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徒时代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

时间：2007-12-02 来源：神学论集作者：谷寒松点击：

上次的演讲讨论了宗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团体。解释过新约中有关教会及其组织的主要观念，最后并引出一些结论，阐释教会这个生活团体的基本道理。
本演讲的目的是研究教会生活团体在历史中的发展，就是说观察教会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实行了有关生活团体的基本道理以至今日。这篇演讲分为下列五部分：
一、最初三世纪的教会生活团体。
二、第四世纪的重大社会变迁。
三、中古时代。
四、近代几个世纪。
五、提要。
一、最初三世纪的教会生活团体
1 最初三世纪的地方教会
宗徒们在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建立了教会；这些地方教会自信本身即充满基督教会的奥迹的完整性，而同时又与其它地方教会结合为一全球性的教会。
由于基督亲自赋予他们特殊的使命，宗徒们都是出类拔萃的领袖。在他们所主持下的城市的教会便时常聚合在一起纪念基督最后晚餐的奥迹。
我们知道保禄委派了弟茂德和弟铎为继承人，领导他们的教会。我们也知道在保禄、弟茂德和弟铎的时代，每一个地区的信友团体都有一批“长老”(Presbyteroi)和“监督”(Episcopoi)，作他们的正式领导人。起初“长老”和“监督”原只是同一职位的两种称呼，前者大概是旧约团体与新约团体在结构上的连续，后者则指出领导信友团体的职务、功能和地位。
第二世纪的二十年代，在安提约基已有君主式的主教(monarchical episeopate)出现。这种制度如何自上述团体领导的形式演变而来，因史料残缺，无从稽考。
公元150年后不久，君主式的主教制度便成为各地方教会普遍接受的领导形式。
罗马的克来孟和安提约基的依纳爵对这事实所作的神学解释是：这是基督赋予宗徒们使命的结果。
2 地方教会的重要性
在最初三世纪，地方信友团体在教会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信友团体保存新约中宗徒团体的主要特征，而主教是这团体团结合一的中心。
各地方教会联合成为全球性的教会，第二世纪时安提约基的依纳爵最先称之为“大公性的”( Catholic )教会。地方教会彼此间藉书信和拜访互相联结，基本统一信辞的形成更将他们在无形的主教— 耶稣基督—内结合为一。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为大家所公认。
3 教会的精神特征
（一）洗礼的重要性
初期教会将洗礼礼堂发挥详尽，运用旧约中的预象来解释在基督的洗礼和死亡复活的奥迹。
基督徒明白献身于基督的意义。活于基督是各地信友团体活力的奥秘来源，所产生的英勇爱情之果，史无前例。
（二）甘愿殉教的大无畏精神
唯有透视基督—生活团体的内在中心—我们才会明了这种神修精神。基督是第一位殉道者，全心跟随他便也要在殉道中与他结合。
（三）对“世界”的态度
福音教导我们要活“在这世界上”而“不属于这世界”，要积极参与建设世界的工作而同时等待受造界在末世的圆满结局。信友团体的生活表现了这种精神：一方面有苦行，隐修和修道等各种现象，信友团体对道行高超的基督徒极为重视，仅次于殉道者。（希腊思潮对这种运动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不易确定；希腊人太轻视物质，将现实划分为两层：上层包括充满神恩的灵魂，下层包括现世人生的事物。）另一方面，有生活团体的传教动力，藉团体和个人新生活方式的见证，在外教社会里，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教难逼使团体各分子更形团结，像一些被孤立的盟友甘愿同生共死。历史证实弥撒圣祭与其它礼仪的聚会是这种精神的重要泉源之一。
4 第三世纪教会内职权进一步的区分
地方教会的首长是君主式的主教；长老（神父）、六品和其它执事助理他执行各种职务。由于教会在人数和地域方面的扩展，必须将几个地方性信友团体归辖于同一主教，而各团体有一神父直接领导。
随着全球性教会的不断扩张，渐有教省的形成，将几个主教管辖的教会联结起来。后来，这导致主教会议(Episcopal Synod)的产生。西方的罗马和迦大基，东方的安提约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终于各地公认罗马主教为全球教会的中心。
