是为向中国人传扬福音，诱导他们归依基督，进天主教。这对他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及所持的态度不无影响，但并不至于使他根本无法认识，或必须怀有敌意的地步。无论如何，在本文中，我们实事就是，首先根据利玛窦的书信和《中国札记》来探究他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接着，根据他的《天主实义》来考察他对中国人的宗教所持的态度；最后，就利玛窦的传教目的来评论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及其所持的态度的是非得失。 一. 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 甲. 他的书信
利玛窦的书信流传到今日的并不多。’从这些书信中我们知道，利玛窦到中国后，不久便与中国人的宗教有了接触，最使他惊讶的是中国人的迷信，和对神职人员的不尊敬。1583年，当他尚在澳门，没有进入中国内地时，便写信给巴都阿德．富尔纳里，告诉他说： "中国人崇拜偶像，但祈求一个恩典，不获得时，便打神像。他们敬拜魔鬼，只求不加害于他们就是了，而对真天主的崇拜反而不放在心上。对祭司也不太尊敬，因此对我们欧洲人的如何尊敬神父而感到惊奇。” 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来到肇庆定居。次年他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尚把儒教与像佛教和道教一律说中国人的叁个教派，没有分别。 "中国共有叁个教派：为释教，道教和儒教，而以后者最出名，他们不信灵魂不死，而且计较其他两派的教义以及鬼神，他们只感谢天与地，因为他们由此而得了不少恩惠，但并不向天地要求天堂的福乐。” 但是，在1855年写给耶稣会的总长阿夸维瓦神父的信上，利玛窦已指出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有不同宗教的现象。他认为中国上层社会人士都是伊比鸠鲁享乐派；下层社会的人则属于毕达哥拉斯派。后者承认灵魂不死不灭，相信轮回。担心吃肉吃鱼。利玛窦以为这种思想很早来到中国。但究竟何时来到，已无典籍可查了。总之是源于魔鬼。谈到魔鬼，利玛窦又说，魔鬼在中国，有名号与形象，很受人的恭敬。他笑中国人即恭敬魔鬼又害怕魔鬼。 乙. 他的《中国札记》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在作者逝世前不久写成的。札记的第一卷全面概述明代的中国，其中有叁章讲到宗教。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讲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人中间的迹象。这章在利玛窦写的意大利原文中没有。其中部分资料在原文中本是第十章中的一个段落。
原来，利玛窦在他原着的第十章里，讲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在没有讲到中国人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叁个教派之前，插入一段讲回教的话。当时中国人所称的回教实际上也包括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后来，金尼阁翻译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把这一段话从第十章抽出来，改写为第十一章，同时他又添加了一些新的资料。
第九章，不分什么教派，论中国人所共有的像择吉日，算命和看风水那样的迷信。这一章所记载的，严格而论，也属于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认识的 围之内。
但是，在上述的叁章中，最重要的是第十章。在这一章里利玛窦神父正式介绍中国人的叁个教派。那就是：儒教，佛教和道教。利玛窦首先介绍儒教。他开门见山，便声明说：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 然后，他循序阐述这个教派的信念、经典。敬礼、和伦理。关于儒教的信念，利玛窦指出，儒教原来敬天，他说： "从他们的历史一开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看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他们称之为天帝，或者加以其他尊号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看来似乎古代中国人把大地看成是有生灵的东西，并把它们共同的灵魂当作一位最高神来崇拜。他们还把山河的以及大地四方的各种神都当做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臣属而加以崇拜。他们还教导说理性之光来自天上，人的一切活动都须听从理性的命令。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读到过中国人曾把这位至高神及其臣属的各种神 塑造成鬼怪，像罗马人、希 人和埃及人那样发展为神怪或邪恶的主宰。” 利玛窦认为，由于佛教的影响，当时的儒教已经变为一种泛神论。他这样描述宋明理学家的形而上学说： "这种教义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 成的，宇宙的创造这好像是有一个连续 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桩个 事物都是其连续 的一部分。他们根 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织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是与上帝同样的质料而造成的。” 利玛窦不承认儒教是正式的宗教。他以为儒教不过是一个学术团体，其目的是在恰当地治利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所以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同时是儒教成员和天主教教徒。
在介绍了儒教之后，利玛窦神父便从佛教的名称和起源说起，逐渐谈到佛教的教义，教规，礼仪，庙宇，以及和尚尼姑。在他看来，佛教与天主教有许多相同之处。佛教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它的教义近乎希 哲学，甚至隐约触及天主教的天主圣叁奥迹。庙宇里举行的敬礼好像天主教的礼仪，那里念的经仿佛是天主教的额我略歌调，连和尚穿的法衣也同神父的道袍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佛教也讲生后的天堂与地狱。利玛窦神父承认这就是佛教所以在起初很受人欢迎的原因。但是，利玛窦神父也在佛教里面看出魔鬼玩弄的把戏来。他说： "然而，不管他们的教义中可以有怎祥的真理之光，但不幸却都被有害的谎言所混淆了。他们对天和地的观念以及说天堂是惩恶奖善的地方等等，都是十分混乱的；他们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从不寻求死者灵魂的永生。这些灵魂被认为过一些年之后就重新诞生在他们所假定的许多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如果他们想要弥补罪过的话，就可以为自己过去的罪迂赎罪。这只不过是他们所用以影响这个不幸国家的许多荒谬的学说之一。” 在介绍了儒教和佛教之后，利玛窦才谈到道教。如果说对佛教利玛窦怀有几分敌意，对道教他可以说只有轻蔑。他援引了道教人士讲的一个故事来证明这个教派的不正经说： "他们讲了一桩现在这位姓张的天师的故事，他的前任姓刘。有一大，刘大使骑一条白龙降凡，姓张的原是一个圆梦的，他邀刘天师赴宴。当这天上来客正在大吃大喝之际，他的主人跳上了白龙门，骑看上了天，他夺取了宝座而一直不准刘天师重返天庭。然而，这位不幸的被逐者蒙这位篡位皇上的恩准去主持一座山， 说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但全部被剥夺了他原来的尊荣。所以现在那些可 的百姓承认他们所尊奉的是一今假天师，一个篡位者和一个暴君。” 对这他人为不正经的教派，利玛窦简略地提起了起源、敬礼以及祭司们的生活和职责。他说：道士们的特殊职责是"用符咒从家里驱妖”，他知道道士参加皇家的祭祀，也知道平民请道士办丧事。他更谈到道教鼓励人修炼做神仙的事。
在明朝很流行叁教归一的思想。对这思潮利玛窦的批评最是严厉： "目前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主张《叁教归一》。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只能制造混乱。持这种意见的人自作聪明，认为宗教越多，对国家越有好赴。其实恰好相反。因为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就这祥，在这个国家里，有的人坦白承伙不信，有的人被骗跟从迷信，结果绝大多数的百姓陷入在无神他的深渊里了。”
他对中国人的宗教所持的态度（《利玛窦》十五）
以上是讲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现在我们要谈谈他对中国人的宗教所持的态度。因为我们是要从他的汉语著作《天主实义》一书出发来谈这问题的，在谈论之前，我们先对《天主实义》一书的性质作一番澄清。我们先分别介绍《天主实录》和《天主教要》。《天主实义》与那两部书不同，不是一部为新信徒们学习天主教教理的课本。利玛窦根本没有意思在他的这部著作内介绍天主教的全部教理。
甲.《天主实录》
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两次谈到撰写天主教的要理书的事。第一次是当他尚在肇庆的时候。那次所谈的是他的年长同伴罗明坚神父的《天主实录》。第二次是在1601年以后。那时果阿宗教裁判所证书来到，允许在中国的神父们印行教会经书。这次利玛窦谈到两部教理书。一部是《天主教要》，另一部才是《天主实义》。
