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主教神学为适应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现代出现了很大变化，以“梵二会议”为代表的革命性的伦理神学的对传统的颠覆和新理论建设，都为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影响了20世纪的道德哲学和人类文化。天主教神学家认为，圣经的一切表述，无论宗教的、世俗的、还是伦理的，都既是神圣的又是人类社会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具体的宗教生活与抽象的宗教教义有着根本的差异，福音为教会在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圣经曾有过删改、补充与变动，真正的信仰应表现在爱上帝和爱邻人的耶稣伦理；世人对神性的表述是有局限而又不可能完善的；神学应否定存在与生命科学技术相截然对立的终极启示与永无谬误的权威；应建立一种人道宗教伦理或爱之宗教伦理，作为神学化的生命伦理。“以上帝之爱作为宇宙秩序的根基，以人世之爱作为社会道德的原理，”这并非是个我之爱，而是面向全人类的普世博爱。医学与生命科学永恒地应以爱作为处理生活世界之价值问题的冲动，并应尽力区分出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宗教价值，对爱的价值的神学关照是基督教生命伦理最重要的使命。“上帝“的无限与绝对印映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人和人类最终现实，就是人性的价值；基督是一个具体的、人性的、历史的人，我们可以感觉到、接触到他的肉身，他给我们实在的亲和与影响；在发生人类学转向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世界，神学亦应作为人学，神学必须面向生活的全部，考察人的所有生命有关的问题；神学应用一种生命伦理的分析方法，解读耶稣行医的符号语汇，耶稣是凭借信仰力量进行医疗新方法的典范，并通过思想与精神征服一切不完美、痛苦与疾病的“医生”，其目的是为上帝之国度服务，以神恩解救人，从精神到肉体给人以完全的救助，这个从荷马与赫希俄德时代就使用的“奇迹”（thauma），是以生命伦理的行动显明的，在《新约》中这种对健康的向往已演化成一种信号，科学的背后总含有伦理的内容，没有信仰就没有完整的生命。 当现代天主教神学为生命神学产生的理论准备 The theory preparation for the bio-theology by the modern Catholicism
摘要： There is a great change of Catholicism current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nd life science. The ethical theology represented by Vatican II which topple down the tradition and rebuilt the new theory are contributing largely to the birth of bioethics and impacting the culture and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20th century. Catholicism theologists think all the things coming from Bible are holy, relative and absolute. There is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igion life and religion doctrine. The real belief is reflected the love of God and neighbor. The description of God by human is limited and not completed. The bioethical theory of theology should be built based on ethics of love or humanism. The principle should be regard as "the root of universe order is love of God and mankind love as social standard". It is not the personal love but the general love of all people. The core value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 is love which should be used as the forever standard. The un-limit and absolute of God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life and the ultimate value of human. In New Testment, Jesus performs everything by the faith and power of God with clear evidence of bioethics behavior. So the ethical content is always going along with science. Without belief without complete life.