二、第四世纪教会内的重大社会迁变
基督徒团体的超凡活力，竟能在教难中不断增长，更进而在罗马帝国的祖传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三一三年君士坦丁与李西尼(Licinius) 举行的米兰会议，首次制定了宗教自然的原则。这就是等于罗马帝国的最高政权、正式承认基督教会在帝国的宗教领域内征服了一片领土。君士坦丁于公元三二四年登极为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基督徒引用圣咏欢呼说：“你们该向上主高唱新歌，因为他行了奇事。”欧瑟比(Eusebius)就是用这一句话作为他年写教会史第十册的开端。
1 教会的新展望
在第四世纪并未出现像今日对各宗教持中立态度的国家。政教合一是当时的公认法则。既然基督教会表现出超凡的活力，顺理成章地便该成为罗马国教。这事实对教会生活团体来说，生出下述的后果：
（一）地方信友团体可以自由扩展活动范围，发挥其内在活力。
（二）基督徒团体开始将世俗文化基督化，这是一种新经验，因为这些团体在教难时期一直在相当的孤立中生活。在这新情境之下，信理的正确问题随之而生，成为教会生活中要素。
（三）基督教会成为国教，享有特权，自然会有许多趋炎附势的人、为自身利害关系而加入基督徒的团体。最初三世信纪友素质的水平也就受到影响。
（四）宗教与国家关系密切，便会发生集依附国家和变成政治工具的危险。
与国家建立新的密切关系，教会生活团体也就以一种新面目出现：
2 教会的新面目
下列三种趋势，可以概括教会生活团体的新面目。
（一）权威集中在罗马；教会开始强调其全球性，地方教会原有的重要地位逐渐消失。这种趋势导致地方教会团体逐渐失去原有的亲切感和活力。教会以庞大的信友团体为重心。便要强调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好将信友组合起来。
（二）教会开始仿效帝国的组织，建立君主式的直系圣职制度。这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权威制度形成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不能断定这是唯一可能的和最接近基督福音的权威制度。事实上教会这种权威制度对教会生活团体有莫大的影响：在圣统权力、组织、制度支配着教会意识和法律趋于扼杀精神的气氛中，如何能培养真正充满弟兄友爱精神的团体？
（三）教会发展为一独立健全的完整制度(a perfect and complete society)，随着历史的进展要负起领导和圣化整个人类大社会的责任（尤其在中古时代）。
3 教会团体中三种阶级形成
（一）基督徒团体中的领导权来自基督，目的在于为生活团体提供必须的服务。由于上述第四世纪教会内的趋势，具领导职位的人变成了天主子民中的特殊阶级—就是从人民中选出的圣职人员(Clergy)。
（二）由于自第三世纪起，苦行、隐修和修道生活的相继勃兴，教会内便产生了修会会士这一阶级。他们的独身获得教会的重视及推崇，修会会士成为“成全的阶级”。统治教会的圣职人员，自然不甘落后，于是独身法律(Law of celibacy)逐渐也加在他们身上。（注意，这里我们只论及独身法律的历史来源）
（三）除这两个“主要”阶级，即圣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以外，还有第三阶级，就是一般信众，他们的地位最低，由于人性软弱，纠缠于世间俗务中。他们被称为俗人(laicus)，但已失去原有laos—laieus。即“属于天主子民”的意义，而被轻视为无知，不重要的“附属品”，并不真正属于教会的核心。
直到今日，教会受这三种阶级区分之害仍然极深，除非我们开始沟通他们，我们将无法建立真正的基督徒团体。
三、中古时代的教会生活团体
　　从第四世纪起，集权的趋势，圣统制的权威运用和教会渐渐地建立为完整的社团，决定了整个教会和地方教会的生活方式，直到今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简单地来看看教会怎样在中古时代具体地成为生活的团体。
1 日耳曼民族的影响
（一）当教会从第七世纪起开始积极地在日耳曼国家传播的时候，日耳曼的社会结构免不了会影响到教会的生活。当时人民住在乡村；因此开始有乡村本堂的建立。这些本堂越来越沦入诸候们的手中，几乎脱离了主教们的管辖权。这个社会里的封建制度；也就成为教会团体的制度；所以它不能像我们在新约里或者在教会最初三世纪里所遇到的生活团体一样。