《天主实录》的原稿是拉丁语，题名《天主史略》，由罗明坚与。戈麦斯神父合作撰写。据戈麦斯神父在1581年10月25日寄给罗马耶稣会总院的报告，这部拉丁语著作的内容是关于世界起源的简略的历史，同时也是可以用来作为讲解天主教教理的课本。《天主史略》大约在1581年已写成，华语翻译不久便出现，但是直到1584年才正式刻印出版。关于这部在中国首次印行的天主教教理书，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述说： 神父们受到 利的鼓舞，变得更大胆了一些，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他们用 合百姓水平的文 ，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其中驳斥了偶像崇拜各教派的一些谬误，所发挥的主要论点都引自自然法则的例证，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其的则特别保留下来作力教导新信教徒之用。 这些话不过宣布了利玛窦的意愿。事实上，拉丁语的《天主史略》是一部彻头彻尾作为教导新信教徒之用的书本，华语的《天主实录》，虽然由于上司 礼安神父的吩咐，"驳斥了偶像崇拜各教派的一些谬误，所发挥的主要论点都引自自然法则的例证”，在大体上却依然保持看《天主史略》的原来面貌，仍旧是一部教导新信教徒之用的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利玛窦，在范礼安神父的鼓励之下，决定另写一部《天主实义》来取代它。为了同样的缘故，即使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已经广泛流行之后，孟儒望神父还是不厌其烦，把《天主实禄》略加修改，重新印行，来应付新信教徒学习教理的需要。至于利玛窦所设想的"很容易被人接受的”那部书，则有待于他后来自己撰写的《天主实义》的问世了。 乙.《天主教要》
《中国札记》同时谈到《天主教要》和《天主实义》的问世。关于这事，利玛窦意大利原文和金弥格拉丁语改写的《中国札记》的记述，彼此略有出入。意大利原文把这两部书的出版分别记述，十分清楚。拉丁语译本却把它们弄得含糊混乱了。意大利语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述新编《天主教要》的问世，说： 在这时候，神父们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准许，可以印行这里的天主教会所需要的经本。利玛窦神父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印行一部新编的《天主教要》。这是一本包括新信徒们所必须知道的经言和要理的小册子。书中附有简略的注解，特别是关于七件圣事的。这新编的《天主教要》是利玛窦在其他的神父们的协助之下重新订定的。在这以前，已经有过华语的《天主教要》，不过是由翻译人员写成的。他们并不太讲究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因此，每个会院都有自己的《天主教要》，经文彼此不同，给新信徒们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们的新信徒们惯常是到处走动的。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已经看出，《天主教要》是一部为新信徒们学习天主教的经言和要理应用的经本。利玛窦在1605年5月9日写给德、法比神父信中，详细地解释了这本书的内容，更给我们一个有力的作证。 假使可能，我将把目前正印行的《天主教要》寄给你一本，让你看看我们所费的辛苦。我们一直十分需要有这样的一本教理书，但是要用中文把它写出来实在是困难重重。我们不知把它修改了多少次。我们在中国有四个会院。每个会院都有自己的译本，译文则彼此不同。这次印行的新编《天主教要》是经过仔细校订的，并且又增添了一些资料。为了统一起见，今后四座会院只许印行这译本，其他译本一律作废。为了翻译这本教理书，我们不得不采用许多在中国还是新的教会名伺，但是我们第一次用到这样的名词时，便插入一段用较小的字 写出的文字来给它解释。这本教理书的内容，首先是天主经，其次依序为圣母经、天主十诫，信经。十字圣号，身形善功、真福八端，七罪宗、七个相反的补救德行，肉身五官，灵魂叁司，叁超德，最后是七件圣事。我们用小字 给七件圣事分别作出注解。这注解虽然简短，却相当完备，足以使人明了各件圣事的意义。 丙.《天主实义》一书的性质
如果说《天主教要》是一部为新信徒们学习天主教的经言和要理的读本，《天主实义》则是向非信徒们宣传天主教的读物。它们是两本性质很不相同的书本。意大利语的《中国札记》原本，在记述了新编《天主教要》的问世之后，才谈到《天主实义》。它这样继续记述说： “当神父们还在准备为新编《天主教要》撰写一部更详细的解释时，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出版了。这部书是在好几年以前已经写成了，所有神父们也都在应用看。这部书并不讲论天主教会的所有信理。信理是讲给慕道者和已经归依基督的信徒们听的。这部书只涉及几条大原则，特别是人的理性探知和懂的的大原则。这样，不论是信徒或不是信徒，即使是在神父们目前还不能去到的辽远的地方的人也都可以读这本书，都读得懂。这本书的宗旨是为那惟有凭着信德和天主的启示才能知道的信理铺路。它的内容包括：天主创造并栽制天地万物，人的灵魂不死不灭，人死后有善恶赏罚，辨排轮回与戒杀生的谬论，并说明守斋的真正意义。我们不但援引我们的圣书来证明我们立场的正 ，而且也从中国人的很有权威的古书中摘引有关章节来为我们作证，使我们的著作更有说服力。
虽然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并没有直接驳斥中国人各教派的所有错谬，但是我们的 已用了驳不倒的理由，也援引了我们的作家，从根本上推翻了与上述的真理不调和的中国人的谬论，特别是有关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者的谬论。至于孔子，他是中国文人们所信奉的教派的首领，我们以为很值得匀他联合，善意地解释他传流下的某些可疑的教训。这样我们很博得了不崇拜偶像的文人们的好感。
在这部著作的结束，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关于救世主基督来世的事，我们邀请读者向神父们请教写在别的书上的耶稣基督的教训。” 从此可见，《天主实义》与《天主实录》和《天主教要》的差别。它与它们不同，不是一部写给新信徒们读的书。它的内容并不包括天主教的全部信理，甚至连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道理也未包括在内。这部著作的宗旨是在介绍天主教，引起读这对它发生兴趣，因而"向神父们请教写在别的书上的耶稣基督的教训。在这部著作第一版发行后，利玛窦立即寄了一套给耶稣会的总会长神父。这一套书本现在仍保留着。它的封面上有利玛窦的亲笔题词，明明注出这部著作是他心目中的天主教教理的第一编。第二编当时尚未写成，应该是《中国札记》上所说的神父们在准备为新编《天主教要》撰写的一部更详细的解释。 丁.补儒易佛
《天主实义》全书一共七篇。第二篇最简单明白地发表了对中国人的宗教所抱的态度。这一篇的题目是"解释世人错认天主”。在这一篇里，利玛窦首先驳斥佛教和道教的关于世界起源的主张。他认为"空”和"无”都不能是世界起源的原因。接着，他也反对与他同时代的儒教的主张。他认为"太极”是"理”，不是"自立体”，也不能是世界起源的原因。最后他谈到天主教的道理。天主教相信天主创造天地，是世界起源的原因。利玛窦认为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就是中国古书中所说的"上帝”。
以下是利玛窦书中的几个有关片段：
"空”，和"无”不能是万物起源的原因 中士曰：我中国有叁教，各立门户：老氏谓物生于无，以无为道；佛氏谓色由空出，以空为务；儒谓易有太极，故惟以有为宗，以诚为学。不知尊旨谁是？
西士曰：二氏之谓，曰无曰空，与天主理大相刺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谓，曰有曰诚，虽未尽闻其释，固庶几乎？
"太极"也不能是万物起源的原因
中士曰，我儒言太极者是乎？
西士曰：余虽未年入中话，然窃视古经书不息，但闻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闻有尊奉太极者。如太极为上帝。万物之祖，古圣何隐其悦乎？
天主就是"上帝”
中士曰：我国我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为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礼以祭之。如太极为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圣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极之解非也。先生辨之最详，与古圣贤无二意矣。
西士曰：虽然，天地为尊之说，未易解也。夫之尊无两，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我天主，即华言上帝。
接着，他便援引几句诗经上的话来作证，说：
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低。”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后来，信天主教的中国学者便用"合儒”。"补儒”和"益儒”，或"超儒”这样的词语来表示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所抱的态度了。侯外卢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解释是： 〈一〉在对儒、佛、道叁教的关系上，是联合儒教以反对二氏，这即所谓的"合儒"；〈二〉在对儒家的态度上是附会先儒以反对后儒，这即所谓的"补儒"；〈叁〉在对先儒的态度上，则是以天主教经学来修改儒家的理论，这即所谓的"益儒"、"超儒"。 这是一种简便的说法。我们暂且保留我们的意见，待以后再谈到它。
对利玛窦的评价(《利玛窦》十六)