湛蓝的地中海，深阔、神秘、宁静、奇异而丰富，它曾是人类的大脑和世界的心脏，它精心培育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给予人类历史文化以智慧和荣光。“将荣耀归与我的名”[66]，人的生命是上主的创造，使天主教一直以“大公”（catholic）自信，尽管饱受分裂、改教运动以及政治变革的创伤，天主教并没有削弱其大公性；因之它在基督教中的霸主地位在弱化之后仍然不断地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超然的伟力。天主教学者为实现普世的伦理境遇和呼唤普遍的认同，把整体（totality）这个概念也压缩进“大公”之中，特别是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之后，天主教内部发端的普世运动把神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开放的高潮。现代与后现代神学思想应运而后生，为生命神学的萌芽注入了丰美的营养。 阿尔弗雷德．卢瓦奇[67]是天主教现代派神学的代表，被称为“现代派之父”，被天主教会判为“所曾遇到的最危险的敌手之一”，其著作《福音与教会》被视为“一切现代主义异端学说的总汇”。卢瓦奇认为，圣经的一切表述，无论宗教的、世俗的、还是伦理的，都既是神圣的又是人类社会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他说，具体的宗教生活与抽象的宗教教义有着根本的差异，福音为教会在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圣经曾有过删改、补充与变动，真正的信仰应表现在爱上帝和爱邻人的耶稣伦理；他强调世人对神性的表述是有局限而又不可能完善的；他否定存在与科学技术相截然对立的终极启示与永无谬误的权威。他提出应建立一种人道宗教或爱之宗教，“以上帝之爱作为宇宙秩序的根基，以人世之爱作为社会道德的原理，”[68]这并非是个我之爱，而是面向全人类的普世博爱。卢瓦奇彻底的“叛教行为”和对天主教传统价值的否定，激怒了罗马教廷，但从此撒落了一场改革的春雨，第一次洗涤了人们坚信不可风蚀的、然而已经明显倾弋的教义学古堡，动摇了一成不变的天主教神学，这种不屈服于权势的批判精神对后来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启迪之下，天主教思想家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和不甘寂寞的德日进开始为新的科学伦理主张而奔波。 我们已经讨论了生命的有限性，神学伦理学一直用动态宗教的概念解决生命进化的动力，亨利．柏格森说：“在理性的生命体身上，宗教被用来弥补对生命的依附中所出现的缺陷。”[69]动态宗教把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承认科学进步的力量；同时把生命看作上帝赐予的礼物[70]，神子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医生[71]。上帝作为最高的实体使人的本体建构的有限性不可怀疑；人的知识与理性、道德与伦理、欲望与幸福的三方面的有限性证实了人的伟大与渺小[72]，既自由又受限。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是一种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人道主义，它研究人的美德问题，对其基本原则、理论依据、人的行为、道德生活以及终极目标等均进行了深刻的求证。它扩延和超越了超验托马斯主义者的工作。超验托马斯主义企望洞见人类认识局限于与之相对的宇宙，人可以超出这种存在的时空领域去争取生命、精神和科学探索的自由。罗纳根[73]的神学伦理学坦然地对生与死的问题加以伦理陈述，表现出一种唯理认知的精神回归。新托马斯主义再次引领神学把这一回归拉回现实，使感性和灵性、生命的存在与天国的秩序实现合一。马利坦[74]可称为这一思想的先锋。出于早年严格的生物科学训练，他一开始就关注进化论与神学的关系以及担纲用科学神学的视角解救神学的危机。马利坦称感性是一切科学的认识来源，但感性与理性都是物质范畴，人类应存在另一种高级的能动主体，即是所谓理智之光，我们用这种“爱克斯光”就能穿透肉体将骨骼系统清晰地呈现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握物质与精神的生命。马利坦认为，人是一种具有理智的、能够认识周围事物的生物，而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是灵魂的机能，人的灵魂必然是不朽的，且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75]人的生命因为有灵魂才获得了个性，才拥有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理智，才能对尘世生活进行思辨和把握。马利坦特别申明，科学是次居于智慧的知识，智慧就是宗教或神学；科学是善的，是合乎需要的，尽管有人利用它为罪恶服务；我们应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这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种信念只有建立在宗教感情上。宗教与科学不是对立的，是可以协调的，是能够和谐相处的统一体；马利坦用神恩与神学创造神学与科学重归于好的条件，力图发现它们和谐的契合点；我们的生命神学就是他所追逐的“全新精神”。我们本置存于轻灵、精微、漫美的天地之间，我们的境域如此神奇，宗教与科学平等相处，则创化出一个现实又神秘、宁谧又完美的人间乐园。马利坦鼓吹的关爱世人的人道主义正是我们医学人道主义的父本，他主张人应有权利充分享受人所应得的世间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用“基督教人格主义”来代替个人主义的文化，他尊重人性，强调人的生命力，肯定人的自身价值；他调和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把上帝作为人生终极关怀和道德的最高依据，他的平等、正义、尊重生命、尊重妇女是建立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他提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人类的处境”，这几乎就是一个宣言，一个关涉神学和科学的宣言，我们无法阻挡科学技术，只有用伦理法则去规范，但不能因任何理由设置障碍。