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宗方济是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他的历史也是所有教宗里最饶富兴味的一人。
伯格里奥有强烈的社会良心，2010年阿根廷政府支持同性婚姻法案时，担任阿根廷枢机主教的他激烈反对此法律，他写信挑战政府说：“这不光只是一项法案，这根本是困惑欺骗天主子民之举。”
据天主教国家纪事报的艾伦指出，虽然拉丁美洲许多主教都支持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但伯格里奥却对之避而不谈，解放神学是天主教社会思想的一派，强调改革对贫民不利的资本主义的架构。
伯格里奥在2002年也曾反对阿根廷的财政紧缩政策。当时阿根廷正陷入偿务危机。
崔贝特撰写的“阿根廷、教会和国债”论文中，详述了教会在解决此国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阿根廷的主教们，包括伯格里奥在内，强烈批评前总统梅南(任期1989年至1999年)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些主教批评，此经济模式纵然能使国家稳定，却带来贫穷和失业”。
当2002年阿根廷发生债务危机时，教会敦促政府重建债务，将社会福利计划置于清偿偿务之上。教会认为，阿根廷经济的问题症结在“社会排外、贫富差距扩大、缺乏安全保障、腐败贪污、社会和家庭暴力、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严重缺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市场独占”。崔贝特认为，教会的强烈立场影响了危机的结果，因为阿根廷的贷款者接受了该国较温和的紧缩政策。
虽然崔贝特研究的是阿根廷教会当时的立场，但这和伯格里奥当时的看法相去不远。艾伦曾引伯格里奥主教的演说，他说：“我们生活在最不平等的世界，这里增长的最快，但泯除的悲剧的却最少。物质分配不公依然存在，制造了社会罪恶，使我们许多信徒没有机会得以拥有完整的生活。” |