我们中国的天主教会曾有过一个痛苦的经验。那就是所谓礼仪问题。有关那个问题的争辩所以未产生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因为当时的争辩双方，不明白这个起码的道理的缘故。他们撇开了具体的实际问题不研究，却去辩论那些与他们不相干的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他们应当研究的实际问题原来是:能不能用中国话里的“上帝”一词称呼葡萄牙人称做“徒斯”的天主，能不能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继续举行祭祖和尊敬孔子的礼仪。这原来是教会分内的神学上或牧灵神学上的问题；是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可惜，当时，教会内的传教士和神学家却忽略了自己本分上的事，而去干涉与他们不相干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甚至不识中国字的和对中国人的风俗毫无知识的人也参加讨论，并决定中国话中的上帝是不是天主，中国人的祭祖和尊敬孔子是不是宗教行为这样空洞的问题。结果，感谢天主，礼仪问题的决定在理论上倒是对的。中国话里的“上帝”原来真的并不指天主教的天主，中国人的祭祖和尊敬孔子真的是一种宗教行为。但是这样的决定根本没有触及到礼仪问题的症结所在，不但没有解决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所面临的实在问题，却反而给他们凭空加上了几重不必要的阻难。 今天我们谈利玛窦与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触到了一个与礼仪问题有关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覆辙，撇开利玛窦所面临的实在问题，而去讨论与他并不相干的理论问题。利玛窦是天主教的传教士。面对不是天主教的中国人的宗教，他的立场与他同时代的别的传教士根本相同。 原来，在基督福音与非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一律随从圣奥斯定的教训。圣奥斯定是《上帝之城》的作者。我们今日对古罗马的宗教的知识多半是由圣奥斯定的这部著作保留下来。但是，在这同一著作中，圣奥斯定无情地驳斥了古罗马宗教。 在圣奥斯定时代，古罗马宗教早已式微。在他以前，有一位名叫瓦罗内的罗马学者曾企图过挽救古罗马宗教的命运。他所采用的手段，是对古罗马宗教分别三种看法：神话的看法、政府当局的看法、学者的看法。他承认古罗马宗教的神话看法，光怪陆离，实在无法辩护；但是政府当局对它的看法，必须受到尊重。为了维护国家宗教，他认为必须强调对古罗马宗教的政府当局看法，方法是：第一、把它与神话看法分开，第二、使它与学者的看法合一。因此，瓦罗内发明了对古罗马宗教的象征性的解释法。 圣奥斯定不接受瓦罗内的论据。他提出异议说：罗马人戏台上所表演的神祗与他们庙宇里所供奉的神祗一模一样。这证明政府当局看法和神话看法完全一致，同样光怪陆离，无法辩护。圣奥斯定认为，对宗教没有叁种看法，但是宗教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宗教；另一种是自然的宗教。前者是有多少民族，多少宗教。既然真正的宗教只能有一个，所以所有人为的宗教都是假宗教，都应该弃绝。后者源于人性，来自造物主天主。是唯一的真宗教。圣奥斯定认为这自然的宗教，虽然不包括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信理，在本质上却是与基督宗教相符合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说：“人的灵魂是自然而然地信奉天主教的。” 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以及所持的态度，实在是上述圣奥斯定的主张的体现。他所以反对佛教和道教，是因为他以为它们是人为的宗教；而他所以不反对儒教，则是因为他不把儒教视作正式的宗教。他以为儒教是一种哲学，其中还包括一些自然宗教的成分。因此，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宗教的知识以及所持的态度，也像圣奥斯定的主张一样，有其缺点也有其优点。 圣奥斯定的主张的缺点是在于对一切非基督宗教的态度的极端消极。这缺点也遗传给了利玛窦。由于这个缘故，当他认为佛教和道教是正式的宗教之后，不得不对它们抱消极态度。他必须毫无妥协地摒弃它们，不能像他对待儒教那样，善意地解释它们经典中所记载的可疑的字句。从我们今日天主教徒的立场来说，佛教和道教，即使是真正的宗教，更好说，正因为它门是真正的宗教，更应该受到天主教传教士重视和优待。但是，在利玛窦时代，同样的立场在天主教会内是要不得的。 圣奥斯定的主张虽有缺点，但是它的优点扎实补偿了他的缺点。它的优点是在发现超越一切人为的法律的普遍而永恒的自然法律。维尔纳．耶格说“圣奥斯定发明了基督教会的大公性。”这句话固然过甚其词，但是却说明了圣奥斯定在天主教会神学的发展上提出的卓越贡献。自然法基于自然。自然也意味着理性。“藉着他所发现的自然法的观念，圣奥斯定终于能在犹太与希腊拉丁的文明间塔起了一条桥梁，使天主教的新旧约圣经中以来自以色列民族史的形象所传授的天主启示，能改为用非犹太人也能领悟的普遍的理性观念表达了出来。利玛窦的优点也就是在他应用同一的方法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的教义。”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但是当他撰著《天主实义》时，还没有像样的汉语传授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在这领域中他是披荆斩棘的创始者。他要向不是天主教信徒的申国人介绍天主教的教理，他认为有将天主教教理暂且分为两部分的必要。一部分是人的理性可以探求得知的真理；另一部分是人的理性不能探求知道，接受了天主的启示才知道的真理。他认为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教义的第一个步骤是向他们讲述天主教教理中人的理性可以探求得知的那部分。这就是他撰著的《天主实义》一书的内容。其中并不包括像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所谓“逾越奥迹”那样，人的理性不能探求知道的真理在内。 人人都有理性。中国人虽然不是天主教信徒，也知道天主教教理中人的理性可以探求知道的那部分的真理。果然利玛窦在研究中国人的古典文学时，在这些书中发现了有关“上帝”和“天”的传说。他十分兴奋。他认为这些传说符合人的理性，与天主教的教义相同。所以他在《天主实义》中坦白公布说：“我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的确可借用后来信天主教的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合儒”一词来说明天主教与儒教的一方面的关系。 但是，在天主教教理中另有一些真理，人的理性本来可以探求知道的真理中，中国人却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了，却说得不很正确。在《天主实义》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作者利玛窦的批评中国人的“天地为尊之说”。他说：“夫至尊无两，唯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在这句批评中，利玛窦的立论根据不是天主教圣经中所记载的天主启示，而是人人都具有的理性。从这点上看来，我们也还可以用"补儒"一词来形容天主教与儒教的另一方面的关系。 至于“超儒”一词我以为向来中国学者的解释都有些欠缺。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利玛窦所谓专着的《天主实义》并不是为新信徒学习天主教教理的课本，书中井不包括天主教的全部教义。在利玛窦本人的心目中天主教的所以“超儒”，并不在于他在《天主实义》一书所介绍的一些教理，而是在这书末的"承经领圣水人教"这句话中的“经”字上。这经就是《天主教要》。当《天主实义》出版时，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正在准备为这本“经”撰写更为详尽的注释。按照他的计划，这些注释将忠实地讲述《天主实义》没有涉及的天主教教理。由于这些教理单凭人的理性不能探求知道，必须赖天主的启示才能知道，所以，中国人向来不知道，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也没有现成的说法来妥当地表达它们。所谓“超人”严格而论是只对这一部分的天主教教理而言的。 利玛窦是天主教传教士，他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为向中国人宣讲基督福音，邀请他们归依基督，获得永生。我以为我们只有把握住这桩事实，才能对他的对中国人宗教的知识及所持的态度作出公允评价。
利玛窦在教会与中国文化之间建造了一道桥梁（《利玛窦》十七）
利玛窦是这个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 教宗在赞誉了玛切拉达及额我略大学的筹备委员的推动工作后，演讲如下： 除了玛切拉达和罗马两个城市外，北京与利玛窦亦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及传教士曾在此城展开工作，效果超着；他的墓地亦在此城，受历代中国人看管和尊崇。 一五五二年十二月，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死于一个可以了望到伟大中国的小岛上，死时只有四十七岁。但三十年后，同会兄弟利玛窦抵达中国，把他未竟之志实现，达到高峰。而利玛窦，这位未来的中国传教士，是在壮志未酬的方济各死前不及两个月，生于玛切拉达城。为了追随方济各，他进入中国，赢取中国人民的爱戴，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位。 虽然在数世纪前已有另一些欧洲人，如马可波罗和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及柏郎嘉宾接触过中国，但是利玛窦首先成功地把自己浸润在充满生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体制中，使这个伟大国家中很多人认识欧洲的科技，亦同样地使西方熟悉中国人的文明及文化光辉。 