马利坦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上帝王国应当充分完成即将要来到的向王国的世界进军，它朝着自然结果的方向成长。只有历史继续将永不终止。这在基督教历史哲学和黑格尔主义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他们都是多边的或是积极主义者。”[76] 作为天主教神学家、思想家与哲学家的马克斯．舍勒[77]，对当现代天主教神学的形成与突破性发展作出过里程碑似的贡献。舍勒可作为生命神学的启迪者，他的人心秩序（ethos 心态气质）是世界价值秩序的主体方维的理论，给出了生命伦理学的价值论前提；他认为，人心秩序、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是一个实质价值的偏爱系统（wertvorzugssystem），由此给时代的和文化共同体单位的伦理烙上难以磨灭的印记，具体的、实际的价值偏爱构成了生活中价值优先或后置的规则。舍勒论证了伦理相对主义的产生缘由，认为并不存在伦理原则上的公理，伦理意识的差异与现代转变可勘定伦理公理的法则。他精妙地使用价值情感现象学的人类学方法去解读神学伦理学原理和生命的考据，开拓了我们的神学思维。他沿清整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心学理路建立的心之神学（theology cordis）以及对人的观念和在体的重审，为生命神学奠定了精神基础。由于医学的训练，他柔韧有余地运用生理学、病理学和医学的知识，又彻悟地掺入神学情思，对生命独到的剖解和整体的裁析，令凡人不得不敬畏与感佩。医学与生命科学永恒地应以爱作为处理生活世界之价值问题的冲动，并应尽力区分出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宗教价值，对爱的价值的神学关照是生命神学最重要的使命。舍勒在生理学、医学、神学、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之间往来如梭，自由游艺，精心织造价值论巨网，用生命标定爱的生存（ens amans），消除生命与精神的二元对立，用“神主人类学”解救人的意识，终于使神的精神让渡为人的精神。 舍勒根据生命意义的各个层级，将那些束缚在其可能的对人类活动反应作用上的事实，即人的种类的环境内涵，分层地呈现给任何一个感知、回忆与期待之中。舍勒认为：科学将自己从对于人的此在相对性限制中解脱出来——当然是以这样一些认识的相应性为代价，这些认识仅只朝向一个可能的周围世界一般的一个“方面”，这个周围世界的知识仅仅满足于：统治所有那些不属于人的环境，然而还包含生命—此在相对的此在领域中的东西。[78]意旨为科学权力应逃逸人的意志的差遣，由科学自己做主，宗教的无端裁决或控制是不道德的。舍勒为基督教遗产的“生命化”而努力释解圣方济各[79]精神，目的使生命基督化和彻底精神化，充满普罗旺斯式的激情，劝人行善；他说：所爱的不是贫苦的贫、病者的病，而是隐于其后的东西，……使病人的生命价值显露，如方济各吻流脓血的伤口，甚至不捏死咬他的臭虫。[80]舍勒批评由贫富、健康与疾病以及按照地位、财产、生命力、权力来排列伦理价值或位格价值；他还抨击把有用价值、工具价值优先于生命价值的现代生命观。[81]舍勒指出，赴死是生命的一种行为和活动，生物就是其能死的东西，这是生命价值伦理学的基础。 对生命神学来说，有一位伟大的人，他生时没有创建这门学科的意想，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和知识财富。孤独的德日进，一生桀骜不逊，为神学与科学的融构，半生匍匐在寂寥的古生物学的东方实验场，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在思考宇宙秩序和生命进化的本源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淡漠自己的信仰，创造性地使神学与科学，使上帝和生命进化的学说合为一体。没有人可以比拟他的真诚，也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对科学、神学兼或地执着。德日进的早期论文《基督在物质中》和《物质的精神力量》公开提出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意识与本能是一个同一整体的两种情态，它们不过是同一宇宙素材的两面；他大胆地申明：传统神学与教义视肉体与精神为对立的观念必须加以修正，原罪并非是历史事实，而只能说是罪恶的存在[82]。这位勇敢而不屈服的“大地之子”，在放逐的漂泊生活中，置身于朗朗夜空之下，注视着记录生命进化的斑驳化石，追究人的生命与上帝创造的偶合关联。德日进坚信，生命科学终有一天会破解生命的奥秘，而且人只是上帝创造的半成品，还必须由人自己来进一步完善，上帝原本把改造与修订自我的权利交给了人类。这一如净日鸣雷的话语摇撼了西天颠扑不破的信仰大厦，他用《人的现象》、《神的氛围》和《科学与基督》三篇骇世巨作，素描了人、神、基督与生命科学的三重关系，漫化了人的实存状态、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和命运的抗争。他赞叹科学的崇高与造化人生的伟力；他发现，宇宙是从原始质料开始的，内部具有一种潜能，逐渐向复杂的结构演变，一直到出现生命与思想；精神能与物质能是生命的两种能量，缺一而不成其为生命，“物质表”影响“物质里”最后达到临界点，偶然间发生生命。德日进还认为，既然进化使生命走上思想之路，便不能不向心智层和精神化迈进，逐渐实现完成；进化其实掌握在人的手里，人是宇宙进化的核心，人能否使进化圆满完成，关键在于人自身能否完成“人化”[83]的问题，“人化”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现象。德日进开凿了科学与神学协调的先河，为对物质与精神同一求知行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的信仰，他坚信，这一切都受到上帝之爱的照看之中；“宇宙基督”与“整体基督”与上帝同样“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宇宙的仁爱者”就是“伟大的同路人”，其对于神性的向上运动和人性的向前运动，是一种潜在的力和一种展开的力。