（二）更进一步，日耳曼的重法观念，自由意志主义和强烈的正义感深深地影响了基督宗教的整个宗教意识；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看出它的逐渐改变：
（1）在新经里是圣父及耶稣基督主动召叫他的子民，而在日耳曼的宗教精神中，人的主动似乎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
（2）充溢于新约的宣讲里，普及于一切天主与人的关系中的爱德精神似乎渐渐地由日耳曼人的“正义”和“判断”的观念所取代；因之在宗教的生活里、赔偿、赎罪及阴暗的一面占了上风。
（3）这种宗教精神似乎也在人与天主的关系间促成了一种个人主义和孤独主义。
（4）由于越来越强调基督的天主性，而忽略了他的人性，所以对于基督与圣父间亲近关系的观念也渐渐地消失；人感觉到在天主与人之间，神父与教友之间有一种距离；教会的生活越来越变成一种法律问题和执行事务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谈到真正的生活团体。在那几个世纪里，人们制定了一些社会习俗和宗教仪式，这些也就是那时代唯一真正的宗教团体行动；我们更好称之为基督宗教的氛围，而不叫它为真正的基督生活团体。
2 修院生活的改革
我们可以期望在上面所说的这种教会里发现一些精神的革新运动；复活基督的活精神一再地冲破法律的束缚。从第一世纪在Cluny的修道院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修道院里或其周围的地方，有一种精神的革新。
3 城市的兴起
城市兴起的现象支配了第十三及第十四世纪。这一社会学上的现象导致了一个都市中许多堂区的建立。在这些城市中，不像初世纪一样只有一个由主教负责的堂区，而是有许多本堂。在这几个世纪里，我们才可以说有基督生活团体，特别是在城市的堂区里更是如此：教友们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应当记得，整个中古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化的氛围。在这氛围里，基督宗教与俗世社会熔为一体。然而，团体大多从社会的需要和事务中去获取灵感，而很少从教会里去吸取。在这几个世纪中教会的礼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礼仪并不为普通一般人所了解，显得被动、个人化，变成了一种使人观赏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和外在化的礼仪行为。
总括而论：在中古世纪城市里的基督徒团体是基于共同的社会生活和共同的基督宗教的氛围，并不是源于个人信仰中对于复活基督的共同经验和一种有意义的共同礼仪。
四、近代几个世纪中的教会生活团体
我们已经看到了从第四世纪起教会内的主要趋势，此外我们也看过宗教生活方面日耳曼人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还要略提希腊哲学对于基督徒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从第十一世纪开始。希腊哲学在基本上是以寻求真理为中心的，分析事物客观的本质，把一切事物都放在一个和谐的秩序中。这样的宇宙是静止的(static)，非人格化的(non—personalistic)。天主教的思想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士林哲学和士林神学。这种思潮促使教会发展一个和谐的和统制完善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期望有真正的充满活力的基督信徒团体产生，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证据！
在中古时代末期业已开始的俗化过程，并未受到教会积极的重视；相反地，教会越来越退避到一个小圈子内。我们仍然可以从自身的经验中去证明这一点，一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才采取了一种崭新的态度。这一点我们要在下一次演讲中提出讨论。（庄德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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