利玛窦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哲学和艺术修养深厚，对当代高级数学、天文、地理和最进步的实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坚忍不拔和谦恭好学的态度，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为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 他那种沟通文化的工作至今仍留下重要的成果，包括：在其门生（特别是徐光启和李之藻）聪明和大力协助下所出版的很多中文著作、他（和他的中国友好）把科技输入中国和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他用意文介绍中国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札。 特别由于他这些十分有意义的中介工作，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为这位玛切拉达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及传教士保留一席重要位置。 从事本色化工作，投身社会作见证 这么大价值的贡献，需要付出长远时间和殚心竭力去准备，及逐步融会于中国文化中。为此，利玛窦不惜牺牲，积极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使它们变成自己本国的文化。难怪他的同伴罗明坚在他的一封信上说：“我们为了替基督赚取中国，都变成中国人了。” 一五八二年当利玛窦抵达澳门，即被派往中国南部的肇庆，他在那里不断学习，累积经验，反省文化实况，以备传教之用。经过二十四年漫长耐心的锻炼，终于得偿所愿，于一六Ｏ一年到达中国的心脏──北京。直到一六一Ｏ年去世为止；这九年间，他勤奋努力播下的种子，获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 初时，利玛窦也和其他传教士一般，设法仿效僧人，穿僧服，打进僧人阶层，因为他深信，这样做才能被视作“宗教人士”。其后，他才发觉，其居住四周环境所表现的宗教观念，与在西方的截然不同；僧人实际就是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士，连他们的庙宇平常也建 于僻远之地，隔离人群。 利玛窦与他的同伴们，为了深入社会作信仰见证，改而接受了儒士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这样做，是要使人明白，宗教信仰并不导人远离社会，却叫人投入世界，促进社会生活，向基督救恩及教会的恩宠生活开放。 科学方面的贡献及入世式的传福音 正如这次研讨会所清楚阐释的，利神父欲首先为中国人打开一条推进科学的稳固道路，遂尝试把欧基里德几何译成中文。这是西方给予中国的一项宝贵贡献。但明显地，这位玛切拉达人心中另有目标，他追寻这些目标时，并没有忽略对听众抱有深深的尊重。讲解福音时，他懂得如何找出一个适合听众又符合文化的方式。他开始时，先与中国人讨论一些他们所重视的问题，比如：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伦常，他自己所仰慕的人性和伦理价值。之后，很谨慎及间接地向他们介绍基督徒对不同问题及事物的观点。因此，在没有勉强或控制别人的态度下，他最后导引不少听众认识及崇拜万善的真源──天主。 为福音生活及为中国道德作见证 利玛窦神父的本色化工作，并不止于传教意识及传教工作上，也及于个人生活。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他的卓越不凡的宗教生活有效地使门下受业及交往的人接纳他的讲道。 由于深信中国文化看重和蔼友善的谈吐和交往，视之为心灵柔顺的表现，故此利氏千方百计，尤其是在接待登门求见的访客时，修养这些美德。川流不息的造访，往往使传教士，尤其是精通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利玛窦神父，付出很多时间和很大牺牲。循着此种交友方式的路线，他翻译了西塞禄的“交友论”，并把它献给自己的听众。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赢得士大夫和朝廷官员的尊敬与友谊的不凡本领；这些人士他日屡屡透过官职之便，进一步把翻译及传教士的工作扩散到中国各地。 利氏传教工作开始时，便深悟到这是进入一个荆棘满途的冒险尝试。最使他难堪的，是他崭新的传教方法招致在澳门一些兄弟的误解和猜疑。经验告诉他，在时机仍未成熟时，他怀着谦虚及信赖上主的心情，去修订工作方法及自己的意见。 利氏对传教及执行任务的意义非常清晰，他坚信自己不是进行纯属个人的工作，而是依照修会宪章规定，执行宗座藉耶稣会长上委派的任务。 这是一项关键性的因素，特别能使他的传教工作果实丰盈，给予他克服困难及沮丧的力量，亦能防止他犯错误、自我孤立或固执己见，以致减弱传教效力。 使福音与中国的价值观水乳交融 利氏及其同伴由个人的本色化，很自然地便演进为福音讯息本色化的境界。对于教会传教士本色化这个重要课题，我本人曾多次强调。 一九八一年二月本人在马尼拉向亚洲中国团体代表讲话时曾说：“教会从早期开始，就知道透过不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帮助，表现基督的真理，因为教会传播福音的对象，是各国的人民。基督的福音并不是某一群或某一民族专有，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第四节） 无可置疑利玛窦神父的工作既艰辛吃力，也崇高无比，尤其是当人们想到中国文明及文化，不但跻身全球最负盛名与历史悠久者之列；而且在思想、语言、文字表达以及传统习惯上，独创一格，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充分发挥知识及人性价值的中心之一。 我们不难想像利氏感到肩负重任，与早期的哲学家兼殉道者圣犹斯定、亚历山大城的格肋孟及奥利根在努力把信仰的讯息翻译成当代文化界能懂的术语时，所感到的重任不分伯仲。 正如教父们对希腊文化所持的态度，利氏不偏不倚地坚信在基督内的信仰，不但不会使中国文化受损，反而使它更丰盛完美。他的中国籍门生中，有些成为朝廷中的大官，这些人深信，接纳基督信仰，绝非要背弃自己的文化，或削弱对国家及传统的忠诚，却促使他们为祖国献出更丰富及更有水准的服务。 诚恳和切身的服务 利玛窦来华四百年后，他的形象及所遗下的功业，对今日正在努力推行现代化中国人显得正合时宜。为中国而言，其民族的人性及文化价值的基本统一，愈来愈彰显于普世；海外所有华侨也承认这项统一。教会既然敏于理解每个国家精神方面的恩赐，则不能不注视到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也是一个拥有崇高传统及生命活力的融合体，所以它同时被视为一个伟大及富有前途的希望。 利玛窦的科学工作在中国备受推崇的地方，在于他的谦虚、忠诚和无私的态度，不是出于别有用心，也没有跟任何外国经济或军事力量搭上关系。 在梵二大公会议特有的开放及交谈的气氛下，利氏的传教方法显得更有活力和实际。《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在描述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时，对此点已有暗示，它说： “为使基督徒能够有效地提供基督的见证，他们应该谦敬仁爱和别人联合在一起，应该承认自己是共同相处的人群的一份子，应该藉着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业与关系，参加文化与社会活动，应该熟悉地方的风俗及宗教传统，应该以欣然起敬的态度，去发掘蕴藏在这些事物中的圣道的种子……”（《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十一节） 利氏承受由先祖传下来的信仰，且将它传给另一个遥远的国度。他把自己从这所额我略大学所学得的学术带到那个地方，献给一个富有高度道德传统及高尚文化的民族。同样，他的传扬福音的方法，亦使教会透过如此高尚可贵的不同文化因素，更为丰裕。 利氏成功地筑起一座沟通教会与中国文化的桥梁，尽管困难和误解曾在过去出现，甚至现在仍然发生，但这座桥梁仍然安全稳固。本人坚信教会正以大无畏的精神，朝着这条途径走向未来。 我们有信心能消除障阻，并能找到适当的方法及妥善结构去恢复交谈，也使交谈时常保持。这样，所以中国信友，无论在国家内或教会内，都能安心。我们相信这将使整个备受教会尊崇及敬爱的中国得益。 利玛窦之墓发出交谈与合作的呼吁 利玛窦身故后，遗体安葬在北京，葬地是皇帝所御赐的。当时的宰相有感于史无前例之举说：“在中国历史上，来华之西土中，从未有人如利公之才德出众。” 除了御赐葬地外，皇帝亦赐地予耶稣会士兴建会院和教堂，藉此保护在华的天主教，俾能安心继续工作。 希望耶稣会为这位卓越的成员的善表所鼓舞及启发，在圣神不可思议的引领下，司中国人民的文化及传福音工作，作出有效的贡献。利玛窦在北京的坟墓有如埋在地下深处的麦种，等待结出丰硕的果实。它向罗马及北京发出扣人心弦的呼吁，邀请它们重新展开他在四百年前以无比爱心及成就所开始了的交谈。 本人邀请你们各位不断祈祷，增强及支持这个殷切的愿望。现在本人颁给你们宗座的特别遐福。 关于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的致词（《利玛窦》十八）
教宗之演说于2002年10月24日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举行的利玛窦国际研讨会中，由大学校长耶稣会士佛兰哥伊莫达（FrancoImoda）发表。