受德日进的影响，神学家开始承认：“人类为那永远与天主同在、并与他一同治理万物、且活跃于尘寰、欢乐于人间的奇妙智慧，更光明地受到照耀。”[84]德日进思想之潜潭，水幽深几无可见底，但识者可握，穷极天理而入人心。科学与神学结为一体的性理，就此永驻，不可离去。 罗曼诺．瓜尔蒂尼[85] ，一个在生命哲学和生存神学催生下为我们带来生机的天主教神学家；如同先知坚持永恒，如同智者坚持实存，如同哲人关注变化，如同术士关注时间；他承认生命作为原始力量的意义，又提倡一种超越自然的生命哲学，从而享有“信仰的生命”。瓜尔蒂尼似与先知灵性的对话，使其信仰生命和宇宙新秩序的学说震慑人心。他认为，灵肉非矛盾存在，而相互关联，生命乃对比体系的承载，对比在生命中、特别是人的生命中得以显现；上帝之概念只能从绝对本质的维度来构建，有限存在的人只能借助受造相似的模版来理解绝对本质，上帝的每一陈述都不过是不同的类比，“若存有对比之相似的可能，那么上帝在绝对之中就可类比为生命在有限之中。”[86]他说，人对生命的体验是从行动与结构的对比开始，生命由行动的时间序列和结构的空间分布共构一个整体；第二，生命同时为充实与形式，作为肉体与灵魂的形式其实从不存在，生命的“充实”是形式的内容与血液，它们承载生命，二者互为前提；第三，即生命既是个别又是整体，个别被整体确认，整体必由个别构成。瓜氏热情的鼓噪新的创造精神，认为生命的创造乃一种“自我本有”，生命是一种本有与规定的对比，克服己有置于新的秩序之内，受新的目标、计划和结构所支配；生命不束缚自我，总为其创造新规律，生命不重复自我，永为其设立新开端；生命虽变化，但有节奏与周期，“在更迭中回归，在变易中延续，在一切转化中显示其目的、形态与关系之恒定。”[87]瓜尔蒂尼深信：生命的内在性沉潜深奥，不可测知，超越乃彼岸升华，渺远神凝，没有内在与超越的对比，无法透悟生命的本原。用对比来使灵魂获救，用对比使信仰更理性，用对比理解被造与继续创造，用对比追随福音启示与地上的天国实现。这一生命观可以作为生命神学的思想来源和研究方法之一。 20世纪60年代，是新人类精神和新宗教思想潮水喷涌的世纪，世界经历50年喋血的哀歌，从矗满十字架的荆草覆盖的坟茔回归人间，检讨与了悟什么是人类共有的生命？ “我爱我生命中的晦暝时刻， 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 像批阅旧时的信扎，我发现 我那平庸的生活已然逝去， 已如传说一样久远，无形。 我从中得到省悟，有了新的 空间，去实践第二次永恒的 生命。”[88] 1962年10月至1965年12 月，天主教在连续的文化沉雷里获得了“第二次永恒的生命”。梵二会议掀起了基督教思想界在当代的革新运动，使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整个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围绕梵二会议的文件内容，神学家发表了一系列训导文集、专着与论文，形成了革命的神学体系和新宗教精神，其《世上和平》、“适应时代”和“与所有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的开放的号角，成为后现代神学的前奏。梵二会议在以下神学主张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为生命神学的诞生提供了最关键的依据：用基督中心论来强调肉身的价值，基督体现上帝对人类的爱，新的启示通过他进入历史与现实社会，他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基督不只是天国的君王，更是人类的中心、现世的中心，基督通过圣灵，引领我们完成第二次“出埃及记”，这个实践的机会就在今天的地上；基督代表人性的最高本质，神学应向所有世俗民众开放，人与基督的生命结合，这种生命的伦理才是人神关系的伦理；人的肉体的合法需求应予以尊重，上帝规定人是大地及万有的主人，人是万有的中心与极峰，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造者与宗旨；人在世界上的努力、人对世界的统治与管理都是正当的，人有对世俗世界支配的自主权力，世界、地上现实的自主、人的自由都是上帝所愿的；科学与科学家有合法的自主权，应尊重科学，允许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科学与信仰来自同一个真理；世界是上帝与人合作的产物，是神与人交融的伟大成果，上帝从他的被造物—人的身上不断丰富自己。梵二会议惊人地宣布：“世上已经有了天国的因素，天国已在世界中显现。”[89]。此所谕旨的天国，虽然不是一个物质的实体，但它成为生命神国的象征，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精神。同时，上帝对世上的人生的最后干预已通过道成肉身提前实现，余下的有关人生命的事物应由人类自己做抉择，上帝的这种信任已被“肉身”之道所陈述与显明；在此，基督是一种证伪的象征，基督就是对人的创新的暗示，就是一种特定的嘱托和神意的传达，而人的认信就是一种伦理约制，这一规范与监控系统就是信义的道德秩序。“梵二会议的一系列神学论述使关于上帝之国的价值、因素、标准和权能超前到来尘世的新理论诞生了。据此，基督不仅用语言，而且也用行动显示上帝的天国在现世的存在。”[90]天国成为现在，耶和华的日子成为主的日子，末日的救赎成为人间的救赎与创造行动，来世的天国成为人间的乐园，神学被解放，王权的大能成为肉身所及，上帝之国的力量成为历史的形式；在地上，人应具有新的行动、新的责任感，人应用新的天国的价值标准判断善恶，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主的荣光；人类创造和发展成熟的价值观来源于人类的智能，原本是上帝赐予的，应该得到赞赏；人的生命始终在诞生和死亡中流动，人的欲望无穷，但能力却有限，人有时不明白自己和行动的向恶，内心充满矛盾，人不可能满全生命，但通过爱与科学可以去建设和完善美好的新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会议能够长久持续并激烈地掀起如此巨大的排浪似的思想高潮，也没有任何声音能如此经久不息地引发人类情感的神经以及思维和人文心理的震撼；梵二会议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被卷进一场文化革命的潮汐之中，在逐渐展拓的世界性科技跨越中，改变自己的烂漫人生。 “……，欢乐 从今开始， 居住于爱之夜， 单纯的眼中， 智慧的重重深渊留驻。 群山深处生命的景象绽绿。”[91] 作为梵二会议期间激进的神学改革的领袖之一，并在会议之后以“先验神学”和“神学人类学”的深刻创建闻名于世的卡尔．拉纳尔[92]，对西方思想界形成了旋风似的冲击。拉纳尔在多样性和多元化中追求一种神圣与世俗、神性与人性、本质与生存的统一与和谐；他赞赏科学的能力与成就，科学与神学同样可以超越历史，表现恩典与自然的赠礼。他用神学之思深刻预见人的存在，用哲学之言洞视神的启示；承认人作为精神之“在”的先验性，人以“言”的形式发生，以思考和求索表明生命的本质意义以及人生命的历史性；拉纳尔指出： “作为他生命的生存论根据的上帝之言必然会在人的历史中出现，即去蔽，其形态犹如人的一个言词，并以其永恒的、时时和处处都同样明晰的理念，理顺历史性的种种偶然性和不快事件的纠缠。”[93] 上帝的应许在今天已经实现，人类进入历史是在获得自由权利之后；人“此在”的责任和“此在”的使命联在一起的，人在生活中素有超越性经验，对生命的理解和改造的同时一直得到上帝的启示与关照，人是世界的主体和精神；人之自由、责任和爱的体验正是其创造性精神自由和主体自由超越世界的方式。被创造与反叛激情慑魂挟魄的拉纳尔，不是去跟从托马斯．阿奎那以来的神学大师们的思想踪迹，而是去透视和考问他们的神学哲学理念，他灵性地索察那些神秘论述的价值和意义，在超乎认知概念之上坚持一种开放式地颠覆。他对未来显示一种渴慕，敞开全新的胸怀和含有质感的先验性诉求：人应当接受上帝在基督身上所展示的自我启示，从而使人的世界持续向上向前发展、进化和跳跃。他的“超自然实存”是指上帝对人的自我启示具有超自然性和绝对自由，并隐含人完全有能力超越自然的我和精神的我，在每个人的人性中都能发现上帝的临在、深入生命、指示人生；人不仅对在和神启开放，同时是上帝恩典的接受者；创世是一次上帝意旨的进化行动，但并非是最后的终结，人可以启动创造力进入历史，做地上真正的主人。 巴尔塔萨[94]的智慧曾令世人倾倒，这位被誉为“欧洲最有文化的人”的基督教思想大家，以其高深的学术成就一度雄居人类精神的顶峰。峰巅上的巨人用神学美学的探究，为我们的文化生命神学哺就了特殊的营养。巴尔塔萨的神学结构以“上帝的下降”为核心，呈现出用美、善、真陈述的“爱”的母题。这种神走下神坛的设定，使超越进入水平的实在，使永恒步入在场，使无限化为有限，使绝对成为相对，使虚灵的神的幻象成为肉身的世人。“下降”把人对天国的仰视变成平视，使“美”观、“善”行、“真”言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上帝之爱成为人生的一种真实的必要，成为一种生命的可以获得的真理，上帝与人同处困境而人才得以解救，上帝允许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支配自己的生命。在人需要他时他就向你走来，用十字架的光照亮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自主权利就来自于这位走下神坛的上帝。巴尔塔萨的神学是神学史上惟一的诗化神学（poetische theology）[95]，诗性的浪漫使他的神学在“爱”的泽辉里勇于自我放弃和奉献，这乃是上帝下降的目的。巴氏的主要神学思想与他赋予神学的整体生命就是他的巨篇《荣耀：神学美学》，他把美作为对人的一种灵性的投射，用拯救、健康表述美的价值和神学功能，而健康与拯救恰是生命所必须。上帝通过基督成为可感知、可触摸的实体，通过爱给予所有生命体以健康和正义；美使人远离十字架的残酷，那是一种过去的血刑，而今世的生命应是一种人间的欢悦。巴尔塔萨以“视觉”和“心醉神迷”建立起基本神学与教义神学，让人在其美育、美感和美的陶醉中参与神性，释放生命。人作为受造物是否能再次被造，则要看其信仰与观视的角度，也要考察他的耐心和接受上帝招叫的虔诚；《圣经》为我们提供了美伦美奂的文本，我们心底对美的幻象的向往都化生在耶稣基督的荣耀之中，幻象的美和肉身的美成为统一的恩典，并由圣言的台词编制成神圣的戏剧，催醒这个沉睡或正在觉醒的新世界。“神学戏剧学”用戏剧表意人的社会行为，指明至善的通道，人有所圣爱、至美与本真，上帝的真理之门就会自动敞开，人生存的实在就会成为神性的在，满负着嘱托，我们将象基督一样完成降世、受洗、宣道、受难、复活和差遣圣灵等圣剧的崇高与悲壮。人是行动的主体中心，人的价值乃在于接受恩典馈赠并回报以善举，实现生命的完满，哪怕是再造。巴尔塔萨对真作为自由的“真理伦理”（wahrheitsethos）的阐释中，强调了人的相对自由与自发性，无生命的实体，可由植物生命、动物生命、理性生命而达理智之自在。真应首先成为主体的自由及充满责任感的、伦理上极其重要的行为。巴氏认为，属于真理伦理的范畴有见证、智慧、良心、责任，并由爱来统辖，人可通过爱而实现真。“人之自我意识的见证及其求真之探乃已是对上帝的把握，这对人而言亦意味着上帝隐蔽之在的创造性展开。”[96]上帝之真通过基督显现，其美学、戏剧学、逻辑学充分体现美善真的神学的三维先验性关系，他的自我呈现（美）、自我给予（善）、自我言述（真）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终极神学理念，用神来之笔精妙绝伦地构筑了有机的神学逻辑体系，承托起生命神学的始基。 汉斯．昆[97]，被诗人誉为“后现代马丁．路德”的人，成为一个思想时代的结束与终结。他的勇敢精神和生发于宇宙幽处的创造力，几乎使我们整个时代为之震惊。没有他的努力，我们的生命神学便失去了诗意的启示；他使我们牢牢地植根于大地，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主人和生命的主宰者。昆标注：“真正的人道、人性，…….如果没有背景中的基督教因素，是不易确定的。…….现代后基督人道主义，除了受惠于其他传统之外，还大量地受惠于基督教，基督教的人道价值、规范、解释都或多或少得到巧妙的采纳与同化，…….