一、可敬的女士先生们，我十分高兴，在这为纪念伟大的意大利传教士、人文学家、科学家、杰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四百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上，向你们讲话。我特别向发起并筹备这次会议的宗座额我略大学校长及义中协会负责人致意。我竭诚欢迎出席会议的学者们，尤其是来自利玛窦神父第二祖国、中国的学者们。 我知道，这次罗马的会议，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14－17日）有若干联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相遇和对话”，主要关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同时注意到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二、今天的会晤，把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带到北京，这个现代中国的伟大首都、利玛窦时代的王朝京师。经过二十一年苦心孤诣钻研中国语言、历史、文化之后，利玛窦神父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这座皇帝所在的京城。他在此备受礼遇，知识分子、达官显要和渴望向他学习他所擅长的科技新知的人都相继拜访他。这样，他在北京度过他的余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其间在中国将近有二十八年。记得：当利玛窦神父刚到北京时，曾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说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乡所习得的知识为皇帝陛下效劳。皇帝的响应很积极，这对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具有极大的意义与重要性。 四个世纪以来，中国极其尊敬“西泰子”利玛窦先生，时至今日人们仍以此名尊称利玛窦神父。他是历史与文化的先驱者，他把东方和西方、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与欧洲世界连接起来。 我曾在“纪念利玛窦到中国四百周年(1582-1982)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参阅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vol V/3,198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三、利玛窦神父与伟大的中国及天主教结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受着这两者的爱戴与尊重。在距他到北京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他将给它们一些什么讯息呢？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作为至今依然新颖而具有现实意义，其原因之一是他从起初便对中国的全部历史、文明和传统培养出深厚的情感。一五九五年在南昌首次出版后立即博得普遍赞赏的“交友论”，以及在中国二十八年生涯中所缔结的宽广而深厚的友谊，见证了他对那欢迎他的中国人民的忠实、诚恳及友爱。这样崇高的心情和态度来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珍视。致使他去研究、诠释、说明古代的儒家传统思想，对中国经典提供一番新的评估。
此外，自利玛窦神父初次与中国人接触起，便将其传授科学与传扬福音的方法建立在两根支柱上，虽然后来历经种种内外的阻扰与误解，至死持守不渝。这两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加入天主教的中国基督徒，绝无必要减轻其对祖国的忠诚；第二，接受天主教有关天主奥迹的启示，非但不排斥中国古代传统中所产生并传授的真、善、美、圣，反而将它们提高到更为丰富和完美的境界。正如同几世纪前教父们在基督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所作的，利玛窦神父也以这种洞识为基础，在不断地寻求与这片大地广土上的知识分子彼此了解的共同立埸上，有耐心地、有远见地进行信仰在中国文化融入的工作。 四、特别在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以迈向社会进步作为他们的目标。天主教会关注并尊重这感人的冲劲和极有远见的计划，希望在促进和维护人权、人的价值、精神的及超验的使命上，谨慎地提供贡献。教会最关心的首要价值与目标，为现代中国亦然，那就是：团结互助，和平，社会正义，对全球化现象的明智处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进步。正如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编写“中国札记”，这部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先锋和基本著作时所写的，今日天主教也不要求中国及其领导者给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的唯一愿望是恢复对话，以建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关系。 五、我愿意以这位天主教会卓越的儿子为榜样，重申圣座深深爱护和关怀中国人民。众所周知，过去，天主教曾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上表现卓越，也仍有不少困难。今天她希望让中国知道，天主教会热切希望再次为中国天主教徒和这个国家所有谦虚无私地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想起几世纪以来许多慷慨的男女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社会福利上的伟大工作：他们创立，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机构，特别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医院和学校。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绝无过失。这是人性及其行为的限制的自然苦果，也是与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利益冲突的结果。尚有神学上的纷争激怒人心，也为福传工作带来大的麻烦。在近代历史的某时期曾出现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往往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种种因素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基督所赋予的使命。 我为这些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深感难过。令我遗憾这些缺失竟让很多人以为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以为教会对中国怀有敌意。我请求那些可能因天主教徒的行为而受伤害的人请求宽恕和谅解。 教会不应惧怕历史的真相，虽然怀着、内心的痛苦，也要为它的儿女的过失承担责任。这也包括对中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亦然。追求历史真相必须公正、彻底。这是学者们重要的工作，特别是诸位了解中国情况的学者也应参与贡献。我保证圣座随时愿意在这研究工作上与大家合作。 六、利玛窦神父写在他的《交友论》一书开端的那几句话，为今天，有新的适切性与重要性。他将希腊罗马的经典祖产及天主教信仰对友谊的省思移植到第十六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义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须相佑，为结友之由”。 怀着对全体中国人民这种新而深刻的友谊，我期待及早建立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途径。友谊借着接触、在喜乐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团结一致及互相援助而获得滋养。宗座诚愿做所有民族的朋友，与全世界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同，但绝非彼此对立。它们是今日世界上存在及运作最悠久的两个“机构”；性质虽有差异——一个是政治的、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精神的——两者却都拥有十亿的子女。毋庸讳言，圣座以普世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大家庭的好处，祝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有某种形式的对话，一旦克服过去的误解，这样的对话能使我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携手合作。今日国际团体极其不安的时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并发展民族之间同情、友好及团结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地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七、对这一深具意义的历史事件所举行的恰当其时的庆祝，我再次表达我的喜乐；我期望并祈求天主，愿利玛窦神父在东方与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间所开辟的道路，能引发相互对话的新机，使彼此在人性上、精神上增益。以这些美好愿望，我喜乐地给予你们各位我的宗座祝福：愿天主恩赐你们健康与幸福。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2001年10月24-25日于梵蒂冈 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利玛窦》十九）