基督教无处不在，它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98]上帝是我们的生活，他与世人和万物共在，他是世界的过程的起源、中心与目的；上帝的无限与绝对印映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人和人类最终现实，就是人性的价值；基督是一个具体的、人性的、历史的人，我们可以感觉到、接触到他的肉身，他给我们实在的亲和与影响；在发生人类学转向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世界，神学亦应作为人学，神学必须面向生活的全部，考察人的所有生命有关的问题。昆开辟了后现代神学的道路，用一种新的信念、价值标准和判断技能评价个人与社会，他的向普世伦理的后现代过渡，为一种更积极的个人与世界秩序指明了方向。他用一种生命伦理的分析方法，解读了耶稣行医的符号语汇，认为“耶稣被描绘成为凭借信仰力量进行医疗新方法的典范，”并通过思想与精神征服一切不完美、痛苦与疾病的“医生”，其目的是为上帝之国度服务，以神恩解救人，从精神到肉体给人以完全的救助，这个从荷马与赫希俄德时代就使用的“奇迹”（thauma），是以生命伦理的行动显明的，在《新约》中这种对健康的向往已演化成一种信号，科学的背后总含有伦理的内容，没有信仰就没有完整的生命。[99]昆的神学是彻底的勇敢的神学，他对生命的终极追求和伦理化的理解，丰富了后基督时代神学哲学和后有神论伦理学，昆是一种召唤，昆是一种精神，昆是一种爱。
[66] 见圣经《马拉基亚》2：2；即新教圣经的《马拉基书》。 [67] 卢瓦奇（Alfred Loisy，1857—1940），1857年2月28日生于法国上马恩的安布里雷，1874年于夏龙神学院就读，1879年任神职。1881年在巴黎天主教神学院、法兰西神学院学习神学与东方学，1982年担任天主教学院希伯来文教授，1889年担任《旧约》神学教授，1908年3月7日因抗议教皇反现代派教令和通谕而被处以绝罚。1909年，继任老师《耶稣的一生》作者勒南之职而担任法兰西学院宗教史教授，至1926年。1932年全部著述被禁。1934年退休。晚年对上帝内在论持修正态度，对教会攻击有所收敛，重新强调上帝的超越性。1940年6月1日在巴黎逝世。代表著作有：《旧约经典史》、<新约经典史》、《第四福音书》？、《人的道德》、《当代道德危机与人的教育》、《基督教的诞生》、《护神的神话》等。 [68] 请参阅卓新平着《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13页。 [69] 柏格森提出，静态宗教使人不再思考未来，把道德高于一切，依附于生命又无所作为；而既保持伟大的神秘主义，又能够正视生活事实，承认科学的进步和价值，始终把发展作为目标，这就是一种新的宗教—动态宗教。可参阅亨利．柏格森着《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王作虹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70] John J.Paris and Mark Poorman ：“Playing God” and the Removal of Life-Prolonging Therapy，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1995，Vol.20 No.4 August .P.405. [71] George Khushf：Illnese，the Problem of Evil，and the Analogical Structure of Healing：On the Difference Christianity Makes in Bioethics ，Christian Bioethics， 1995，Vol.1.No.1.P.104. [72] 参阅何怀宏着《道德．上帝与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这是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对人的有限性的分析。 [73] 罗纳根（Bernard Lonergan，1909—1984）加拿大天主教学者，曾在北美和欧洲学习罗马文化、哲学、语言学、数学，后于罗马教皇大学攻读神学曾在哈佛大学神学院任讲座教授，后在波士顿学院任教授。为超验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 [74] 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1882年11月18日生于法国巴黎，他的母亲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创建者之一尤里斯．法伏列的女儿，是一名新教徒。从小在归正教会接受洗礼并受到自由派新教神学家列维尔的系统宗教教育。但与新教关系淡漠。1899年进入巴黎大学读书，专业为人文与自然科学，获得哲学与科学硕士。后受作家布洛瓦在天主教方面的指导于1906年受洗加入罗马教会。1906-1908年在德国海德堡学习生物学，1912年在斯塔尼斯拉斯学院讲授柏格森生命哲学，1914-1933年在巴黎天主教学院担任哲学教授。曾在1933年后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纽约等大学任教。为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大师。1945-1948年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1960年回法国，隐居在图卢兹修道院，1973年4月28日去世。主要著作有：《柏格森哲学，其批判性研究》、《宣道的生命》、《宗教与文化》、《异中求同》、《完整的人道主义》、《道德哲学》等。 [75] 参阅陈麟书 田海华着《神圣使命——重读马利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1页。马氏认为，灵魂和物质是同一个东西，这是人的特殊结构。生命神学就是要解决肉身生命和灵性生命的统一；我们对此，只能暂时设定为有一位“上帝”早就创造了人的灵魂，后又镶嵌入人的身体，这是马氏最后的解释。 [76] 同上，第328页。原文译自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57. [77] 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非同凡响的天主教神学家。于1874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其父信新教，母信犹太教，而他却于1899年皈依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与医学时，先后师从W.Dilthey、G.Simmel、R.Eucken等著名思想家。1907年在慕尼黑大学做编外讲师，成为“现象学运动”的成员和先锋人物。1911年起，其论着迭出，成为名流，战后受聘于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舍勒个性热情、才华横溢、思路敏捷，讲课富有感召力与吸引力，令受众倾服。个人生活多有波折，曾为此丢掉职位，专事写作。1928年5月19日，正准备接受法兰克福大学教职，因心脏病猝然病逝。舍氏学术博杂多野，是德语文化学术界传奇人物，其人“哲思深邃、迭拓新题、建树广而不流于浅乏”，伽达默尔称他为“精神的挥霍者”；巴尔塔萨视其为“世界观的聚盆”（刘小枫评语）。主要著作有：《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同情的本质与形式》、《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论人的理念》、《宗教问题——论宗教的创新》、《人与历史》、《哲学人类学》等。 [78] 《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1页。舍勒在本篇中还创造了一个“一种可能的技术的目的设定原理”的词汇，用以表明伦理学、哲学和神学对科学的干预。 [79] 方济各（Francesco d‘ Assisi，1181-1226）方济各会创始人，意大利人。经常麻衣赤足，手托乞钵，宣传清贫福音。 [80] 请参阅《舍勒选集》第449页，这其中间接地教诲医务人员应如何对待病人，生动地阐明生命价值的宝贵，生命价值和生命神圣观都是来自于对人的尊重，源于基督教的伦理。 [81] 同上，第517-520页。 [82] 请参阅傅乐安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宗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这些观点可查读德日进《关于原罪的历史现象可能性》（1922年4月的一次演讲）和《关于原罪的反省》（1947年11月15日）两篇文章，主要针对正统神学家的批评。 [83] 德日进非常重视“人化”的力量，按其在《人的现象》中的说法，“人化”就是指个体从本能跃进到思想的一刹那，也就是指人类的文明进步，人超越动物性的本能向精神化的演变，思想、反思等都是人化的作用。 [84]此文可参阅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85] 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1885—1968），当代天主教最富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1895年生于意大利维罗纳，后侨居德国美因茨，1911年入德国国籍。1903年入杜宾根大学学化学，后先后于弗莱堡大学和美因茨神学院学习神学；1910年晋铎神父。1918年获神学博士，后从事基层教会工作和伤病员护理，遂担任天主教革新计划顾问。受舍勒、布伯影响走上学术发展之路，正式担任神学教授。其精致、令人叫绝的演讲以及丰厚的申明信仰神学等问题的百部著述，使其声名显赫。1961年被任命为“梵二”会议礼仪革新筹委会成员。后被多所大学聘为讲座教授与荣誉博士。1968年10月1日病势于慕尼黑。主要著作有：《对比说-——类型学说体系之构思》、《世界与人——试论基督教关于人的学说》、《知觉与宗教认识》、《现代世界的结束》、《论年纪——其伦理及教育意义》、《关怀人类》、《人生阶段与回顾》等。 [86] 原文出自瓜尔蒂尼《对比学说》，此摘自卓新平着《当代天主教神学》第80页。此义为有限的人可以理解上帝的无限性，生命具有重要的相对价值与意义。 [87] 同上书，第81页，原文载《对比学说》（Der Gegensatz Matthias-Glrunewald-Verlag）美因茨1955年德文版，第68页。 [88] 摘自藏棣编《里尔克诗选》中“我爱我生命中的晦暝时刻”（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89] 见傅乐安主编《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原文载《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39-40节。其实地上天国的思想来源于犹太拉比们对上帝之国的诠释，即犹太锡利亚主义，后演变为基督教西利亚主义，认为：在末日审判之前，基督将回到世上为选民建立一个地上幸福的王国；圣经中也提示天国“在此世降临，由生人永享”；如《马太福音》（16：28）、《马可福音》（9：1）等。 [90] 同上，第46页。 [91] 这是赫尔德林的诗《面包和酒》中“长青藤”的一段；见《赫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7页。 [92] 拉纳尔（Karl Rahner）于1904年3月5日生于德国弗莱堡，1922年入耶稣会，1924年至1927年在慕尼黑附近的耶稣会高校攻读神学。1932年在圣米歇尔教堂授任神职。1934年至1936年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曾拜海德格尔为师，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1936年12月19日以《来自基督之心的教会》的论文获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后因参加反纳粹斗争而被逐出蒂罗尔地区。至1948年，先后任神职、讲授教义学，后回到因大获教义学和教义史教授。