1552年10月6日，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出生于意大利安可纳省的马切拉塔，并在家乡的耶稣会学校就读。1571年在罗马的圣安德肋堂中正式成为一名耶稣会的初学生。 1577年，他在经过充分的精心准备之后，踏上了东方之旅。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做短暂停留后，辗转来到了印度的果阿，并于1580年在那里晋铎。修会决定派利玛窦前往中国传教。1582年，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耶稣会士们在澳门登陆。他们作出了各种进入中国内陆的尝试，均告失败。1583年，利玛窦获准在广东省肇庆定居。经过多年的努力，利玛窦掌握了中文，并通晓中国民俗风情和文字，开始了传教活动，同时不忘向中国人民宣传西方文化。他将许多西方文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完成了首部中文教理。后来，他编篡了第一部中文和拉丁文及葡萄牙文词典。在多年定居中国的时间里，利玛窦辗转多个中国城市，将基督信仰的福音带给各地的人们，直至明代宫廷。终于，1601年1月，利玛窦踏上了中国的京城北京的土地。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的那一年，中国皇帝正式承认了基督信仰，并允许利玛窦的同会弟兄们以隆重的中国贵族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郊区。据记载，现在的北京南堂即是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就是在当年利玛窦的官邸旧址上建造的，距离紫禁城不远。 利玛窦神父是中西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东方遇见西方，西方认识东方始于大航海以后的葡萄牙人东来。随着耶稣会的入华，中西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当罗明坚返回欧洲以后，利玛窦在中国独撑局面，他成为当时向中国知识界介绍西方文化的第一人。他绘制的《万国舆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这足以说明它在中国的影响。这幅地图第一次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夷夏之分”的观念，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拓宽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他和徐光启，李之藻所合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勾股义》，《测量法义》等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清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末时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除其中本身的因素以外，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是催生“实学”产生的重要外部原因。他所介绍的西方罗马拉丁注音开创了汉语拼音化的历程，对中文发音系统从“反切”向罗马注音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利玛窦开始，以后的入华传教士都把介绍西方科技与文化作为其传教的重要内容。正是通过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中国人开始真正认识了西方文化，西方科学技术，通过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自身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虽然利玛窦本人介绍的科学技术并非完全是西方近代科学，但是他介绍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文化对中国是异质的，影响是重大的。 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中国文化才传向欧洲。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影响。在西方近代思想和文化的演化过程中，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今天，在中国加入WTO之时，在利玛窦入华进京四百周年之时，我们更加追思利玛窦，正是他搭建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相互认识。 尤其可贵的是利玛窦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是公正的，无偏见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来看待东方文化。这种文化态度是利玛窦留给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利玛窦是西方汉学之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渊源流长，从元代的马可波罗到大航海以后的门多萨，他们的著作在西方产上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马可波罗没有深入报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基本上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较为深入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但他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的书不过是对克路士，伯来拉等人的报导的一个综合。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他的《中国传教史》以亲身的经历，深入地观察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是第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报道了中国的著作，它在西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它是传教士汉学的代表性著作。他第一个以拉丁文翻译了中国的经典《四书》，他的著作《天主实义》在18世纪已经译为法文在西欧出版。正是利玛窦的“合儒补儒”政策，他的“适应”政策，奠基了入华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利玛窦为以后的入华耶稣会士树立了榜样，从而使以后的近一百年中在入华耶稣会士中产生了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柏应理、白晋、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用中文写下了了近760多部中文经文和著作，用各种西方语言写下近千封通信，近百部汉学著作。正是这批著作奠基了西方汉学基础。西方第一个大学汉学教授雷慕沙第一次在法兰西学院教授汉语时，就是用的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中国文法要略》，法国早期的汉学家直接受到了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等教内汉学家学术成果的影响。尽管“传教士汉学”在当时还未成为西方教育体制中的正式学科，但它却为西方专业汉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耶稣会士汉学家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西方专业汉学。就是今天我们以专业汉学的标准来衡量，利玛窦的汉学成就也是空前的。他共写了中文著作20多部，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7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能用中文写20多部著作的汉学家也不多见。因而，利玛窦所达到的汉学成就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极其伟大的。正是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才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汉学。今天汉学已经成为西方东方学中的重要内容，成为西方知识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汉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利玛窦这位汉学的奠基人。我们应该继承他的思想，使汉学有新的发展。 利玛窦可称为中国天主教之父。天主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唐代，名为“景教”。在唐太宗的支持下，景教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曾“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但随着唐唐武宗的灭佛，由于景教过分本地化，从而随着对佛教的镇压，它也就消亡了。 天主教的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代，名为“也和温”（即聂斯托略教）。在元朝的支持下，它发展的很快，甚至罗马教宗还为北京派来了主教孟高维诺。但由于它不在汉人中发展教徒，而只在蒙古贵族中发展教徒，结果随着明朝推翻元朝，也可温也就消失了。 天主教的第三次传入是明末清初时由利玛窦所完成的。利玛窦刚入华时以“西僧”自谓，但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他开始带儒冠，着儒服，并提出了“合儒补儒”，“合儒排佛”的基本路线。 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采取亲和态度，并努力使基督宗教教义本地化，从而利玛窦的做法赢得了中国士大夫的赞许。从而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教徒。利玛窦逝世以后虽有“礼仪之争”，他的路线受到了批评和冲击，但大多数中国教会还是坚持了利玛窦的路线，从而使基督宗教真正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为继佛教之后传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外来宗教。利玛窦神父所以称为中国天主教之父有以下几个理由： 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士大夫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基本思路。他曾协助罗明坚撰写了中国第一份“天主十诫”，他曾亲自动手统一了全国通用的经文，“天主教要”。他撰写的《天主实义》则系统地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思想。正是他的努力，使中国天主教有了自己的基本教义和基本理论。 他创造性地理解天主教思想，使其适应东方特点，从而使天主教在不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与本地思想相结合。他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这些使天主教真正在中国得到发展。利玛窦是梵二大公会议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是天主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积极推动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本地化，他在世时就积极吸收中国人入教，并努力培养中国本地神职人员，中国人的第一个主教罗文藻就是由耶稣会的利类思所培养出来的。这正是利玛窦思想的一个结果。 利玛窦已逝世近四百年，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是中国天主教的重要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中国天主教学习和消化。今年（2002年）是利玛窦进京四百周年，实际上也是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四百年。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更应珍惜利玛窦所留给人们的这份思想遗产。
附录：西儒利玛窦墓
在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宽大的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小小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墓园种植几株青翠的柏树。这就是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利玛窦墓。
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通汉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与常见的一样，只是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宽0.94米，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右边碑文是：“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这座耶稣会传教士的坟墓，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党校校园里，是颇令人回味的。原来，在五十年代修建党校的高耸楼群时，有意将利玛窦墓保存下来，并圈以砖墙，广种花木，使这里由荒凉的旷野变成叶绿花繁的幽静庭院，使许多人可以来墓园参观凭吊，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对那些为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北京市人民政府还把“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纳州马切拉塔城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加入耶稣会，23岁在罗马学院接受神职教育，并从名师学习文学、法律、神学的同时，进修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1580年他28岁时升任神父。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次年随另一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定居。为了适应中国当时佛教流行的社会风俗，他削发穿着僧服，自称僧人，还把自己的住所定名为仙花寺。他为了更有利于传教，利用传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吸引人们。他把从西方带来的自鸣钟、三菱镜、书籍和自己制造的天文仪器、自己手绘的《万国舆图》，陈列在自己的住所，让前来的中国人参观。在同中国官员、士绅、儒生的交往中，也是先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后开始传教。他利用这种传教办法，在肇庆发展了80名教徒。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聘请教师讲授“四书章句”，自行意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利用4年多时间翻译完毕。这是“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利玛窦在译本的序言中称赞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利玛窦总结他在广东的多年生活，深感僧人的社会地位不及儒生，就向范礼安建议：传教士废除僧名，留须蓄发，谒见官员要穿丝绸服装。这个建议获准施行。利玛窦还写作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论着《天学实义》（后改名《天主实义》）。他在书中援引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自称：“我太费心思，从那儒教先师孔子身上觅取我们的见解；我援引书中有意义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们意见的解释。”又说：“如果我们毅然对（儒、道、佛）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可是我们对于现下一般不循左道的儒士所有新创的意见，仍必加以攻斥，不稍姑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不同于一般的西方传教士，他改变一般传教士“要求奉教受洗礼者必须同时采用西方的姓名，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的做法，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上帝的概念，论证基督教至上神的存在，并服从祀孔、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而西方某些传教会及其在华教士，则认为祀孔祭祖带有异端色彩，极力加以反对。这就引发了教会内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论争，也反映了利玛窦的巨大影响。1595年，利玛窦穿着儒生服装自韶州北上，定居在江西南昌。他广泛结交官员、儒士和皇族，与他们谈论天文、地理、哲学、神学，并宣传基督教教义。他还写作《交友论》，传述亚里斯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等哲学家关于交友之道的格言。他用汉语向中国的儒生们讲述他交朋友的哲学，阐明他交朋友的诚心。他说：“吾友非他，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友之与我，虽有二身，二身之内其心一而已。”他的这种动情的肺腑之言，获得无数来访的中国人的好感，使他结交了不少亲如手足的朋友，包括名重一时的官员和颇具影响的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等在内。徐光启（1562—1633）是一位爱国科学家，又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家。他和利玛窦来往密切，交谊很深，互相切磋学问，合作翻译了拉丁文原着《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全书共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几何学著作。利玛窦将拉丁文口译为汉语，由徐光启笔译完稿，译完后嫌词语深奥，又反复琢磨修改，前后三易其稿，中译本终于在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在北京正式出版。此书的出版使几何学第一次传到中国，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部自然科学著作，对我国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传播都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利、徐二人翻译《几何原本》确定下来的数学专用名词，如平面、垂直线、直角、锐角、钝角、对角线、外切……等等，至今还一直沿用着。每一位学习几何学的中学生，总会听到和记住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名字。