1960年为梵二会议筹委会顾问，后被任命为大公会议的神学家和神父以及会议中多种委员会成员，参与多份文件的制订工作。1965年后，创办《公会议》杂志，主编《争论问题》和《神学与教会辞典》等，影响巨大。1964年成为慕尼黑大学神学教授，1967年任明斯特大学神学系教授，1971年退休。曾被美国、英国、法国多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和各种名誉称号。1984年3月30日逝世。一生著述丰厚，达4000余种。流传最广的《神学论集》已出版16卷，本书对西方神学的发展产生关键影响。其他重要著作有：《沉默之言》、《圣言的倾听者》、《教会中的自由之言》、《论死之神学》、《人之起源问题》、《信仰对地球的爱，论平凡世界中的基督宗教之思》、《论未来神学》、《教会之宽容》等。 [93] 拉纳着《圣言的倾听者》（朱雁冰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1页。通过这段话，拉氏调节了神人类界限，并解决了人的历史性和人生命的本质，对人的生存论意义加以透彻的分析；我理解，他暗示：人的行动是在理解上帝的圣言之后，包括科学行为在内都获得了应许，而不是偶然的期遇，有了这种认知，人的生存与对生命的尝试都是有理由的。 [94] 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年8月12日生于瑞士的卢塞恩，童年起酷爱音乐与文学，1924年，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1926年在柏林大学听瓜尔蒂尼讲授克尔恺郭尔的作品，被深深打动。1928年获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10月加入耶稣会。后又在费尔德基尔希和里昂学习神学与哲学。1936年在慕尼黑的米歇尔教堂任神职，1940年起，在巴塞尔担任学生神甫，从此成为与巴特齐名的巴塞尔思想巨人。1941年创立学生训练团契；此间他为女医生施派尔改宗施洗，受其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思想影响转而研究《约翰福音》，把教会作为世俗机构在现实世界完成救赎运动，1950年由于与耶稣会负责人分歧，退出，1956年返回巴塞尔。巴氏不属于学院派神学家，一生未任专业教职，但其卓越的研究成就使其声誉显赫；获得多种奖励和被授予明斯特、弗莱堡等大学的名誉博士，1969年被教皇保罗六世提名为教皇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1973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外籍院士；还被授予保罗六世奖。1988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同年6月26日于巴塞尔逝世。一生著述极丰，主要有：《德意志灵魂启示录》、《死之神化》、《世界的真理》、《历史神学》、《大卫王》、《今日之人的上帝问题》、《成肉身之言》、《神学戏剧学》、《神学逻辑学》、《受造之人》、《我们可以希望什么》、《神学三部曲跋记》等。当代天主教著名神学家毕塞尔评价说：“巴尔塔萨的著作”已经使“我们时代的神学达到了自教父时代以来及经院哲学之大全的作者们从未达到的那种知识的广博性。”（此文引自卓新平着《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第249页） [95] 诗化的浪漫只是一种表象，其美学与戏剧式的证词只是一种形式，实际隐含着严谨的论断和说明；由此他才推演为“心之神学”、“十字架神学”、“文化神学”等，而这些都是由爱作为主题的。 [96] 见卓新平着《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第287页。 [97] 汉斯．昆（Hans Kung），又译孔汉思，1928年3月19日生于瑞士卢塞恩洲，1948年中学毕业后入罗马教廷日耳曼匈牙利学院，随之转入格利高利教皇大学攻读哲学，1951年至1955年继续在该校学神学，期间结识巴尔塔萨与龚加尔等神学家。1954年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晋铎为神父。1955年至1957年，在巴黎大学神学院进修，结识巴特成为莫逆至交1957年获神学博士。1959年以《上帝成为人，黑格尔神学思想导论》的论文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60年担任杜宾根大学基本神学教授。梵二会议期间被任命为官方神学顾问，参加文件起草工作。1963年赴美国与英国讲学，其《教会与自由》的演讲引起巨大反响，被授予圣路易天主教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同年担任杜宾根大学教义神学与普世神学教授和普世运动研究所所长。昆从1967年开始公开与教皇保罗六世对立，对其《神甫独身》通谕提出抗议，他出版的《教会》一书被教廷列为禁书，从此开始了与梵蒂冈的争论。昆曾对世界许多国家进行访问，包括1979年来北京的学术交流。1993年在芝加哥发表了自己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把与天主教神学界的长久争论引入对普世神学的沉思。昆的成就引人瞩目，建树甚丰，共计30余种著作，百余篇论文，许多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有很大的发行量。其中有：《教会》、《无误吗》、《论基督徒》、《永恒生命？》、《觉醒中的神学》、《人性的辩护者》、《世界伦理宣言》、《世界伦理构想》、《对世界伦理的肯定》等。 [98] 同95，第359页。 [99] 请参阅汉斯．昆着《论基督徒》（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第290-295页。这几页文字是昆对耶稣治病隐谕的生命神学解析，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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