1597年，范礼安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同时指令他以北京为永久驻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利玛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来到北京。第二年获准向明神宗进贡天主图像、圣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以及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明朝廷因为他具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授予官职。自此，他接受俸禄，为宫廷修理时钟，定居北京。万历皇帝准许利玛窦在北京传教，他就在宣武门内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堂（今宣武门南堂即为明代天主堂旧址）。前面提到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先后入教，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地理，修正历法，交往频繁。
利玛窦到北京后，写了《经天该》和《乾坤体义》，同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这是三部天文学著作。他用中文写作《通天该》，此书是用七言古诗形式书写，全书写了四百二十句诗，显示出他汉语功夫的深湛。他又亲手制造了地球仪、浑天仪、日晷，把西方的天文仪器介绍到中国。利玛窦还把地理学介绍到我国。他亲自绘制的《万国舆图》，将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应用椭圆投影法绘制，刻以经纬度，并且特别把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这幅中文世界地图，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天圆地方”说受到冲击，“地圆”说流行起来。这对推动我国的地图学和地理学都大有裨益。
利玛窦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按照当时中国的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的教友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破例准奏，亲赐葬地和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见《大西利先生行迹》），墓碑是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10月下葬时，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当时一位太监对于独给利玛窦葬地，曾问相国叶文忠：“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叶答：“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关于安葬时的墓地情况，《帝京景物略》有概略的记述：“玛窦卒，诏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 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圯，圜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后缘不雕篆而旋纹。……墓前堂二重，祀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 有铭焉，曰：‘美日对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谭元春有《过利西泰墓》一诗：“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上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事非难。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后来还出现了一首写利玛窦的竹枝词：“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
如今的利玛窦墓，依然保留着四百多年前大致的模样，但王应麟碑早已不见踪影，墓前的螭首方座碑是后来补上的，《帝京景物略》中记述的景物也面目全非了。利玛窦作为“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摘自《京西名墓》 作者：张宝章 严宽）
评论：利玛窦超越时空的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高潮，一次是汉魏隋唐时代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一次是明代后期及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之时，宗教文化皆为开路先锋，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和西方传教士之口、笔，渐渐西传，引起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震惊，甚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十六世纪，天主教文化东传，在众多传教士的努力之下，经过一番艰苦地发展过程，逐渐进入中国大地，促成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大潮的涌现。在此过程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堪称勇开先河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 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马塞莱塔城(Macerata)，16岁入天主教耶稣会，进圣安德修道院研习神学和西洋文理知识。1578年，青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数国，途中于1580年晋升铎位；经过四年的艰苦历程于1582年到达中国澳门，开始了在华的传教生涯。次年，他进入广州肇庆，继而赴韶州、南京、南昌等地传教。利玛窦意识到，在东方古老的封建大国有效的布道传教，先决条件在于精通中国语言以及风俗民情，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也就是"入乡随俗"。他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带领白肤碧眼的同伴刻苦学习中国语言，坚持在日常生活中着华服，说华语；还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寻找天主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点、近似点，以"去佛补儒"的方式传播天主教义。由于工作出色，1596年被任命为中国耶稣会会长。 为了结好各级官吏，加强对上层社会的影响，利玛窦放弃早期的僧人打扮，穿上儒服，广泛结交朝野著名人士，积极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展示和赠送西洋珍奇器物，巧妙的以精于数学、天文、地理等知识渊博的学者形象出现在文人士大夫面前，成功地博得了许多上层社会人士的好感。明代思想家李贽所作《赠利西泰》一诗中，就以”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等诗句，记录了利公由南而北宣传天主教义的艰辛历程。与此同时，利玛窦也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入地了解。他曾与明朝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作，分别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重要的科学著作。晚年，他撰写的《畸人十篇》，是一本用儒家学说解释天主教理的问答式著作，由李之藻等人为之作序，书中问答所涉及的著名士大夫就有徐光启、李载、吴可达、龚三益等人。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结交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1601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利玛窦入京朝见明代神宗皇帝，献上天主圣象、圣母象、天主经典和自鸣钟、万国地图等礼物，获得了在都城居住的殊荣。利玛窦入居北京，标志着西方文化东传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东方古国国门的松动。利玛窦在华２８年，自始至终把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宣传天主教义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被后人称赞为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上的"最高典范"，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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